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1895—1945期间中国台湾早期合唱音乐的发展 |
| 范文 | 洪宜德 [摘 要]1895—1945期间，日本人占据台湾，开始于岛内设立学校，企图以西式教育为主要内容，建立中国台湾学校教育系统。自此之后，西方音乐教育体系进入中国台湾音乐教育系统，且与民间的教会音乐教育形成相辅相成的局面，为合唱在中国台湾的发展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中国台湾;日本;合唱;西式音乐;音乐教育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20）07-0001-03 一、西式音乐进入学校教育 早期教会音乐传入中国台湾，其受众对象仅限于信仰基督宗教的中国台湾居民，且以台湾少数民族为主。直到清末基督教再传中国台湾之后，转而扩展到中国台湾的汉人和闽南人。此时，教会也开始在中国台湾开办学校及神学院等，开启了中国台湾近代学校教育的先河。然而，“清末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中国台湾在学校音乐教育和乐歌编创等方面基本是直接沿用日本经验。”[1]西式音乐教育正式进入学校教育之中，是从日本人在中国台湾设立各级学校开始的。 日本人占据中国台湾之后，教育成为推行奴化政策的重要领域之一。他们在岛上建立众多的学校，对岛上居民推行同化政策。当时，伊泽修二担任日本在中国台湾设立总督府的第一任学务部长，他规划的日本学校教育以西式教育为基础，音乐课程的设置也采用西方音乐教育为蓝本，十分强调“歌唱”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性。所以，日本人对中国台湾施行的音乐教育也以“歌唱”为首要内容。当时，日本人之所以以西式音乐作为日本国民音乐教育的基本方针，是基于当时日本国内对于西方音乐观念以及看法的改变。 明治初期，日本基本上是仿效法国和荷兰的教育制度、学制与教育课程。明治二年（1869年），日本有了现代编制的第一个西欧式的铜管乐队，为演奏军乐而引进西式乐器，这成为日本接触西式音乐的开端。[2]明治五年（1872年），日本西洋音乐开始普及，日本政府颁布了历史上第一部全国统一的教育改革法令《学制》，其中规定“小学的音乐课程教唱歌，中学音乐课程教乐器弹奏”。[3]从而把音乐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一环提到议事日程。但由于教师和教材匮乏等因素，小学“唱歌”和中学的“奏乐”都被定为可以“暂缺”的教育科目，并没有得到真正地实施。[4]明治十二年（1879年），日本文部省设立专门的音乐教育调研机构“音乐取调挂”，开始系统地研究音乐教育，编写教材，培训音乐师资，推进近代化的学校音乐教育。在这一时期，伊泽修二前往美国学习音乐，回国后编写了《小学唱歌集》，推进学校音乐教育的实施，从而让日本近代音乐教育真正步人正轨。1880年，美国音乐教育家梅森应邀担任“音乐调研所”的音乐教师，为日本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教材编写和师资培养做出了贡献。当时，伊泽修二与梅逊进行的有关音乐方面的调查和研究，目的在于“创造折中的东西方新音乐”，也就是要将西方音乐与日本传统音乐进行折中，谱写最适合日本学校音乐教育的音乐，便于国民接受和学习。总之，日本的唱歌教育自创立之初直到20世纪初叶，历经三十多年之后，作为学校教唱的唱歌教材应运而生的学堂歌曲随着教育的普及而遍及日本全国，为日本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上可知，日本推行的西式音乐从明治二年（1869年）开始发展，直到中国台湾割让日本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已有近30年的历史。而日本殖民中国台湾时期，确立日本国内音乐教育西化的伊泽修二，正是日本人在中国台湾建立学校、推广教育的领导者。所以，当时在中国台湾施行的音乐教育也是以“唱歌”开始的，其音乐教育内容也以西方音乐为本。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台湾民众所接受的西式音乐，是已经经过折中日化之后的西式音乐。正是这样日化的西式音乐教育，对后来所有中国台湾的音乐及音乐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殖时期的中国台湾音乐教育，虽然以“唱歌”为首要内容，并且也促进了与唱歌有关的教学方法的快速发展。但根据公学师范部乙科课程表中规定的授课内容“单音唱歌、乐理、乐器使用法”[5]可以推断：当时音乐课程中所说的“唱歌”应该是“单音唱歌”，大多数学堂歌曲也都是比较容易唱的单声部齐唱歌曲，常用簧风琴或钢琴配上简单的伴奏，以学生集体歌唱为主要方式，而并非今日所说的多声部合唱的形式。可见，日殖时期中国台湾学校音乐教育中所培养的歌唱人才，仍是以“独唱”为主。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台湾音乐家中，也没有专门学习“合唱”和“合唱指挥”的人才，这也与当时日本提倡的日本化的西方音乐有关。虽然日殖时期中国台湾的学校音乐教育没有涉及合唱领域，但其音乐课程中对“唱歌”教育的重视，也给中国台湾推行以歌唱为主的普及性音乐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此外，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日本人在中国台湾施行的教育政策是以便于殖民统治、奴化人民为目的。所以，并不鼓励中国台湾留学生接受日本之外的高等教育。当时，前往日本留学学习音乐的中国台湾学生，在学成返回中国台湾后，成为中国台湾初期音乐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二、教会对西式音乐的推广 清领中国台湾时期，外国基督教传教士便已在中国台湾设立许多教会及教会学校推广音乐教育，从而给中国台湾的民间音乐增添了一些西式音乐的元素。中国台湾人民最早所接触的西式音樂就是从基督教会传入的教会音乐。而到了日本殖民时期，中国台湾的教会也利用日本人在中国台湾所设立的许多教育机构来培育音乐人才，组织圣歌团，在战时传递基督教文化。因而，对日殖时期的中国台湾音乐教育而言，日本人开办的学校音乐教育与当时民间教会的音乐及音乐教育，呈现相辅相成的状态。 在日本殖民前期，在岛上实行所谓宗教自由政策，未对在台宣教的外籍传教士加以限制。所以，中国台湾南北部的长老教会系统仍努力组织唱诗班，创建教会学校。当时，“圣乐”仍然是整个礼拜仪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学校中对于音乐教育相当重视。 为了吸引会众，教会中的圣诗音乐还会以本地的歌谣配曲。如《上帝创造天与地》与《咱人性命无定着》便采用平埔族的曲调谱成。日殖中国台湾期间，教会中所用的圣诗几乎全都仰赖外国宣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教会曲目，以及之前提到大陆闽南地区的《养心神诗》，还有一些供主日学所唱的《孩童诗》等。至1900年，甘為霖牧师以《养心神诗》为蓝本，编制《圣诗歌》，歌词以罗马拼音记载，是当时“台南腔”的发音，但没有曲谱。由此推断，由清朝至日殖时期的圣歌没有采用任何记谱方式，会众以听唱或模唱为主的方式学唱。此外，1926年，宋忠坚等编著的192首的《圣诗》，是罗马字与五线谱琴谱版，并以首调唱名法的唱名标注。1932年，明有德牧师等重新编辑《圣诗》，是从日本《赞美歌》及其他欧美圣诗中选出一百余首，并加入一些中国台湾本地人及传教士最早期创作的作品，最终于1936年出版试用版347首的《圣诗》等。 此外，教会创办的学校是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传教的重要辅助手段。在清治时期，南北长老会就很注重学校的创办，到了日本殖民时期，长老教会在中国台湾继续创办各种小学、中学、神学、主日学等教会教育机构。如，1896年成立“妇女圣经学校”等。日本殖民之初，殖民政府对台采取宗教自由政策，没有干涉岛内开办的这些教会，为教会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当时中国台湾南部的各教会学校，非常重视音乐教育，这些学校都建有合唱团体，并且在礼拜时共同组成合唱诗班。日本殖民之初，学校音乐教育开始萌芽之时，教会学校中的学生已经有能力组织程度相当好的合唱团。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所开办的学校教育中，虽然也都开设“唱歌”课程，但因创办时间较短，在唱歌教学方面不如已经在中国台湾发展了二十多年的教会学校。所以，当时的合唱歌曲都是由教会学校提供的。代表中国台湾此时合唱最高水平的是“台南太平境”和“东门教会”的圣歌队。“1927年，东门教会成立圣歌队，当时称为‘EGC 赞美团。该团从长荣中学、长荣女中挑选音乐成绩良好的中学生组成，女校长吴瓅志（J.W.Galf）担任指挥，每星期五下午练唱两小时。这是南部教会中首创而在当时团员最多的圣歌队，特别在主日礼拜时领导一般会众唱圣诗有良好的效果。”[6]1927年，吴威廉牧师娘到台南神学院执教，促进了中国台湾南部合唱音乐的快速发展。 在北部加拿大长老会系统中，教会学校对于训练歌唱的方式已有自己的一套体系。马偕牧师来台传教时，大力提倡以圣诗吟唱的方式传布教义，在教会中设有唱诗班以及学童圣歌队，并且在淡水建立了牛津学堂（为中国台湾神学院前身）、淡水女学堂等等，都开设音乐课程。如在淡水女学堂中：“对女人所教的课，是读书、写字、唱歌、圣经的历史及地理、圣经的问答。”[7]同样的，牛津学堂中也一直相当重视对学生歌唱的训练，甚至在文献中还留有如何训练学生唱歌的详细记载。 除了上述南北两大教会系统外，中国台湾中部也在彰化长老教会李君重先生的推动下成立圣歌队。除了指导教会诗班排练之外，李君重先生还担任台中圣乐合唱团（YMCA）、彰化儿童合唱团、彰化县教师合唱团以及中部学校大专合唱团指导老师。在他的努力推动下，中国台湾中部的音乐活动也蓬勃开展。在这一时期中国台湾地区成立的合唱团主要有：1911年，由吴威廉牧师娘组建，以淡水中学学生为团员的中国台湾最早的学校合唱团“淡水中学诗班”;1919年，由陈清忠先生组建，淡水中学及台北神学院的学生组成的中国台湾第一个男生合唱团“Glee Club”;1942年，由李金土组成的中国台湾第一个民间合唱团“明星混声合唱团”;1942年，由陈泗治组建的“三一合唱团”;1943年，由吕泉生组建的以演唱中国台湾民谣为主的“厚生男声合唱团”等等……直至1944年，美国空袭中国台湾，岛内居民纷纷撤离避难，中国台湾合唱音乐的发展因此中断。 结 语 总之，1895—1945期间，在日殖中国台湾前期，教会在岛内蓬勃发展，教会音乐活动及音乐教育十分活跃。且教会所开展的各种音乐活动中，都以合唱音乐为主，从而为中国台湾民众提供了接触西方音乐的渠道。此外，“合唱”这一新型态的音乐，无需专业演唱技能即可参与，易于为中国台湾民众所接受。正因如此，虽然当时音乐表演团体为数不多，但由于广大人士的努力推广，中国台湾合唱音乐发展快速，惠及面很广。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岛内推行西化的音乐教育，并将“唱歌”作为主要内容。在官方与民间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当时的中国台湾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接受了西方音乐及音乐教育，从而为1941年以后中国台湾合唱音乐的发展奠定基础，也奠定了西方音乐及音乐教育在中国台湾的基础性地位。自此之后，中国台湾西化的音乐及音乐教育快速发展。日殖中国台湾后期，在皇民化运动的影响下，中国台湾教会发展一度受阻，但因西式音乐教育普及化程度很高，且教会学校在中国台湾开办已有三十多年的深厚影响，所以中国台湾地区的合唱风气没有受到太多的阻滞。国民政府接管中国台湾之后，各种教会性质的学校被纳入国民政府教育体制之中，其所附属的各种音乐科系，也都成为后来中国台湾音乐人才培育的重镇。 注释： [1]冯长春.明治时期日本音乐文化变迁对清末中国音乐文化的影响[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3（03）：65. [2]罗传开.中国日本近现代音乐史上的平行现象（序论）——历史性的变容[J].音乐研究，1987（06）：26. [3][4]林能杰.二十世纪日本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4：34. [5]杨丽仙.台湾西洋音乐史纲[M].台北：台北橄榄文教基金会出版，1986：112. [6][7]洪善下.合唱文化对台湾音乐价值及社群认同的建构[D].中国台湾成功大学，2005：22—23. （责任编辑：张洪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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