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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外之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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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枫

1972年生于广东澄海。2006—2008年任广东美术馆拓展部副主任，策展人。2011—2015年为汕上空间合伙人及艺术总监。现为广东美术馆学术委员会委员。

作品多次参加美术展览，多次策划展览，多次举办个人画展。

绘画是一个不断被否定和质疑的过程，最终会落实到一种价值判断。完成之作是否有意义，这些意义将在不同的维度和场域中论证。坐标可以不断移动，作品在不同的经纬之中和个人、历史、风格、现实产生了种种关联。最后的论证也可消解一切意义。

以“物”作为观察和表现的对象，来自于个人对于“物”的认知和经验。“物”的诞生，是一个能量不断转化的过程，每个过程中交替发生作用的力量或元素，一步步塑造“物”的现实。一切都指向着“物”的价值判断以及实用性和适用性的设定。比如，当一堆陶泥变成一个杯子的时候，一方面，杯子的诞生是被设定的，它通过人的意志到来；另一方面，杯子来自于自然的内部（水、土、火），当这些形成杯子的元素俱全之后，它借助了某个人的力量让它到来。这是一个相向而行的过程，更强大而内核的力量往往更容易被忽视。有时候把“物”当做是人绝对的创造物的时候，我们为何不去考虑人的创造或许是服膺于自然的提示和意志呢！

博物馆里是一个“物”的世界，那些还留有指纹的古瓷和陶器，那些在原始的、有限的工艺里琢制出来的玉器，那些让人瞠目结舌精幻的青铜器，都让人惊心动魄于先人的伟力和创想。对“物”的敬畏，即是敬畏于历史、生命、时间与智慧。文明的启迪之意也在于此——隐秘的智慧和知识让生而为人获得内在的崇高感。

“物”之间也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应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天下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自名也。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觐殷死，议而教人。强梁者不得其死，我将以为学父。”（《道德经》第四十二章）“物”与“物”之间是一个不断生成并确立联系的过程，与其功用相互呼应，如食器系统，有了锅，就必须有勺子等分装工具，有了勺子，必须有分装盛皿，分装盛皿又再一步细分，便有了碗、盏、盘、碟等，不一而足。这便应了“物物相生”的道理。东方人用碗筷，西方人用刀叉盘子，这是食物结构和饮食习惯之使然，形式内容的统一。“物”与“物”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一种辩证，里面自然包含着哲理与觉悟。这是我观“物”画“物”的重要因由。

日本美学大师柳宗悦说：“谁说器物无心。器物一旦放在没有爱的世界里，雇用者即没有对制作的器物产生爱，也没有对作者的事业产生爱，在这样的场合是不会产生具有喜悦之念和诚实之心的器物。当一切都服从利润，丑陋的器物就被隐藏于社会之中。”器物既然有心有爱，那么“物”是有其生命灵魂，也是人道成肉身的一个变相。善待“物”，就是善待自己与生命，身边“物”即是自我心灵的投影和画像。

至于个人的创作方式，是一个不断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记得1993年到敦煌，看到满窟败旧的壁画和残缺的塑像，并不影响内心的膜拜与惊叹。时间风尘也成了同构作品的力量。在古物和古画中，更可以感受到抱残守缺的睿智和时间那种摧人心魄的悲凉。我给自己刻过一方“守缺”的章子（瓷器里的金缮和焗钉等工艺也源自此理念），目的也是提醒个人作为“恒河之沙”的渺小——既然，生命需要时间不断地淘洗磨砺直至湮灭，何不用时间最后隐约而粗砺的形象还原之。

任何材料皆可以为创作所用，一种材料对于另一种材料就是一种对话、介入、干扰的力量，不同材料之间的差异既加大了创作的难度同时也创造了歧义、不安和可能性。这是一个不断地制造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焦慮、绝望与激喜之间交替发生，让精神在其中沉浮并获得自由。当第一个画面完成之后，再用突如其来的材料破坏，冲洗、喷染、刮蹭、撕裂等手法让原先完整的图像变成了过程中的一个痕迹，一个沉溺在底部的现实，最后得以保留的是运动与破坏之后的妥协。我从来不拒绝最后的失败和创作意绪的败坏。这种致命的结果其实也是求证存在的必经之路。

“我”—“物”—“时间”，这是一个无限开放的关系，“我”于“物”与“时间”，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关联，“我”只是过客，只是一刹那的存在，两者的存在正是为了见证“我”的短暂，而“我”这个短途的旅人，能见证永恒并依托于此，未必不是一种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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