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史记》女性形象的多样性解读 |
| 范文 | 谢悦 董雪霞 【摘 要】《史记》作为传记文学的先驱，能以多样的人物身份、多样的人物性格、多样的塑造方法为女性泼墨发声，使处于社会边缘的古代女性站上历史舞台。其中所包含的对女性生态命运的关照和尊重，折射出司马迁作为一个进步史学家的敏锐眼光和悲悯情怀。 【关键词】史记；女性形象；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G6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8）12-0093-02 《史记》借史写人，以人显史，是一部兼具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鸿篇巨著，它以纪传体通史的博大精深著称，更以传记文学的摹形传神闻名。司马迁在构建帝王将相、草莽英雄、文弱书生、贩夫走卒等男性群体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女性价值的存在，《史记》中登场的近四百名女性人物，以其丰富多样、风姿有别的鲜活形象，为历史留下了缤纷灿烂的一页。一 、《史记》女性人物身份的多样性 《史记》中的女性人物，以社会地位为标准，可分为贵族女性和平民女性两大类。叱咤风云的宫廷皇后国母、王妃姬妾，个性鲜明的贫民母嫂妻女、侍者市民，两个阶级的芸芸众生相，都在司马迁的如椽大笔下娓娓道来。 1.贵族女性。 《史记》中唯一为女性人物单独立传的是《吕太后本纪》，对于这个曾经威胁到刘氏政权的女人，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详细描述了吕雉从田间劳作的平民到楚汉相争的人质再到称制太后、遍施淫威的传奇经历，不仅揭露她炮制“人彘”、大肆屠杀刘氏宗族等残忍毒辣的一面，同时也肯定了她“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的历史功绩。《外戚世家》中记述了汉高祖至武帝五代汉皇的后妃，为薄太后、王太后、李夫人等群体贵族人物立传。还有引发鲁国国难的哀姜、为春申君带来灭门之灾的李园女弟、窃符救赵的如姬等，司马迁将这些贵族女性与宫廷内部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展现了历代王朝的历史风云变幻。 2.平民女性。 《史记》中所记载的平民女性，真实再现了下层劳动妇女的生活与精神风貌。如河边饭信的漂母、以死励子的王陵母、休夫再嫁的张耳妻等，这些人物有的虽然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司马迁却以丹青妙笔，歌颂了她们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情操。司马迁还满怀同情，记载了为贵族做杂役而饱受压榨的女性血泪史，如汉济北王府侍者韩和高级女工子竖等被剥削压榨，累的吐血而死。除此之外，司马迁犀利的笔触也没有放过自私狭隘的小市民，如刘邦嫂、淮阴亭长妻、苏秦嫂等。司马迁笔下诸多的平民形象充满了真实的生活气息，对后人全面了解古代平民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起着重要的作用。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太史公在《史记》中为女性留有一席之地，不论高低贵贱，不论平凡伟大，不论尊卑好坏，均给予尊重、给以记载，反映出他对女性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注。二、《史记》女性人物性格的多样性 斋藤正谦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1]《史记》中所涉及到的女性形象，虽然大多仅是寥寥数语，但却以鲜明的性格丰富了我国传记文学中的人物形象。 1.正面性格：情、义、智、勇、识。 封建社会对女子的束缚比较严格，女性的个性特征常遭抑制，然而司马迁的笔下却出现了诸多有情有义、有智有勇、有胆有识的女子形象，体现出生命本体的真、善、美。 “情”，这里专指狭义的爱情。卓文君“新寡好音”，司马相如“琴心挑之”，卓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于是当夜“亡奔相如”，继而“驰归成都”。文君在相恋对象一贫如洗的境遇下大胆与之结合，其对爱情的追求已超越了一切物质条件，超越了一切世俗礼法，可见“情”之可贵。 “义”，是司马迁衡量历史人物的准则，这一标准在漂母身上表现得最为典型。韩信初为布衣，又没有置办产业的本领，常常“寄食饮”，在被亭长妻“患之”后，饿着肚子“钓于城下”，幸遇一漂母时时“饭信”，韩信感激许下重诺，被漂母“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其望报乎”厉言斥之。漂母不带功利、不求回报的高尚，被司马迁载入“义”的史册。 自古英雄多男儿，司马迁笔下却有一些巾帼“勇”而不让须眉。缇萦的父亲淳于意被人诬告将被施以肉刑，五个女儿只能“随而泣”，淳于意怒骂曰：“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少女缇萦听后伤心之极，便随父进京，上书汉文帝，愿为官婢，以赎父刑，“上悲其意，此岁中亦除去肉刑”。缇萦本为弱女子，挺身而出，为父纾难，其勇气虽男儿非能及也。 2.反面性格：俗、狠、淫、妒。 司马迁本着实录精神，在对大多数女性进行赞扬和肯定的同时，也对部分女性进行了讽刺，使她们成为假、恶、丑的代表。 俗。苏秦出游数岁，“大困而归”，饱受妻嫂的白眼。后做了六国之相，衣锦还乡，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侍取食”。苏秦笑问其嫂为何前倨后恭，嫂“委蛇匍匐”，以面掩地泣答：“见季子多金也”。这种回答，吞噬了人性中的亲情、真诚与善良，只有赤裸裸的金钱利益，苏秦嫂在史册上留下了庸俗势利的畸形小市民形象。 狠。骊姬为晋献公的妃子，以美色获得专宠，获立夫人，生子奚齐。骊姬欲立奚齐为太子，“详誉太子，而阴令人谮恶太子”，使计离间献公与申生、重耳、夷吾父子兄弟之间的感情，迫使太子申生自杀，重耳、夷吾逃亡。献公死后，公子争位，晋国大乱，史称“骊姬倾晋”。 淫。鲁庄公夫人哀姜，与庄公的弟弟庆父私通，并与庆父同谋杀害鲁公子斑，立哀姜侄子为閔公，后又杀闵公，谋立庆父，结果事败，导致鲁国内乱，庆父自杀，哀姜被杀。在司马迁的笔下，哀姜失去了基本的道德准则的约束，以“色”“欲”在男人的世界里颠仆沉浮，不择手段地阴谋策划，终落得人性扭曲变异、身败名裂。 妒。陈阿娇，汉武帝姑姑长公主之女，武帝的第一任皇后。初“骄贵”，后武帝宠幸卫子夫，陈皇后“恚，几死者数矣”，几次对卫子夫暗下狠手，却功败垂成。卫子夫诞育龙种，使得无子的陈皇后更加嫉恨焦虑，于是暗中使用巫蛊之术诅咒卫子夫，武帝察觉，将其“罢退长门宫”，女巫及宫人牵连被诛者三百余人，伴随宫中女子嫉妒的常常是罪恶的阴谋和杀戮。三 、《史记》女性人物塑造方法的多样性 在以男性世界为主的历史风云中，司马迁给予女性以无限的关注。在塑造这些女性人物形象时，司马迁调动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法来刻画人物，在有限的篇幅里将其描绘得栩栩如生，凸显出文学方面的功力。 1.善用语言描写。 成功的语言描写总是鲜明地展示人物的性格，生动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深刻地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刺客列传》写聂荣，聂政不愿自己的行为连累至亲，所以自残身体，只留下一具面貌不清的尸体，聂荣听闻刺客的事迹，猜出是自己的弟弟所为，于是来到韩国，向围观的群众宣扬了弟弟“士为知己者死”的英名，以及弟弟为保全姐姐而自残的义举。司马迁通过语言描写，将一个不畏牺牲，誓死要为弟弟扬名的烈女形象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2.善用动作描写。 刘邦死后，吕后面对曾经夺夫又夺嫡的情敌兼政敌戚夫人，痛下狠手，她先让人鸩杀赵王如意，接着“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司马迁在刻画吕后这一形象时，并没有过多地加以叙述，而是通过一连串的动作描写，吕后专横、残忍、毒辣的形象便跃然纸上，读完让人不寒而栗。 3.善用心理描写。 栗姬是汉景帝的宠妃，也是太子刘荣的母亲，景帝的姐姐长公主经常为景帝进献美人，而这些美人又得到宠幸，“栗姬妒”，“栗姬日怨怒”；景帝身体不好，想将自己的其他孩子托付给栗姬，栗姬“怒，不肯应”；太子刘荣被废后，“栗姬愈恚恨，不得见，以忧死”。司马迁仅用“妒”、“怨怒”、“怒”、“恚恨”等寥寥数语，极其准确地表现了栗姬对长公主的不满、对宫中美人的嫉妒、对景帝托孤的逆反、对太子被废的记恨等心理变化过程，刻画了一个恃宠善妒、心胸狭隘、任性使气的妃子形象。 4.善用对比描写。 “司马迁常常采取对照的手法写人物，不独在一篇人物传记内是如此，在《史记》全书中也有这种情况”。[4]苏秦当年“出游数日，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当苏秦“为纵约长，并相六国”时，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侍取食”、“委蛇匍匐”、“以面掩地”。司马迁通过对比人物前倨后恭的动作态度，将苏秦嫂妹妻妾的刻薄势利、见钱眼开的丑态刻画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 白寿彝先生曾经说过：“在写妇女历史方面，司马迁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5]《史记》作为传记文学的先驱，能以多样的人物身份、多样的人物性格、多样的塑造方法为女性泼墨发声，使处于社会边缘的古代女性站在了历史的舞台上，其中所包含的对女性生态命运的关照和尊重，清晰地折射出司马迁作为一个进步史学家的敏锐眼光和悲悯情怀。 参考文献 [1]（日）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M].学人版.台湾；洪氏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四年. [2]张大可.史记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3]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 [4]郭雙城.史记人物传记论稿[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5]白寿彝.史记新论[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度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项目《〈史记〉作为校本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实践研究》（编号：JCJYB16010154）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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