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抗战时期贵州新闻史研究综述 |
| 范文 | 黎婷婷 摘 要：借助抗战时期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西迁的契机，贵州的新闻事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在大后方抗战新闻史的研究中，有关贵州新闻活动的研究则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与贵州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匹配的。本文通过梳理抗战时期贵州新闻史的相关研究，试图还原此阶段贵州新闻事业的真实面貌，希望有助于贵州新闻史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抗战时期；贵州；新闻史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24-0071-01 一、前言 新闻出版事业由于其在战时担负着的传递信息、团结民众、传承文化等重担，在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抗战时期的新闻研究一直为学术界关注。但与此不匹配的是，对作为战时大后方地区之一的贵州抗战史的研究却没有得到相应重视，特别是对抗战时期贵州新闻史的研究十分有限。 韩继伟在《贵州抗战史研究的现状与思考》（2015年）一文中就提出目前学术界对贵州抗战史的研究还做得很不够，主要体现在“一是所涉猎的领域不平衡。注重经济文化史的片面研究，缺少对黔省社会政治、经济和文教的全方位整体思考以及社会史、形态史的研究；二是所研究的重点不突出。注重研究的宏观介绍而缺乏事件的微观和深度梳理关于抗战时期贵州历史的研究。”以上两点也反映在对战时贵州新闻史的研究现状上：不系统、无深度，是目前战时贵州新闻史研究的最大缺憾，这既与贵州在战时大后方中所处的相对边缘位置有关，也与由此带来的史料稀少难寻有密切联系。纵观已有的相关研究，可大体分为以下几类。 二、关于战时贵州新闻活动时代背景的研究 抗战时期大片国土沦陷，西南成为抗战大后方，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全国政治、经济、教育中心也随之转移。贵州作为陪都重庆的战略保障和南部大门，同时是连接华南和东南亚国际交通的战略要道，贵州的战略地位猛然提升。在这次西迁中， 依托来自东部沿海等地的人才和先进文化，贵州新闻出版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对于这一时代背景的描述出现在大多数相关研究中，谢廷秋（2012年）的博士论文《贵州抗战文化与文学研究》中“抗战时期的贵州新闻与出版业”一节，详细介绍了此时期贵州的广播通讯、新闻报刊和出版业的状况，认为新闻出版业是抗战文化的重要载体，对指导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如李颖（2013年）《抗战时期文化西迁视域下的贵阳新闻出版业》、蔡丹（2013年）《抗战时期贵州的新闻传播特点及意义》、李敏克（1997年）《抗日战争时期在贵州出版的报纸》等，都将抗战时期贵州新闻事业的大发展置于宏观的时代背景下考察，将研究重点放在文化西迁后贵州新闻事业的变化和特点之上。这一时期报刊扮演着重要角色，既是战争时期重要的消息来源，也承担着宣传抗日、团结民众的作用。如钱理群（2006年）通过对戴明贤回忆录《一个人的安顺》、乐黛云回忆录《追忆童年》的引用，反映当时贵阳地区通过报刊、电影等传播新思想的状况。 三、主要新闻刊物概况研究 抗战时期，全国各地许多著名文化人士相继来黔，一批文化机构也迁到贵阳，民间和社会团体办的报纸逐渐增多，使得贵州报刊的立场和背景变得多样化，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办报宗旨和风格的多元化。 民国时期，全省共创办报纸403种，这些报纸背景复杂，风格不一；从类型看，有日报、晚报、三日刊、五日刊、周刊、旬刊、半月刊等。报纸广告版面突出，语言多为白话文（李敏克，1993年）。据1944年2月的統计资料，当时仅贵阳地区发行的报纸就达14种，这年是抗战期间贵阳报纸最多的一年，种类几达战前的3倍。 在这些报纸中，关于迁黔后改组的《力报》相关研究较为详细。易同文（1997年）详细回顾了《力报》多次改组的前因后果，特别提到1947年春改组后由于报纸多次报道解放军胜利的消息，因而数次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训斥，不久报社被封，发行人李思齐、总编辑顾希均被捕，后均被杀害。作者认为《力报》作为一份民办报纸，勇于冲破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坚持传播人民胜利的消息，使贵州人民增强了斗志，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四、关于报纸副刊的研究 由于西迁时期许多文化、艺术、教育届名人来到贵阳，众人纷纷投入到创作当中，贵州文艺界一时也风生水起，文艺性刊物及报纸文艺副刊大量涌现， 刊行时间长短不一， 约达70 多种。主要的刊物有《文讯》、《西南风》、《七七》半月刊、《十日旬刊》、《中国诗艺》、《晓鸡声》、《新流》、《新年代》等；报纸副刊有《大刚报·阵地》、《贵州日报·新垒》以及《力报》、《南明晚报》等小报副刊。有统计显示，贵阳在1944年人口最多时不过30余万人，如按人口平均计算，当时文艺刊物出版的盛况是史无前例的。 王鸿儒（1985年）回顾了黔籍作家蹇先艾自1938年回黔后的文学活动，对其办报事迹所述颇细。蹇先艾创办的《新垒》团结了省内外一批作家，还培养了一批本省的青年作者（王鸿儒，1985年），在同类型副刊中十分突出，办得有声有色（吴纯俭，1995年）。 这一时期的大报副刊有日趋杂志化的趋势（李敏克，1997年），信息量大，内容丰富。谢廷秋（2013年）认为这些副刊有力地促进了贵阳的抗战文艺活动，也促使五四新文化的精神、理念及文学艺术成果向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传播扩散。 四、有关文通书局与谢六逸在黔的新闻活动研究 贵阳文通书局由贵州工商业家华之鸿创办于1909年，最初以出版地方志书、文献资料及文人学者著作图书为主，经营范围主要局限于本省。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沿海大批机构、学校等内迁西南，文通书局在华问渠经营下，抓住这一发展机遇，一跃成为国内七大出版机构之一。文通书局共出版各类图书500多种，丛书、丛刊30余种，承印报纸和杂志28种。 何长风教授于2002年推出的专著《贵阳文通书局》对文通书局的崛起、发展和终结过程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和分析，特别对抗战时期文通书局的大发展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叙述。此外，朱崇演（2002）《试论华家在贵州近现代史中的作用》、张国功（2004）《贵阳文通书局的历史与启示》等文章也对抗战时期的文通书局进行了探究。 提到文通书局，谢六逸和《文讯》月刊的确是贵州新闻出版史上绕不开的话题。1937年，谢六逸随复旦、大夏大学内迁，后辗转回到故乡贵阳并在大夏大学、贵州大学任教；华问渠认为谢六逸“著述颇丰， 在国内新闻界颇负盛名”，因此邀请其到文通书局筹组文通书局编辑所，并负责文艺、新闻等方面图书编辑工作。何长风（1995）在《抗战时期的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一文中详细介绍了《文讯》的创办经历；郑朝彬（2012）在《谢六逸先生对抗战时期贵州文化建设的贡献》一文中介绍了《文讯》刊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稿件的概况，认为这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军民的勇气和斗志。龙炘成（1996）在《谢六逸与我国早期的新闻教育》一文中，介绍了谢六逸的新闻思想和其对报刊的重视，引用了谢“看报就是看社会”、看报可以求得“新知”等说法。 尽管以文通书局和《文讯》月刊为代表的战时贵州新闻出版业获得了巨大发展，但这毕竟只是短暂的繁荣。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大批文教机构和文化群体旋即东归，整个西南地区的文化气氛迅速回落，贵州的新闻事业也很快陷入沉寂，诸多报刊或迁回原地，或无疾而终，文通书局的组稿都变得尤为艰难。洪港（2008）《近代贵阳文通书局的教育出版探析》一文认为贵阳文通书局的兴衰虚盈写照了时局变迁对内地文化企业的致命影响。这同样也是抗战时期整个贵州新闻事业短暂繁荣的最终结局。 近些年关于战时贵州新闻事业的研究逐渐兴起，各类学术会议相继展开。如2005年在贵州师范大学举办的“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文学活动与思想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对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学、戏剧、新闻事业等进行了探讨，一批贵州学者展示了对本地抗战时期的文化、新闻活动研究的新成果。相信随着抗战史的不断发掘整理，以及各地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探討，贵州在抗战时期的地位会得到更深入的认识和重视，有关抗战时期贵州新闻史的研究会取得更多成果，这一时期的贵州新闻事业将会以更加清晰、全面的姿态呈现出来。 参考文献： [1]贵州省新闻出版局报刊处.贵州省报业发展综述[J].中国报业，2004（12）. [2]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报纸志[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3]周勇.西南抗战史[M].重庆：出版社，2013. [4]韩继伟.贵州抗战史研究的现状与思考[C].抗战文化研究（第9辑），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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