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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州窑瓷器装饰艺术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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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寿州窑的装饰艺术以釉色取胜，唐时黄釉甲天下，还盛行刻划、堆塑等装饰手法，唐代中晚期出现剪纸漏花和剪纸贴花的创新工艺。多样的装饰手法给寿州窑浑厚的胎体披上了美丽的外衣，使寿州窑瓷器的实用性、艺术性和审美性完美结合。通过梳理寿州窑装饰艺术的内涵，有利于呈现寿州窑的文化面貌和工艺水平，挖掘寿州窑更多的核心技艺，发挥寿州窑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关键词：寿州窑瓷器装饰工艺装饰特点

寿州窑创始于南北朝，繁盛于隋唐，晚唐五代没落，停烧于宋。寿州窑不是指具体的某个窑口，而是众多窑口遗址的合称。它的中心窑场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上窑镇，古窑址沿淮河东西走向，最东始于凤阳武店，最西至田家庵区泉山，这条分布带绵延约40千米，宽约4千米。

寿州窑管嘴孜青釉瓷器的烧成温度在1200℃以上，寿州窑医院住院部黄釉瓷器的烧成温度在1200℃左右。[1]窑炉结构以北方常见的馒头窑为主，“在马家岗和余家沟发现的窑炉遗迹，窑炉炉室结构为长椭圆形，直径在3米左右。窑室内底部还有一组排列整齐的匣钵，一钵至少可以盛装一件或数件坯体，按照各陶瓷坯体的大小而决定。匣钵间还留有8厘米左右的火路，普通粗器直接入窑烧成，不用匣钵”[2]。“器物装烧方法比较进步，皆为仰烧，每一匣钵内装一至数件瓷坯，坯下垫衬三岔或四岔垫托或托杯。窑具中还有托钵、支棒等。”[3]另外在淮南市泉山九十六处考古发掘了一座唐代龙窑遗迹，“窑炉顺山势由低处向高处建造，用砖砌出窑炉的壁和券顶，窑底坡度为8度，残存长17.1米、宽3.5米。窑墙为单砖平砌，内壁挂有1厘米左右的‘窑汗，呈琉璃装结晶层。斜坡窑床上铺砂，厚约6厘米，俗称‘软底。窑内出有红烧土块、砖块、匣钵、垫饼，釉陶类瓮、罐、坛”[4]。龙窑是中国南方窑炉文化的代表，在寿州窑出现，足以说明寿州窑不失时机、积极借鉴南方先进陶瓷技术的智慧之举。

寿州窑历经了漫长的经营之路，烧制了丰富多彩的陶瓷器。隋代器物有龙柄鸡首壶、龙柄壶、双龙柄壶、高足盘、四系罐、四系盘口壶等。唐代器物有黄釉大瓮、黄釉大盆、黑釉执壶、黄釉碗、玉璧底盏、高足盏、龙柄盘口壶、背壶、象座枕、穿带壶、深腹碗、双系罐、黄釉点褐彩四系罐、蜡黄釉莲花纹烛台、黄釉直口罐、梅瓶、葫芦瓶、小口垂腹瓶、黄釉盂口瓶、兽形镇、蜡黄釉渣斗、虎镇、黄釉瓷猴、瓷水牛、黄釉人面三孔埙、青釉四系盘口罐、黄釉小喇叭口瓷瓶、唇口四系罐等。隋代釉色以青釉为主色调，唐代以黄釉盛名，黑釉次之。宋代仅见瓷枕，有元宝形、荷叶形，颜色有黄和酱黑两种。

陶瓷装饰，基于形而表于人。在特定的陶瓷造型表面，围绕着人的思想意绪运用各种工艺的、方法技巧的装饰手段，进一步美化陶瓷造型，为通常的陶瓷装饰概念。[5]在长期的造物过程中，人们逐步形成了具有普遍性的形式感，并认识到这些形式感对审美主体心理上的舒适感受，因而在满足功利性的基础上，用装饰来美化器物，使之成为具有形式美感的工艺品。[6]“综观中国传统陶瓷装饰艺术形式，大体上有四大类型，第一类是造型艺术装饰；第二类是纹样艺术装饰；第三类是色彩艺术装饰；最后一类是肌理艺术装饰。它秉承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凝聚着创作者的情感，表现了时代背景。每个时代的陶瓷装饰品都展示了民族文化，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伴随着历史一路前行。”[7]

寿州窑器物装饰的审美文化展现在纹饰、色彩、技法、风格四个方面。它存在于瓷器制作的过程中，可以分为坯体装饰、釉装饰、化妆土、创新工艺四种基本形式。

一、坯体装饰

隋唐寿州窑坯体使用当地产的次生高岭土，属于高铝低硅质瓷胎，与北方瓷器的特点相同。[8]坯体制作成形通常采用轮制、模制和手制，坯胎成形后，根据各地人们的审美需要在坯胎上装饰绘纹，手法有旋削、刻花、划花、贴塑、镂空、模印等多种。平底足有一个鲜明特点，即足墙多不是上下垂直形态，而是在足尖处用竹刀向里斜削一周，造成足底平面收窄。这种装饰工艺在唐代邛崃窑、邢窑、长沙窑等烧制的瓷器中也能见到，它或许是古代瓷器工艺发展史上一个阶段性特征。

坯体装饰手法有：模印纹，在未施釉前，趁胎未干时，用印模直接压在胎体上，呈现凹凸的暗花，有几何纹、云龙纹、鸟兽纹等；贴塑，手捏制好附件，蘸取黏泥，安装在瓷器坯体上，如龙柄鸡首壶、龙柄壶、双龙柄壶等；绹纹，当坯胎未干时，蘸泥浆水将泥条贴于坯体上，然后压印成泥条状，如隋代青釉四系罐的腹部绳索装饰；拍印纹，用带有各式纹样的陶拍在未干的坯体上，拍印成纹饰，有钱纹、圆涡纹、乳丁纹；压印纹，用三棱锥、带齿圆管器或树叶纹陶模，在坯体半干时，使用外力钤印在器坯上；镌刻纹，在胎体未干时，用铁刻刀的刀锋在胎坯上刻出纹样，有莲花纹、云气纹、鱼纹等；篦划纹，用篦状器在未干的胎坯上划出各种纹饰，有水波纹、弧形纹、凤首的羽毛和人物的头发等；附加凸弦纹，将先做好的泥条附加在胎坯的表面，放在轮盘上进行旋转修整；凹弦纹，在旋削修坯时，利用铁质锥状物在器胎上旋削成单线或双线的凹弦纹；镂空，在坯体上把装饰纹样雕通，又称镂雕、透雕，寿州窑暖砚圈足中部就刻有镂空的“上”字。

隋代的六系盘口壶、四系罐、高足盘、球腹罐等常见装饰纹样。纹样有几何纹、弦纹、绹索纹、双圈纹、联珠纹、莲瓣纹、忍冬纹、菊花纹等，以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三类题材最为常见。装饰技法有模印、刻划、贴塑、戳印、篦划等。

唐代的瓷枕、瓷砖、瓦当、纺轮、筷笼、人物俑、执壶、三孔埙、花口碗等常见各式装饰纹样，统计有联珠纹、龙纹、单鱼纹、三鱼纹、云纹、蝴蝶纹、菊花纹、团花纹、葡萄纹、松叶纹、艾叶纹、鹿纹、枫叶纹、圆涡纹和乳丁纹。以动物纹、植物纹、人物纹、几何纹四类题材最为常见。装饰技法有捏塑、戳印、刻划、模印、剪纸贴花、剪纸漏花、堆塑等。

以上纹饰中的弦紋、联珠纹、龙纹、莲瓣纹、忍冬纹为隋唐时期经典纹样，寿州窑的唐代纹样比隋代纹样更加丰富，装饰手法推陈出新，唐代的寿州窑工艺水平不断提高。

唐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思想自由，文化多姿多彩，以中国画和传统吉祥纹饰为代表的美术文化深刻影响着寿州窑陶瓷的装饰，其中孕育了“图必寓意，意必吉祥”的审美情趣。比如龙纹不仅寓意着权势、地位，它还象征着能呼风唤雨，使农业丰收的保护神。莲花和鱼纹象征着连年有余，在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社会，人们最大的愿望是能够丰衣足食。多样的装饰图案不仅改变了瓷器单调的质感，还迎合了当时人民的祈福心理和美好愿望。

二、釉装饰

寿州窑里的釉彩在南北朝至隋代以青釉、青灰釉、青黄釉为主，唐代以青黄釉、蜡黄、鳝鱼黄、茶叶末、酱红釉、黑釉、窑变釉、釉下褐彩斑为主，宋代有黄釉、酱红釉、褐黑釉。

寿州窑瓷釉以Fe元素为着色剂，有学者测试胎体、化妆土和釉中的含Fe量差不多，釉中CaO含量高，由于在釉料配方中加了草木灰导致P2O5含量较高。以Fe元素为着色剂，在还原焰气氛中烧成时，“Fe2O3因还原失氧而变成FeO，FeO对可见光中的青绿光吸收少，进而形成青、蓝、绿等色”。[9]寿州窑中有的隋代器物釉色呈现出青中带绿、青中带黄，在积釉处往往还有紫翠色的窑变釉。[10]釉色在氧化焰氛围中，Fe2O3对可见光中的黄光吸收少，釉面会出现米黄、鳝鱼黄、棕黄、黑黄等颜色。1988年，安徽博物院考古队对寿州窑医院住院部和管嘴孜窑址进行了科学发掘[11]，以管嘴孜T4为例，出土的碗、盏等瓷器残片8998件，釉色有黄釉、黑釉、酱釉、青黄釉、黄绿釉，其中有2149件未施釉的素烧瓷片，可推测寿州窑采用的是二次烧法，即施化妆土后入窑素烧，出窑后再施釉二次焙烧。寿州窑釉装饰手法多采用蘸釉法，也有刷釉法。在明代以前，陶瓷施釉多采用蘸釉法，一般是手拿住器物下腹及底部，让器物浸入釉浆里，然后取出，以至于器物施釉不能覆盖全身，多呈半釉或器物底部未施釉的奇特现象。

寿州窑瓷釉属于钙系釉中的钙釉，釉中CaO含量很高。[12]隋代的器物绝大多数施青釉，青釉莹润如玉，生机盎然，在还原焰氛围烧成，会出现少量的黄釉、黑釉。管嘴孜青釉瓷片标本的青釉化学成分：SiO2含量45.89%—47.4%，Al2O3含量12.6%—15.38%，Fe2O3含量2.38%—2.81%。[13]唐代颜色釉有黄釉、黑釉、酱釉等，其中以黄釉为主，黑釉次之，在氧化焰氛围中烧成。寿州窑医院住院部黄釉瓷片黄釉化学成分中SiO2含量47.48%—48.88%，Al2O3含量11.25%—11.94%，Fe2O3含量3.80%—5.48%。[14]淮南上窑医院南出土的黑釉瓷片中SiO2含量63.24%，Al2O3含量17.35%，Fe2O3含量5.56%。[15]寿州窑的青釉与黄釉不是由于着色元素的差别引起的，很可能是在不同的烧造氛围中形成的。[16]寿州窑釉装饰属于哪个瓷系呢？叶喆民认为：寿州窑黄釉瓷器实际上是青瓷的变种，即烧制不成功所致。因胎釉中铁分子还原不够充分，故生成黄釉，故此列入青瓷系统为宜。[17]李辉柄认为：唐代著名的青瓷窑，有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和洪州窑六大瓷窑。[18]从两位陶瓷专家的观点可以看出寿州窑属于青瓷系统。此外，寿州窑还烧制花釉瓷，比如釉下褐斑就是利用不同色釉的上下装饰而产生的对比效果。在寿州窑器物上常见长条形流釉痕，这可能是因釉水稀薄而导致的垂流现象。隋代寿州窑瓷器的青釉多稀薄，施釉多半釉，所以现在看到的一些器物釉面会出现斑块状剥落的现象。唐代的器物无论是黄釉、黑釉或是酱釉，釉水都较厚，流釉现象少，除底足外几乎全施釉，釉面剥落也没有隋代瓷器严重。有人认为釉层的厚度一般与坯体的吸水率、釉浆的稠稀与浸入的时间有关。

三、化妆土

寿州窑瓷器以及唐代邢窑为代表的许多知名窑口都盛行化妆土装饰。清代朱琰的《陶说》中记有“寿州：今安徽淮南市有窑址，坯上施白粉”[19]。化妆土装饰始于北朝的邢窑，是用上好的瓷土经加工调和成泥浆，施于质地较粗糙或颜色较深的瓷器坯体表面，起美化作用的一种装饰方法。化妆土颜色有灰色、白色等，其可使粗糙的坯体变光滑、平整，坯体较深的颜色得以覆盖，使釉层外观显得美观、光亮、柔和、滋润。叶喆民在《中国陶瓷史》中说道：寿州瓷器胎质粗糙，胎色白种微带红色。遗址中堆积有大量已涂过化妆土而未施釉的半成品，说明寿州窑瓷器有一部分为改变其胎质，先经过素烧，再施一层白色化妆土，最后罩釉入窑烧成。[20]寿州窑采用的化妆土厚度一般为0.1毫米—0.5毫米[21]，化妆土光润细腻。寿州窑医院住院部化妆土化学成分中SiO2含量56.07%，Al2O3含量21.31%，Fe2O3含量2.62%，其中的Al2O3含量比所有釉料都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者通过对瓷器标本线扫描的结果分析，发现寿州窑瓷器在釉和胎之间存在明显的化妆土层，化妆土层成分与胎相似，而与釉存在明显差别。[22]

四、创新工艺

唐代寿州窑装饰工艺出现了新气象，利用胎色、化妆土与釉色的色差对比，研发出新的装饰工艺。

剪纸漏花。胡悦谦先生对这种工艺有过详细的解释：剪纸漏花是用纸或薄兽皮剪成图案花纹，在器胎未施瓷衣前，将漏花印版贴在胎坯上，遂施白瓷衣，然后取下印版，胎上即漏成阴文花，再施釉入窑煅烧，便呈现浓厚色彩的漏花印纹。黑釉器，待施白色瓷衣后，将预制漏花印纹版贴上，施黑釉后取下印版入窑煅烧，即成黑釉白色的漏花印纹。[23]有鹿、蝴蝶、木叶纹、花卉等。

剪纸贴花。这种工艺是把剪好的纸花在坯胎上（或施底釉）贴伏平整，施釉后揭掉貼花，烧制而成。有如意纹、蝴蝶纹、木叶纹、牡丹纹等。唐代剪纸贴花瓷实物有安徽寿州窑、湖南长沙窑、河北定窑等，寿州窑窑址曾出土贴花瓷标本。

综合装饰法。此工艺即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装饰方法同时体现在一件器物上，例如隋代四系青釉罐[24]，罐腹部先横向粘贴上下2圈泥条，再在泥条之间等距离纵向粘贴4条泥条，而后用木刀在泥条上压印成一个个凹槽。隋代青釉四系盘口壶残件标本[25]，其肩部粘贴模制的动物，腹部戳印花朵。

五、装饰特点

寿州窑瓷器装饰技艺精湛，手法多样，匠心独运，显露出如下特点。

第一，寿州窑瓷器纹样呈现重复性、程式化、图案性和简约性的特点。寿州窑瓷器装饰纹样多在器物的颈、肩以及腹部和内底心，多见圆圈纹、动物纹、植物纹样，以压印、刻划为主，纹饰围绕器物连续一周，工整有序，層次分明。贴塑图案多简约抽象，不见细部刻划。有纹饰的地方一般都会施釉。

第二，寿州窑器物沿袭汉代以来的线条刻划技法和风格，在坯体上阴刻粗细、长短、曲直不一的阴线，应物绘形。比如刻划凤首、猴、虎、狮等皮毛的粗疏和褶皱的纹理，人物的毛发和胡须，都给人以形象和生动的视觉享受。

第三，在剪纸漏花装饰中，化妆土与釉水一般不会同时存在，在花纹处一般有釉无化妆土，或有化妆土无釉水。剪纸漏花是将预先制作好的纹样遮挡化妆土而后施釉，或施化妆土后遮挡釉水，在器物上形成图案。寿州窑瓷器的化妆土一般较薄，以白色为主，常施釉不及底足。

第四，寿州窑瓷器釉水为玻璃质的石灰釉，釉水稀薄。隋代至唐代早期，流釉现象明显。唐代中晚期施釉技术醇熟，流釉现象几乎不见，釉面厚薄均匀。唐代晚期，施釉往往覆盖器腹，唯有底足不施釉。隋唐器物釉面上有时可见泛紫、蓝、白色的窑变釉。隋代常施青釉，唐代流行黄釉和黑釉，创新出绛红釉。

第五，唐代寿州窑瓷枕上出现了剪纸贴花和剪纸漏花装饰工艺，这比宋代吉州窑常见的剪纸贴花工艺早很多，吉州窑的剪纸贴花技艺可能受到寿州窑的影响。剪纸漏花比较少见，仅见草叶纹、蝴蝶纹、杉叶纹。剪纸贴花有枫叶纹、宝相花、蝴蝶纹、四叶纹。

第六，隋代青釉四系罐上装饰有一层、二层、四层纹饰带，无地纹，有莲瓣纹、绳索纹、草叶纹、动物纹等。

第七，隋代青釉四系盘口壶上纹饰带从颈部到腹部有二层、三层、四层、五层，双层的多见戳印圆圈纹，其他纹饰有叶脉纹、凸凹弦纹、动物纹等。

六、结语

寿州窑璀璨夺目的装饰艺术主要表现在瓷器的坯体和色釉上，还有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剪纸贴花与剪纸漏花。寿州窑瓷器的装饰图案繁简有机结合，刻划线条刚劲有力，模印动物生气逼人，釉彩莹润明亮，色彩对比强烈。这些装饰题材结合饱满的器物造型，呈现出魅力四射的陶瓷佳作，成为服务一方百姓的民生用品。

注释：

[1]尹若春，姚政权，李迎华，汪常明.寿州窑瓷器的测试与初步分析[J].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2011， 41（01）：22-28.

[2]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84-186.

[3]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286.

[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研究·第十一辑[M].合肥：黄山书社，1998：162.

[5]孔六庆.陶瓷装饰展开[J].陶瓷研究，1999（01）：37-45.[6]自詹颖.邛窑器物设计的审美文化[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9：70.

[7]宋华.论陶瓷装饰的文化性与艺术性[D].湖北工业大学，2009.

[8][12][13][14][16][22]尹若春，姚政权，李迎华，汪常明.寿州窑瓷器的测试与初步分析[J].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2011，41（01）：22-28.

[9]任允鹏，岳剑，王洁.简明陶瓷技艺[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49.

[10]李辉炳.中国瓷器鉴定基础[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44-47.

[11]淮南市博物馆.寿州窑[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15]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40年论文选集[M].合肥：黄山书社，1996：95.

[17]叶喆民.中国陶瓷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59-160.

[18]李辉炳.中国瓷器鉴定基础[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44-47.

[19]朱琰.陶说[M].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4：60-62.[20]同[17]。

[21]陶治强.漫谈寿州窑瓷枕[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03）：17-19.

[23]胡悦谦.谈寿州瓷窑[J].考古，1988（08）：735-750+774-776.

[24]同[11]，第127页。

[25]同[11]，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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