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诗经》黄鸟意象的心理学分类及兴义分析 |
| 范文 | 孟新雨 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钱钟书先生这句话是在说明：中国古代诗词以意象为要，而艺术之象浸润于丰满的物象所传达的情感之中。 《诗经》是诗歌的源头，也是意象入诗的肇始。《诗经》中的意象多作起兴和象征之用。一般而言，在起兴、象征的物象和表达的内容之间尽管没有什么必然的直接联系，但两者往往会在某一方面具有内在的通融性，从而使人在不可言传中获得联想和意会的妙趣。 览阅《诗经》，其意象多用水、草、鸟、马，如果按照多少排序，应是植物类、鸟类、动物类和禽类。植物类，多以草、桃入诗;鸟类，多以黄鸟、鸳鸯、鹤入诗;动物类，多以牡（骏马，包括骐、駜、驹、骆、骃）、鹿入诗;禽类，多以鸡、雉入诗。 细数《诗经》中的鸟类，有鸿雁、鸤鸠（布谷鸟）、鹙（秃鹫）、鹤、鸳鸯、鹭、游隼、黄鸟（仓庚）、寒鸦、鸠、桑扈（青雀）、脊令（鹡鸰）、鸱鸮（猫头鹰）、凤凰、玄鸟（黑燕）等十几种，其中使用频次最多的就是黄鸟。 黄鸟，释名雀形目黄鹂科的黄鹂，是一种可爱美丽的小型候鸟。又名黄莺、黄鹂、仓庚、商庚、鹙黄、楚雀等。 《诗经》之黄鸟，《说文》释名黄鹂，《尔雅》释名黧黄、商庚，《月令》释名仓庚，《左转》释名青鸟，李时珍释名黄鹂。 《尔雅·释鸟》说：“皇，黄鸟。”郭璞注：“俗呼黄离留亦名搏黍。”陆玑《诗草木虫鱼疏》说：“黄鸟，黄鹂留也，或谓之黄栗留。幽州人谓之黄莺。一名仓庚，一名商庚，一名鹙黄，一名楚雀。齐人谓之搏黍，常葚熟时来在桑间，故里语曰：‘黄栗留，看我麦黄葚熟。”在《诗经》中有至少10处提及，并集中在《国风》和《小雅》。 客观物理世界的事物一旦渗入进作者的情感和意趣，自然事物就转化成了带有美感的、有特定文化内涵的意象。鸟，一旦经审美创造后，就会成为能突现某种特定审美意蕴和思想情趣的意象符号，从而以作者的主观色彩表达某种特定效果。如《国风·鄘风·鹑之奔奔》：鹑之奔奔，鹊之彊彊。人之无良，我以为兄！鹊之彊彊，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以喜鹊成对、鹌鹑双飞这一比兴手法，通过鹑鹊尚知居有常匹，飞有常偶，逆向反比诗中“无良”之人反不如禽兽，这种意象和比兴，显然加强了诗歌的批判力量。 意象使用（象征）是无意识过程变成有意识过程的途径。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在阐述象征语言的本质时，将象征分为了三类：习惯性象征、偶发性象征、普遍性象征。习惯性象征，是指象征与被象征物之间没有内部的内在的关系，把一物与另一物联系起来的习惯，基本来自于人们的生活习惯;偶发性象征，指的是个人的象征，来自于个體的经验;普遍性象征，是指在象征和它所代表的东西之间有一种内在关系。习惯性象征是显意识，偶发性象征实际上是个体潜意识，而普遍性象征则是社会集体潜意识。以象征分类等同诗词意象分类，亦可无虞。 一、黄鸟的普遍性意象 普遍性意象，是指在意象和它所代表的东西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联，它深深根植于情感思想与感官经验的亲密体验中。普遍性意象不是个体的感觉，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共有的成分，它既不局限于个人，也不局限于某个群体组织。古往今来，这种印象是人类共通的。 黄鸟，释名雀形目黄鹂科的黄鹂，是一种形色美观、羽色华美、鸣声悦耳、富有灵性的小型候鸟，春季遍布我国南北各地的平原和丘陵间。 时珍曰：莺处处有之。雌雄双飞，体毛黄色，羽及尾有黑色相间，黑眉尖嘴，青脚。立春后即鸣，麦黄椹熟时尤甚，其音圆润，如织机声。颖曰：此鸟感春阳先鸣，所以补人。 注意三个关键词：形色美观，鸣声悦耳，雌雄双飞。如果作画面勾勒，村落庭院、水光山色、密柳长堤、茂林修竹、桑田苇泊、暖风微雨中，雌雄黄鸟翩飞春意暖，巧啭春已浓，满树黄鹂语，悦目又赏心。正是基于此，黄鸟在《诗经》中，常是春天、婚爱、愉悦、安定、平和的同义语。《毛诗传笺通释》解释说：黄鸟意象的使用，是“盖以黄鸟之好音，兴贤女之德音”“国中通以报春代充黄鸟，取其音圆活，亦可贵”等这样的吉祥意趣。 所以，《诗经》中黄鸟的普遍性意象因黄鸟美丽可爱的自然特点而集中表现为“德音”。 德音，即好音，既是美言，也是善言，还是德言。《诗经》有言：德音孔昭，德音无瑕，德音不忘，德音莫违。正因如此，孔子概括《诗经》的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后人也多引述《诗经》中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如《国风·邶风·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凯风、棘树、寒泉、黄鸟等兴象构成有声有色的夏日景色图。前二章以凯风吹棘心、棘薪，喻母养七子。后二章以寒泉、黄鸟比兴，黄鸟清和宛转，鸣于夏木，人听而赏之，“言黄鸟犹能好其音以悦人，而我七子独不能慰悦母心”“其自责也深矣”（朱熹《诗集传》）。 如《小雅·桑扈》：“交交桑扈，有莺其羽。君子乐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莺其领。君子乐胥，万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为宪。不戢不难，受福不那。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万福来求。”这是一首描写天子诸侯喜乐宴饮之诗。有人指为刺诗，《毛诗序》认为是“刺幽王”之作，实则不然。这首诗起兴中欢然鸣叫的青雀和光彩明亮的羽毛，为宴饮营造了一种明快欢乐的气氛，然后指出：君子的快乐是来自上天所赐的福禄，君子也就是与会诸侯要能“不戢不难”和“彼交匪敖”。前情后理，兼具理性和感性的说服力。 “诗乐”的情感特征是作者内心世界的“投射”，这种投射的心理学“不仅可以作为个体心理分析的基础，而且可以作为社会和文化心理分析的基础”。黄鸟的“德音”这一普遍性意象兴义，后代诗词奉为圭臬，纷纷效仿，如唐代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如唐代王维《积雨辋川庄作》：“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如宋代晏殊《破阵子·春景》：“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如清代高鼎《村居》：“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二、黄鸟的习惯性意象 意象的习惯性兴义只是限于一个共享同一习惯的有限人群所理解。习惯性意象，指虽然兴义的事物之间没有内部的内在的关系，但把两种本不相干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心理感应。这种表现手法的运用，会大大加强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 如《国风·陈风·墓门》：“墓门有梅，有鸮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讯予不顾，颠倒思予。”这是一首讽刺、斥责品行邪恶的统治者的诗，以猫头鹰这种恶鸟比作坏了良心的奸佞臣（陈国的陈佗，春秋时代陈文公之子）。 再如《国风·豳风·鸱鸮》：“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恶鸟“鸱鸮”洗劫巢穴，攫去雏鸟，母鸟在风雨飘摇中惊恐、哀伤。恶鸟“鸱鸮”和可敬母鸟兴义者谁？作为一首“寓言诗”，与其说是代鸟写悲，不如说是借鸟写人，可敬母鸟所受恶鸮的欺凌而丧子破巢的遭遇，以及在艰辛生存中面对不能把握自身命运的深深恐惧，来作下层人民悲惨情状的形象写照。鸱鸮，俗名猫头鹰。鸱鸮实际是一种益鸟，与人之间本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因为它是一种夜行猛禽和掠食者，所以人们习惯性将恶鸟兴义为恶人。 《诗经》中有些诗篇就是以黄鸟不同的特性来起兴，并由此赋予了它一些习惯性的象征意义。依据黄鸟的习惯性意象特点，黄鸟的兴义有两类： 一是不能自主的命运之叹：基于黃鸟体态弱小的外在特性。 黄鸟除外形可爱、声音悦耳之外，还有几个特性： 体态弱小。体态弱小，意味着命运不能自主，黄鸟的这一特性极易引发个体在生活不幸境遇面前观照自身、感时伤情的内心情绪。 饥馑之忧。黄鸟虽是报春鸟，感春先鸣，但早春各种植物正在长苗，还没有什么“白粒”，种子也远没有成熟，这时，无食可寻的黄鸟在诗中的声音就不再是美音，而是一种闻之有“饥馑”之感的悲音。 愤怒之啾。黄鸟声音清脆，能“于万声之中洋洋盈耳”，其万音之中的啾啾叫声，以物喻人，表现者虽然弱小，但依然有着自己的不忿和抗争。 这些特性决定了黄鸟在《诗经》中又有了另一种有特定含义的意象类型：诗人在抒发情感时常常运用“乐景哀情”“哀景哀情”这样的兴义手段。《诗经》中10多篇有“黄鸟”意象的诗篇，大多数所取“黄鸟”之鸣的声音情调色彩就是“哀鸣”而非欢快悦耳。 如《国风·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单以景象而言，春天来了，天温暖了，黄莺欢快地歌唱着。妇女们挎着筐子，沿着桑间小路，采摘饲蚕的嫩桑叶。春天昼长，妇女们辛勤地工作了很久，硕果累累，采了很多的桑叶。一派春和日丽，安定祥和。可是尾句一转，妇女们突然悲伤起来了，因为她们看见贵族公子正朝这边走来，害怕被掳去而遭凌辱。这就使得画风急转——原来是在贵族们的奴役下，奴隶们在无休止地繁重劳动。那么，乐景哀情，黄鸟的叫声里就不可避免地蕴含着弱小的悲哀、底层的苦难、命运的怨叹和潜藏的愤懑。 如《小雅·绵蛮》：“绵蛮黄鸟，止于丘阿。道之云远，我劳如何。……绵蛮黄鸟，止于丘隅。岂敢惮行，畏不能趋。……绵蛮黄鸟，止于丘侧。岂敢惮行，畏不能极。”以柔弱的黄鸟兴义微贱弱小的劳役者，表达其行役途中命运的漂浮不定，以及劳苦者的痛苦、悲哀、疲惫、绝望、彷徨、厌恶、烦闷、畏惧、孤独、恐惧等。 如《国风·秦风·黄鸟》：“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针虎。维此针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左传·文公六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分三章，每章首二句都用“交交黄鸟”起兴，以黄鸟的悲鸣兴起子车奄息被殉之事，这种悲鸣不是鸣声悦耳，而是渲染出紧迫、悲哀、凄苦的氛围，衬托出了活埋惨象的惶恐情境，为全诗主旨定下了哀伤的基调。不仅如此，这种“交交黄鸟”也包含着目睹者对当权者残暴行为的强烈谴责，对时代人殉制度的愤怒质问。从诗中“百夫之特”等词的限定看，“三良”的阶级身份显属“士”阶层的臣子无疑。查阅秦国史料，自始至终没有实行令同姓世袭贵族重臣为国君陪葬“从死”制，则陪葬“从死”者多为国君宠爱的女性和爵位较低的男性宠臣。子车氏不属于嬴秦种姓及孟、西、白三大秦国世袭贵族种姓群体，虽被嬴秦氏提拔重用，但其身份实则等同于主子的鹰犬与臣仆，所以子车氏之奄息、仲行、鍼虎虽为秦效力，却仍然像动物一样被主子无情剥夺了生命。 值得注意的是，将“黄鸟”意象设定为一种“因忧愁自我命运而哀鸣”的特指意蕴，因《诗经》的赋予，从而有了非常久远的文化寓意和文化传承，这种声音特性和情调色彩的融合使用，后代诗词屡兴不衰。 东汉科学家张衡有《归田赋》：“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鸧鹒的“嘤嘤”之声就是“哀鸣”。 西汉焦延寿《焦氏易林》中更是屡见不鲜，如： 《易林·乾之噬嗑》：“坚冰黄鸟，终日悲号。不见白粒，但见黎蒿。数惊鸷鸟，为我心忧。” 《易林·解之夬》：“坚冰黄鸟，终日悲号。不见白粒，但观蓬蒿。数惊鸷鸟，为我心忧。” 《易林·益之大过》：坚冰黄鸟，常哀悲愁。不见白粒，但睹黎蒿。数惊鸷鸟，为我心忧。 西汉中期的焦延寿所撰四言诗巨著《焦氏易林》是对先秦易学思想系统的集大成之作，对先秦及以前的易学文化有着毋庸置疑的传承性质，其对“黄鸟”意象的特指意蕴的传承，不仅上溯《诗经》中黄鸟意象的应用，而且对后代诗词影响甚大。如宋代朱淑真的《点绛唇·黄鸟嘤嘤》：“黄鸟嘤嘤，晓来却听丁丁木。芳心已逐。泪眼倾珠斛。” 二是设身处地的流寓之伤：基于黄鸟冬去春来的候鸟习性。 众所周知，春秋时期各国基本都在长江以北，地理位置相对集中在黄河流域，也就是北方。黄鸟，在北方是夏候鸟，在春夏季飞到某一地区筑巢安家、生儿育女，深秋时又陆续飞往南方较暖地区越冬，至次年春季又飞临这一地区繁殖。 黄鸟的这一迁居特性，也会引导人们以一种设身处地的视角去看“黄鸟”，这样一来，感物伤怀，候鸟的流寓特性就和古代的流寓者产生了交集——将寄居之地与故乡进行比较，进而产生诸多乡关悲愁之思：有思亲、离别之类的眷恋和失落，有离开家园、流寓异地生出的忧虑与哀愁。在中国文学史上，《诗经》是现存最早收录表现“流寓者”生活状况、境遇和思想情感的诗集。流寓，是人类社会自始就有的一种独特的生活样态，《诗经》时代，有着多种流寓动因：国乱、避侵、避难、投亲、仕宦、婚嫁、失家。流寓异乡的人常易产生依附别人不能独立之感，因流寓自然就会衍生客居之苦、离乱之艰、弃妇之悲、不归之痛、思归之伤等种种氤氲情绪。这些情愫发酵成为诗赋，就形成了一条情调特异的文学风景线。 如《国风·周南·葛覃》：“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綌，服之无斁。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这首南方地区的民歌，描述的是在美好的春天里，一位女子站在野外，观葛藤听鸟音，睹物思情，不禁想到如今娘家应该也是满园春色吧，于是就一心想回家看看。葛藤茂盛，黄鸟聚集在灌木丛里，喳喳的叫声真是悦耳，衬托欢乐活跃的气氛，一位勤劳、能干、灵巧、本分、贤惠的女子思家归家前的紧张、激动又兴奋的心情。对这首诗，《毛诗序》、朱熹和清代学者马瑞辰看法不一。为何离家？又为何归家？据专家考证：贵族间的世代互婚，常因政乱、国乱，使得婚姻中的女主角原本以“嫁”或“媵”的方式“归”于一个新的贵族，但却常遭遇贵族的遗弃，变成一个实际上的流寓者。从诗中看，该女子应是由于某种政治性的强制因素被征调到贵族之家的“秀女”或“淑女”之流，因那个时代贵族已实行一夫多妻制，所以妻妾成群并分为级差相当大的许多层次，处于最下层者与女仆并无太大差异，虽不是事实上的流寓者，但心理上已将自己视为流寓者。这一解释，可以回复前两个问题。 三、黄鸟的偶发性意象 从“黄鸟”的群体形象看，它们总是美丽的、善鸣的，但人的主观认知角度对任何物象的感知都不是唯一的，比如偶发性。偶发性，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其潜意识是一种临时“借用”。对诗词而言，其意象选择具有偶然性，但这种偶然性因其特定品质，虽只是被个人领会，反而更容易将意象和个人的特定情绪联在一起，从而更加充分表达自我情绪。 意象的偶发性，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独特性，是特定情境下的个体认知，属于“人无我有”。这一类，黄鸟在《诗经》中还没有发现，暂举别例： 如《卫风·有狐》：“有狐绥绥，在彼淇梁。心之忧矣，之子无裳。有狐绥绥，在彼淇厉。心之忧矣，之子无带。有狐绥绥，在彼淇侧。心之忧矣，之子无服。”诗以女主人公见狐开篇，以狐之绥绥，来兴义久役于外的丈夫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之貌。二者之间的“偶发性”在于：女子心中有情，此时眼前突现一狐，而狐于冷秋里的单薄、孤独、形单影只、踽踽独行，恰如久役在外的丈夫，此情此境，女主人公心里油然想起还没有御寒衣裳的丈夫。这种以“狐”兴义男性爱人，只能是个体经验，具有即时性。虽不具有普遍性和社会性，但因为是“临时起意”，却与真实情境匹偶，显得真实而又形象。 二是逆向性，与普遍性和社会性反向使用，如同罗马保护神雅努斯的两副面孔，属于“你说一我说二”。《诗经》中的黃鸟意象时有反向遣用。 如《小雅·黄鸟》：“黄鸟黄鸟，无集于穀，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归，复我邦族。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黄鸟黄鸟，无集于栩，无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古代作官食俸以“粟”“帛”为主要形式。诗中，主人公是一个流寓者，在异国得到当地国君信任，获得官职，却遭到国君同族排斥。（此类历史人物，《史记》《左传》记载得很多，如商鞅、吴起、伍子胥等都是典例）这首诗在立意方面，以“啄我之粟”的黄鸟发端，一改黄鸟于人的习惯性认知和社会性认知，反面兴义，赋予黄鸟之欺凌和歧视，以此影射“不可与处”的“此邦之人”，既含蓄形象，又表现了强烈的憎恶之情。 如《小雅·小宛》：“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昔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交交桑扈，率场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狱。握粟出卜，自何能穀？”交交啼叫青雀鸟，沿着谷场啄小米。自怜贫病更无依，连遇诉讼真可气。抓把米去占一卦，看我何时能吉利？这是一首父母离世后劝告兄弟小心避祸的诗歌。作者恪守着父母的教诲，终日为国事或家事操劳奔波，力图维系着家门的传统，但由于受到社会上各种邪恶势力的威逼和迫害，已力不从心，因而忧伤交织。以“交交桑扈，率场啄粟”来象征自己“贫病交加”而又“连遇诉讼”的心态和心情，以黄鸟的恶行衬托出主人公的沉重和无奈。以诗面的活脱、鲜明和生动，表现人物内心的“惴惴小心”、“战战兢兢”，不仅形神兼备，真切感人，而且别具表现力。 黄鸟入诗，《诗经》是首端;而黄鸟意象依心理学分类，也是一种创始。希望这一思考能成为《诗经》研究的一个尝试。 [作者通联：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18中文普本一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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