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圣经文化精神对鲁迅思想之渗入 |
| 范文 | 【摘要】基督教经典的传入，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影响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外来的基督教有没有对中国文人精神有过塑造和改变？又是怎样在改变着中国当时的文人素质和文人精神呢？一百多年来基督教始终保持着不屈不挠的意志想融入中国，在二十世纪前后经历了包括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与洗礼之后，基督教经典中的一些人类共有的精神以故事和教义的方式终于融入到了某些文人的血液里面。基督教對鲁迅先生的影响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精神的影响，本文仅仅就鲁迅先生身上体现着的圣经文化精神做一个分析。我们能够看到基督教经典的精神对他的重要性，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价值取向和人格品质。 【关键词】基督教经典 五四 鲁迅 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TP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8）17-0264-02 基督教经典的传入，与佛教一样，是一种舶来品的传入。作为外来宗教，人们在提及佛教时几乎忘记了它的外国色彩，早已将之视为中国的宗教，而佛教经典也吸收着中国文化的词汇和精神本土化了，所以同为东方文化，佛教容易中国化。而直到今天，在谈及基督教时，我们仍不自觉的感到异样。那么，外来的基督教有没有对中国文人精神有过影响？影响又有多大呢？ 回顾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自清朝年间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传入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百多年来基督教始终保持着不屈不挠的意志想融入中国，尤其是文人知识分子阶层，渐渐的基督教经典以及其某些教义被中国精英阶层接受，虽然有些地方引发了一连串的教会案，但是在二十世纪前后经历了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与洗礼之后，基督教经典中的一些人类共有的精神以故事和教义的方式终于融入到了某些文人的血液里面。 周作人写到：“新的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很适宜的。”[1]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也曾经说过：“我们不用请教什么神学，也不依赖什么教义，也不用藉重什么宗派，我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和我们合而为一。”[2]作为本文的分析案例主角的鲁迅先生，基督教对他的影响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精神的影响，从早年留学日本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一直与基督教文化保持联系，他并未信仰基督教，其实，鲁迅先生一生也没信仰过什么宗教，当然，鲁迅先生的思想极其深邃和庞杂，可以说与《红楼梦》在作者曹雪芹也有很大相同之处，比如，两者都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但是在两者身上又有着很多思想的存留和影响，限于篇幅，本文仅仅就鲁迅先生身上体现着的基督教精神做一个分析，鲁迅先生不但能够对基督教文化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和借鉴，也对基督教精神进行了批判，当然从鲁迅先生的文本中以及他的为人行事风格中，我们能够看到基督教精神对他的影响。基督教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价值取向和人格品质。 当然，在五四时期前后的中国，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以及思潮，基督教几度试图融入中国，而最终在19世纪末期在中国生根。20世纪初的中国以及后来的几十年的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时期，广大的中国知识阶层在否定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广泛吸纳外来文化包括理性思潮和基督教，期间最主要的文化或者说文明冲突，在批判、抨击此种文化和文明的同时，有一部分人无意中也在吸收着它的优点和人类共同的文化精髓。一部分知识分子更肯定它对本土传统文化的巨大启发启迪作用，鲁迅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鲁迅与基督教有着很深而持久的渊源，基督教对其影响可谓深远。他曾于1925年、1928年先后两次购买了《新旧约全书》、《圣经》，他收藏了《元也里可温考》，此书由陈垣先生著，专门研究天主教教士东来历史。还有传教士冯秉正译述的记载圣人行事、圣教警言的《圣年广益》等著作，以及不少有关《圣经》故事的外国版画、连环画等等一大批文献资料。可见鲁迅对于基督教文化是有着相当的了解和研究。期间鲁迅先生还大量翻译有关此类的文章和画册。同时还从许广平处搜集的各种基督教研究资料中获取有用信息和精神资源。 首先，鲁迅先生的牺牲与苦难意识。可以说，如果不是基督教精神的激发，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下，这种“基督徒式”的悲悯与苦难不会如此强烈。他搜集出版的比利时画家麦绥莱勒作的木刻连环画《一个人的受难》，画册一共25幅，把《圣经》中有关耶稣生平和受难的传说，和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受难合为一体，第24幅呈现的画面是：“在受难的神之子耶稣像前，就受着裁判”。鲁迅在该《序》中引用《新约·马太福音》的话：“耶稣说过，富翁想进天国，比骆驼走过针孔还要难。但说这话的人，自己当时却受难了。现在是欧美的一切富翁，几乎都是耶稣的信奉者，而受难的就轮到了穷人。”[3]可见其苦难意识之深广。 1894年，鲁迅父亲患病，家道衰落，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鲁迅也由此分担家中事务，承担了长男和父亲的双重身份，这种身份磨出了鲁迅的苦难意识。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又为了父亲的病而四处搜罗药房药引。鲁迅作为长子对周作人、周建人等兄弟的照顾，都是需要牺牲精神的，对母亲的孝道也体现着鲁迅的牺牲精神。而这种牺牲必然带来苦难感觉。1902年鲁迅到日本留学，从家庭的私人关系看，鲁迅确实是显示了一个兄长的责任意识。在鲁迅的心中，责任源自爱，而爱这个主题确实是基督教里的主题之一，责任源于爱，而责任带来了牺牲，牺牲则意味着苦难。众所周知，鲁迅承担了全家的绝大部分费用，而他弟弟全家，也都要鲁迅接济。鲁迅为了全家毫无怨言地承担下了所有的苦难他在日记中说：“让别人过得舒服些，自己没有幸福不要紧，看到别人得到幸福生活也是舒服的！”[4]鲁迅和周作人之间兄弟失和，此后很多人拿这件事以种种言论攻击鲁迅，鲁迅也并未辩驳过。这当然显示了一个人的受难精神，为什么呢？因为在鲁迅看来，兄弟之间的过错可能各有所失，如果自己为自己辩驳，最终受到伤害的无疑是周作人。对兄弟的爱护之情使鲁迅甘愿以沉默来接受，接受这四面八方的议论和攻击。不论是多么的艰难，鲁迅一直以受难者的心态和牺牲精神来忍耐。基督精神的牺牲和受难，此刻是多么强烈的体现在鲁迅身上啊。 另外一件事，更体现着鲁迅的牺牲精神。大家都知道，鲁迅母亲安排的不幸婚姻，导致鲁迅一生都备受攻击。而接受母亲的安排，没有将原配妻子离弃显示了鲁迅最大的牺牲精神。鲁迅对母亲安排的婚姻，最后都是无奈接受的最终接受表现了鲁迅对母亲的孝道和自己的牺牲。他写到：“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5]“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这背后是鲁迅悲凉的“牺牲和苦难”意识：自己这一代不能获得真正的爱情，与其逃离，不如自己承担，这对于张扬个我精神的鲁迅来说，漫长而无爱的婚姻是一个痛苦的牺牲。被称为“20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的鲁迅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写到：“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孩子）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从此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6]这样的挺立着闸门的灵魂，即鲁迅先生，和基督教文化中为了人类而受难的耶稣，大家看有没有相同的精神特质？ 其次，鲁迅的复仇与宽恕。复仇与宽恕，两者看似极其矛盾，是一个心灵的两个极端，然而，这对矛盾却奇怪奇异的在鲁迅先生身上体现着。这两者，在圣经故事里比比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不是圣经的传入，如果不是基督教思想的影响，鲁迅先生一定不会有如此深度的复仇和宽恕的意识，生前，鲁迅先生就说：“我死后，一个也不饶。”我们来看一些资料： 他在《摩罗诗力说》中说道：“次为希伯来，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鲁迅肯定了希伯来文化“灌溉人心”的力量。在杂文《寸铁》中他写到：“马太福音是好书，很应该看，犹太人钉杀耶稣的事，更应该细看。”鲁迅于1924年写了一篇杂文《复仇（二）》。文中有着这样的文字：“因为他自以为神之子，以色列的王，所以去钉十字架。兵丁们给他穿上紫袍，戴上荆冠，庆贺他；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他，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他自己的衣服。看哪，他们打他的头，吐他，拜他……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咒诅的。丁丁地响，钉尖从掌心穿透，他们要钉杀他们的神之子了，可悯的人们呵，突然间，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他腹部波动了，悲悯和咒诅的痛楚的波。遍地都黑暗了。“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上帝，你为甚么离弃我？！）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连“人之子”都钉杀了。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的身上，比钉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7] 这篇杂文取材于《马可福音》，《新约圣经》中的一篇，鲁迅将这篇文章命名为《复仇》。其中有着基督教文化的内核之一：复仇。鲁迅先生敏锐的心灵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关键詞。然而，基督教文化也有主张宽恕的。 箴19：11|：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 弗4：2：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鲁迅对耶稣的形象进行了自己的理解，面对那些钉杀自己的人们，鲁迅笔下的耶稣的结论是复仇。这样一个形象在鲁迅别的文章中也经常出现：在1925年的《颓败线的颤动》一文中，鲁迅写出了一个孩子长大成家之后，回报给自己母亲的只有怨恨和鄙夷的故事：最小的孙子挥着一片干芦叶，仿佛一柄钢刀，大声说道：“杀。”。[8] 在1926年12月16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写道：“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我听得甚至有人说：‘他一世过着这样无聊的生活，本早可以死了的，但还要活着，可见他没出息。于是也乘我困苦的时候，竭力给我一下闷棍。”[9] 有些人认为，鲁迅只是因为感到愤怒、寒心，因为他遭遇了一些人的忘恩负义。所以才想要复仇，但我们从他其他的杂文可以看出，他其实是把复仇当做一种人的本能。 基督教文化强调的是神性，最终能走向宽恕，而鲁迅关注的更多是人性，这也决定了他终会走向复仇。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遗嘱中要求“吮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10] 基督教文化中的宽恕和人的复仇欲望，都对鲁迅有着深刻的影响。鲁迅对于基督教文化中的受难意识和救世情怀，鲁迅是赞同并且身体力行的，对于基督教文化中的宽恕和复仇，他在《渡河与引路》一文中说：“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11] 总之，鲁迅站在超越多元文化的高度上引入了基督教文化。他个人的经历以及自觉培养起来的文化自觉，让他极其独特的主题精神对基督教文化做出取舍，在对中国人文精神的反思与对异质文化的审视与融合摩擦中，他自觉或不自觉的将自己的向上、超越、宽容、激昂等人格品质发挥到了极致，在主体精神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鲁迅的思想和心灵深处那闪烁着宗教光芒的存在。牺牲、苦难、宽恕、复仇等宗教情绪是那么的激越，让人读后充满了超越了痛苦的力量。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有大痛苦，大欢喜。 参考文献： [1]杨剑龙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22-23. [2]杨剑龙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36-37. [3]李雾野鲁迅回忆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65-66. [4]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22. [5]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193-194. [6]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55-56. [7]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108. [8]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76-77. [9]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325-326. [10]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八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18. [11]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121-122. 作者简介： 刘山峰（1979-），男，河北石家庄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跨文化交流、英语口译翻译及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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