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中国—东盟音乐周”对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创作的促进作用 |
范文 | 赵雪吟
[摘要]第七届“中国-东盟音乐周”于2018年6月3日落下帷幕,作为中国现代音乐创作三大平台之一,它对民族音乐的现代化发展、中外的音乐交流都有着突出贡献。广西艺术学院作为“中国一东盟音乐周”的承办方之一,在连续七年音乐周组织和工作中带动了该校音乐事业的蓬勃发展,就七年来广西艺术学院在音乐周展演的作品进行数据分析和整理,对学院的音乐创作和表演创作所取得的突破进行展开,并对未来几年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发展趋向进行评估,以得出“中国-东盟音乐周”对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创作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东盟音乐周;音乐创作;平台;促进 一、“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民族与世界的融通”的特色定位 “中国-东盟音乐周”迄今为止已成功举办了七届,并逐步成长为中国现代音乐创作三大平台之一,与“北京现代音乐节”“上海当代音乐周”两个老牌音乐节驰名。而对于一个只有七年经验,尚年轻的音乐周活动来说,能迅速在中国音乐界平台站立脚跟并打响自己的品牌文化,这一成就得力于“中国-东盟音乐周”(以下简称东盟音乐周)具有特色化的定位,它开拓了一条中国与东南亚以及部分欧洲国家音乐艺术交流的“海上丝绸之路”,更是响应时代的号召推动了“一带一路”中文化建设的新篇章。 众所周知,广西位于中国华南地区西部,国内与湖南、贵州、云南、广东相接壤,国外面向东南亚,西南与越南毗邻,是西南地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各国之间经济往来的要道,是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一个沿海自治区。区内除汉族外聚居着壮、瑶、苗、侗、京、回、仫佬等少数民族,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各种文明在此交汇,形成浓郁的民族风情,使广西的文化构成显得独具魅力。过去,广西被看作是边陲地区,虽然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厚重的历史文明积淀,但是在此之前却很少有机会作为整个国家的代表而出现。而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往来依靠着“中国一东盟博览会”的窗口连接,实现了亚洲地区的经济共同繁荣,而经济方面的互通互惠帶来了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交流和促进。作为经济交流、政府支持下的各种群体、文化、思想汇聚的中心,音乐生活必定也会有所发展。广西首府南宁市作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办地,同样也是作为文化艺术交流的前沿阵地,有着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中国-东盟音乐周”正是顺应了时代发展应运而生,它作为推广广西民族音乐迈向世界的音乐名片,连接起中国与东盟各国音乐交流与沟通的纽带,是世界一体化发展下的趋势,也是顺应了自我发展的需要。 世界“大球体”的推动下,我国的音乐文化也在西方的影响下逐渐趋向于“西方化”和“现代化”。内特尔曾于1978年在他的论著《八个城市的音乐文化:传统与变迁》中提到过这一观点,他认为:“西方化”是指将传统音乐改变为西方音乐体系的一个部分,分别从乐器、和声、记谱、西式的旋律、节奏、音准、发声法以及音乐结构和行为参数等方面的影响;“现代化”则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传统的本质,但也采纳了西方因素。而在这两种转变中产生了音乐风格和文化中西方因素和传统的融合,由此形成一种新的风格,即文化融合。而“中国-东盟音乐周”的音乐风格在其中既保留了自己民族传统特色的同时又有着国际的视野、西式化的音响理念作为支撑,使得广西的音乐“在运动之中,旅行过民族、地理界限,走向新的、更广泛的听众”。 在面对“中国-东盟音乐周”的受众问题上,广西艺术学院吕军辉教授曾在采访时这样评价过:“这个(“中国-东盟音乐周”)的平台是很高的,(它)更多是艺术类高校之间的交流和沟通。”音乐周原先搭建的目的即是增强广西与中国和东盟艺术类院校的艺术资源共享,它服务于中国与东盟各国家间外交的发展,为增进两地友谊,搭建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互利共赢的平台提供了帮助,同时也为增强广西文化艺术事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中国-东盟音乐周”为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音乐家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相互交流、学习的音乐平台,不同肤色、民族、国籍的音乐家们在此通过音乐这一国际通用的语言载体碰撞出绚烂的艺术火花,在扩展了自己视野的同时,也承担着宣传本民族音乐文化的重任,其作品演出的不仅仅是飞扬的音符、动人的旋律,更多的是把代表了各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和风貌带给更多的人去了解。东盟音乐周紧密的扣住了“多民族”这一主题,在呼应“现代音乐”这一主题的同时,不忘对传统的丰富而又具有特色的民族音乐加以运用,从音乐周的内容、形式以及音乐的创作等方面都不放弃对各国各民族的音乐形态的加入,这也使得音乐周的定位更为明确,即是立于“民族性”的基础上放眼于“世界性”的音乐视野,以便打造特色民族音乐的国际盛会。 而“中国-东盟音乐周”不仅局限于音乐作品的创作和交流,从音乐各门类的发展和理论体系建设等学科领域出发,一系列充分而具有特色的日程安排,创作、表演、理论齐头并进的全方位发展是东盟音乐周吸引国际音乐大师们汇集于此的重要原因。日程中除了基本的音乐会之外,还有作曲比赛、音乐评论比赛、大师班讲座、高峰论坛和学术研讨会,今年还开办了以东盟国为主题的乐器展出活动,东盟音乐周深入每个音乐专业领域的交流和学习。音乐周活动承办方之一——广西艺术学院,作为华南地区唯一一所艺术类高等院校,中国六大艺术院校之一,其音乐创作水平在对外来音乐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下,各个方面的能力都得以提升,使更多的人通过音乐周了解到广西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 二、“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音乐创作 笔者对七届“中国-东盟音乐周”中广西艺术学院的师生们的音乐创作进行归纳和总结,从下图中可以明显看出,来访音乐周的乐团人数和展演作品已于近年出现日趋稳定的走向,纵观七年“中国-东盟音乐周”发展历程,笔者大致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2012年至2013年。“中国一东盟音乐周”品牌建设力度不够,作品质量有待提升。在中国东盟音乐周起步的2012年,共展演了37部作品,其中交响乐13部,室内乐24部,是以广西艺术学院作曲系教师的创作为主,从作品的数量来看,离音乐周的要求还是远远不够的。而第二届东盟音乐周(2013年)相比较之下从作品数量上有着大幅度增长(137%),但实际上作品仍出现“加量未加质”的情况,大多数作品音乐风格过于单一和形式化,为了突出民族性的命题而显得传统并匠气十足。来访音乐家、演奏家数量也是寥寥无几,可见这一阶段广西艺术学院的音乐创作整体停留在一种缓慢发展的趋势中。 (二)第二阶段:2014年至2016年。品牌知名度上升,创作风格开始转型,作品在数量上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2016年“中国-东盟音乐周”共展出205部作品(交响乐30部、室内乐164部、声乐11部)达到七年来的最高值,作品展演数量较大幅增长,相较于第一届增长454%,展演作品数量紧缺局面彻底扭转,外来的作曲家、演奏家带来了大量与近年来创作的风格迥异的作品。这一转变得力于“中国-东盟音乐周”定位日渐明晰——即坚持走民族化道路以及在大力宣传下品牌影响力的大幅度提升。学院派的作曲家们开始有意无意地吸收国内外优秀的创作特点,力图打破固化的创作风格。 (三)第三阶段:2017年至今。“中国-东盟音乐周”的发展已趋于规模化、品牌化、精品化。越来越多的作曲家、演奏家参与到“中国-东盟音乐周”这一盛会中来,2018年第七届“中国一东盟音乐周”来访音乐家近300人,而在展演作品方面相较于2016年的峰值有所回落,2017年下降8%(188部),2018年下降14%(164部),基本达到二十多场音乐会可控的、稳定均衡的状态。2017年至2018年演出的作品均是经过音乐周总监在布局上的精心设计,甄选出优秀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展演。而广西艺术学院的作曲家们已于多年的创作累积中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由传统至开放、单一到多元,最后从民族迈向世界。 上述三个阶段可以看出,“中国-东盟音乐周”不同于“上海当代音乐周”和“北京现代音乐节”有着高强度经济文化的扶持,它从一个中国的二线城市走出,在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创立音乐品牌,经过了七年的漫长而艰苦的成长磨练,能够跻身为中国三大音乐周之一,并已具备了较高的水准,这一路走来实属不易。而现在,“中国一东盟音乐周”也逐步成为向世界展示广西音乐文化甚至是中国现代音乐水平的荣耀之窗。坚持“在交流中促进步,在学习中谋发展”的理念,“中国一东盟音乐周”在未来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2012年到2018年整整八年的音乐周展演中,来自不同地区作曲家们上百部精彩作品首演于广西南宁,在众多作品中,有对民族性音乐语言的延续和再生,也有对现代音乐语汇的全新创造和发展。以2018年第七届东盟音乐周展演作品为例,十九场音乐会贯穿着同一主题——即是“传统和现代的交融”。传统的命题下,菲律宾大学音乐学院TUGAMA&PADAYON RONDALLA乐团和香港“竹韵小集”室内乐团、日本传统器乐演奏团等诸多优秀音乐家们率先垂范,呈现了不同空间下的不同地域国家的风格各异的民族音乐文化。本届音乐周也采用了新型的演出模式,第一次开办了东盟主题国民族乐器展的活动,而作为首发的菲律宾大学音乐学院也带来了他们40余件特色的民族传统乐器,为听众们演绎出了其奇特的音响效果的同时,对每一种乐器制作的步骤进行简要阐释。一方面促进了中菲音乐文化的交流;另一方面使更多人了解到菲律宾原汁原味的民族风情和岛国传统乐曲呈现出的东南亚特色。在现代音乐的呈现中,莫斯科室内乐团、卢森堡室内乐团、美国AWS小交响乐团、法国长笛演奏家杜尚、壮家姐妹谢亚鸥、谢亚双子的钢琴二重奏等音乐家,则是以西方现代音乐的诠释为出发点,致力于演奏和推广当代的音乐作品。虽然在這些音乐会中也贯穿着浓郁的民族主题,但整体的音乐风格更多的是倾向于现代音乐与西洋传统技法创作下的巧妙结合。在谢亚鸥、谢亚双子的“双姊黑白”音乐会中,其中期待值最高的则是音乐会的最后两部作品,美国杰出的先锋派作曲家乔治·克拉姆(George Crumb)的《大宇宙》组曲I&II中的三个片段,还有伊戈尔·费奥多洛维奇·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密集的音簇型旋律,强烈的音响效果使得两部作品都透露出浓郁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锋派音乐的典型风格特征。当然,在19场精彩纷呈的音乐会中,也有把传统和现代元素杂糅的“不土不洋”的音乐会,如四川音乐学院电子音乐与民族室内乐“幻境”音乐会,在音乐发展千余年的轨迹中,试图找寻两者的平衡点,再以更为大众所能接受的流行音乐形式的电子音效为切入,加之画面带来的色彩上强烈的刺激,经过电子音乐实时效果的处理和舞台搭建的环绕多声道形成的听觉场域,融汇传统乐器音响效果试图对民族传统精神文化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 “中国-东盟音乐周”带来的优秀作品打通了广西这一地区作曲水平与世界接轨的道路,促进了广西音乐的发展和进步,一批身处广西的优秀的作曲家带着“歌海”元素的“新音乐”登上世界音乐舞台。这些成绩归因于广西艺术学院在中国一东盟音乐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整个音乐周的组织、管理与运营都离不开广西艺术学院人共同的努力。而在连续多年的努力下,广西艺术学院也在努力的汲取养分,从早些年前闭塞的文化艺术界——“不要说跟国际交流,连跟国内其他地方都很少交流”,许多广西当地的作曲家对现代音乐完全“不感冒”,对于现代作品的创作和演出方面都有着很大的难度,到现在我们的作品能被外界的音乐家们认同。从之前的“弱势”一跃而成为“强势”,广西艺术学院正在潜移默化的竞争中悄悄做着转变。据笔者粗略统计,广西艺术学院作曲系教师平均每年有2-3部作品公演于东盟音乐周,其中不乏一些大型的交响乐、管弦乐作品,带有充分创作热情的广西艺术学院作曲家们秉承着“让全国乃至全世界都能听到广西的声音”的这一信念,创作而来的作品始终贯穿着民族气韵的主题,但又不拘泥于固定的某一种形式或体裁。按吕军辉教授的话说:“每年都有新的音乐元素可以玩。”不单单是广西民歌的运用,戏剧手法、西域音调包括各种乐器都可以为了作曲家要求的音响效果的完整性而加入进来。但音乐不能为了追求多元化而刻意去多元化。经过几年的吸收和学习,外来音乐文化已经可以在广西艺术学院老师手中完美的被消化,并没有位居客体位置使音乐听上去不伦不类、有所偏差。“不打无准备之仗”,每一部作品都是作曲家从内心深处对于自己创作的完全认知之后创作得来的。笔者也曾担心,对于高速度和高水平的要求会不会让作曲家们的身体“吃不消”?在采访中,对于创作,广西艺术学院的作曲家们并没有把它看做负担,而是当做内心情绪的抒发在写作。广西艺术学院作曲系老师、“中国-东盟音乐周”总监钟峻程教授在采访中也曾开玩笑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平台,这么好的条件,我们这些搞作曲的,每年除了写一些新的作品以外,我们还能够干些什么呢?” 三、“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则”下的多重促进 随着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过程中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提出中国应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的战略方针,决策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支持。而广西作为“面向东盟的桥头堡”,乘着优秀的政治战略部署决策的东风,发扬自身民族优势,借助“中国一东盟音乐周”这一载体把带有中国印记的民族文化运往这一新的“丝绸之路”。 广西艺术学院的师生们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广西地区与东南亚地区甚至是全世界的音乐发展,以提升南宁和广西地区知名度为目标,展示以广西艺术学院为代表的中国艺术类高等院校的音乐创作能力和表演层面的技术水平,并力图将民族色彩添加进现代音乐的大染缸中,展示广西音乐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音乐领域中的独特地位。而“中国-东盟音乐周”作为联系中国与东盟国家音乐文化的重要窗口,将各国各民族不同的优秀音乐文化汇于一流,作为音乐周活动承办方之一的广西艺术学院,在对外来音乐文化的不断吸收和借鉴下,带动了广西艺术学院在音乐创作和音乐表演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也为后期形成自己的民族风格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音乐创作 笔者首先对“中国-东盟音乐周”期间广西艺术学院师生音乐创作展演作品进行总结和分析,企图说明在“交锋下”广西艺术学院于近年来音乐作品创作方面所取得的长足的进步。在此,笔者首先面对的是关于广西艺术学院的音乐创作进行界定的一大难题,这也是笔者在面临众多作品整理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其一,究竟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广西艺术学院的音乐创作?学院派的作曲老师创作的作品必然属于广艺的音乐创作,已毕业多年在外任职的青年作曲家们的音乐作品是否也属于广艺的音乐创作?其二,对于广西素来的“歌海”美誉,在创作中更是不乏一些传统民歌改编而来的曲目,而这些曲目又该如何界定它的作品版权归属问题?通过对作品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并且与难界定特征的作品作者进行访谈等一系列深入了解,笔者逐渐解决了该问题。第一,界定什么是真正意义的广西藝术学院的音乐创作?根植于广西的作曲家为专业院校创作的作品,必然缺少不了音乐旋律中随处可见的颇带有作曲家巧思的技巧性手法运用和作品由内而外散发的浓烈的地域性色彩。而作曲家对创作的构思也并不仅仅局限于谱面,而是转化为听觉语言和后期舞台效果的双重呈现,这就需要作曲家考虑得更多的是作品与演出团队的契合程度。而对于本土音乐文化的表达,更多广西本土的作曲家选择了将作品首演的机会交予专业能力与民族性把握能力都较为到位的广西艺术学院。作为一部音乐作品,一度创作与二度创作都与广西艺术学院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它其中蕴含的精神与理念始终扎根于这片八桂大地,故笔者把此类作品定义为广西艺术学院的音乐创作。第二,对于改编作品的归属权问题。改编而来的民歌,则是通过发展、扩充、变奏等手法使其内涵得以深化,作品的艺术性方面也得以提升,故改编也应当算作是作曲家的创作成果。 下文笔者将对广西艺术学院师生创作在连续七届的“中国-东盟音乐周”中所展演的作品进行比例分析,说明广西艺术学院的音乐作品创作方面长期坚持以及不懈的努力下所取得的成绩。 如图所示,2012年第一届音乐周共展演37部作品,广西艺术学院老师的音乐创作占总作品量的37%,随着“中国-东盟音乐周”的品牌逐渐打开,国内外现代优秀作品开始影响到广西艺术学院师生的创作思路,为其在创作中拓宽视野。2017年广西艺术学院展演作品已多达36部,约占当年总展演作品的19%,到了2018年又略微有所缩减(18%)。从2012年的14部作品到2018年的29部作品,每届平均以2-3部的作品数目在增长。 在现代音乐与传统音乐交融的创作道路上,要如何抓住两者的精髓并较好地使之融合成了早期广西艺术学院作曲系师生们面临的共同难题。因为现代音乐有着不同于传统音乐与流行音乐的独特的现代和声理论,故在和声、旋律、音响效果和节奏表现方面都有着自身延展出的一系列新的音乐语言。现代音乐作品多为调性模糊、多调性、泛调性、无调性音乐作品,而无调性的采用则会使音乐普遍难为大众所接受,听上去总会有种“独上高楼”的意味。广西艺术学院摸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子,即运用大家不看好的民族民歌旋律来进行写作,把浓郁的民族音乐风格拿去给世界听。所以在作品体裁的创新上,广西艺术学院师生的音乐创作与国际音乐接轨,并勇于跳脱出大众认知下的广西民族特色——民歌演唱这一单一的形式,传统的民族元素不断被玩出了“新花样”:带有强烈西式化风格的交响乐、室内乐等音乐体裁与民族的旋律音调融合;将少数民族特质的音列组合进行拆分重组,从“传统”跨向对现代音响效果最前沿的探索;把本民族特色的音乐文化理念加入至作品的细枝末节的设计中去。被遗忘于往昔的民族音乐文化精神向国内外熟悉或未了解过它的听众展现了它迷人而绚丽多彩的一面,在广西艺术学院师生的音乐创作中得以更好的传承和发扬。 吕军辉教授曾这样评价过他历年创作的心路历程:“我们学校老师的音乐创作是在东盟音乐周带动下跟着它一起在成长,换做十年前的作品,(你)没有东西的,人家看不起你,他(们)现在已经不敢小看你了,因为我们靠我们自己在踏踏实实地做,我们清楚知道自己缺什么。它就像是一个擂台赛一样,和人家过招,发现不行,我就要去练功,潜意识中我得到(其他作品的)熏陶,我就要刻意的去强化,去学习。”吕军辉教授还曾这样说道:“从我2014年的《多彩八桂》到2018年的《花容云裳》,这是一个从单一到多元化融合的过程,早期的作品,我大多是处于一种模仿的状态,后期才慢慢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纵观广西艺术学院师生早期的音乐创作,由于视野尚未完全打开,在配器的处理、曲式的结构和民族元素的运用等方面还稍有欠缺,广西民族音调的运用还停留在结束的K2和弦使用和四音列的基础之上,总体而言,音乐创作上还是较为稚嫩和单调的;而到了后期的作品无论是在音乐素材的使用,还是音乐形象的丰富,甚至是音乐意境的表达,创作风格相较于之前都显得更为成熟和老练。 总监钟峻程教授用民族性的音响、(乐器)组合形式、旋律来与现代音乐做新型的实验。在钟峻程教授的作品中,见得到现代派的十二音技法与民族性四音列的融合,也见得到西方的交响乐编制演奏带有广西风味的民歌曲调。而现在,钟峻程教授仍保持着“高产”的创作速度,坚持对民族元素的不断探索和创新,在立足于学院性、技术性的基础上,兼具大众所普遍追求的音乐的可听性,促进了听众对现代音乐的理解的同时,也拓宽了未来现代音乐的创作视野。 钟峻程教授认为,音乐周的举办不仅是作曲家展示作品的平台,更少不了与强者的对抗,有了作曲家对创作的反思与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水平,提升自我,笔耕不辍,才能使量变积极推动质变。作品的创作在于精,而不在于多。而“中国一东盟音乐周”的出现对于广西艺术学院的作曲系师生而言,无疑是一个展示自己的音乐创作和向享誉国内外的作曲家交流和学习的良好契机,通过大师班的学习和与优秀的作曲家、音乐家的交流,广西艺术学院能在强者如云的“对抗”中站稳脚跟,每年都有让人惊喜的作品出现,保持着数量的同时也保证着高质量,从最开始的“自娱自乐、小打小闹”到现在的“遇强则强、势不可当”,如今的广西艺术学院已拥有高品质的音乐创作能力和象征广西文化品牌的音乐会,这是七年以前的广西艺术学院所无法预想的骄人成果。 (二)表演创作 作曲家创作的乐谱并不能代表音乐本身,其中所包含的内容则是要通过表演者的二度创作呈现给观众,中间的音高、力度、节奏都是音乐所要表达的内容,而这就需要表演者更多以自我意识为主进行演绎,无论是演奏或演唱都会受到技术和风格的影响。在“中国-东盟音乐周”中,驻广西的乐团有广西交响乐团、广西艺术学院漓江室内乐团、广西艺术学院合唱团等音乐团体。这些音乐团体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广西艺术学院,每年一场以“广西籍”音乐团体演奏为主的专场音乐会演出无论是对作曲人还是音乐表演者,都是一次绝好的锻炼机会。并且随着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广西文化艺术中心于2018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也为音乐周的演出提供了良好的硬件设施。 因为演出中常会出现例如外来指挥、作曲家的行程紧张、人员配置不到位或是曲目未被敲定等状况下,留给团体的只有音乐周开演前一周左右短暂的排练时间,在紧张的时间中要与指挥、作曲家经过多次磨合,最后共同完成创作,这对表演者而言是极大的挑战。不仅如此,作为外来音乐文化,如何快速的消化并理解作曲家意图,在较为紧迫的时间中调和这些问题,最终赋予作品高品质的演出水准,这对表演者的专业水准和专业素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与国内外优秀演出团体交锋的广西艺术学院的师生们很快适应环境,在短时间内消化作品并以自身娴熟的技巧感染到场的每一位听众,也展示了广西艺术学院表演技术的实力。 “中国-东盟音乐周”经过七年的历练,乐团排演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在表演上,广西艺术学院的师生们则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在表演形式上进行一次又一次地创新。其创新方式经笔者整理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在传统民歌演唱的基础上,重视与东盟元素的融合。全方位向听众展示广西地区少数民族的代表性原始民歌与音乐文化,并在音乐中加入东盟国家特色乐器和民歌旋律,两种异音乐文化交织下却不显冲突,融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新的共鸣,集中体现了中国与东盟国家音乐文化遗产的紧密交融。 2.民族乐器的演奏技巧。在东盟音乐周的作品中,大部分作品都采用现代化写作模式进行创作,大量变化音、转调旋律充斥在现代作品之中,这对演奏者技术理论支撑和专业的水准要求极高。序列、点描、音色等音乐形式在演奏家的手中演绎出作曲家想演绎出的任何的样子,许多演奏家在追寻极致乐器音色的同时对民族乐器做了一定的改良与创新。在钟峻程教授的作品《花山壁画》中可以听到民族打击乐器的旋律音色;在陈坤鹏教授《布洛陀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对二胡双弦拉奏技术的革新(以上作品均首演于广西艺术学院)……这些手法相较于手拍琵琶、弓子拉古筝、古琴装扩音等过时的手法,无疑是新颖而具有独创性的。作为“现代”总要有别于“过去”,摧毁传统禁锢的思维模式,才是对现代最好的尊敬。 3.扩大了原先的器乐编制。在东盟音乐周举办初期,演出经常照搬西方传统的乐队编制,作为民族音乐的区域优勢没有显露,分不清民族与西方的界限、传统与现代的定义。到了后期,随着作曲家视野的打开,作品在趋向民族化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传统乐器或者东盟各国乐器也随之加入,乐队的表现力大大增强。音乐上兼用中西乐器,并且交响乐可以与人声相合,十个国家的民族乐器可以融为一炉,包括人做出的每一个声韵都能作为乐器使用。这里的声音只要是合理的,都是艺术。诚然,各民族的音乐语言、特色的不同,所呈现的音乐文化、风格也都迥然不一,保留原汁原味的民族特色即是音乐周音乐创作发展的必要环节之一。 4.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广西少数民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在广西民间,人们常会用舞蹈来表达自身的信仰。舞蹈形式经常被加入广西音乐的重头戏——民歌的表演之中,在广西艺术学院的众多民歌音乐表演中,都少不了载歌载舞的音乐形式,作品的编创者将带有节奏、韵律感极强的动作辅以民族旋律之中,为原本可听性极强的民族音乐又增添了可视性。在广西艺术学院合唱团和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系的演出中,经常会出现带有舞蹈动作或带有故事情节的表演,融合了民间音乐典型的文化色彩,坚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也大大满足了广大观众的审美需求。 广西艺术学院的表演者们在与音乐家密切交往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为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这都成为了向中国与世界证明广西音乐的表演创作水平和传播优秀作品的重要渠道。值得一提的是,广西艺术学院的表演者在演出作品选择上表现出的兼容性、前瞻性和专业性都足以代表我国音乐的较高水准。它面向中国社会,为听众感知并与国际音乐同步感受现代音乐的魅力提供了机会,为音乐界人士的创作视野变化提供了平台和窗口,更为中国与外国音乐文化共处提供了对视的空间和进一步对话的可能。 四、“亲爱铭心,精诚致远”的未来期许 “上海当代音乐周”总监、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温德青曾提出过:“一个好的音乐学院必须拥有最先进、最经典的音乐体系来引领艺术的发展方向。”广西艺术学院投入大量的物力和人力,并将继续办好“中国-东盟音乐周”列入本院的“十三五规划”中。院校师生在作品创作和音乐评述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努力。音乐周也集合了不同专业的学生参与到东盟音乐周的活动中来,真正做到从课堂走到实践中去,为整个学院的学习带来了新鲜的空气,这种态势在后期的音乐周活动中一直被延续下去,带动了当地音乐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 音乐文化作为东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专业性来说,东盟国家的音乐文化与欧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发达,但也就是差距造就了其文化的多样性,博采众长的创造性,这一特点也赋予了这一地方的音乐以勃勃生命力。随着长时间以来的音乐文化交流,来自不同地区的形形色色的文化熏陶下,形成了广西音乐文化多元并存的格局。而现在随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审美趣向的转变以及民族语言的逐渐衰退,民族音乐的生态环境已经日益恶化,东盟音乐周的出现挽救了已出现颓势的民族音乐。而今后的东盟音樂周也会牢牢把握住民族特性,通过西方文化观念和实践,将原本处于弱势的本土文化现代化;而强势的外来文化则较少变化,通过演出、教育等大众媒介,向当地人灌输外来音乐的观念和实践方式。这一做法不仅提升了民众的文化自信,也为民族团结、国家安定在做不懈努力。 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叶小纲教授在2018年第七届“中国-东盟音乐周”开幕式中致发言词时,肯定了广西艺术学院近年的学术成就,他这样说道:“第七届东盟音乐周的成功举办,体现了广西艺术学院的专业实力和对音乐事业的执着追求,也展现了广西文化界对国际艺术教育交流、文化交流等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在艺术院校中,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同样,也凸显了中国音乐界的实力和成就。” “中国-东盟音乐周”作为一个年轻的音乐周,现在虽已小有成绩,但与国际一些老牌优秀的音乐节,如“维也纳现代音乐节”“法纳夏日音乐节”“达姆施塔特现代音乐节”等音乐节对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是加强音乐周的推广工作,完善管理系统,或是加强与社会、经济层面的融通,都对未来东盟音乐周的发展是有利而无害的。其次,作为现代音乐,目前在中国仍存在知名度不高、观众层面窄、发展空间受限的问题。这与我国目前缺少完善的现代作品推广体系,各地职业乐团参与不足等因素直接相关。现代音乐的晦涩难懂也成为了听众与现代音乐之间的一道鸿沟,而广西艺术学院也将会致力于缩短这道鸿沟,将现代音乐带进大众的视野。相较于前些年,广西当地民众已经对东盟音乐周有所了解,音乐周也迎来了大批非院校的听众,但单凭“上座率”和是否能够理解作品并不能反映一场音乐会的好坏,“中国-东盟音乐周”带动了广西当地的音乐教育,而教育到达一定水平时,无论是听众对音乐的理解能力抑或是表演者的音乐诠释都会有所提高。 2018年,广西艺术学院迎来了八十年华诞,另一方面又传来了好消息,由广西艺术学院承办的“中国-东盟音乐周”与上海音乐学院承办的上海当代音乐周联合拿下了2021年“世界新音乐节(ISCM)”的举办权(国际现代音乐协会成立于1923年,该组织每年在不同的国家举办“世界新音乐节”,以促进当代音乐创作和演出为目标)。作为辐射全世界现代音乐的大型音乐节,这既是对“中国-东盟音乐周”所取得的成绩给予的巨大肯定,也将大力推动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的发展合作和交流,不断扩大我国新音乐创作和新音乐表演的影响力,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 正所谓“精诚致远”,东盟音乐周的出现,让世人提及广西音乐,不再只记住“刘三姐”,也记住广西对现代音乐发展所做出的努力。这一切都感谢于广西艺术学院师生对音乐的持之以恒的精神和认真态度。钟峻程教授在采访中这样看待广西艺术学院未来的音乐发展:“我们还是要坚持本民族的音乐文化,致力于把广西音乐推广至全世界。当然,我们不能抛弃穿上民族服装唱民歌的形式,交响曲和管弦乐作品这种能和世界沟通的语言我们更是要大加推广,因为这是能够和外界音乐快速建立联系的形式。如果没有这个音乐节(周)的话,大家都不写,原本我们就处于沙漠地带,那我们的音乐创作就更不行了。”必须承认的是,“中国-东盟音乐周”对于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创作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无论是视野的打开,还是业务水平以及协同创新的风气,都使广西艺术学院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也希望广西艺术学院和“中国-东盟音乐周”都能越办越好,让好的音乐、思想相互交流,让广西音乐乘着“东风”飞向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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