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唐至清陶瓷茶器的理想择用 |
| 范文 | 胡小兵 【摘 要】在中国，茶文化与茶器在发展进程上有着辉煌的历史。茶从起初的果腹到精神意象书写着茶的文化价值，透视着社会文化生活与风俗的变迁。饮茶方式的改变，致使茶器在形制、釉色、择用标准等方面发生改变。同样，茶器相应地也承载了茶文化的社会价值，从传统茶道中，以器载道，教会了国人怎样善待文化与尊重文化。 【关键词】陶瓷茶器；文化认同；物尽其用 中图分类号：J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1007-0125（2018）30-0103-03 自陆羽开始，文人们便对饮茶器具的选择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从“越州上”到“兔毫盏”，再到“龚春壶”，每一件备受推崇的茶具不仅是实用的设计经典，更体现着文人们独具一格的审美趣味。有趣的是，从古至今，文人们从不提倡在饮茶品茗的过程中使用某种固定材质的茶具或要求所谓的“套系”。从流传下来的各类茶书中，我们不难看出，茶具的材质或色泽、造型都首先与其使用方式、烹制方法、茶叶种类有关.然后才能上升到审美的层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在遗存下来的那些描绘文人饮茶场景的画作中看到陶质茶炉搭配金银茶瓶，鎏金茶笼搭配银质茶碾，或是漆器茶托搭配瓷质茶盏，色彩的差异、质地的差异、手感的差异，因一泡温暖的茶汤而被完美地糅合到了一起，构成一幅雅致而清高的画面。 一、唐代文人对于陶瓷茶器喜好 唐代僧人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此诗不仅描写了唐代的饮茶以煮茶为主，更认为在品茗（剡溪茶）时所选用的茶盏（白色瓷）能突显茶汤色泽。然而，唐代陆羽在《茶经》中云：“盌，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1]提出与皎然不同的看法。以百川学海本《茶经》而言，陆羽在书中共列举了24种茶具，如的白釉茶碾。其中以瓷制成的分别是用以盛放盐花的“鹾簋”、盛放热水的“熟盂”，以及用来盛放茶汤的“碗”。根据陆羽的描述，鹾簋的大小多为直径四寸左右（约13.3厘米），形制可为盒状、瓶状。熟盂可以瓷或陶制成，容量为两升左右。这两件器具的介绍十分简单，但在介绍到茶碗时，陆羽则详细地描述了茶碗的瓷质差异及选择方式。另外，陆羽在《茶经》中以“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已下”[2]，道出越窑茶碗的造型特征，这可视作出于实际功用设计成的口唇轻薄、容量适中的茶碗，以适应彼时的煮茶放入盐花之实际需要。此外，自唐代始，因煮茶的风尚，使茶器的形制有一定的创新，出现了与茶具相随的一种十分常见的辅助性茶具——茶托。据唐李匡义《资暇集》所载：“茶托子，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指，取碟子承之，既啜而杯倾，乃以蜡环碟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环代蜡，进于蜀相，蜀相奇之，为制名而话于宾亲。人人为便，用于代。是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2]虽然文献记录的“茶托子”仅始自唐代，但在考古资料中所见的同类器具却似乎可上溯至魏晋时期，江西省吉安县南朝齐永明十一年（493年）墓葬中出土的一套饰有莲瓣纹的青瓷器具就被研究者认为是茶盏和茶托。[6]不过，有必要注意的一点是，关于茶托子和酒台子的区别一直以来有比较大的争议，从当时的发掘简报上来看，墓内出土的青瓷莲瓣纹托盘共两件，其中一件略大的托盘“高4.3、口径22.2、底径10.2厘米，平口实足内凹。盘内饰直径18.5厘米十片莲瓣纹，外绕弦纹二道。盘心突出一个直径8.6、高1.9、厚0.5厘米的圆圈，圈内无纹饰，以备承托杯碗。”[3]墓中同时出土了一件底径为6.8厘米的青瓷莲瓣纹碗和七件底径为3.7-4厘米的青瓷杯，若按托盘内圈直径与杯、碗底径数据来看，这件托盘当与青瓷碗更为匹配，结合彼时的饮茶风俗来看，这种敞口碗确实可视作一件用以喝茗粥的器具。 二、宋代陶瓷茶器的选择取向 宋代由于与茶相关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文化生活活跃，宋代的茶事相较于唐代，规模得到进一步发展。正如研究者所说：“从宏观一点儿说，宋代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中国文化所有的元素都在宋代达成系统，包括茶文化这一个小的类目。”[4]确实，到了宋代，从皇宫、官府的欢宴到亲朋之间的聚会，从各种场合的迎来送往、交际应酬到人生喜庆的礼俗，无处没有茶之清风洋溢、香气飘拂，斗茶、茗战更是情趣盎然、格韵高雅。尤其当时的文人在饮茶上会引领潮流，他们善将自己对于茶的特性和水的火候的见解与同好品茗的文人进行探讨与交流。正因如此，宋代有关于选茶品茗的文字资料层出不穷，为后世勾勒出一幅幅内容丰富的饮茶风俗画卷。与唐代士人推崇宜兴阳羡、顾渚紫笋不同，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建安茶成为贡品茶，同时，因为皇室常常将贡茶作为赏赐品，加之商品经济萌芽在全国范围内渐次出现，许多文人都能够品尝到建安茶，由此，在欧阳修、宋子安等文人的诗文中便不难见到他们对建安茶的溢美之词，宋徽宗更在《大观茶论》中写道：“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现在看来，这一论断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亦可看出建安茶在宋代有着独特的地位。 饮茶方式方面，宋人改变以前朝代的煎茶法，兴起了点茶法，将筛过的茶末放入茶盏中，注入少量开水，搅拌得很均匀，再注入开水，用一种竹制茶筅反复击打，使之产生泡沫（称为汤花），达到茶盏边壁不留水痕者为最佳状态。苏轼以“丰腴面如粥”来形容粉状茶叶制成的茶汤。由此可以得见宋代文人在茶色视觉上，不再像唐代以青绿茶之色泽为美，取之以追求粥状的白色效果。这种对于茶叶的烹制方式的改变使茶器形制与釉色也相应的随之变化，唐人所推崇“越窑上”的茶具在宋代逐渐为建窑所产黑色天目釉茶盏取代，因为，黑色釉面对于白色茶沫能够更好地衬托。对此，《大观茶论》中写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宽。底深则茶宜立而易于取乳；宽则运筅旋彻，不碍击拂。然须度茶之多少，用盏之大小。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盏惟热，则茶发立耐久。”[5]这一段文字不仅明确地写出了选用黑色兔毫盏利于查看茶色的优点，还指出了茶、盏、水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冲茶前必须加热茶盏的要求。就已有的资料来看，虽然古人在器具的使用上常常体现出一物多用的原则，如茶酒具混用等，但宋代建窑的黑釉茶盏却是为数不多的有明确使用功能的器具之一。苏轼在《送南屏谦师》诗中写道：“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毫斑，打做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东坡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虽然有部分研究者认为此处提出了建窑兔毫盏盛装鹅儿酒的用法，但若联系上下文来看，诗人当以鹅儿酒喻茶，其意可能是表达在禅师的妙手点茶下，兔毫盏中的茶汤呈现出了如同美酒一般的色澤形态。对于建盏衬托茶色，蔡襄在《茶录》曰“茶盏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从蔡襄对于建盏的评论中看出宋人选择建盏出于其具有两个优点：一为厚杯保茶温且不烫手，二为纹如兔毫的黑盏能衬茶色。不过，这两点都是以宋代的斗茶习俗为基础，因为，斗茶有特殊的冲泡工艺及茶汤要求，略厚的坯体能够更好地保持茶汤的温度并避免烫手，沉稳的釉色也能够更好地凸显白色茶沫的质地。 而且，在研究者的眼中，建窑茶盏口部凹陷的弦纹也有着独特的使用价值，它应当能在斗茶的过程中起到“标尺”的作用，而深腹、小底则满足了“茶宜立而易于取乳”的要求。与建窑茶盏类似的还有吉州窑所产剪纸贴花茶盏及木叶贴花茶盏。 宋人点茶法所用的茶器除了茶盏以外，还有用于“储茶、注水之器”的必备之物——茶瓶。宋代赵希鹄在《调燮类编》中谈到：“藏茶之法，十斤一瓶，每年烧稻灰入大桶，茶瓶坐桶中，以灰四面填桶瓶上，覆灰筑实。每用，拨灰开瓶，取茶些少，仍覆上灰，再无蒸灰。”[6]便明确写出了这种用来盛储茶叶的器具；另一种茶瓶则是指煮水所用的“汤瓶”， 蔡襄《茶录》云：“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或瓷石为之。”《大观茶论》中写道“瓶宜金银”。此外，南宋罗大经在诗中所写：“松风桧雨到来初，急引銅瓶离竹炉。”杨万里《澹庵座上观显上人分茶》诗中：“银瓶首下仍尻高，注汤作字势嫖姚。”验属质地的汤瓶虽然能够长时间置于炭火上，但不透明的材质却也增加了茶人们把握煮水火候的难度，所以，文人们便总结出了各种听声观泡的经验，除了上述“松风桧雨”的自然之声以外，还有充满诗意的“瓶笙”器乐之音，苏轼所作《瓶笙》诗引（并引） 便述及此：“庚辰八月二十二日，刘几仲饯饮东坡。中觞，闻笙箫声，杳杳若在云霄间，抑扬往反，粗中音节，徐而察之，则出于双瓶，水火相得，自然吟啸，盖食顷乃巳，坐客惊叹，得未曾有，请作《瓶笙诗》记之。” 不过，除去金银等金属材质以外，文人们还常常使用瓷质茶瓶。晚唐苏廙在《十六汤品》中写道：“（茶瓶）贵欠金银，贱恶铜铁，则瓷瓶有足取焉，幽士逸夫，品色尤宜……”可见宋代除皇室中常用金银茶瓶外，大部分的文人都常用瓷质茶瓶，而且，《大观茶论》“瓶”条下还重点写道：“注汤利害，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末欲圆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从这些古文献看出，前人对于茶瓶的形制非常重视，其设计重点在于将流以长而细瘦和瓶嘴以利落圆小为主。从出土文物来看，宋代景德镇窑所产的众多青白瓷执壶正符合这一造型需求，应当就是宋代文献中所说的“茶瓶”或“汤瓶”。[7] 在宋徽宗题名的《文会图》中，我们得以充分地认识到宋代文人的茶具品位：色泽清雅的瓷质茶瓶线条纤美，浅色的茶盏与黑色的茶托盛装着僮仆们精心冲泡出来的清冽茶汤，参加雅集的学士们浅酌笑谈，散发着优雅的气息。 三、明清陶瓷茶器之择选 自明开始，饮茶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煎茶、斗茶已不再是文人饮茶的主流方式，出自于寺院中的“泼茶”，即冲泡茶逐渐成了最为重要的饮茶方式。从史料来看，元明清的饮茶出现瀹饮法，由此明清的茶具的选用上逐渐开始流行紫砂壶。据史料记载，“瀹饮”可分为“撮泡法”与“壶泡法”两种，陈师在《茶考》中所写“杭俗烹茶，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指明“撮泡法”所用茶具为茶瓯，而在张源《茶录》、冯可宾《齐茶笺》和许次纾《茶疏》等明代茶书中还记载另一种极为常见的“壶泡法”：“探汤纯熟，便取起。先注少许壶中，祛荡冷气倾出，然后投茶。”从中可见以壶泡茶的步骤及注意事项。实际上，茶壶为文人所重视似可看作自宋代开始。民间有一种说法认为苏轼辗转至义兴（今宜兴）后，发现紫砂壶较之于当时流行的兔毫盏更宜饮茶，其不仅壶体造型优美，而且更能激发茶水的香气，他还亲自设计了一款刻有“松风竹炉，提壶相呼”的提梁式紫砂壶。虽然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紫砂壶自明代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茶具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自明代开始，宜兴紫砂壶就成了一种广为人知的优质茶具，而文人们对此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从文人饮茶的审美倾向发展来看，唐代重技艺，宋代重意境，及至明代则开始关注品茶时的意趣了，而紫砂茶具本身的艺术特征也正与之契合，特别是其多变的造型和典雅的装饰，更是广受明代文人的推崇，周高起在《阳羡名壶系》一书中便有了相关记载。 明代文人对紫砂茶壶的热爱与推崇还表现在他们的茶书著作中，闻龙在《茶笺》中写道：“（周文甫）自少至老，茗碗熏炉，无时暂废。……尝蓄一龚春壶，摩挲宝爱，不啻掌珠。用之既久，外类紫玉，内如碧云，真奇物也，后以殉葬。”如今，紫砂壶的形制十分丰富，大体上可分为仿生、几何、艺术、特种四大类别。值得注意的是，紫砂壶的广泛使用还与清代流行起来的“工夫茶”有着密切的联系。清中期诗人袁枚在《随园食单》中曾提到福建武夷山地区特有的小壶冲饮习俗：“丙午秋，余游武夷，……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此后，俞蛟在《梦厂杂录》中便指出这种饮茶方式名为“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有精致。炉形如截筒，高约一尺二三寸，以细白泥为之。壶出宜兴窑者最佳，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许。杯盘则花瓷居多，内外写山水人物，极工致，类非近代物。……炉及壶盘各一，惟杯之数，则视客之多寡，杯小而盘如满月”。细致勾勒出了清代广东潮州地区品茗工夫茶时所用的器具搭配方式，其中宜兴窑所产紫砂壶无疑是整套茶具的核心器物，这个观点在高继珩的《蝶阶外史》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与突出：“壶皆宜兴沙质，龚春、时大彬不一式。”可以说，工夫茶可以被视作中国文人饮茶风范之集大成者，其中凝聚了古代文人积累下来的有关融于自然、天真淡泊的审美意趣。 而且，由于饮茶风俗的更迭，曾经在宋代风靡一时的建窑茶盏，在明代文人的眼中却被写作“宣庙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蔡君谟取建盏，其色绀黑，似不宜用”。明清伊始，茶具在陆羽《茶经》中提到的二十多种形制到了明代仅剩十余种，但不乏经典之作，明永乐青花压手杯既是其中之一。明中期以后，文人常用的茶具种类更是精简，以屠隆《考槃馀事》“茶笺·择器”条所载，彼时所重的茶具当以茶瓶、茶盏二者为最。[7]时至今日，饮茶在当下成为一种时尚，在忙碌的工作之余，饮茶赶走了疲倦，让人能在休闲中找到自我的慰籍。饮茶方式基本上以冲茶、煮茶等为主，对于茶器的择用，不同的茶色以不同的材质、釉色、形制进行相配，最大限度独显茶之美色与保留茶的香味。因茶择器在现今促进了陶瓷茶器市场的繁荣与茶器设计的活跃。 由上论述可见，茶具形制的变化，随着饮茶方式、社会文化生活、时人之审美而改变，以茶之特性与社会风俗选择茶具，不仅是一种物尽其用的择物观，也是对于器物设计的形变产生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唐）陆羽.茶经译释[M].张芳赐等译释.云南：云南科技出版社，2004，27. [2]（唐）李匡义.资暇集[J].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25. [3]林长华.瓷中雅物—茶托[J].陶瓷工程，1994 ，27（1）：42. [4]王镜轮.闲来松间坐：文人品茶[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 [5]（宋）赵佶，沈冬梅等编著.大观茶论（外二种）[M].北京：中华书局，2013，90. [6]（宋）赵希鹄，王云五.调燮类编卷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59. [7]孔铮桢.文人的茶心与茶具[J].陶瓷研究，2016（6）：50-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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