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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美国高等教育肯定性行动计划实践中的问题及对中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启示
范文

    庄众显

    【摘 要】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启动了肯定性行动计划,在就业、教育等领域给予少数族裔,妇女等社会群体一些优待和照顾,以促进最大限度的就业和教育公平。肯定性行动计划不仅提高了少数族裔和妇女的经济地位,而且还促进了少数族裔高等教育的发展。但是,肯定性行动计划也违背了美国人一向崇尚的平等原则,易造成反向歧视。同时,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照顾过剩与照顾不足的问题。所以,关于肯定性计划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本文将主要探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肯定性计划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出现的调整替代政策,以及整个肯定性行动计划对中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启示。

    【关键词】肯定性行动计划;高等教育;政策优惠;少数民族

    中图分类号:G649.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1007-0125(2018)20-0151-03

    一、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开端及发展

    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是由美国联邦政府推行的旨在消除对少数族裔和妇女等不利群体在就业、教育等领域的歧视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1]肯定性行动一词最早始于1961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签署的第10925号行政命令。接着,在民权运动的推动下,美国国会在1964年通过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权法案》,该法案以法律形式强化了10925号行政命令中的肯定性行动政策,并为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

    肯定性行动的初衷是为了消除长期存在的对黑人等的歧视,使得有同等能力的白人和少数族裔能够获得同样的教育权利或工作。但在实践中发现,由于历史积淀原因,黑人等少数族裔没有足够的能力与白人进行竞争。于是肯定性行动逐渐变为一种补偿性的计划。在高等教育领域,这种补偿性计划主要表现为:少数族裔在高等教育领域受到特殊照顾,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以保证少数种族学生在高校学生总数中占有一定的比重。[2]

    发展到后期,肯定性行动向硬性的配额制转变,即要求大学录取名额尤其是受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资助较多的公立大学,为少数族裔学生留出一定的配额,必须招收一定数量的少数族裔学生。艾伦·贝克案是关于肯定性行动中配额制的一个典型案例。艾伦·贝克各项成绩及综合素质都很好,但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却没有录取他,而是依照配额制将名额分配给了并不如他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艾伦·贝克控告加州大学反向歧视白人,违反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关于平等保护的条款。然而最后高等法院却以7:2通过贝克案的裁决没有违宪。纽约时报当时的一项民意调查也显示,71%的人认为这种对少数族裔过去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所作出的补偿是合理的。[3]这表明肯定性行动发展到一个鼎盛时期。

    二、肯定性行动计划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肯定性行动计划在提高黑人等少数族裔教育水平,改善少数族裔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有显著作用,但仍需重视的是自该项计划实施之日起,关于该计划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到了20世纪末,废止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呼声越来越强,各州不得不相继通过法案限制大学招生中的肯定性计划。[4]其中配额制不仅因其僵化的硬性指标遭人诟病,更因其公平性和有效性招致巨大质疑。

    (一)违背公平原则,易造成反向歧视

    虽然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初衷是为了消除种族歧视,但是在实践过程中难免会造成对白人群体的反向歧视。而且,该计划以种族为区分标准,给予部分种族优待,违背了美国《独立宣言》和《民权法案》所倡导的人人平等原则。尼克松指出:“每一个人,男人,女人,只要能力、力量和意愿达到要求,就可以获得发展的机会。这就是美国梦。但不能仅仅依据种族、性别、肤色和信仰,分配名额获得发展机会。个人的能力和品质才是评判标准。配额制没有纠正历史形成的不公正,反而产生了新的社会不公。”[5]依据种族的划分,不管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都只会使歧视延续。想要消除歧视的最好方法就是同等对待不同种族,不以种族为划分标准,不牺牲一个种族的利益去填补另一个种族的利益缺口。否则,即使是出于补偿历史过错而对黑人区别对待,最终也只是把过去种族歧视的错误又犯了一遍,两个错误的累加是无法得到正确的答案的。

    博格曼曾举过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补偿政策并不能真正实现种族平等。博格曼假设一群白人正在焦急地排队等公交车,就怕人太多挤不上车。这时一个警察陪着一个黑人过来,警察要求大家将前面的位子让一个给黑人,因为在上一辆公交车来的时候他排队上车,可是司机因为他是个黑人拒绝了他。但白人认为他们不是阻止他上车的人,不能因为自己是白人就要对此作出补偿。如果现在拒绝白人上车,将车位让给黑人,那就犯了与刚刚同样的错误,造成对白人的反向歧视。[6]每一个人都应该同等对待,即排队上车,才能保证不歧视黑人也不歧视白人。

    (二)照顾过剩与照顾不足

    首先,肯定性行动应该是去照顾那些需要照顾的人,但不是所有黑人都需要照顾,也不是所有的白人都生活优渥,资源充足,不能直接将黑人与弱势群体划等号。白人中有资源匮乏的人,黑人中也不乏资源丰富的人。若说黑人群体就是需要照顾的群体,那这本身就是极大的观念上的歧视。有些黑人孩子并不需要肯定性行动的帮助就可以具有与白人孩子相等的,甚至是大大超越大部分白人孩子的竞争优势。肯定性计划可能因照顾了一个黑人富翁孩子而使一个贫寒的白人孩子失去了进入高校的宝贵机会。

    其次,肯定性行动中的最大受益者并不是最需要照顾的经济状况不好的黑人,而是黑人中的精英阶层。上述贝克案中的获益者并非来自教育资源匮乏的低收入阶层的黑人家庭,而是来自教育资源充裕的黑人中产阶级家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收入阶层的黑人很难得到配额制的名额,中高层阶级的黑人却轻易将名额占为己有,从中攫取利益。肯定性行动计划不应该是个锦上添花的政策,而应是个雪中送炭的政策。然而肯定性行动计划出台,反而加大了黑人内部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7]照顧资源的过剩与资源不足是肯定性行动所面临的巨大问题,也是引起大家对其有效性怀疑的主要原因。

    (三)一味注重结果公平

    肯定性行动注重结果公平而非过程公平,这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过渡时期方案。一方面,依靠配额制进入高校的少数族裔本身的竞争力并没有得到增强。这就好比进行一场跑步比赛,裁判知道其中有部分运动员底子可能较弱,然后就直接把这些人拉倒离终点不远处,然后吹哨说:“好,比赛开始”。在这场比赛中,从结果来看自然是公平的,因历史遗留原因能力较弱的人和那些能力较强的人获得了差不多的名次。但是,人生并不是一场百米冲刺,而是由一段又一段的接力赛组成的。裁判可以在高等学校入学的这段赛道上给予部分群体优势,将他们带入高等教育之门。可是,进入象牙塔之后,这群人仍旧处于劣势,在高等学校学习的这段赛道上仍旧会被千万大军碾压,因为他们之所以能够进来,并不是能力水平到达了相应的高度,而是预留的配额的作用。

    另一方面,单重视结果公平,而不注重过程公平,即基础教育阶段的公平,必然会引发越来越多的不满。肯定性行动计划的目标群体是高中毕业或已经开始找工作的成年少数民族成员。但事实上,真正造成族群差异的并不是这两个阶段,而是基础教育阶段。正因为在基础教育阶段的种族差距问题没有得到好的解决,才导致肯定性行动计划无法从根本缩小不同种族间的教育差距。[8]同时,长期给予少数族裔高等学校入学时明显的优待,最终会逐步发展到相对处于不利地位的白人再也无法容忍的地步。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高等教育问题,在加强基础教育的立法与实践上要多下功夫,而不是只在高等教育阶段实行补偿性计划。

    三、部分高校的调整替代政策——基于年级排名

    虽然以种族为标准的肯定性行动计划被部分州废止,但肯定性行动所倡导的精神依然被传承下来。为了增加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的人数,满足学校多样化的需求,各州开始寻找新的替代政策。新的政策“以无种族色彩”“种族中立”为原则,相对避免了肯定性行动中因种族因素导致的法律问题。替代政策主要分为三种形式:基于年级排名的替代政策,阶层中心的优惠政策,和特别录取项目。[9]下面将着重讨论实行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基于年级排名的替代政策。

    基于年级排名的政策,顾名思义,也就是以高中学校年级排名为基础,符合条件的高中生皆可享受自动录取的机会。年级排名政策作为肯定性行动的调整替代政策,具有以下的优势。首先,该政策引入了弱势群体的概念,将原本会引起争议的种族因素淡化,因而在道德层面更容易被公众所接受。其次,替代政策也照顾了少数族裔的利益。少数民族为主体的中学中,即使整体学习能力较弱,但只要排名处于前X%的少数族裔学生就能获得高等学校入学资格。第三,该政策以中学为单位选拔入学者,这样就避免了教育资源匮乏的群体和教育资源丰富群体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增加了弱势群体的录取几率。[10]最后,该政策体现出多元化的标准。并不单以SAT、ACT、GPA 等作为考量,也不局限于肯定性行动中的种族优惠,而是考虑到学校的水平进行相对的调整,帮助弱势群体,是很大的进步。

    四、美国肯定性行动计划对我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启示——以中国高考加分为例

    在高等教育民族倾向性具体内容上,中美两国有颇多相似,也各具特色。我国对少数民族考生进行高考加分的政策,类似于肯定性行动计划中的配额制,初衷也是为了照顾教育落后地区,实现教育上的公平。在我国虽然没有出现汉族学生因未被高校录取状告学校的案例,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诸多与美国相似的问题:如少数民族与汉族一刀切,造成对汉族学生的逆向歧视;少数民族内部差异巨大,无具体区别政策;少数民族学生虽进入大学,但总体成绩仍处于偏下的水准等。面对这些问题,同时参考美国肯定性计划的实施和调整过程,可以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加分政策标准不应一成不变,应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其实,中国高考加分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政策本身有多大的弊端。虽然其本身确实有诸多弊端,但比起这个,最大的问题反而是该项政策实行了几十年,也引发过诸多不满,但政策本身并没有什么变化,要么就是对少数民族学生降低录取标准,要么就是给少数民族学生加分,其实还是一样的。美国的配额制起初并没有比我国的高考加分制度高明多少。但美国制度的高明之处在于,当它引发了社会争议之后,大家是能看到各州都采取了不同的行动去改进,要么废掉配额制,寻找替代政策,要么对该政策进行调整使其更适应社会发展。这整个调整变化的过程虽然缓慢了些,但还是可以看到整个政策在向一个多元的方向发展,这是重要的。

    那么,中国高考加分如果要求变的话,应往什么方向转变呢?应向着多元化的角度转变。所谓多元,加分标准就不能限定在民族这一项。一方面,现在各民族基本都是大杂居,生活在一起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从小享受同样的教育资源,付出了相似的努力,成绩也差不多,但高考时却因为一纸加分去了两所相差甚远的大学,这不能叫公平,反而是对汉族学生的歧视。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内部的教育环境也有着天差地别。生活在大城市的少数民族学生所得到的教育资源和生活在偏远内地的少数民族学生所得到的教育资源是完全不同的,然而却享受同样的加分,这也是不合理的。所以,加分可以考虑民族因素,但也要将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城市和农村的教育水平差异,少数民族内部的差异等因素纳入考虑范围,这样才能初步实现多元。

    (二)比起结果公平,更应注重起点与过程公平

    从肯定性行动的实践来看,要想彻底解决少数民族高等教育问题,不仅要在高校录取上进行政策调节,更要注重少数民族真正的能力的提高。首先,国家应更重视少数民族学生的基础教育,因为基础教育对一个人的能力的培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对教育资源,尤其是基础教育资源进行分配时,要优先考虑经济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以实现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同时,要提高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的师资力量,采取将少数民族教师送出去培训學习和引进有能力的教师的方式提高教师的整体水平,从而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质量。[11]

    其次,进入高校其实也是一个新起点,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任重而道远。不能仅仅靠招生优惠政策增添了几个少数民族学生的名额,就表明少数民族学生的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少数民族学生入学后,怎样快速融入汉族同学的学习环境,怎样弥补不足发挥长处,怎样缩小与汉族学生在学业上的差距。这中间的各种衔接很大程度上需要大学的各个部门来协助少数民族学生完成。[12]除此之外,大学教育部门很可能不仅要传授少数民族学生大学所需知识和技能,还需教授少数民族学生所缺乏的必需的中等教育部分的知识。这些问题虽然繁琐,但是为了能让少数民族学生真的有能力上的提高,真正缩小民族间教育的差异,这些事都需要各方静下心来,耐着性子去制定政策,去付诸实践。

    美国肯定性行动计划一路伴随着争议,在半个世纪的实践过程中,对少数族裔的高等教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虽然肯定性行动计划有着诸如违背公平原则,造成逆向歧视,照顾不足与照顾过剩,缺乏有效性等问题,并且在后期还被好多州废止。但肯定性行动计划所倡导的维护少数族裔的利益,追求公平与正义的精神从未消亡。并且就是在一波又一波的争议,一次又一次的调整改动中,肯定性行动才能重新焕发生机,逐渐走向多元,成為真正公平有效的公共政策。纵观整个肯定性行动计划,能够给予饱受诟病且一成不变的中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最大的启示便是要勇于求变,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向多元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宝存.美国肯定性行动计划:发展·争论·未来走向[J].新疆大学学报,2002,30(4):49.

    [2]杨玉婷.高考加分制和配额制的比较研究[J].湖北招生考试,2015(433):32.

    [3]徐艳君.美国照顾政策的伦理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15-16.

    [4]刘宝存.肯定性行动计划与美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3).

    [5]Terry H Anderson.The Pursuit of Fairness,the History of Affirmative Action[M].Oxford University Press,USA(June 9,2005)P139.

    [6]Barbara Bergman.In Defense of Affirmative Action[M].Basic Books,New York.

    [7]徐艳君.美国照顾政策的伦理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46.

    [8]张珍珍.肯定性行动计划在美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领域的兴衰[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3:94.

    [9]Long MC Affirmative Action and Its Alternatives in Public Universities:What Do We Know?[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7:315-330.

    [10]Casement W Percentage plans and college admissions[J].Academic Questions,2001:8-28.

    [11]张珍珍.肯定性行动计划在美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领域的兴衰[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3:95.

    [12]杨玉婷.高考加分制和配额制的比较研究[J].湖北招生考试,2015(4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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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3 6:3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