| 标题 |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中国近期科幻小说 |
| 范文 | 唐诗佳 【摘 要】从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开始，到勒古恩的《黑暗的左手》，再到巴特勒的《血孩子》，女性科幻作家的作品从数量上看虽然较少，但重要性却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些作品中我们能看到女性在社会中的处境和地位，看到女性对于自身的认识、以及对于未来的想象。近年来，中国科幻小说受众不断增长，优秀的中国女科幻作家不断出现，从赛博格理论视角去分析中国的科幻小说，将会对这两个领域都产生一定的开辟新视野的作用。本文将分别从男性科幻作家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女性科幻作家的独特写作、女性科幻作家的硬科幻写作这三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中国科幻小说、赛博格、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21-0211-04 批评家唐娜·哈拉维（DonnaJ.Haraway）提出的“赛博格”理论为性别消解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理路。“赛博格是一种控制生物體，一种机器人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的人物”[1]。赛博格既是一种现实存在也是一种对未来的预见，生物技术、医疗技术、信息技术、基因工程等等不断更新的新科技正嵌入进人的“本质”，一种纯粹的、整体的、生物体的人体被转变成了复合的、改造过的、以机械为延伸的赛博格。这种现象不仅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断深化、发展，它甚至早已存在于并且将会一直存在于科幻文艺作品中，成为被反复探讨和表现的主题。因此，以科幻文艺作品为参照，从赛博格的角度来探讨在远超目前科技水平的社会背景中的性别问题，将不失为形象的、可操作性强的方法。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并不着重探讨严格意义上的机械和生物体结合的赛博格，而主要侧重的是赛博格理论所带来的边界模糊、身份消解、重塑疆域的意义。 中国近年来出现的科幻小说，按照题材来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拯救”类——探讨地球面临灭顶之灾时各种救亡图存的方法的可能性，一是“反思”类——探讨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状态下与之相应的新的社会形态和人类生活的变化究竟是一种前进还是倒退。不论是“拯救”类或是“反思”类，它们在其中所提供的关于人类未来的假设使得性别问题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生殖繁衍、两性角色、社会分工、道德立场等那些使得性别二元对立成立的条件不那么必然和毋庸置疑了，于是像我们现实中这种对于两性的管控实践的基础就从根本上受到了动摇，那么相应的性别身份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作家们在科幻文学作品中又是怎样表现的呢？ 一、女性神话的延续 “男性主义赛博朋克很像一个男孩俱乐部。赛博朋克小说里的主人公几乎总是男性。当女性人物真正出现的时候，她们很难超越女性的传统的固定形象”[2]。在大部分的科幻作品中，将男性作为主人公几乎成为了约定俗成的惯例。虽然对于科幻小说这种文学类型来说，人物形象很难作为叙事中心，但是为什么在各种对于未来的设想甚至是幻想中占主导地位仍然是“他”而不是“她”，是一个需要不断被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同时，强大的女性形象在科幻小说中的缺席也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现象。男性通常以精神层面的、思想上的、创造性的、源头、力量等来定义自己、解读自己，女性作为男性的镜像，则往往与物质层面的、情绪的、感性的、软弱、无力等对应起来。在一些早期的男性文学创作中，基本上只有两类女性形象，即“天使”与“恶魔”，或者说是“女神”与“巫婆”。“女人被以一种陈腐刻板的方式同善与恶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家宅里的天使，女人被认为生性善良，有着与生俱来的对于‘一种爱心法则的忠诚。但是同样的描述又将女人颂扬为幼稚、柔弱和没有头脑的——一种动辄需要男性监管与保护的生物”[3]。由男权社会和性别管控所编制的“天使”神话，不仅在外貌、言行、饮食起居、道德性格等各方面约束女性，更有一种可怕的侵蚀力，伴随着整个社会环境的助推力，使得女性有将之内化为自我要求，变成一种人生选择的危险。 在近年来我国出现的部分出色的科幻小说中，一些具有才智和个性的女性形象出现了，如《三体》中的叶文洁和早期的程心，以及其中具有强大杀伤力的反面角色、女性赛博格智子。但是，“尽管她们很强悍，但这些人物不是女性主义者”[4]。其中的叶文洁由于在文革中经历的悲痛遭遇使得她对人性丧失了信心，因此期望外星文明能够拯救人类，于是她向三体文明发出了信号。作为整个三体事件的始作俑者，作为经历了文革时期的女性，这个形象是比较复杂并且立体的。在面对每一次不公和打击时叶文洁都保持了理性，做出了当下最合理的选择。但是在叶文洁之后出现的庄颜和程心，则没能逃脱“天使”形象的窠臼。 庄颜这个形象的价值几乎完全取决于作为重要男性主角之一的罗辑。这个角色是程序生成的。符合男性对女性程式化的幻想，她外貌娇美、不谙世事，并且“她的文化程度，应该是大学以上博士以下”[5]——有一定文化使得她不庸俗，但也没那多学问以至于“迂腐”。她被筛选程序选中，按照计划与主角相爱，再按照程序设定完成任务后离开。虽然她是为了人类的存亡而选择投身计划之中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人类的拯救者，但同时她也是可悲的，因为她选择的仍然是女性的自我牺牲的路数——女性一定要通过牺牲部分的自我来成全男性，最后才能达到她们设想中的伟大目标，间接成就自己的价值。 如庄颜一样，程心也是完美女性的形象，在扮演“救世主”之前，在科研机构中从事研究工作的程心尚是一个行事果敢、性格坚毅的人，她提出的阶梯计划对于人类自救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程心在三体计划之中，在众人的拥护之下成为“圣母”，并且她也逐渐适应并且自觉扮演了具有拯救、指引和安慰特质的母性角色，当“圣母”的定义坐标被她内化为自我追求时，她开始用普世的善良和纯粹的温柔来要求自己，这对她的创造力和独特性无疑是一种损害，这致使她之后的行动往往令事态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与庄颜和程心的“天使”形象相对的，是《三体》中的智子这一“恶魔”形象，本文在此不再作展开分析。 女性主义赛博朋克所需要的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主体，尽管它们具有多重定位，却能够在高科技的世界里生存下去并且取得成功”[6]。当下不少女性都认识到了“科技既是实施压迫的工具，又是实现解放的工具”[7]，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自然与非自然、虚拟与现实、人类和动物、有机体和机器等界限的崩塌，以及二元对立的瓦解，将会使得人类社会中的身份、性别、种族等对抗性关系在一个交互联通的网络中的破碎裂变成为可能。由于科幻文学兼具边缘性和实验性的特点，因此给女性提供了思考未来和生存策略的广袤空间，参与其中，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女性科幻作家的独特抒写 “在传统文学作品中，科学更多的是以一种理性的姿态面对世界的，与情感不说是完全对立，也是截然分开的，至少在早期的反映科学的文学作品，或者干脆说‘科幻小说中似乎是这样。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多年来科幻文坛一直是男性作家称霸，把男性话语优势发挥到极致的状况，甚至有人说：科幻让女性走开。在男性作家笔下的科幻小说中即使有女性人物的存在，也是一个模糊而苍白的简陋符号”[8]。而女性科幻作家在自己的科幻作品中，往往能够塑造更为生动立体的女性形象，更加强调情感、婚恋、生育等这些被排斥和边缘化的元素。下文将主要以作家夏笳和赵海虹的作品为例，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女科幻作家们的一些具有特点的写作。 与冰冷的机器相对，对生命的歌颂。不论是在科学水平超速发展、技术手段日臻完善的背景下，还是在地球混乱、人类前景堪忧的境况下，甚或是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对于人类世界来说，植物、动物、空气和水这些美好的生命体和自然物的重要性永远不言自明。绝大多数的科幻文学或者影视作品都认为动植物和天然物质在未来将会成为稀缺物，人类的生存状态将会离自然、美好、田园牧歌这些词汇越来越远。在女科幻作家的作品中这一点尤为明显。她们会不惜笔墨的强调一朵鲜花的美妙和奢侈，夏笳《夜莺》里的黑衣男子，更是以养花卖花为生，并且他也因为能养出美丽的玫瑰而受到了社会的特别优待。除了将动植物作为重点描写对象，在这些作品里还处处体现了对生命力的崇尚。如赵海虹的《世界》，该作是作者本人第一次創造的一个按照自己制定的法则来运行的，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立世界。这个世界靠两种“灵波”运行，一种来自太阳能，一种来自各种机械或者人类活动所产生的能量。在故事里，作者将世界的中心——星球发电站比作人的心脏，而灵波就像是血液，传输能量的管道——蓝脉、红脉等就像是血管，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生命体。这种造物构思在科幻作品中其实并不少见，不管是在乌托邦或是反乌托邦的作品中，在前期对于科学技术的盲目乐观的热潮过后，作家们都开始反思科学同生命之间的关系了，体现在女性科幻作家的作品中就呈现为一种对生命的敏感和对人类当下所作所为的警醒。 与绝对的理性相对，对情感的重视。纵观那些优秀的科幻作品，它们之所以打动人，感情的部分是不容忽视的，那些人类的末日情绪、被绝境激发出的强大情感或者是人和机器之间的感情的表现都是使得作品深刻的原因。在一些女性科幻作家这里，感情更是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主题。例如赵海虹的《桦树的眼睛》，其中不仅表现了人与人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还着重表现了植物与人相似的感知特征，它们会观看，能听音乐，需要睡眠，甚至在危急关头也会求援。迟卉的《归者无路》则表现了在“喧闹”的互联网时代，作为个体的迷失、疏离和孤独。由于女性自身的经验，她们对亲情、爱情和婚恋往往有更为切身的表达，这使得她们的作品呈现出不同于许多科幻作品痴迷于描绘科技、表现战斗、设想未来的更为独特的景观。 浪漫色彩和文学色彩的显现。这种特点在夏笳的作品中尤为明显。她的作品往往呈现出科幻、魔幻和童话色彩的融合。比如《卡门》就非常具有传奇性，歌咏舞蹈、自由和个性张扬；再如《夜莺》，讲述了一个在魔法和科技结合的世界里的凄婉的爱情故事；又如《关妖精的瓶子》，以一个生动立体的妖精形象，将从古至今的一些重要的科学家联系了起来，用一种活泼的方式向这些科学家们致敬。当然，以上举例并不是为了说明这些特点仅仅只有女科幻作家的作品才具备，事实上好的作品是各种元素兼有之的，只是侧重各有不同，本文无意于将男女科幻作家对立起来。引用夏笳在参访中被问到与男性科幻作家相比，女性作家写科幻小说有什么特点时的回答：“我个人不赞成强调男女作家的对立，也不赞成‘男作家就比较硬，女作家就比较软的说法，科幻应该是多元化的。我既喜欢克拉克、刘慈欣的作品，也喜欢小众、边缘的科幻作品。如果非要谈差异的话，克拉克、刘慈欣作品的魅力，来自于一种崇高感、一种英雄形象赋予的力量；女性科幻作家，对边缘性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会增添科幻小说的差异化，这也是非常重要的”[9]。 三、中国女科幻作家的硬科幻写作 很显然，所有科幻作品本质上都具有社会性和一定的真实性，这种文体的特点正是在于用一种远大的、总体的眼光重新审视人类的现状和社会的秩序。“科幻小说中多数作品展现了现代性过程的替代方案……在科幻作品中，替代的进程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方面都展现出与现实的差异……所有这些变化，使科幻小说脱离了当前的现实过程，变成了现代过程的某种镜像、未来像、奇观像。而这些镜像、未来像、奇观像又反过来吸引人回到现实，产生改变现实的动力”[10]。硬科幻写作因为以客观规律和严谨推理为基础，因而具有更加强烈的真实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思考。同时也正是由于硬科幻写作因为需要强大的物理学、生物学、化学、天文学等科学知识作为背景，需要严密的逻辑和理论推断，长时间以来被认为是属于男性作家的创作领域。但是近年来中国出现的一些女科幻作家如郝景芳和王诺诺，却证明了硬科幻不再是男性作家的专享。她们的作品，更多的是站在宏观的立场上表达对人类这个整体的人道主义关切，以及对科技所带来的一些弊病和道德困境的反思，与许多男性科幻作家的作品意旨相似。 以郝景芳的短篇小说集《孤独深处》中的几个故事的为例。 对科技伦理问题的探讨和关注。在《最后一个勇敢的人》中，基因复写技术应用在人类社会里，人可以被克隆，有不同的副本可以同时存在，如同机器一样，被规定做同样类型的工作。同时，他们的基因也被有目的的调适为最适合某种工作的组合，比如，仓库员因为出色记忆力而被选中，在之后的每一代都在加强这方面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被异化为一种有血肉的程序和机器，生命的丰富性、主体性甚至存在的合理性等都将受到侵犯。其他作家也有表达了类似忧虑的作品，比如王诺诺的《改良人类》，王晋康的《百年守望》，都反映了作家对于基因和科隆技术在伦理和道德方面所造成的问题的思考。 对赛博格技术的走向和运用的忧虑。赛博格在带来超越主体性、破碎两性身份的可能性时，也会带来相应的复杂问题。如果边界全然瓦解带来的是人不复是人的结果，那么赛博格本身是否应该被划出一个边界，有些技术是否应该被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将成为需要被关注的问题。在《孤单病房》中，人们彼此之间越来越缺乏关注与关爱，病人不再有亲友陪伴。通过赞美的话语来平复病人心情、缓解病人孤独的脑波仪的投入治疗，使得人们越来越依赖这种虚幻的陪伴，导致稍有不顺心的人便会求助于该机器，并且沉溺其中无法自拔，如此恶性循环，医疗设备便不再是治疗病人的存在，而是一种创造病人的存在了。当医疗技术发展到仅仅只是为了缓解症状和追求疗效的地步，而不再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作为指导，将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在《深夜疗养院》中，郝景芳也表达了类似的主题。 对人类之间的交互关系以及人的社会性的思考和强调。在《宇宙剧场》这一故事中，外星文明为了弱化地球文明的力量，别有用心地引导地球人沉迷于将大脑接入脑域——一种所有人的大脑共同计算，体验无限的超级网络。在一段时间内人类如外星人预期的那样耽溺其中无法自拔，使得人类世界一片死寂，现实中人们的互动交流活动减少，导致人口数量不断降低，人类也丧失了探究太空的兴趣。地球文明一度被削弱。可以看出，作者一方面给出了一种对于互联网的担忧的隐喻，首先，脑域这个概念可以看作是互联网的隐喻。它所应用的原理以及产生的作用和影响都和互联网相似，它们都是通过一种大型的虚拟互动来达到“一种纯粹的奇观，动觉上的兴奋，并常常是身体自由的眩晕感”的。不同的是，互联网是编碼的、技术的，编程员隐藏其后或者说笼罩其上，并扮演了类似于上帝的角色，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人们所体验的自由的眩晕是间接的。而脑域，则是绝对自由和充分体验的，虽然目前从技术层面上来看很难实现，但仍然不失为一种发展趋势。其次，由于大脑的交流无碍，人际间的关系发生了质变。主体消失了，他者模糊了，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无边界联通和融合。在这种联通中，差异性不再直观，性别将有了消解的可能。与之相应的，将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既然可以体验无限，那么性与生育将会有何种新形态？人类如何繁衍？个体将如何区分？一个人是否还是一个人？众多问题都需要被重新认识和探讨。另一方面她对于人类交互性网络的发展是有乐观期望的，在故事的最后人类正是通过联通的脑域重新凝聚，在神经网络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将脑域变成了一个超级大脑，共同抗击外星文明。在人类面对其他种类生物的攻击时，大多数科幻作家都会倾向于选择肯定人类联合抗御的这种设想。同理，不少作家也会通过宇宙无垠、孤独无限来强调人之间交互关系的重要性，如王诺诺的《地球无应答》以及江波的《时空追缉》。 但是总的来说，女作家们的硬科幻写作数量少之又少，并且基本沿袭了既定的（男性的）硬科幻写作风格。而且就目前所知的一些中国女性科幻作家的背景来看，她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的科学知识背景，她们的作品也多是集中在硬科幻领域和人文科学的领域，尚未出现如《血孩子》、《黑暗的左手》和《弗兰肯斯坦》这样由受压迫的女性书写的，讨论科技与性、性别、种族之间的关系的作品。但是女科幻作家们显现出的对高科技文化的熟稔，不再沉默不语而是积极发声，参与到人类未来的构想和探讨中去动摇稳固的认识，已经可以被视作赛博格革命了。 虽然从生理性别上去划分和探讨男女作家，本身就不太“女性主义”，但是对科幻小说这个长时间以来男性占有绝对话语权的领域来说，作家的女性身份是必须要强调的——这是女性的赛博格书写，它关乎生存的权利，“是抓住那些曾将他们标记为他者的工具来标记世界”的行动——直到社会现实转变成不再需要在作家的前面加一个“女”字来强调其稀少并且不易为止。 参考文献： [1]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M]，陈静、吴义诚，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4）：205. [2]王逢振，主编.外国科幻论文精选[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7）：21. [3]内丁·诺丁斯.女性与恶[M]，路文彬，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5）：57. [4]王逢振，主编.外国科幻论文精选[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7）：22. [5]刘慈欣.三体（2）：黑暗森林[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5）：135. [6]王逢振，主编.外国科幻论文精选[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7）：22. [7]王逢振，主编.外国科幻论文精选[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7）：23. [8]吴岩，主编.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7）：376. [9]赵海虹.桦树的眼睛[M]，杭州：浙江少儿出版社，2011（6）：30-31. [10]李福莹.写科幻的夏笳颜值高脑洞大[J/OL]，深圳晚报，2015-06-12.http：//wb.sznews.com/html/2015-06/12/content_3250536.htm. [11]吴岩.科幻文学论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4）：180. [12]阿璐奎·露珊娜·斯通.后身体：文化和生命政治学[M]，汪民安、陈永国，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1）：407. [13]伊丽莎白·韦德，何成洲，主编.当代美国女性主义经典理论选读[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6）：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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