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职学生“复发性抑郁障碍”的心理咨询分析及思考 |
| 范文 | 岳琼梅 〔摘要〕通过对两名“复发性抑郁障碍”中职学生的心理咨询，探索中职学校对于抑郁等心理问题学生的帮助方法和预防干预服务体系的建立，以更好地帮助抑郁症学生顺利度过学校生活，获得成长。 〔关键词〕复发性抑郁障碍;中职学生;心理咨询分析及思考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2684（2020）21-0033-04 研究显示，近年来中职学生的抑郁问题高发，已经引起越来越多教育者的关注。曹洁频[1]在2017年的一个全国性的6562名中职学生大样本调查中发现，47%的中职学生存在抑郁症状，其中存在重度及以上抑郁症状者742人，已达到总样本的11.3%。青少年时期是个体从儿童向成人过渡的关键时期，在面对内在、外在的一系列人生新课题时，他们表现出逐渐增强的情绪敏感性，处于抑郁发生的最敏感时期[2]。对于进入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青少年学生来说，他们成长的家庭环境、面对的社会环境、就业前景及自身的不足等多方面因素，会使他们的发展面对更多更复杂的压力，易引发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其中抑郁问题由于其对身心健康固有的破坏性，应引起社会、学校、家庭的关注。本研究通过两名“复发性抑郁障碍”中职学生的学校心理咨询过程的记录和分析，探索中职学校针对抑郁症学生的预防及干预服务体系。 一、 案例呈现 【案例一】小玲（化名），女，15岁，升入中职学校三个月。父母离异，独生女，10岁以前由外公外婆带，跟随父母以后，常被父亲打骂，父母离异后，跟随母亲，但与母亲分歧较多，有过自伤行为。班上的心理委员发现她经常不分场合地莫名流泪后，陪同她来到学校心理咨询室。首次咨询后，心理老师通过班主任建议家长带小玲去医院就医，医院诊断为“复发性抑郁障碍”，开出瑞必乐、黛立新[3]两种药物。小玲回校后，继续在学校心理咨询室进行每周一次（每次40～60分钟）的咨询，前后共进行了八次咨询，后来由于假期暂时中断。 首次咨询中，小玲表示不清楚自己流泪的原因，但主动提及自己有过自伤行为，被家长责骂以后就没有了，检查其手臂，发现轻微的划痕还依稀可见。问及为什么自伤，她说自己记不得了，但主动提及不久前的一次车祸，说自己当时的感觉不是害怕，而是高兴和期待。心理老师对其进行了PHQ-9测试，得分为23分（相对而言，睡眠情况稍好，1分;其次是慢躁和自杀自伤意念各2分，其余各项均是3分），提示有严重抑郁的可能。 咨询师告诉小玲有必要去医院检查，去五官科看看眼睛，去心身医学科或者当地精神专科医院检查，有条件的话查查血尿酸水平（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血尿酸水平较高，已有研究建议把血尿酸作为抑郁症检测的有效生化指标）[4]。 随后的咨询中，由于小玲一再表示流泪无缘由，自己记忆力不好，不适宜开展一般谈话式咨询。心理老师判断她可能有较深的负面情感记忆累积需要得到处理，于是借助音乐治疗仪进行音乐治疗，改善她的情绪状态，为她营建一个“安全岛”，让她得到放松，展开自由联想和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小玲在前期的音乐治疗中很难有视觉联想，只是有放松、舒服的感觉;在后期的音乐治疗中，出现的视觉联想是一个跟自己原生家庭截然不同的一家和睦幸福的画面。在使用ASLEC量表测试的过程中，小玲讲述了自己成长过程中发生在原生家庭及学校中的诸事，心理老师适时给予回应，指出她身上的优点，给予肯定;对于她认知和观念上的偏差和误区，引导其思考，学会从积极的角度看问题。ASLEC量表测试结果显示，小玲负性心理反应应激源绝大部分来自家庭。通过测试与交流观察，心理老师看到小玲尽管有严重抑郁，但也有积极正向的改变意愿。 通过坚持完成心理老师布置的作业和持续的咨询，小玲努力改变自己的认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规律，积极参加学校社团活动，记录自己的情绪变化。到咨询后期，小玲不分场合哭泣的次数大幅减少。在咨询讨论中，她告诉心理老师，近期的两次哭都是有原因的：一次是因为想起了外公外婆，一次是因为在电话里听说妈妈又怀小宝宝了。心理老师均给予了情感回应与理性认识的反馈。 咨询进行到后期，小玲的状况有了一定的好转。在为期一个月的药物服用完毕后的第六次咨询中，心理老师对她进行了SDS测试，标准分为66分，提示中度抑郁（首次咨询中，PHQ-9测试为“重度抑郁”提示）。在第七次和第八次咨询中，心理老师做了阶段性结束咨询的分离处理，并欣喜地看到，小玲已经为自己的假期做了计划和安排：去镇上的餐馆打工挣钱，实践自己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提升自己的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在第六次咨询中，虽然SDS测试的结果比首次咨询的PHQ-9测试结果要好一些。但测试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抑郁症好转的绝对依据。在咨询中，心理老师问及没有服用药物后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和感受时，小玲表示睡眠不及以前好。睡眠问题是抑郁症的一个显著症状[5]，与最先的PHQ-9测试中的睡眠相对较好的测试结果相比，咨询师无法判断这时候出现的睡眠问题是抑郁症加重的表现，还是因为停用药物导致的。心理老师提醒小玲需要继续去医院复诊就医，但小玲表示家长咨詢过专家，说她没有抑郁症，因此她没有再去医院复诊。 【案例二】 小瑛（化名），女，17岁，中职学校二年级学生，父母在其小学毕业的时候，带着妹妹外出打工。半年前，小瑛在刚从外地回来的妈妈的陪同下去医院首次就诊，医院诊断为“复发性抑郁障碍”，住院治疗两周。以后每隔两个月就去医院复诊，住院治疗两周。 小瑛是在班主任的建议下走进学校心理咨询室的，鉴于她已经通过医院治疗了半年，情绪较为平稳，处于康复中，咨询重点主要放在评估和她本人在预约咨询中提到的问题上。咨询间隔为每周一次，每次40～60分钟，共进行了四次咨询。 首次咨询中，心理老师快速了解了小瑛的基本情况（家庭情况、医院治疗情况）之后，询问她预约咨询时提到的“睡眠障碍”，小瑛说最近两周已经好很多，不算是问题了，来咨询室主要是因为班主任让来的。意识到小瑛可能对于来咨询存在阻抗，心理老师向其介绍了咨询是对医院治疗的辅助和巩固，并提出可以先尝试使用学校咨询室的音乐放松椅。放松过后的谈话较为顺利，小瑛表示愿意继续下一周的咨询。 第二次咨询中，在运用音乐放松椅放松过后，心理老师与小瑛进行了比较顺畅的讨论和交流。小瑛表示在音乐治疗中看到的视觉画面有时是高山流水，有时是阳光海岸，感觉平静、惬意、舒服、轻松。 师：在最近的生活中，是否也有类似的感受？ 生：有。 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 生：有时候我有了烦心事就去食堂勤工俭学，择菜、洗菜的时候，原本烦躁的心情就会变好一点儿，慢慢平静下来。 师：很好，在心情不好的时候让自己去做些什么，动起来，是很好的调节情绪的办法，我也经常用。如果没到做饭时间，不能去食堂做事，你会怎么做？ 生：听歌。 师：听听自己喜欢的歌曲，感觉也会不错。但是如果你刚好听到一首哀伤的歌，心情说不定会更糟。除了听歌，你觉得还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改变自己不好的心情？ 生：看喜欢的影视剧、小视频。 师：还有吗？ 生：和朋友聊天，吃好吃的。 师：很好。其实生活中有很多辦法可以帮我们转换心情，促进身心健康，例如跑跑跳跳、写写日记、看喜剧、出门散散步等。 生：嗯。（点头） 师：如果让你对半年前的自己说一句最想说的话，你想说什么？ 生：好好爱自己，一切都会过去的。 师：你说“一切都会过去的”，意思是发生过一些不好的事？ 生：小学毕业的时候，爸妈抛下我，带着妹妹去打工，我以为他们不要我了。 师：没有父母在身边照顾，你一定很孤独，过得很不好。 生：还好，爷爷奶奶带着我，还有一个堂姐。 师：你说爸爸妈妈出去打工，抛下你，你用了个“抛”字，还说他们不要你了。事实是这样吗？ 生：不是，是我以为他们不要我了。 师：被抛弃的想法并非事实，你的父母是爱你的，如果你有什么不好，他们一定特别伤心难过。与其说被父母抛弃这样不好的事会过去，还不如说那些错误的想法、抑郁症会过去的。你说是吗？ 生：嗯。（笑着点头） 师：你刚才说要好好爱自己，之前你不爱自己？ 生：（伸出手臂，露出手腕上的划痕）以前心里特别难受的时候会伤害自己。 师：你的父母不知道会有多心疼！ 生：我不会再这样了。 师：你说好好爱自己，那么该如何好好爱自己？下一次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好吗？ 心理老师为小瑛做了SDS测试，46分，测试结果提示无抑郁。当周的医院复诊，医生开具的药物减少至一种——富马酸喹硫平片，每天半粒，为期两个月，没有再住院。预计小瑛的抑郁症进入较为平稳的康复期，心理老师做了准备结束咨询的分离处理，告之其症状已经有很大改善，咨询可以告一段落，鼓励其投入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如果以后还有需要，可以随时再预约。 二、案例分析与思考 两名学生的抑郁症初发应该都是在青春期的早期，主要因素与家庭有很高的相关性，父母的打骂、忽视，家庭环境的不稳定，可能是造成她们抑郁的重要原因，其症状变化也与家庭息息相关。在医院治疗和学校咨询的干预下，两名学生的症状都有所改善，小瑛在家庭的支持下持续进行药物治疗和咨询，有明显好转;小玲虽然有前期的药物治疗和心理咨询，但家庭支持的缺乏、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得她的情况依然难以预测。分析梳理这两个案例，我们有了以下一些思考。 （一）从心理咨询方面看 两例咨询都是以帮助学生走出抑郁、获得成长为目标，综合采用了认知行为疗法、音乐治疗以及焦点解决等多种方法和技术，围绕改善认知、提高情绪自觉自主、增强信心、改善人际关系等主题而展开，心理老师与学生建立了稳定的咨访关系，为学生提供了有力的心理支持，取得了一定成效。反思咨询过程，有以下两点思考。 第一，家庭原因造成的心理问题，如果能使用家庭治疗的方法和技术，获得家庭的支持，或许咨询效果会更好。 第二，音乐治疗理论认为，音乐具有宣泄作用[6]。根据这一原理，咨询师在咨询中大量使用抑郁、悲伤、痛苦、愤怒和充满矛盾情感的音乐来激发来访者的各种情绪体验，帮助来访者尽可能地把消极情绪宣泄出来。当消极情绪宣泄到一定程度时，人内心深处的积极力量才会抬头，这时再使用积极的音乐，支持和强化来访者内心的积极的情绪力量，有助于帮助他们摆脱心理困境。 （二）从中职学校层面来看 中职学生对事物的判断能力还不足，看待事物容易陷入片面性、绝对化、情绪性的误区，这使他们遭遇挫折时容易消极悲观、自暴自弃[7]。对于那些有过抑郁症经历或者正处于抑郁中的学生而言，日常生活中，凡是遇到可能引起人负性情绪的事件，都有可能对他们构成较大的压力，从而导致其抑郁症的复发或加重[8]。预防、应对学生的抑郁问题已成为中职学校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基于以上案例，作出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加强家校联系，开展家长教育。 大多数中职学校实行的是寄宿制管理，学生与父母相处时间少;学生的家庭环境决定了父母在家庭教育上投入的精力极其有限，甚至父母本身就是学生负性心理反应的直接来源。因此，学校有必要加强与学生家长的联系，甚至开展家长教育。建议学校加强与家长的联系和沟通，可以通过家长会、致家长的信、电话沟通等方式，让家长认识到家庭情感氛围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开办家长学校，让家长学习如何创建良好的家庭情感氛围，使子女保持乐观、积极的心境;让家长注意培养子女的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的思想，使他们能够摆脱对父母的依赖，提高社会生活适应能力;身为父母，除了关心子女的学习外，更重要的是关注其心理健康，如果子女已经患心理疾病，家长要摆脱成见、偏见及病耻感，面对现实，及时带子女就医和进行心理咨询[3]。 第二，加强与医院的联系沟通，共同应对抑郁。 抑郁症的致病因素与发病机制极其复杂，既是一个复杂的医学问题，也是一个公共精神卫生健康问题。它会使人感到无望、无价值或内疚，持续数周、数月，甚至数年，降低、损伤人的社会功能，甚至导致自杀。抑郁症对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产生的深刻而复杂的影响以及近年来青少年抑郁症增多的现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社会相关组织机构应与学校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学校和医院是应对学生抑郁症的两个组织机构，但从本文的两个案例中，我们没有看到太多沟通合作。现实中，心理咨询和医院的药物治疗也存在部分观点分歧，例如心理咨询界往往批評药物滥用、治疗过度[9]。一方面可能是恶性竞争导致，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缺乏沟通。事实上，对抑郁症患者来说，药物、心理咨询两种方式的综合治疗已经证明比单独任意一种更有效果[10]。 中职学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因此建议学校主动加强与医院的沟通，邀请医院相关医生到学校老师和学生中开展主题讲座，或派遣学校心理老师去医院学习等。 第三，建立健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服务体系。 学生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如抑郁症）的干预，不能单靠某一个心理老师，需要学校各个部门相互配合，需要班主任、科任老师、同学等整个校园环境的支持。教育部发布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服务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11]。然而当前许多中职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与服务体系还不健全，难以满足中职学生的心理发展需求，难以应对中职学生心理问题逐渐增多的现状。 综上所述，中职学校应加强师资建设，提升心理老师的专业素养和技能，建立健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氛围，才有可能更好地预防、干预学生的心理问题，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曹洁频.中职生抑郁、焦虑状况及心理干预效果评价[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7. [2]杨丽雄.2014年我院门诊抗抑郁药应用分析[J].海峡药学，2015（8）：213-214. [3]陶然，纪文博，张惠敏.青少年抑郁症研究新进展[J].武警医学，2015（2）：109-112 [4]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M].张道龙等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吴祖勤，李静，简宇涵 等.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损害特点及治疗进展[J].现代医学与健康研究，2017（8）：197-198. [6]高天.音乐治疗学基础理论[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7]宋利利.青少年抑郁症致病因素及预防措施调查研究[J].继续医学教育，2019（4）：85-86. [8]于树林.中职生抑郁症现状调查分析及预防矫正[J].科教导刊，2016（11）：173-174. [9]NICE发布2015儿童及青少年抑郁症的识别和管理指南（基层版）[OL].中华全科医学，2015（24）：2880. [10]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理解DSM-5精神障碍[M].夏雅俐，张道龙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1]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Z].教职成〔2004〕8号，2004. （作者单位：云南红河技师学院，开远，661600） 编辑/于 洪 终校/刘永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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