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西周乐舞的传播机制及当代价值研究 |
| 范文 | 包艺 相宁 [摘?要] 西周乐舞是华夏文明的传播符号之一，它集合“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于一体，与礼制相互配合，相互运转，共同传播着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与内涵。乐舞传播的关键在于“人”，而礼乐的协同运作中也同样突出了对人的情感。西周乐舞以其特有的传播机制与“礼”一起，将社会各阶层凝聚起来，传承中华文化，实现社会大众的情感共鸣，构筑穩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对于华夏文明的传承以及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一定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西周乐舞;传播机制;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J7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21）05-0160-03 《毛诗序》有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乐舞作为情感表达的载体与符号，早在西周时期就已滥觞。进入西周之后，周公整理前代乐舞为《六大舞》、《六小舞》并与礼制相佐，合作运转，共同构成了华夏文明传播的两种符号形式。“礼”离不开“乐”，“乐”又导向“礼”，二者在协同中传播特定的礼和乐的内涵，不断丰富和续写儒家尊卑有序的礼乐传统，展现儒家行中和之道的核心精神。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中，礼乐协同的西周乐舞传播模式不断延传，在一以贯之、推陈出新中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文化系统。而乐舞传播从情感出发，强调人本主义的内核，通过内向传播、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形式的综合，在社会、政治等多领域的传播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代社会中，乐舞的传播地位逐渐让位于传统媒体及互联网，但是形式上的更迭并不意味着乐舞传播精神内核的消逝，其所代表的“和谐原则”与“礼”所代表的“秩序原则”一起，对于华夏文明的传承以及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极大的意义价值。 一、西周乐舞之传播学特征 （一）符号性：文明传播的运作表征 西周乐舞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就在于其符号性。乐舞不仅仅满足了抒发情志的需求，更是上层阶级礼制的需要。舞蹈动作的角度、队列的要求、服饰道具的使用以及舞蹈的时间和地点都有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所依凭的正是周代的礼制。在礼乐互补中，礼实际上就是一整套表征符号，既具有规范性，又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它提供了一整套的行为符码，在规定受众行为的同时又让其自主解读，从而形成一个交流系统。而乐舞由于要受到“礼”的严格规定，也可说是一套配合礼沟通受众并进行思想传播的符号系统。 乐舞的符号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象征等级。朱载堉曾在《乐律全书》中指出，诸侯以下的舞者，舞器只能涂以黑色。这是因为，如果按传统的阴阳五行思想，在“五色”与“五方”中，黑色代表北方，西周君主南面而坐。臣子见君则面北，表示俯首称臣于人。所以普通舞者只能以黑漆饰舞器，以示位卑。 其二是象征德行。古代思想家认为“乐以象德”是乐的本质特征，通过乐舞的推广，主流思想与德行得以彰显，也在潜移默化中通过“乐教”培养人们的道德礼义。所谓的“金声玉振”，原意指“金石之乐”，却也比喻人拥有渊博的才学和德行，这就是对西周乐舞的象征德行符号性的形象表述。 礼与乐作为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的符号，在相互融合、交织、配合中传递着特定的意义，它不同于道德说教，而是形成一种和谐美好的情境，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秩序中，展现中华民族追求和谐安宁的精神内涵，也使得华夏文明不断传播绵延。 （二）情感性：传受兼顾的主体偏向 从乐舞的符号性表征来看，礼乐协同是一种带有明显情感性传播特质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我们所谓的情感传播就是指，传播的主体并非以理性逻辑，而是用情感逻辑为结构指向，在传播过程中以情感为基础和最有力的媒介去影响受众，最终达成传播的目的和需求。 乐舞本身就是一种以情感为中心的艺术，人的情感是乐的根源，而乐同样也是人情感抒发的通道。这就非常巧妙地将传者主体的传播模式挪移至传受兼顾的主体偏向，外在的规范直接提取自人的内在心理情感，从而实现伦理规范和心理欲求的融合。“简言之，既有内在的人性根基，又有外在的实践可行性，这样的传播模式建构使得价值和规范从人性中来，又回归人性，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传播效果。”[1] （三）渗透性：价值传播的内化模式 西周乐舞的渗透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乐舞本体对于西周百姓生活的渗透。西周乐舞之“乐”虽贵为雅乐，但并非仅仅存在于高堂宴飨，西周统治者认为“无论是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还是五色、五音等精神生活都要加以礼乐典章制度的限定，力求宣扬乐教对于德政的风扬、宣化意义。”[2]它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以渗透性的方式在社会范围中内化价值传播。 其二是乐舞行为动作对于思想品性的渗透性。舞蹈所依附的载体是人本身，而其表现手段则是动作姿态，动作是一种具有暗示性且可以传达情感概念的符号。西周的乐舞教育从文武两个方面进行，文舞的形式是“左手执龠，右手执翟”，培养人举止可闻、容貌得庄;而武舞的形式是“左手干，右手戚”，训练人风韵昂扬、威武雄壮。[3]通过这种渗透性的乐舞教育传播，感发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使人在艺术的情与美的感染中，自然而然受到教育和训练。 二、西周乐舞之传播机制 纵观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华夏文明能够生生不息的不断延传，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拥有共同的道德情感。礼乐作为西周文化的传播形式，一方面可以通过仪式激发受众的情感，另一方面，其本身就蕴含着“仁”“义”等儒家基本的道德感情，人们在此基础上获得相互的认同与共鸣。因此从根本上来说，西周礼乐的传播机制就是基于情感来维系社会各阶层与伦理主体间的关系，使得社会秩序最终得以维持。 在西周文化语境中，道德情感是维系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特殊联系的基础，它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种关系之中，形成一种由独特语言构成的情感交流系统。在礼乐传播的内在机制里，道德情感是关键的媒介与纽带，串联起礼乐协同运作过程中的各个部分。也因为依附于情感，使得这种传播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地扩大。因此笔者认为，礼乐传播并不仅仅是单一的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基于情感的综合性传播。下面我们从传播的三种形式来看礼乐协同的传播机制。 （一）内向传播 从内向传播的角度来看，礼乐协同可以形成一种自我的情感体验，来达到对于具体情感的感知。如用丧亡之礼来表达对于已故父母的缅怀之情，用朝觐之礼来表达对于君王的尊敬之感。通过礼乐协同，人们的情感诉求和人际知觉被激发，以此培养人们的道德情感意识并以此实现对他们的教育感化作用。社会道德情感在这里逐渐演化成为了一种媒介，沟通每个人内部的主我与客我。这实际上就是自然规律的人伦化，从人的主体性入手，唤起人的自我觉醒意识，强化人性情感作为社会之根本。它把宗教的规训力量渗透到世俗伦理和日常心理综合统一体中，也使人在这种内向传播中得到升华。 （二）人际传播 从人际传播的角度来看，正如《礼记·孔子燕居》中所言：“古之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以礼乐相示也”，礼乐传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日常口语的传播功能。口语在传播过程中容易误传的特性常常导向信息失真，而礼乐用固定的音调和程序化的仪式动作来使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具有稳定性，保证信息在每个节点的复制传播中相对准确。[4]同时，礼乐传播中所蕴含的诸多礼仪，都有着传递情感的功能，人与人在礼乐互动的过程中，也能获得相互的情感慰藉。因此，礼乐协同拓展了人际传播的形式，也使得该模式的运行更为高效——在相互行礼的过程中，不仅仅实现信息的高效传播，也使得双方的情感获得互动与感染。 （三）大众传播 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看，礼乐传播事实上类似于古代的大众传播方式，上层阶级的传播者利用礼乐作为媒介来进行意识形态和社会信息的宣传，它与当代的大众传播样态是极为相似的。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曾提出“传播仪式观”，他认为在大众传播过程中仪式会通过符号性的互动来完成精神和文化的共享。而礼乐正是以一种特殊的“仪式化”样态进行传播，礼乐仪式以礼乐符号刺激带动传播者和受传者，使他们进入某种“体验场域”。在其中，受众实现了道德情感的认同与共鸣，也沉浸在共同的体验之中。这种仪式一方面可以激发和扩散情感，将在场主体通过情感的共同感知和认同凝聚在一起，另一方面也通过互动仪式再生出某种共同的情绪或是关注焦点，以符号化的形式不断延续象征意义。[5] 综上，礼乐协同的传播机制实际上就是将自我的情感、感悟、感知内化于心，然后以自身为节点，诉诸并感染旁人，最后通过个体之间的互动或整体性的礼乐仪式外化于环境，在社会大众中不断扩大传播和影响。 三、西周樂舞之当代性价值 （一）西周乐舞传播机制在现代教育传播的当代价值 现代教育是一种致力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人们不仅仅把教育放在面的普及上，也开始注重人才培养的全面性及科学性，而西周乐舞教育恰巧印证了现代教育传播观念中的心理机制。 1.教育传播中对美育的重视 18世纪德国美学家席勒提出了“美育”的概念，就是通过一种自由自觉的审美艺术活动，来使人成为具有完美人性的真正的人。西周乐舞教育集合“诗、乐、舞”三位为一体，从根本上就是一种美育。这些乐舞传播作为艺术教育，可以说是美育的核心，它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培养人们的艺术技能，更在于培养人们健全的人格，使之成为完整的、健全的人。在西周，乐教是所有教育的中心，通过“文舞”与“武舞”相结合的方式，培养人们刚柔相济的气质，使人们在艺术的熏陶中自然而然地受到感化，开始对于美的追求。这种通过美育重视人格培养的方式对于现代教育传播，仍然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2.教育传播中的因时而序 因时而序是西周乐舞教育的一大特点。从六岁到二十岁，贯穿人每一个成长阶段都有一套系统的教育，而每个阶段的教育方式和内容也相互关联。除此之外，西周乐舞教育还要按照四季时序来分类学习，把人的活动与自然万物结合成一个整体。这不仅符合中国自古的宇宙观，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现代教育应该贯穿人一生中的各个方面，不但只是把目光集中在有限的学校教育时期，还有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在学习的进度上，也不能一味地追求教育传播的过分灌输，在适当的时间加以适当的内容，才是我们应该从西周乐舞传播中得到的精华所在。 （二）西周乐舞传播机制对于政治文化宣传的当代价值 在西周时期，政治统治者很早就有意识地运用乐舞来进行社会控制或舆论宣传。正所谓“乐与政通”，乐是君主向臣民表达并宣扬政治伦理及规范，实施政治教化的重要手段，对于当今的政治宣传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1.注重主体性传播，对内凝聚国家向心力 西周乐舞传播是一种十分重视人主体性的传播形式。传者和受者的身份在不断地重叠和泛化，行乐舞者既作为最高统治者宣传理论制度的受众，也可以通过主动地选择信息、主动地解读信息、主动地反应信息以影响信道、下一层级的受众甚至于说者。这种模式下的传播效果极佳，一方面传者可以利用乐舞的符号性和情感性影响受众心理，使其主动完成对于自身行为心理的控制;另一方面，西周统治者也通过乐舞确立了政治传播环境中人的最高行为准则与等级秩序，使得乐舞传播作为治世工具正常发挥作用，实现天下共生的治世。这种由西周乐舞建构的主体性传播模式对于精神气质以及核心价值观的塑造都大有裨益，它超越时代，也为我们维系关系、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巨大的借鉴价值。 2.以礼乐情感为媒介，对外传播中国千年文明 正如前文所说，礼乐传播是一种情感传播的模式，它弱化了政治化目的的外向，突出了更容易引发共鸣的“情感”。一定意义上就是在激发并引导人们的情感交往事件，把情感交往放在首位，使得社会可以达到和谐共生的目标。在对外政治交往传播中，我们也可以通过鼓励民间乐舞艺术的交流发展，来加强对外传播。一方面给艺术交流更多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实现政治目的和功能，对外传播中华文明。 结?语 总之，西周礼乐是一种典型的情感社会化形式。它通过礼乐传播，调动激发了传者与受者之间的情感交流实践，将传统道德秩序等核心精神传递给社会大众，在形成归顺于统治阶级管理及遵循中国文化规范的心理定向的同时，达到和谐共生的崇高目标——生生之德。这张以情感为纽带的传播机制网络，对于华夏文明的传承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固都具有当代的价值与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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