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经济视角下的人物描写 |
| 范文 | 谢小琼 摘要:吴组缃在其反映农村破产景象的一系列小说当中,自觉地运用了经济视角来观察生活、塑造人物,他关注人物的经济地位,铺设人物活动的经济背景,描写人物日常行为的经济化,突出“钱财”的核心地位。通过这些文本,吴组缃不仅为我们揭示了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经济状况,而且成功地塑造了多种生动、深刻的人物形象。 关键词:吴组缃 经济视角 破产 人物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7- 吴组缃在1931-1934年间根据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经历创作了一批反映皖南农村经济破产情况的小说。在这些“破产”小说当中,吴组缃自觉地运用经济视角来看取社会问题,塑造了一批生动、深刻的人物形象。所谓经济视角,是指作家主要是从社会经济关系中看取社会人生、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经济状况,它是作家在创作中的一种审美意向。描写经济破产的状况,最直接的一种观察视角就是经济视角。 吴组缃的小说创作的最终目的是反映时代与社会,而他认为时代与社会是通过人物活动来反映的,所以他非常注重描写人物,并以此为小说的中心①。本文主要论述吴组缃在经济视角下如何描写人物,以及这样描写有何具体的意图或作用。 一、关注人物的经济地位,铺设人物活动的经济背景 人物的活动总是在一定的背景之下展开的,在不同的背景下即使同样性格的人物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所以,写出人物活动的特定背景,才能使人物的活动显得自然、合理、不突兀。那么,在吴组缃的“破产”小说当中,人物活动的背景是什么呢?首先,从小的方面来说,是人物各自的经济地位、经济状况。其次是整个社会经济的萧条破败和人们的纷纷破产——这是作者最终所要展现的时代和社会的整体状况。因此,吴组缃在描写人物的过程当中,非常关注人物的经济地位,并揭示相关的社会经济背景。 例如,在《小花的生日》中,女主人公美容对小花的周年生日异常在意、热烈期盼,但这在意和期盼又并非是因为小花的生日,而是因为三太太。这乍一看有点不近情由,直到作者交待了美容家的经济近况,读者才了然于心:原来,小花的爸自五个月前失业后再也没找到工作,如今一家四口的生计全靠美容替人洗衣服、做女红来维持,家庭经济相当困窘,以至于给小花、大花做棉袄的钱都没有,两个小孩在寒冷的天气里可怜地挨饿受冻,三太太答应在小花生日这一天约几个人到美容家打牌,让美容从中抽取彩头给孩子做棉袄,还答应给小花的爸谋个生意。了解了这些情况,读者自然就能理解美容的那种焦急、期待的心理了。 在谈及小花的爸失业的时候,作者首先写了导致店铺破产的原因:“乱兵的强索,和土匪的抢劫,又加上主顾们,小康人家一天天贫窘起来,大富家又都搬到大地方去住,生意就逐渐清淡下来”。店铺破产了,店伙自然只能收拾包袱回家,这就写出了小花的爸失业的必然性。另外,为了突出小花的爸再就业的困难,写出他性情变化的原因,作者借三太太的口说出了乡镇店铺普遍破产、倒闭的大环境:“这两年歇生意的人那只你小花的爸一个?三婶婶的富少爷,八奶奶家炳焕炳耀弟兄三个,南村里权叔叔的儿子,侄儿,……我所知道的就不下十余个”,“这年头,找生意也不是容易事”。所以,小花的爸失业五个月都没能再找到一份合适的生意,只能在家靠妻子养着。他不再是家中的经济支柱,无法再承担起一个男人应该承担的养家糊口的责任,于是,他不仅要在家中整天对着妻子的愁眉怨眼,看着孩子挨饿受冻,而且还要承受旁人瞧不起的眼光和各种讥笑嘲讽。这一切都给他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致使他内心非常苦闷,于是他由一个“忠实勤快”的人变成了一个经常借打骂妻儿来发泄心中悲愤的暴徒。这就写出了人物行为、性情变化的根由。 在另外的几篇“破产”小说当中,吴组缃同样注意人物的经济地位及社会经济背景: 《栀子花》中的祥发在堂叔们的多次劝诫之下仍执意要离乡进城,是因为家乡的店铺“放排似地倒闭”,在家乡“实在再也找不到饭碗”。 《官官的补品》中,“我”出生在一个阔绰的地主家庭,从小就可以不劳而获,这养成了“我”好逸恶劳、挥霍无度、荒淫无耻、是非不分的丑恶品行;而奶婆和小秃子是贫穷的农民,为了谋生存,他们只能对雇主惟命是从,即使吃亏也不敢违抗;最后小秃子由一个善良忠厚的农民变成一个土匪,是因为实在走投无路,只好做强盗土匪来维护自己活下去的权利。 《黄昏》中,“我”的家乡“败得这么快”,如同一个埋着活的尸首的坟墓,是因为村里“年纪轻的汉子都找不到营生做”,而这又是由于日本兵“在北边闹”、“南京新近在美国借了五千万棉麦”而导致稻价下跌、丰收成灾、商店破产;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被人尊称一声“大先生”,“我”的妻子还能被人尊称一声“师娘”,而“我”家也还能在别人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还买得起鱼、寻思着鱼该怎么煮,连“我”家的丫头小玉也还能对连饭都吃不上的家庆说上一些讥讽的刻薄的话,是因为“我”家还有一点家底,而“我”在别人成群地失业的时候又还能拥有一份工作;而破落子弟家庆,只能在买得起鱼的人家苦苦哀求、乞怜,厚着脸皮忍受别人的讥讽嘲笑和猜疑。 《一千八百担》里面每个人的身份、经济地位不一样,所以他们的神态、语言等也都不一样,一人一种腔调,一人一个心思,即使不指名道姓也能轻易地从人群中把他们区别出来;谈到宋氏大家族“一败至于此极”,小说借众人之口说出了原因:外国人霸占中国海关、在中国加重关税,“政府里还借大批美国麦”, 由此导致粮价下跌,土地贬值,国货滞销,进而导致曾经繁荣兴盛的宋氏家族各房各家都走向破产。 《天下太平》中王小福的失业、难再就业,是由于战乱、兵匪抢劫直接或间接地导致镇上生意萧条、店铺倒闭,村里农事荒废。 《樊家铺》中的狗子和线子,一个做了盗贼,一个为了筹钱救夫而弑母抢钱,皆因稻价低贱,务农没有出路,而茶铺的小本经营也由于整个樊家铺的冷落敝败而变得生意萧条…… 如果社会经济依然繁荣如昔,如果这些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还过得去,如果他们还能衣食无忧,那么,这些事情还会发生吗?每个人物的性情、言行都和他们各自的经济状况相关。人物的经济地位会影响其思想性格、行为活动、人际关系等各个方面。而他们各自的经济状况又都和整个社会的经济环境相关。吴组缃就这样牵牵连连地写出了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转嫁和摆脱经济危机,向中国倾销过剩产品,导致中国国内相关产品滞销或价格狂跌,极大地损伤了中国的城乡经济;再加上中国国内的军阀混战、苛捐杂税以及接连的水灾、蝗灾、旱灾,使得中国的民族工业、传统农业和乡镇商铺等在内忧外患的多重冲击之下迅速凋敝,企业、商店、地主、农民纷纷破产。本来小有资产的吴家也在此破产浪潮当中遭到极大的打击,吴组缃的父亲在抑郁中去世。这样一种亲身经历才使得吴组缃极为关注中国社会的破产现实,并且在其日后的小说创作中“以反映 农村破产时期动态的居多”②。 二、描写人物日常行为的经济化,突出“钱财”的核心地位 在经济破产时期,人们为了尽可能地挣到每一分钱来维持生存,平日里一些不起眼的小事情也可能会成为他们谋生的手段,变成一种经济行为,而且,他们会比平时更加不顾一切。 例如《小花的生日》中,小花的妈妈热情地招待到家里来打牌的太太、少爷们,为他们提供打牌的场所、茶水、面点等服务,下雨了还让孩子到各家去取雨具,她这么细心周到是为了从这个牌局中抽取几块钱的彩头,给孩子做棉袄。 |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