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国外马勒交响曲研究走向 |
| 范文 | [摘 要]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由于作曲家和指挥家的双重身份，在其在世时就出现了有关他的记载与研究。第一份关于马勒的文献是1899年阿道夫·贝蒂（Adolfo Betti）的《维也纳的音乐生活——回归1897—1898》一文，自此相关马勒的研究成果就层出不穷，并且随着音乐学等各个研究领域的观念和视角变化而前行。 有关马勒的文献大体可以分为生平传记、作曲活动研究和指挥活动研究三大类。有关指挥活动的研究可以分为总体性研究和各任职机构研究两类。有关作曲活动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音乐史中的地位、接受与影响、文学与哲学观念影响、创作技法以及作品风格等等。马勒一生创作体裁较为集中，即交响曲和艺术歌曲的创作，本文将就马勒在创作领域中的交响曲创作研究进行回顾。 [关键词]马勒;交响曲研究;音乐分析;作品诠释 [中图分类号]J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20）04-0006-04 [收稿日期]2019-12-09 [作者简介]张泽亮（1981— ），男，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31） 马勒[1]被公认为“未来的同时代人”，但对马勒的学术研究在其在世时就已经开始了，而且研究领域和方法隨着音乐学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由于马勒的交响曲作品除了在音乐创作上独树一帜之外，其音乐中还蕴含了丰富的哲学、美学等理念，这也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关注点。所以，对马勒交响曲作品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其作曲技法和作品风格的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视角随着音乐作品分析这一学科发展而变化;第二类是对其作品所呈现的哲学、美学理念进行讨论，对这一类的研究则紧跟着更为广阔的人文学科的发展路向不断拓展。 一、作曲技法和作品风格研究 当代音乐学的引路人阿德勒（Guido Adler）是马勒的挚友与支持者，他根据自己与马勒的交往于1916年为其写下一本传记，而且早在1914年他就认定马勒创立了与众不同的“独有风格”，认为从《第一交响曲》开始其创作就展现出完全不同的表达范式。阿德勒之所以能够发出如此肯定的论调，完全是基于其深厚的音乐学研究学养。其中，阿德勒对音乐学研究的一个贡献就是为分析维也纳传统体系中的古典音乐指明了道路，其主要的观点是认为音乐作品是各种元素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体。在其观念引导之下，有学者开始以此方法对马勒进行研究。席德迈尔（Ludwig Schiedermair）《作为交响作曲家的马勒》（1901—1902）这篇写于马勒在世时的文章颇为前卫，对马勒的前三部交响曲进行具有远见性的评价，认为这些不受欢迎的作品将在未来形成音乐的浪潮。《马勒》（1905）是其上一篇文章的延续，涉及马勒前五部交响曲，将马勒置于19世纪交响乐传统中予以考量，认为他继承了浪漫主义的传统，这种说法为认定马勒的历史地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时，除了这种较为宏观的研究之外，还出现了一些对单部交响曲进行分析的研究，这些研究的路向大多受到了德国理论家里曼（Hugo Riemann）分析理论的影响。例如，理查德·斯派特（Richard Specht）对第二、三、四、七、八、九交响曲的研究属于这一类分析。但是，斯派特并没有受到里曼对马勒看法的影响，里曼认为马勒的音乐的直接来源是布鲁克纳。当时还有其他几位学者，如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认为马勒的创作第一次融合巴赫、舒伯特和门德尔松等作曲家的风格，在瓦格纳和布鲁克纳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其创作是折衷主义的。斯派特则与阿德勒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认为马勒即便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家，亲身体验了这些大师的作品，但其创作并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2]诺德纳格尔（Ernst Otto Nodnagel）也是较早关注马勒的学者，他分别对马勒的第一、二、五、六交响曲进行了主题或织体的分析，而且在其《马勒D大调第一交响曲的“技术分析”》（1905）一文中提出了在传统曲式规范下，马勒的创作显现出标题音乐的特点，这个观点不仅影响了马勒的创作，也影响了后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如费特尔（Walther Vetter）在1961年仍旧继续这一问题的探讨，其《马勒的交响风格：素描》以《第一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为例，探讨了文学作品与观念对马勒交响曲风格的影响。奥布莱恩（Sally O'Brien）的《浪漫主义音乐中“标题”的吊诡及在马勒作品中的体现》（1971）这篇文章观点颇为新颖，研究了马勒与浪漫主义标题音乐的传统，认为其中存在着“隐”与“显”的对立。洪堡大学知名教授，马勒研究的专家达努泽（Hermann Danuser）《马勒的小说建构》（1975）以《第三交响曲》为例，提出在标题音乐的传统中马勒可以被称为“音乐的小说家”，特别指出其叙述的方式可以在19世纪的德国文学传统中找到根源。遗憾的是属于里曼思潮的这类曲式研究也仅集中在这几篇文章，甚至之后的十年中只有少有的几份研究出现。 在二十世纪初的几年中，德国的音乐学家克雷奇马尔（Hermann Kretzschmar）将诠释学的方式引入了音乐分析理论，虽然他也有一些关于马勒的论述，但遗憾的是并未对马勒这位值得诠释的作曲家的研究起到太大的作用，这或许与当时诠释学仍处于心理分析有一定的关系，但却为二十一世纪马勒的诠释学研究埋下了伏笔。 在这之后，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对马勒的研究由于反犹主义等外界的原因一直处于冰河的状态，甚至在化冰之后的研究中仍旧出现对马勒偏颇的认识。例如，海因里希·施密特（Heinrich Schmidt）的博士论文《马勒交响曲中的曲式问题与发展脉络：对浪漫主义音乐形式理论的贡献》（1929）虽然是较早一篇谈及马勒交响曲中曲式结构和旋律平衡问题的论文，但是受到纳粹时期新的批评理念影响，作者写作卷入了一定的偏见。贝克尔（Paul Bekker）《马勒交响曲》（1921）和孔贝（Edouard Combé）《马勒的交响曲》（1922）的出现为马勒研究的破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前者的影响更为深远，这部著作在1969年还再次出版。贝克尔对马勒的全部交响曲（包括《第十交响曲》，这在贝克尔写作时还鲜为人知）和《大地之歌》进行了综合的讨论，特别关注了马勒交响曲的架构问题。贝克尔认为马勒继续舒伯特和布鲁克纳的道路，将奥地利十九世纪的交响乐传统推向了高潮。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贝克第一次提到了马勒交响曲作品中末乐章的独特性质，认为末乐章才是马勒创作的重心，并将其他乐章与末乐章的关系分为了三类。这样的论调很快影响到了马勒交响曲循环曲式问题的研究，而且还为几十年之后叙事学视角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孔贝则研究了马勒的九部交响曲和《大地之歌》，较侧重于马勒的理念和其在作品中的应用，对马勒进行了积极的评价。由此开始，出现了大量马勒创作风格的研究。斯泰因（Erwin Stein）的《马勒、雷格、施特劳斯与勋伯格：作曲技法的审视》（1926）第一次关注到了马勒的创作技法。从对比的人物来看，已经开始出现了调性与无调性对比的端倪。但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年随着学界对无调性的普遍认识，这种讨论再度开始，如蒂舍勒（Hans Tischler）《马勒对调性危机的影响》（1951）、迪特尔（Jack Diether）《马勒与无调性》（1956）、兰杰文（Paul-Gilbert Langevin）《从马勒到序列主义：碎裂或连续》（1975）。从这些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大多是探讨马勒对无调性音乐的影响。 蒂舍勒不仅是较早涉及马勒风格研究的专家，而且其有关马勒的几篇研究不仅日趋先进，而且也引领了整个音乐风格研究的潮流。其博士论文《马勒作品中的和声》（1937）讨论了马勒音乐中的和声风格，并以作品的创作技法为主线，分析了马勒作品中的循环曲式结构。《马勒作品中的交响性问题》（1941）在整个交响曲的历史中分析了马勒的作品，认为马勒延续了前人的曲式结构，但以革命性的调性和和声方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马勒作品中的曲式》（1949）这篇论文中的观点也较为前卫，研究了马勒作品所使用的“古典”曲式，如奏鸣曲——快板、回旋曲、主题与变奏，认为马勒是古典传统的继承者，对之前研究中普遍认为马勒采用了浪漫主义时期歇斯底里的元素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蒂舍勒的观点很快就得到了认可，利威尔（David Rivier）的论文《马勒交响曲曲式笔记》（1954）以《第九交响曲》第一乐章探讨了奏鸣曲快板乐章的曲式结构。斯铎约哈那（Helmut Storjohann）的《马勒交响曲中的结构特殊性》（1954）是二战后第一篇探讨马勒的德语博士論文，在曲式结构及和声方面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同时涉及了配器问题。这篇论文的专业性较强，起到了在此领域研究中承前启后的作用。 申克（Heinrich Schenker）分析法虽然影响较大，但是对于马勒式的织体似乎有些束手无策，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马勒，诠释与分析》（1991）一文就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马勒的音乐，并对申克分析法对马勒作品的解释不妥之处提出了异议。只有几篇以申克分析法分析马勒作品中“柔板乐章”的研究还算成功。最为经典的一篇是音集集合理论（Pitch-Class Theory）的代表人物阿伦·福特（Allen Forte）的《马勒第五交响曲柔板乐章的中层动机》（1984），这篇论文中作者以申克分析法分析了这部作品的第四乐章，还将《亡儿悼歌》中第二首与之做了比较，认为二者在旋律和内容上有着相近之处。遗憾的是阿伦·福特并没有以他的分析方法对马勒的作品进行过研究。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对于马勒整体创作风格的研究开始趋向于更为细节的研究，大多是从某一个音乐要素点出发进行讨论，如巴福德（Philip Barford）《马勒：一个主题的原型》（1960），探讨了马勒旋律风格中“指纹性”要素，例如三级跳加返回的上下行的形式，并推测了这些要素所影射的心理因素和结构意义。霍平（Robert George Hopkins）的著作《终止式与马勒的音乐：次要参数的作用》（1990）说明了除了和声之外的次要因素导向终止式的作用，该文通过探讨马勒在这方面的创新，对音乐中的这种次要参数下了定义。唐斯（Graeme Alexander Downes）《调性轴心体系对马勒和十九世纪前人作品中进步性调性的适用》（1994）在对调性轴心这一在马勒及其前人时代未出现的音乐理论进行论述的基础上，通过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分析，对这种理论的适用性进行了呈示与解释。 由于马勒在配器上呈现出极具个性化的特征，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也同样经历整体性研究和细节性研究的过程。埃贡·韦莱斯（Egon Wellesz）《马勒的配器》（1930）是较早单独研究马勒配器风格论文的，概观性地研究了马勒的配器风格，这篇文献的出现使得研究者开始关注马勒的配器问题。而初期研究大多属于技术层面的研究，如，舍费尔斯（Anton Schaefers）的《马勒的配器》（1935）是最早研究马勒配器的博士论文，涉及马勒的交响曲和艺术歌曲，认为马勒的配器与其同时代的作曲家有着显著区别，这种论调对当时的德语世界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的第三帝国对马勒的评价较为负面。在其后的几十年中，对于配器的讨论戛然而止，直到达努泽的《试论马勒的声音》（1975）的出现才再次开启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达努泽以《第四交响曲》第二乐章为例探讨了马勒音乐语言中的和声与配器，同时也提及了《第六交响曲》的末乐章和《第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音乐学的发展，此时的技术分析已经开始掺入了作品诠释性的内容。查牟阿德（Philippe Chamouard）的《马勒交响乐作品中管弦乐队的特点和演变》（1978）较为全面地在历史语境中梳理了马勒作品中的配器问题。霍伦（Jacques van Holen）《作为配器师的马勒：新的视角》（1982）这篇论文对马勒的配器进行了精准的历史定位，认为马勒在配器上也是一位“亚努斯”式的人物，一方面继承了浪漫主义时期庞大的管弦乐队，一方面又预示了新世纪室内乐规模的管弦乐队中音色复调的使用，特别提到了对“音色旋律”（Klangfarbenmelodie）的影响。同样，泰勒（Virginia Sue Taylor）《竖琴与马勒的音色组》（1988）是配器研究中较为前卫的研究，讨论了马勒竖琴写作的风格，涉及独奏和在乐器组中的作用，认为马勒的写作手法不仅影响了新维也纳乐派，并影响到了许多二十世纪的创作。文中研究大多以马勒中晚期的艺术歌曲和交响曲为例，该文除了对配器的研究之外，更为总重要的是将马勒的创作理念与“新艺术”（Jugenstil）运动进行了文化性的关联。 在创作研究方面，两位音乐学大家有关马勒交响曲的综合性研究对当今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一部是弗劳尔斯[3]（Constantin Floros）《马勒：交响曲》（1993）较为详尽地分析了马勒的每部交响曲。除了明晰的曲式分析外，特别对主题动机给予了详细的列举，其中还涉及马勒创作理念和哲学观念的影响。另一位是彼得·布朗（A. Peter Brown），《马勒的交响曲》是其四卷本巨著《交响乐保留曲目》中《第二黄金时代：勃拉姆斯、布鲁克纳、德沃夏克、马勒和部分同代人》（2003）一卷的一小部分，但是极具价值。将马勒置于勃拉姆斯、布鲁克纳、德沃夏克等同期作家之内，从整个交响乐创作历史语境中对马勒做出了音乐历史学家视角的解读。 二、创作的哲学、美学等视角解读 有关马勒创作风格与技法的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70年代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而在这一时期，马勒却受到了二十世纪伟大哲学家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的关注。其代表作《马勒：一份音乐心智分析》就是1930年—1969年之间阿多诺多篇有关马勒的研究和演讲的一个总结，这些文章都收录于《阿多诺全集》的《音乐作品》之中，如《马勒：1960年维也纳纪念演讲》（1960）及与之相关的《摘选》《马勒艺术歌曲的意象选择》（1968）、《今日马勒》（1930）、《马勒的边界》（1936）、《马勒的时效》（1960）、《探讨马勒》（1968）、《如图的碎片：马勒〈第十交响曲〉新版本的探讨》（1969）。阿多诺从哲学和理论的角度出发，从马勒所处的时代语境出发探讨其创作风格、惯用手法（modus operandi ）以及接受和影响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阿多诺对马勒的诠释已经脱离了他对瓦格纳的心理分析，转向了精神分析。然而因作者极其晦涩的哲学语言容易产生误读[4]，也有学者认为其诠释过于激进。但无论如何，阿多诺的出现为马勒的诠释打开了一扇现代性之窗，其影响力极深。岑克（Martin Zenck）《附录：〈第一交响曲〉马勒的诠释》（1977）以阿多诺的视角对马勒的音乐和“自然的声音”这一理念进行分析，[5]从这篇论文开始，就持续不断出现以阿多诺理论进行的研究。 米可茨尼克（Vera Micznik）《马勒音乐中的意义：〈第九交响曲〉历史与分析研究》（1989）是作者的博士论文，这位马勒《第九交响曲》研究的专家以典型的哲学方式剖析了这部作品的内涵和叙事方式。《马勒与“体裁的力量”》（1994）则以《第九交响曲》为例，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了体裁在音乐中的作用，这与大多以曲式作为出发点的讨论大相径庭。他的另一篇文章《马勒〈第九交响曲〉中的告别故事》（1996），在《第九交响曲》和《第十交响曲》比较的基础上，探究了马勒在这两部作品中的告别情怀。《音乐与叙事的再回首：贝多芬与马勒叙事性程度》（2001）同样另辟蹊径，沿着阿多诺对传统与现代叙事的研究，在将贝多芬与马勒对比的同时，还将这二者与其他作曲家相比较，如李斯特和柏辽兹。《文本与文本语境分析：马勒〈第五交响曲〉与科学思想》（1996）再度从哲学的角度审视了科学思想对马勒所处时代的影响，以及如何可能促成了这部创作于世纪之交的作品音乐风格的改变。 约翰逊（Julian Johnson）《马勒〈第九交响曲〉中的主题地位》（1995）同样也从哲学的视角谈及了告别这一主题，文中涉及了阿多诺等学者的观念。莫纳汉（Seth Monahan）《马勒的交响性奏鸣曲》（2015）是这一领域较新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深度。作者对马勒不断演变的奏鸣曲作品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叙事、语法性的诠释，特别关注循环曲式这一大规模的修辞手段，并谈及了修辞调性布局和情感的关系。莫纳汉在结合了阿多诺的观念和前人的对马勒奏鸣曲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马勒的奏鸣曲是一种紧张的辩证形象，体裁要求中调性和修辞意义上的终止与自发叙事需求和支配一切的总体性发生碰撞。使得奏鸣曲形式不是一种僵硬的模式，而是一种充满历史共鸣的呈示过程。 阿多诺的出现不仅为马勒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整个藝术批评带来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这也就为音乐学的研究打开了更为宽敞的场域，自然对马勒的研究起到了更为深刻的作用。在阿多诺之后，出现了一些哲学及美学观念对马勒创作的影响的研究。坦舍特（Roland Tenschert）《马勒生活与作品中的浮士德特点》在1927年就探讨了哲学思想对马勒创作的影响，但遗憾的是，研究较为浅显，认为歌德《浮士德》对马勒的生命哲学和作品的影响，指出这种特征在《第八交响曲》的第二部分尤为明显。 麦克格拉斯（William JMcGrath）《马勒的超音乐宇宙》（1974）讨论了美学和哲学背景对马勒的影响，特别以《第三交响曲》为例解释了瓦格纳、叔本华和尼采对马勒的影响。舍拉特斯基的（Rodney Sheratsky）的《马勒第三——超越贝多芬第九》（1988）在大量研究马勒信件的基础上得出其《第三交响曲》的音乐风格和哲学观念都是来自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弗劳尔斯《死到生：马勒的复活交响曲与他的世界观》（1990）探讨了马勒的交响曲中的世界观究竟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或者两者兼备这一问题。弗劳尔斯以阿尔玛的观点，以及瓦格纳、尼采、布洛赫的观念为证，认为马勒更倾向于基督教的哲学和教义。昂格尔（Annette Unger）《论音乐中的世界、生活与艺术主题：马勒的〈第三交响曲〉和理查·施特劳斯的〈查特拉图斯如是说〉》（1992）探讨了尼采的《查特拉图斯如是说》这部哲学著作对两位作曲家同时期创作作品的影响。巴勒姆（Jeremy Mark Barham）《马勒的〈第三交响曲〉与古斯塔夫·费希纳的哲学：不同领域批评、分析与诠释的方式》（1992），这篇博士论文立意新颖，除了对每个乐章予以音乐分析，说明了马勒的叙事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以全新的角度探析马勒的交响曲作品如何表现出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1801—1887）的哲学理念。作者的出发点并不是说明音乐细节如何表达哲学理念，而是将二者的结构观、表现理念、反讽方式做以智识性的类比。 在这里一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德奥音乐研究专家金德曼的（William Kinderman）《马勒〈第五交响曲〉的多重美学观念》（2012）将马勒的创新置入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语境之中，探寻了马勒《第五交响曲》中所涉及的巴赫、布鲁克纳、瓦格纳等人的美学观念，以及如何将这些美学观念融入到自己创作之中。 三、“现代性”视角的诠释 在阿多诺之后，现代性研究异军突起，呈现出了各种现代性的批评视角，由于马勒作品中所呈现的“现代性”，随即也出现了各种现代主义性质的研究。如，格林（David B. Greene）《马勒，意识与时间性》（1984）以二十世纪哲学家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哲学理念讨论了马勒第三、五、八、九交响曲中的音乐逻辑。这种分析的角度较为新颖，遗憾的是仅限于和声功能的角度，但确实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潘泰克（Christoph Penteker）《马勒作品中的音乐语义学：以〈第六交响曲〉为例》（1997），这篇论文从语义学的角度探讨了这部作品，对作品的标题性、曲式的变化、配器的创新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塞缪尔斯（Robert Samuels）《马勒的〈第六交响曲〉：一份音乐符号学研究》（1995）认为作品中动机的使用是“音乐的交流”的信号，这部著作除了分析曲式之外，还融入了音乐之外的巴尔特、德里达、阿多诺和艾柯的元理论。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的《马勒引子的结构性预设：一份〈第七交响曲〉第一乐章分析导论》（1986）对第一乐章引子的主题结构进行了结构主义性的分析，认为“上拍的四度音程”以不同的规模贯穿于整个乐章。除了分析这部作品外，还将这种分析方式延伸至《第一交响曲》和其他作品。舍青格（Martin Scherzinger）的《马勒〈第七交响曲〉：一份解构解读》（1995）受到解构主义的影响，对末乐章进行了分析，但更多关注的是分析的过程，而不是对作品的分析。戈登（Steven A.Gordon）的博士论文《马勒〈第七交响曲〉，现代主义，与奥地利自由主义的危机》（1998）视角较为独特，目前只有这一篇文章涉及此问题。以《第七交响曲》为体现现代主义的范例，通过马勒所处时代的文化批评观念，来说明作品中如何反映了奥匈帝国在其最后几年的政治统治。 约翰逊的《马勒的声音：歌曲与交响曲中的表达与反讽》（2009）是一部以文化和历史诠释的方式解读马勒作品音乐风格。从十九世纪后晚期浪漫派的讽刺所带来的激进的自我意识，到二十世纪后期的解构主义态度的角度重新审视马勒的作品，认为马勒的音乐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历史。 皮蒂（Thomas Peattie）《马勒交响诗性的景观》（2018）是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作者认为马勒交响曲中带有一定的景观性描写的成分，且具有不同的规模。从这部著作的诠释角度来看，马勒交响曲还在开拓新的领域，这也是学界所期待，在更为久远的时间跨度中审视马勒，也期待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加入到这一讨论之中。 注释： [1]全译名为古斯塔夫·马勒，以下文献译名中均采用马勒。 [2]See，Constantin Floros，Gustav Mahler and the Symphony of the 19th Century，Translated by Neil K.Moran，Peter Lang GmbH，2014：5—6. [3]除了这部著作和上一注释的《马勒与19世纪交响曲》之外，弗劳尔斯还为马勒写下一部传记和数篇文章。 [4]露丝·洛森格德·苏波尼特克（Rose Rosengard Subotnick）《历史的建构：十九世纪音乐批评——阿多诺的“法式”典范》（1978）一文对阿多诺各个时期音乐哲学思想进行了解读，起到了导读的作用。 [5]其同年的另一篇论文《马勒〈第十交响曲〉柔板乐章的表现与结构》则以同样视角进行了音乐本体的分析，对柔板乐章的旋律、曲式、情感表现进行了研究。 （责任编辑：崔晓光）当代音乐·2020年第4期樊琼蔓：浪漫主义时期西方音乐发展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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