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力培养的实证分析 |
| 范文 | 刘轩+瞿晓理 【摘要】根据森的可行能力理论，采用自编问卷对232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福利及城市融入能力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福利，尤其是防护性保障、工作生活环境和社会机会依然严峻。所构建的城市融入能力对城市生活福利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力对经济状况、工作生活环境、精神感受以及防护性保障存在显著的影响，但是对社会机会不存在显著影响，最后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方面提出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力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可行能力理论；新生代农民工；融城能力；城市生活福利；教育培训 【中图分类号】G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794（2018）02005206 【收稿日期】20170912 【基金项目】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现代劳力需求驱动下城市流动人口子女后义务阶段职业教育研究”，项目准批号为15YJC880032 【作者简介】刘轩（1981—），男，江苏盐城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人力资源管理。一、引言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也是农村人口城镇化的过程，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7年4月发布的《2016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6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 171万人，比上年增加424万人，增长1.5%，增速比上年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本地农民工11 237万人，比上年增加374万人，增长3.4%，增速比上年加快0.7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16 934万人，比上年增加50万人，增长0.3%。”[1]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1980年后出生依然保留农村户籍的进城务工人员，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我国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3.9%，[2]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数比重已接近五成，据此推算，新生代农民工在不久的未来将会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要力量。人口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步骤和重要任务，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面临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3]当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和城市生活状况的因素除了社会制度及政策性安排等客观因素外，还包括自身的主观因素。本文则依据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侧重于从个人主观能力角度去探讨城市融入能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福利的影响，提出培养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力的具体对策，为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模型 （一）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 可行能力理论是在对传统资源平等主义和福利平等主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上，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19世纪60、70年代提出。森将可行能力定义为：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4]可行能力理论的提出为传统的贫困和发展问题的理解提出了新的解释：森认为贫困问题的产生不是由于资源短缺造成，而是因为个体可行能力缺乏或者可行能力被剥夺而导致。同时，森认为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的发展，发展的首要目的和主要手段就是扩展人的自由，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制度性安排为人们创设有益于发展的外部环境，使人们能够尽可能充分地去发挥全部的潜能，不断扩大人的选择范围，扩展人的自由。[5]与以往理论相比，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我们理解人的自由、贫困问题以及发展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福利 效用理论认为福利水平可以用消费一定的商品或服务所得到的效用进行衡量。[6]但是作为评价福利的工具，效用通常情况下难以具体测量。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对福利的内涵进行了重新解释，认为福利水平的高低不只是个体所拥有的资源或者商品的多少，对于福利的测量应通过各种功能性活动来衡量。从这个角度出发，森特别提出了五种类型的工具性自由，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但是森并未给出功能性活动的具体清单。[7]对于农民工功能性生活的测量，国内学者所选取的功能性生活指标包括：就业机会、防护性保障、精神感受、经济状况、生活状况、工作环境、健康状况等[8—10]。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并结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实际情况和特点，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福利主要包括经济状况、防护性保障、工作生活环境、社会机会以及精神感受五个方面。 （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力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福利状况的评价和研究，还需要通过能力来进一步考察个人是否具有获得福利状态的机会，能力反映了一个人可以获得福利的真正机会和选择的自由，[11]城市融入能力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得城市生活福利的重要保障。刘红岩在其社会资本、融城能力与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研究中指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主要包括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参与公共治理的能力以及参与社会网络的能力。[12]徐丽敏在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入能力的研究中构建了包括健康能力、学习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参与能力在内的可行能力清单。[13]张学英在其研究中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力的内涵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是搜寻并保有一份稳定工作的能力， 构筑融入城市的经济基础；其次是接受并身体力行城市生活理念， 不被城市排斥，[14]前者我们可以归纳为就业能力，后者则反映的是个体的社会及心理能力。根据已有研究结论，我们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的结构，包括政治能力、就業能力、社会能力以及心理能力，并提出了城市融入能力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福利的理论关系模型，见图1。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 2016年11月至2017年3月，课题组在苏州、无锡等地区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及职业培训中心的协助下，采用滚雪球取样的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在问卷填写过程中，由课题组老师专人负责，提供现场答疑和指导，问卷完成后当场收回，并赠送毛巾、牙膏等生活用品作为酬劳。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255份，严格剔除废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232份，有效回收率为90.98%。在被调查的232名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140人（60.3%），女性92（39.7%）；未婚27人（11.6%），已婚205人（88.4%）；年龄状况：最小年龄为20岁，最大年龄为37岁，平均年龄30.68岁；受教育程度情况：小学文化水平7人（3.1%），初中文化水平155人（66.8%），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70人（30.1%）。总体来说，所调查的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变量选择 1城市融入能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主要包括政治能力、就业能力、社会能力和心理能力。其中政治能力是指个体参与公共决策，行使政治权利的能力，代表性条目包括：“我经常参加社区的公共决策”、“我经常向社区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就业能力是指个体寻找工作并成功获得长期雇佣的能力，代表性条目包括：“我掌握了当前工作所必须的知识和技能”、“我知道怎样才能找得一份好的工作”、“我能够根据岗位的要求去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社会能力主要指个体社会沟通，构建和拓展社会网络的能力，具体项目包括：“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可以交心的朋友”、“我善于与别人沟通交流”、“我知道哪些朋友对我有帮助”；心理能力主要指个体对于城市生活的信心、希望和乐观的心理状态，代表性条目包括：“我对自己在城市生活充满信心”、“我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所有项目均采用5点式计分，1表示“非常不符合”、2表示“比较不符合”、 3表示“不确定”、 4表示“比较符合”、 5表示“非常符合”。 2经济状况。对于经济状况的测量选取了个人工资收入、可支配收入和家庭经济地位等指标。个人工资收入是指个人工作获得的纯收入，本研究对工资收入进行了重新编码，1表示“3 000元以下”、2表示“3 000—5 000元”、3表示“5 000元以上”；可支配收入是指刨去生活、教育等必需成本后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1表示“1 500元以下”、2表示“1 500—3 000元”、 3表示“3 000元以上”；经济地位是指相对于农村生活，在城市生活的经济状况，1表示“差于农村”、 2表示“不确定”、 3表示“好于农村”。 3防护性保障。对于防护性保障的测量主要选取保险情况、劳动合同签署情况和公积金情况3个指标。其中保险是指参加医疗、失业、养老等保险的情况，1表示“低于3项保险”、2表示“有3项保险”、 3表示“有3项以上的保险”；劳动合同签署情况，1表示“没有签署劳动合同”、2表示“签署了劳动合同”；公积金情况，1表示“没有住房公积金或住房补助”、2表示“有住房公积金或住房补助”。 4工作生活环境。对于工作生活环境的测量主要选取工作条件、住房条件以及居住环境等指标。其中工作条件是工作场所的安全和舒适程度，1表示“工作条件差”、2表示“不确定”、3表示“工作条件好”；住房条件是指所居（租）住房屋的面积和舒适程度，1表示“住房条件差”、2表示“不确定”、3表示“住房条件好”；居住环境指所居住房屋周边环境的安全和便利性，1表示“环境差”、2表示“不确定”、3表示“环境好”。 5社会机会。对于社会机会的测量主要选取了就业机会、职业培训机会以及子女受教育机会，其中就业机会，1表示“很少”、2表示“不确定”、3表示“很多”；参加职业技能等培训的机会以及子女在城市获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这两个项目，也均采用3点式计分，1表示“机会很少”、2表示“不确定”、3表示“机会很多”。 6精神感受。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感受的测量，主要选取定居意愿、地域歧视以及生活满意度3个指标。定居意愿指是否愿意定居城市、在城市长期生活，1表示“不愿意”、 2表示“不确定”、3表示“愿意”；地域歧视是指在城市生活是否受到当地市民的歧视，1表示“没有”、2表示“不确定”、3表示“有”；生活满意度是指是否对城市的生活满意，1表示“不满意”、 2表示“不确定”、 3表示“满意”。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福利的现状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福利可以看做是功能性活动的集合，在本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功能性活动主要包含经济状况、防护性保障、工作生活环境、社会机会以及精神感受这5个方面。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状况依然比较严峻，尤其在防护性保障、工作生活环境和社会机会等方面的情况相对较差，总体状况见图2。1经济状况方面。根据森的可行能力理论，经济收入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前提条件，也是反映其城市生活福利水平的重要指标。本调查结果显示：所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收入约为3 071元，这也远低于苏州、无锡等市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在去除基本的生活和教育成本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可支配收入约为1 662元；另外，有182人（78.4%）认为在城市生活的经济水平要好于农村。 2防护性保障方面。本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保险情况、劳动合同签署情况以及公积金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所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77人（33.2%）表示参加的保险低于3项，有101人（43.5%）表示有3项保险，只有54人（23.2%）表示有3项以上的保险；在劳动合同签署方面，约146人（62.9%）表示和单位签署了劳动合同，另外有86人（37.1%）表示没有签署相关的劳动合同；在所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91.8%的人表示没有住房公积金或住房补贴。 3工作生活环境方面。工作生活环境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功能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及生活的质量。调查结果显示：在工作条件方面，只有72人（31.0%）觉得工作条件较好；在居住条件上，只有53人（22.8%）表示居（租）住的面积大，比较舒适；在周边环境上，有98人（42.2%）认为住房周邊环境的安全和设施齐全便利，有63人（27.2%）认为生活的周边环境较差。 4社会机会。依据森的可行能力理论，社会机会可以使得个体在各种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处于有利地位，社会机会是一个人享有实质性自由的重要前提。本调查的结果显示：有85人（36.6%）表示就业机会较多；有41人（17.5%）表示参加职业技能等培训的机会较多；另外在子女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方面，有62人（26.7%）表示机会较少，有126人（54.3%）表示不确定，有人44人（19.0%）表示机会较多。 5精神感受方面。精神感受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主观性感受，也是城市功能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长期定居城市。在所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158人（68.1%）表示愿意定居城市，在城市长期生活；在地域歧视上，有41人（17.7%）表示会受到本地居民的歧视；另外有107人（46.1%）表示没有受到歧视；最后，有156人（67.2%）表示对城市生活表示满意。 （二）城市融入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福利的影响 本研究中的主要研究变量都是由多个观测变量测得，测量误差难以避免，因此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力对其城市生活福利影响的潜变量模型。初步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良好，X2=297.405，df=147，X2/df=2.023，规范拟合指数NFI=0.810，递增拟合指数IFI=0.833，比较拟合指数CFI=0.824，非规范拟合指数TLI=0.818，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67。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力对经济状况、防护性保障、工作及生活环境、精神感受存在显著的影响，但是城市融入能力对社会机会的影响路径系数不显著，p<0.05。 在删除社会性机会潜变量及影响路径后，重新建立城市融入能力对城市生活福利的影响路径模型，见图3。修正模型的统计结果显示，X2=192.27，df=100，X2/df=1.92，NFI=0.827，IFI=0.881，CFI=0.862，TLI=0.843，RMSEA=0.063，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良好，模型可以接受。城市融入能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福利存在显著性影响，其中对经济状况的影响最大，效应值为0.19，其他依次为精神感受，效应值为0.13，防护性保障的效应值为0.07，工作生活环境的效应值为0.04。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对于社会机会的影响不显著，由此也说明，社会机会作为一种制度和政策性安排，受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能力的影响较小。五、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通过调查和分析，本研究发现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福利状况依然比较严峻，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力对经济状况、工作生活环境、精神感受以及防护性保障存在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但是对社会机会不存在预测作用。因此通过强化职业培训和市民化教育等手段来增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能力、就业能力、社会能力以及心理能力是提升其城市生活福利水平的有效路径。 （二）对策及建议 1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能力的培养与塑造 政治能力是农民工能否具备行使其合法权利的能力，包括获取区域政策信息、参与社区决策、有充分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权利伸张机制等。[15]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政治能力的培养主要是主体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的培养。首先，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意识，就要摒弃“附庸”意识，强化其在参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和主动精神。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能力的教育和引导一定要结合社会实际，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实际，要让农民工感到政治确实和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学习政治能够提高城市生活的品质，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兴趣，才能不断提升他们的政治参与能力。其次，依法治国是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要求公民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规范自身行为。缺乏法律意识，一方面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正确地参与社会活动；另一方面，法律意識的缺失可能会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意识至关重要，法律意识的培养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能力的关键环节。最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指出，透明性保证是工具性自由的重要组成。在当前的信息化时代，需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获取的能力，对于政府而言，应当利用现代信息化的手段加强行政执行的透明度，加强政策法规的宣传和执行监督，促进政策、信息的自由流通，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权利的行使提供保障。 2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培养与塑造 就业能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良好的就业质量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前提和保障，也是决定新生代农民工能否安心扎根于城市的关键。对于就业能力的培养，以往研究也更强调职业技能培训的作用，通过引导职业院校、行业协会、企业、社会培训机构等社会性资源的广泛投入和参与，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能力或可雇佣性。[16]目前所开展的职业技能培训有利于农民工在短期内掌握岗位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实现快速上岗，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但是具体岗位的知识技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使得农民工被束缚于某单一岗位，无法实现不同岗位间的迁移，也不利于农民工通过岗位的转换获得更高的就业质量。相对于老一辈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年龄小、受教育水平高的特点，[17]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好的学习潜力，学习能力尤其是学习岗位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才是就业能力的核心要素。因此针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应注重其学习能力的培养，引导新生代农民工重视学习，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以适应新常态下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对现代劳力需求的新变化。政府和企业一方面要依据地方产业结构特点，调查和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需求，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职业技能；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需要建立起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终身培训体系，实现短期技能培训和长期职业教育的有机结合，并在法律和制度上予以保障，实现职业教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竞争力。 3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能力的培养与塑造 社会能力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构建和拓展社会网络，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能力。社会网络具有信息获取、互惠合作、结构支持和资源获取等功能，[18]能够为个体提供信息以及心理方面的支持。良好社会能力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提升城市生活的福利水平。已有研究表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以地缘、亲缘关系网络最为主，[19]地缘关系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核心部分，是他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然而一旦进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原先地缘关系网络的作用逐渐弱化，其社会网络的规模和质量明显降低。因此一方面需要增强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社会网络的构建和拓展能力，通过在市民化教育中增加社会交往的培训内容，让其意识到社会交往、社会网络对于城市生活的重要作用，教授其人际沟通的知识、技巧和基本原则，掌握处理和协调人际矛盾的基本方法，鼓励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加入工会及社会合法组织等，学习如何利用自己生活、工作以及社会培训等各种机会去建构和拓展自己的社会网络。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外部力量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拓展社会网络，建立公益性的农民工服务组织，聘请高校老师、社会专业人员等作为导师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法律、就业创业等方面的咨询和指导，建立农民工的合法组织，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拓展人际交往的渠道。 4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能力的培养与塑造 心理能力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以及对城市生活的信心和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已有研究表明心理融入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能力包括心理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0]本研究的调查结果也支持心理能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以及城市生活福利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积极心理的教育和引导，构建心理支持系统对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民向市民身份的心理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通过开展社区宣传或组织讲座的方式，让新生代农民工学习和了解城市的文化习俗及生活习惯，减少与城市居民在文化、心理层面的冲突，形成对城市生活的心理认同感，从而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坚定城市生活的信念，树立城市生活的信心。其次是开展积极心理培训，依托专业化的团队或职业院校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积极心理训练，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自尊水平，让新生代农民工掌握心理调试的方法，学会正确对待城市生活中的困境和挫折，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存量。最后是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支持系统，通过设立心理热线电话，组建心理服务志愿者团队以及搭建心理服务的网络平台等方式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及时的、针对性的、专业化的心理支持系统。在农民工遇到心理困扰和心理挫折时，能及时获得有效疏导，心理支持系统对于减少心理矛盾和冲突，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2][17]国家统计局.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http：//www.gov.cn/xinwen/201704/28/content_5189509.htm.201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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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Capacity Training for Integration into Urban Community Based on Sens Capabilities Theory LIU Xuan1， QU Xiaoli2 （1.Law School，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6； 2.Human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School， Institute of Suzhou Commerce and Trade， Suzhou 215009， China） 【Abstract】232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were investigated by selfmade questionnaire in light of Sens Capabilities Theory to explore the situation and relationship of urban welfare and the capacity for integration into urban commun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urrent status of urban welfare，especially the protective security ，work and life environment and social opportunity for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were still tough. The influence factor model of capacity for integration into urban community on urban welfare established by SEM method indicated that economic situation， work， life environment and mental sens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capacity while the social opportunities was exceptional and some suggestions were finally put forward to develop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capacity for integration into urban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tizenization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Key words】capabilities theory；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capacity for integration into urban community； urban welfare； education and training（編辑/徐枫）2018第2期（总第373期）成人教育ADULT EDUCATIONNo.2 2018Total No.373 doi：10.3969/j.issn.10018794.2018.0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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