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看民族声乐的“千人一声”现象 |
| 范文 | 刘晴 [摘 要] 中国民族声乐发展至今，经历了时代的洗礼和文化的沉淀，更是有大批的声乐教育工作者在民族声乐的吸收和接纳、传承和创新上做了很大的贡献。近年来，国内声乐界对所谓“学院派”的培养成果颇多争议，并大胆指出现如今的音乐院校在声乐教学中出现了“千人一声”现象。本文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依据，宏观地解读中国民族声乐新发展，以辩证的角度对民族声乐“千人一声”现象进行剖析和思考。 [关键词]民族声乐;千人一声;主体差异;艺术生产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20）09-0142-03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民族声乐新发展 自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传入我国以来，一直作为各项工作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在艺术的研究领域更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我们的基本原理和根本原则，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坚持艺术本体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历史上的各种文艺理论，尽管在其自身设定的逻辑框架内能够自圆其说，并且还有相当深刻的见地。但是，这些单一、片面和形而上学下的思想放到另一种社会环境或者历史条件下就不能成立，所以归根结底，它们没有真正的揭示艺术的本质和发展的规律。 中国在发扬和保留自己中华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向世界各国汲取优秀的思想和理论。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历史弥新的奥秘就在于“兼收并蓄”。 自20世纪初，远赴欧洲学习的歌唱家们带回了西方的声乐艺术，不同于我们本民族的歌曲风格和演唱方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改革方针的推动下，声乐教育的发展有了更加正规的教学体系，师资上的教学水平也明显加强。在我国声乐发展初期，不断有苏联以及欧洲国家的声乐教育家带来我国进行文化交流，这对我国声乐教学水平的提高有重大推动作用。同时，国家也在人才培养上做出了实质性的举措，即定期有计划地选派一些优秀声乐人才出国进修深造。 美声唱法自传入中国以来经过了七八十年的发展，已经在中华传统音乐文化里扎下了根。美声唱法之所以受到各国声乐学习者的热捧，在于它具有系统的发声训练方法和它科学地剖析人体发声器官，让声乐学习者更直观地看到发声器官的构造，而不是抽象的感官;在教学上采用美声唱法的训练方法大大地提升了教学效率和质量。这是不单是唱法上的革新，还对我国声乐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很多从事美声唱法的中国歌唱家们也在不断地融合中国传统民族元素，志在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把西洋美声唱法与中国民族语言、民族元素相结合，打造属于新时代中国民族声乐的特性，使传递出的精神符合当代人的审美习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大量外来文化的冲击很容易让我们忘了民族的根，我们骨头缝里的东西。但是要做到把美声唱法和中国民族符号的完美融合，還需要声乐工作者更深入地研究和探索。 二、“千人一声”现象的剖析 回顾我国声乐教学民族化的六十年，声乐教育工作者在唱法的吸收和接纳、教学的传承和创新上做了很大的贡献。[2]但是近年来，国内声乐界对所谓“学院派”的培养成果颇多争议，并大胆指出现如今的音乐院校在声乐教学中出现了“千人一声”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歌唱者自身的原因，也有教学方式的原因。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说过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 叶子”，地球上的人或者事物都是不同的独立个体，随着时针的转动时间的推移，历史和万物也在不断地变化。就矛盾的特殊性而言，大自然艺术下孕育出的树叶大部分特征都是相同的，细微的不同之处就是普遍中的特殊性。从字面上直观地理解“千人一声”一词，即一千个人发出同一种或同一类声音，而正是因为人的声带是具有可塑性的，所以找到特定的发声位置和语气习惯就可以模仿出某个人的声音，但是这无疑丢失了普遍中的特殊性。笔者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对这一现象思考如下。 （一）量变与质变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就提出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即量变是事物在数量上的增减变动，是一种循序渐进、不明显的变化，它在发展过程中强调的是连续性;质变是事物的内在属性根本性质发生转变，它的发展规律是非连续性的、连续性的中断。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提到量变与质变之间是有必然的联系，即是相互转化、相互渗透的辩证关系。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量的变化，在达到一定程度时，突破了事物原有的界限，便产生了质变;周而复始，质变又将引起新一轮的量变。 随着我国对艺术教育的重视，加上音乐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各大高校都开设了音乐学科并逐年扩招生源。其中每年不断扩招生源就是一个量变的过程。民族声乐从学堂乐歌开始就慢慢地渗透西方的音乐文化，在这个量变的过程中，值得称赞的是它为我国各大文艺中心、中小学等单位输送了优质的音乐人才，使我国民族声乐领域面向繁荣的发展态势，并产生了巨大的质的飞跃。但是，随着师资力量和学生分配比例不均匀，这就导致原本一对一进行的声乐课成为小组课，这样的教学模式没法让学生声乐演唱有实质性的提高，教师没法因材施教，细致地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特点进行教学，就会出现同一个老师带出来的学生，演唱的风格都相似的情况，这也就是现在声乐界所争议的“千人一声”现象的其中一个原因。所以教育部在对音乐学科大量的扩招生源后，就要考虑到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怎么去越过这个坎，解决“教”与“学”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要思考的。 （二）主体差异性与艺术创造 这里我所说的主体是指作为高校音乐院系教育主体的声乐学生，前面我说到，音乐教育制度的不断完善使学生可以接受到学校系统化、标准化的教育模式，但国内现在各大音乐院校的生源扩招使教师和学生之间没有一个平衡的对立点，教师没法充分地考虑到学生作为教育主体的差异性，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个性和思维方式。不同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性格、器官、个体风格，这些不同也就影响着艺术创作的表达。对于学习声乐的人来说，从生理结构上就有高矮胖瘦、声带宽厚、口腔大小等等都不可能完全相同，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着歌唱的效果;从性格上分析，性格温婉的人适合诠释抒情、悠扬的歌曲，性格活泼外向的人适合唱情绪变化多的作品。不同的社会环境也影响着歌唱家对声乐作品的诠释，例如我们在演唱古诗词作品的时候很难唱出古人的那种心境，毕竟生活的社会背景、时代背景不同。对于声乐教育工作者来说要充分地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因材施教。[3]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艺术的起源理论中说到艺术起源于人对自然生活的模仿，但是它会局限了个性的发展和风格的展现。很多学生在学习声乐的过程当中，会步入一个误区，就是一味地模仿现有歌唱家演唱的范本，或者模仿老师的发音，这样的学习方式有它的益处和弊端。我们都知道在学习声乐的过程中不单是理论的指导，还要给学生一个正确的声音观念，理论的教学就是告诉学生气息的运用、口腔的打开、腔体的共鸣等等声乐演唱技巧，如果老师不给示范，学生就没有一个声音的听觉感官，但显然学习和模仿并不是复制声音的。除了技术层面的表达，我们更要注重对声乐作品中艺术形象的创作。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好的文艺作品要有典型的人物形象，这样的作品才具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在聆听了著名旅美青年低男中音歌唱家李鳌的音乐会后，改变了我对传统声乐观念的理解，原因有以下几点：传统民歌不再局限于民族唱法;声音的音色随着塑造的形象不同而变化;声音是为歌唱服务的，歌唱是为角色服务的。 （三）“艺术生产”与价值导向 中国民族声乐发展至今出现“千人一声”的现象是有其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马克思早在19世纪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出现了异化劳动，而艺术作为一种精神劳动也就被异化了。首先，“艺术生产”目的已经不是纯粹的一种精神消费，艺术创作也不再为人们的精神需要和审美享受提供服务，而是为了创作而创作，为了利益而生产。艺术生产变成了资本家投资赚钱的工具，艺术的创作失去了原本的人文精神和审美情趣。再者，资本主义的商品价值规律支配了“艺术生产”，艺术品的价值的评判标准取决于其赚取的利润的多少，它把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等同于商品价值，把艺术品变成了商品，这违背了艺术发展规律。最后，艺术创作家们变成了受雇于资本家的劳动者，精神劳动变成了资本家制造资本经济的特殊商品。[4] 笔者认为中国民族声乐的“千人一声”与一些变质的艺术生产有很大的关系，近年来国内歌唱选秀节目鱼龙混杂，有些媒体为达到节目效果和舆论度，更多的宣扬歌者成名后风光的一面，而不是歌者十年磨一剑在艺术创造上的诠释和努力，台下训练的艰辛。这无形中成为一种负面导向，使很多声乐学习者忘了初心，急功近利。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艺术确实是作为一种商品贯穿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它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商品，在某种意义上有它的交换价值，但是其本质上是给人以审美的。艺术应该作为真正的精神生产实现其本质，以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声乐艺术的创造者不是被利益左右的劳动者，而是真正的自由审美的创造者。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大社会背景下，我们会面临着多重诱惑，艺术的创造是为自我表现而作，还是为追逐市场价值而作，我们更希望是为满足人民精神世界的全面发展，提高人民思想道德修养而作。 三、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 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这一哲学理念最先由恩格斯在《致玛哈克纳斯》信中提出，早在文学创作领域出现，随后广泛应用于各类艺术的创作。在马、恩的论述中，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两者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在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具有其独特的个性，又能在特定的社会环境揭示事物的一般规律和本质。对于文艺创作来说，选择的人物、题材并不是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首要关键，而是能否通过典型化，使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达到高度一致。很多成功的歌唱家都有其典型的演唱特征，这其中的关键之处就是个人的音色、表演等与曲目的风格高度契合。 “千人一声”的现象也和歌者曲目的选择有很大的关联，很多歌唱者盲目地演唱热捧的、经典的大型声乐作品，例如男高音歌曲《今夜无人入睡》《冰凉的小手》《女人善变》《两地曲》《海恋》《我像雪花天上来》等，女高音歌曲《人们叫我咪咪》《漫步街上》《求爱神给我安慰》《故园恋》《我的深情为你守候》《鸟儿在风中歌唱》等，这些都没有考虑到个人音色、语气习惯、思维模式、文化修养等等都有其典型性。所以选择合适的曲目很重要，什么年龄段唱就唱该年龄段的曲目，在歌唱技巧没有达到炉火纯青、驾轻就熟的地步之前，不要盲目地去演唱有难度的声乐作品，更不要刻意地模仿复制歌唱家的表演风格，否则就会是东施效颦，也是对自己嗓音不负责的挥霍。选自威尔第歌剧《游吟诗人》中阿苏切娜的咏叹调《火焰在燃烧》是一首经典的女中音歌曲，其旋律性强、角色冲突明显使之为众多声乐学习者所喜爱，其中不乏有很多20岁左右的声乐学生。这首咏叹调虽然音域跨度不是很大，但是在艺术表现上有一定的难度——角色的戏剧冲突，一位饱受仇恨、沧桑、几近疯狂的母性角色，如果没有足够的生活阅历和文化沉淀，只能是唱其“声”而无“情”。 学习声乐掌握演唱发声技巧是基础，但其艺术上层建筑的构建需要歌唱者个人的文化修养和大量曲目的积累，中国男高音歌唱家石倚洁在一次声乐交流会上就谈到国内很多声乐学生积累的曲目太少，有的本科四年就学了几首歌，好一点的也就学了十几首，这是远远不够的。学生的演唱歌曲都是老师布置什么就唱什么，所以歌曲自然就会“雷同”，并在各大声乐考试、比赛中“高频”出现，这也是“千人一声”现象的原因。作为歌唱者不能一味地依赖老师的曲库，自己要不断地去尝试和探索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声乐作品，多听多看多感受，这样不仅能挖掘自身潜在的能力，还能清楚地定位自身所擅长的歌唱领域，找到“典型环境”下适合自己的“典型人物”。 总 结 在这个多元新文化大背景下，作为音乐文艺工作者要思考的是：我们不是要培养音乐家，而是要培养懂得欣賞音乐的人，如果一味地只追求技术层面，我们就会成为没有灵魂的匠人。“千人一声”的现象在民族声乐界引起的争议是一件好事，说明我们大部分的声乐研究者已经意识到现如今民族声乐面临的问题，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文艺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全面思考、敢于表明立场，坚守艺术理想，坚持文艺的社会价值高于市场价值，创作提高人民精神生活优秀作品。本文通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分析了民族声乐的“千人一声”现象，希望对我在之后的声乐学习道路中有所帮助，如有观点错误或不足之处，还请批评与指正。 注释： [1]陈泓茹.对我国民族声乐发展的思考[J].中国音乐，2006（04）：141—144，148. [2]程 乾.歌声何以为继——“中国声乐教学民族化”六十年回顾[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8（03）：87—98，106. [3]范继红.关于民族唱法“千人一声”之我见[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4（01）：44—46.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0—93. （责任编辑：崔晓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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