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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弗里达的自画像
范文

    王晶

    【摘 要】墨西哥女性艺术家弗里达是20世纪现代艺术阵营中较为璀璨的一颗明星,她独特且具有标志性的自画像作品成为超现实主义画派中不可或缺的范例。文章通过剖析具有代表性的个人成长经历的自画像作品,来分析弗里达把“艺术与生活”相混淆而由此带来的令人唏嘘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墨西哥;女性艺术家;弗里达;自画像;超现实主义画派;

    中图分类号:J205 ? ? 文献标志码:A ? ? ? ? ? ? ?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19-0138-02

    超现实主义画派杰出代表人物之一的女画家弗里达一直是美术史中的女主角,她那传奇般的人生和纷乱复杂的图像,构成了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留给世人的记忆。她的作品均为生活日常琐细,从她的画作中可以窥探到弗里达一生的经历,这是一个卓越的女人、一个女性艺术家与病痛和悲伤、背叛妥协和斗争的一生。

    超现实主义绘画盛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理论依据是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它的重要特点是以写实的手法或近乎抽象的手法表现人的潜意识,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或是荒诞的情景。代表人物有达利、马格利特、米罗,在弗里达出现以后,以其画面奇特的特点,现代主义艺术流派便把她归于超现实主义阵营。

    好莱坞2001年拍摄过关于弗里达的同名传记电影,这个一字眉的倔强女生在一次意外中,丧失了行走和孕育生命的可能性,她想到了要做点什么帮助父母摆脱因她疾病而带来的生活上的窘迫,于是她找到当时已经在墨西哥国内享有盛誉的壁画艺术家和共产党员的里维拉。刚开始,里维拉对这个身形瘦弱、弱不禁风的小女生毫不在意,但当他发现弗里达笔下的那个她自己神秘莫测、孤独优雅,即便迫于生计的无力,但又超然世俗的镇静吸引了里维拉,他便走进了她摆满了画作的画室。1926年帆布油画的自画像便是这样一幅签了名的佳作。画像中的女子身着深红色长袍,坐在黑色背景下,双眼紧盯着观者,露出修长且白皙的手扶住另外一只胳膊,好似在尋求图像之外的某种帮助。

    在生病期间,弗里达画过她的家人,比如她的父亲、母亲、妹妹和她自己,不过,在她生命里,她画的最多的还是她自己。弗里达将她的出生看作是一件令人气恼的事情。在1933年作品《我的出生》里,她将自己画成新生儿“弗里达”,头和脖子从母亲的私处伸出来,沾染了血迹的床单上,她双眼紧闭,似乎脖子被折断而流血不止。母亲硕大的女性身体躺在简陋的双人床上,双腿形成古怪的“之”字形,以这种方式来刻画母亲,反映了母女并不被看好的亲情关系。“非常淡然而消极”,弗里达的好友们透露到,这是种深刻的孤独、疏离和来自对生命与死亡的冲突,甚至还有被遗弃感。童年的阴影、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给幼小的弗里达留下了对生活的理解。墨西哥的民间信仰和传统更信服于这样的习俗——哀悼中的圣母和圣婴脖子上如果有流血的伤口,暗示着婴儿在出生之前,母亲已经将磨难、痛苦和鲜血都赐予了弗里达。

    1936年《我的祖父母、我的父母和我》以理想化了的家族族谱,强调了弗里达作为移民的后代的混血谱系关系。位于画面上方的海上的祖父母和悬浮于墨西哥大地之上的外祖父母,都是根据家族遗留下来的椭圆形照片绘制的。弗里达的父母被画在画面的正中央,父亲位于被分成陆地和海洋之间,暗示着他完成移民并被植入墨西哥文化的经历。而弗里达将自己画得像童年时期,她从蓝房子中生长起来,赤裸身体,手里牵扯着来自祖父母血脉的维系之物,根植于墨西哥大地之中。这个警觉的儿童,在庭院之中完成了对自己的自我保护,母亲的子宫变成了她灵魂的归属之地,但这个小女孩站立的位置与方向感更倾斜于与她接近的父亲,这种构图意识上的潜在可能性,无疑揭示了弗里达与父亲的亲情与依赖感。在可查资料中,弗里达的父亲在女儿的生活中起到了比其母亲更关键的作用。虽然在16岁时的周期性癫痫直至他终生,父亲在弗里达的绘画中一直被视觉化为英俊的、多才多艺的理想化的角色榜样,在许多肖像画中,父亲是神采奕奕、形象生动的,而非母亲仅作为病理学标本存在。这个开朗的德国犹太人,给予女儿的,不仅仅是照相馆中的构图功课,他为人安静的性格、对国家的深厚情感和对从故土移民的怀旧之情,都给了弗里达满怀的爱和期待。

    6岁的小儿麻痹和18岁足以摧毁她整个人生的最致命的车祸创伤,都给了弗里达以极深远的心理和生理影响。流血的双足、无法飞翔和折翼的图像,便是对疾病的隐语。当最初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便是疼痛的来源时,她便在父亲的不懈坚持下积极地锻炼身体,以“成为父亲最喜欢的女儿”。当成年后的弗里达成为了独特而耀眼的女人时,还在试图再造或修复她关于身体缺陷的形象,如穿好几层袜子来掩饰和重塑那条萎缩的腿,穿长裤长衫来掩盖自身形体的不足。后来的许多绘画、图纸和日记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弗里达的自我认同、重建其破碎生活的诗意,那不平衡不对称的身体图像成为日后艺术家不断痴迷于再创造的主题特点。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来自年月已久的、像弗里达一样追求完美与创新的艺术家对于自身形体不妥协的自我角逐,只有在如此紧张状态下,才能够瓦解尾随了她一生的疼痛和情感里的伤害,使得在视觉描述下有了安放之地。她从未完全从疼痛的经验中走出,也从未从带来她一生病痛和带着小儿麻痹的肢体残缺的形体中走出,那些疼痛成为她一次次被激活的经历,被不断唤醒。在1953年《绘画日志》中,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她用简练的线条画了纸本,断残的双脚跃入眼中,对肢体破败的认同和隐秘的维持,使得这个柔嫩的灵魂不堪重负。

    情感上的伤害中,最让弗里达真正不安的是里维拉不想要孩子,因为她熟知他不会长时间的离开女人的陪伴,而孩子的哭闹也会形成干扰,里维拉甚至说他恨不得把孩子扔到窗外。1932年《亨利·福特医院》是对弗里达流产的生动记录,她借用医学图式中的胎儿和骨盆,以偏离常规的构图和濒临崩溃的母性身份,展示了她在医院流产期间身体和感情的经验。在底特律城福特工厂的背景中,里维拉正在绘制不朽壁画,而她则独自一人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扭动着哭泣的身体,血流不止。最终她因为对自己的遗传(父亲的癫痫)有些许顾虑,同时自身身体状况也堪忧,她只能放弃了做母亲的资格,这让在流产之前,与里维拉关系已经恶化的状况具有摧毁性的重创。在同时期的作品,如石版画中,作为宇宙阳性物质代表的男性伴侣与太阳也都明显地缺席了,自此,生命和爱情的创伤都给了弗里达无法磨灭的影响,她的艺术发生了巨变。

    1933年,弗里达与里维拉回到了墨西哥,但之后不久,里维拉便与弗里达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发生了隐秘的恋情,几乎断送了二人的婚姻生活,使得1934年一整年,弗里达无法从背叛和欺骗的阴影中走出。直到第二年,才画了一幅只有邮票大的自画像,脸庞小到无法辨认,头发也被剪短,被视为自残行为。后来,二人重归于好,弗里达与其妹妹也更加亲密,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克里斯蒂娜始终陪伴在她身边,每当弗里达经受其手术带来的病痛时,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呼叫克里斯蒂娜。她给自己画了一幅自画像,弗里达与妹妹克里斯蒂娜融入一体,成为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弗里达像是克里斯蒂娜的女儿,姐妹之情发展成了终身的相互依赖。

    1939年作品《两个弗里达》成为她艺术生涯中震撼成就中卓越的一笔。这幅几乎真人等大的巨幅绘画,将其呈现为穿着婚纱的新娘和母亲的双重肖像。画面中出现的流着鲜血的花朵和里维拉小时候的肖像,都在两个弗里达的两颗暴露而破碎滴血的心脏衬托之下,显示出这种情感局限性其实已经由来已久。弗里达将自己的身体或一部分器官视觉化,成为主观的、意象的、隐秘的符号,画面杂乱不堪,但均有所指,它们共同塑造了弗里达,成为或即将成为那个女人。

    符号的弱化通常是艺术家叙述画面情节的手段之一,但在弗里达画面中反復出现的头发(也是身体部分之一)则是她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和参照。1940年《短发自画像》便被视为她与里维拉离婚的直接伤害的反映,同样在此画像中出现的短发也同样被视为自虐的征兆。首先,她端坐在画面中,左手搁在腿上,拿着一条刚被剪下的发辫,头上的另一条发辫剪掉后扔在椅子下,似乎可以理解为摆脱了妻子身份的传统墨西哥的文化认同;画面上方出现的乐谱中写着一段文字,“看,如果我爱你,是因为你的头发,而你既然现在失去了头发,我也不再爱你”,则清晰地将最明显的女性特征与情爱联系在一起,从某一角度也承认了男性的审美左右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随风飘落的一缕缕头发四散在画面中,缠绕、散乱,暗示出弗里达并非愿意接受女人在以男人主导的社会和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她想漠视这套社会规则,于是她将自己定义为雌雄通体的结合体。

    弗里达从6岁起小儿麻痹症的下肢问题伴随了她一生,她的右腿感染了肿瘤、溃疡,导致了坏疽,经过多次手术,最终医生们不得不采取截肢右腿膝盖之下的部分;其次,脊柱的严重变形也使得她每日不堪苦楚。作为艺术家,弗里达自觉地将这些病苦转化为图像,每次作品的叙述便是一次次病理事件的写照,也体现出她作为女性的脆弱与坚忍。像小时候一样,久病卧床的弗里达给自己设定了角色扮演以及陪伴她历经磨难、长相厮守的伙伴,她为自己创造出来的“第二自我”,在前面的自画像里我们亦有所提及,但在1946年纤维板油画作品《希望之树》中,这种源于孤单的守护希望终于得以满足。画面中的弗里达各居画面两侧,右边是健康、活力四射的墨西哥当代著名的女性艺术家弗里达,身着节日盛装的民族服饰,手中拿着从左侧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弗里达躯体上卸下的模具,后方是象征了生命之源的阳性符号,土地因干涸而出现了巨大裂缝,似乎要吞噬任何生命。这幅作品也表现了弗里达对死亡的渴求,试想一个对病魔纠缠与斗争数年的人,已然无法自理的情况下,且每日神经衰弱到极点的人,在短暂的生命里几次遭遇了情感上的背叛与屈辱,这种强烈的孤独与剧烈的疼痛,已经可以轻而易举地扼杀和消耗掉她对余生的热情。

    1954年7月的一天,弗里达在静候死神的到来,并与其握手言和。在与死亡拥抱的一瞬,她留给我们欢乐的讯息,“我快乐地等待着离场——希望一去不返。”

    参考文献:

    [1]甘妮特·安考瑞[美国] 邵文实 译. 传奇人生:弗里达·卡洛 ?[M]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8年.

    [2] 金·格兰特[英国] 王升才 译. 超现实主义与视觉艺术 ?[M] .凤凰传媒出版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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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3 2:5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