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宁波茶港文化及对日交流 |
| 范文 | 傅齐纨 摘要：宁波是中日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也是茶叶产地以及茶叶贸易集散地，更是日僧来华参访求学的“圣地”。唐代，伴随日本学问僧归国，日本掀起茶文化的第一次高峰，随后衰落；宋代，伴随日本僧人访学归国，日本掀起茶文化的第二次高峰，并逐渐形成日本茶道。这些僧人不仅经由宁波登岸或返程，更有在宁波参学、生活的经历。在中日茶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宁波一直是重要的节点城市，这也是宁波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文化资源优势所在。 关键词：宁波；港口；茶；佛教；日本 一、港口之兴 宁波地处宁绍平原，长江三角洲南隅，三面环海，自古以港兴城，春秋时称句章港，唐代称明州港，元代称庆元港，明代称为宁波港。河姆渡地区出土的船桨、陶舟表明，早在河姆渡時期，宁波先民就已进行水上活动。《史记》还曾记载过汉武帝时期句章港的军事行动。 “海乡之民，以沧溟为蕾畲”（2）对沿海地区而言，往来海上本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尽管“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学术概念在19世纪才被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提出，但事实上中国沿海先民很早就开启了与域外的海路交流。比如中国民间流传的徐福东渡日本传说，以及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等记载的汉献帝后人东渡日本传说，都或多或少反映了中外海路交流之历史悠久。地理位置以及亚热带季风气候，使得宁波往来朝鲜、日本等地十分便利，《三国志·吴主传》就曾记载“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直洲者”（4）直洲为徐福东渡所止之处，有学者认为亶洲就是日本岛。 宁波世界港口地位，奠定于唐代，繁荣于宋代。一方面，伴随大运河的开凿，宁波成为大运河南端的终点。宁波城内交织的河网与内陆水系相连，使宁波拥有了富庶的江南经济腹地，并成为陆地贸易的出海通道。开元年间唐政府正式设立明州城，正是宁波地位提升的表现。同时，唐宋时期开展的它山堰、东钱湖等一些水利工程建设，大大促进了农业发展，为港口的运转提供了有效保障。特别是五代吴越国时期，钱缪奉行“保境安民”的策略，使两浙地区远离战火，经济持续发展。另一方面，7世纪初，日本推古天皇即位，圣德太子摄政，建立了遣使制度。遣使来华路线可以走北线或南线，北线是经朝鲜半岛由山东半岛登州、莱州一带登岸，南线则是由扬州、杭州、明州一带登岸。但7世纪中叶，新罗灭百济、高句丽，统一朝鲜半岛，日本使团来华的北线受到威胁，“新罗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贡”，改走南线。北宋伐辽失败后，由于登州港离辽国境内的辽东半岛过近，高丽使团为避免“越海事宋”的麻烦，来华也改走南线，北线就此衰落。 宋代以来，中外交流的主要路线也由陆路逐渐转向海路。西域作为欧亚通衢，在蒙元之前一度是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汇中心。但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相继被吐蕃、契丹、西夏、女真、蒙古所占据，西北丝绸之路被阻断。南宋“背海立国”，重心移至东南，加之备边和战争的财政需要，政府鼓励海路贸易，对之实行“招诱奖进”。而在日本代表武士阶层利益的平清盛上台后，也一改藤原时期的锁国政策，积极推行对华贸易交流政策。这些都促成了宁波的海运繁荣。后来的郑和七下西洋则象征着海路交流的极盛。在宋代以来的海路兴起过程中，宁波不仅是浙东的文化商业中心之一，也不仅“是泉州和山东半岛之间整个沿海地区的集散点”，更是对外交流的中心之一，形成了“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的盛况。 宋、元、明三代，宁波一直是对外贸易的法定港口。北宋淳化三年（992）移市舶司于明州，次年移回杭州，咸平二年（999）又于明州、杭州分置市舶司，中间由于对高丽政策的改变，有过短暂的停废。元丰三年（1080）神宗下诏“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元丰八年（1085）又下诏“诸非杭、明、广州而辄发过南海商舶舡者，以违制论”，指定明州为对外贸易法定港口。南宋两浙路市舶机构时有废置，明州市舶机构却始终存在，直到元兵压境。蒙元在攻占临安后，重置庆元、泉州、广州市舶司。庆元市舶司虽经历过短暂的“例革”，但从至元六年（1277）到顺帝至正二十五年（1365），共存在了七十余年。明朝复在宁波、泉州、广州设立市舶司，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但出于海防需要，市舶司屡置屡罢。且与唐宋鼓励海外贸易、“收市舶之利而实国用”不同，明朝严禁民间自由贸易，只承认朝贡贸易，市舶司的功能不在盈利，而在于“四夷之安抚”。海禁的实施压制了民间贸易的需求，宁波海上走私盛行，成为倭寇攻击目标和非法贸易中心，逐渐衰落。 宁波港除了贸易往来，还有人口的大量迁移。比如元灭宋后，曾于至元十八年（1281）从江浙和朝鲜两地同时出发，出征日本。战败后，日本处死了元军中的蒙古人、色目人、女真人、高丽人和北方汉人，将南方汉人俘虏为贱民。这些俘虏为日本带去了各种技术。又如明末，宁波百姓或者出于谋生，或者被倭寇所虏，东渡日本，并在日本当地形成了华人社区：“闻闽越三吴之人，住于倭岛者不知几千百家，与倭婚媾长子孙，名日唐市。”迁移人口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 长三角的重要贸易港口，大体呈现出从唐代扬州、宋元宁波到近代上海的转移趋势，但每一港口在不同时期均在各自地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曾有一港独尊的现象。宁波港兴于唐而盛于宋，而唐宋时期也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高峰时期，茶文化就是交流中的重要内容。 二、茶饮之盛 茶为“南方之嘉木”（《茶经》），茶饮亦兴于南方，“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茶非古也，源于江左，流于天下”。六朝有许多饮茶趣事，如吴主孙皓曾帮韦曜以茶代酒，刘琨曾写信向侄子求“真茶”，东晋桓温、陆纳皆用茶果待客以示清简㈤，而茶在北魏则地位不高，被称之为“酪奴”。但至唐代，茶饮已南北皆盛，“茶为食物，无异米盐”（《旧唐书-李珏传》）。陆羽《茶经》开风气之先，故彼时茶商将陆羽奉为茶神，并在茶灶边摆放茶神像。 历史上，宁波既是茶叶贸易的集散地，也是绿茶的重要产区。宁波境内的四明山脉和天台山余脉，具有较好的茶叶生长环境，多有野生茶。河姆渡田螺山遗址中，就已出土过山茶属作物。唐代以来，在宁波的对外贸易中，茶叶是大宗商品。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九》“产茶额”记载，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明州慈溪、定海、象山、昌国、奉化、鄞共产茶叶五十一万四百三十五斤，居两浙之首。宁波在宋末元初时，就已设立制茶局，监制贡茶，已有数百年的贡茶历史。 宁波茶风之盛，与其文化传承是密不可分的。儒家常用茶之清苦来寓意廉洁清正，苏轼为茶虚构过一则《叶嘉传》，将茶喻为“正色苦谏，竭力许国”的“清白之士”。道教认为饮茶可轻身，有助于羽化登仙，传说中的丹丘子、黄山君都有饮茶的习惯。僧人遵循过午不食戒律，坐禅又要防止昏沉，于是常饮茶以益思。唐开元中，泰山灵岩寺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因禅修需“不寐”而准许学习者饮茶，于是“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以致“从此转相效仿，遂成习俗”。陆羽在寺院长大，其嗜茶恐也与自小耳濡目染的寺院禅茶有关。与陆羽同时代的百丈怀海和赵州从谂，皆将禅茶融入宗风。百丈为禅林立《百丈清规》，将饮茶列入禅修，制定了“汤茶礼”、“普茶”等种种仪轨。来人问法，百丈则有“吃茶”答语。赵州更是以“吃茶去”的公案闻名。余者如南泉普愿、沩山、香严、仰山、洞山、夹山等宗门巨匠，均留有与茶相关的公案。此外，与南方盛产茶叶形成对应，如钱穆所言，唐代禅宗祖师，“几乎十之八九是南方人”。江南风物与禅修习惯的相互影响，造就了寺院的茶风盛行，因而也有了名寺出名茶的说法。 而宁波熏沐儒、道之风甚早，在汉末三国时已有经学大家虞翻讲学的记载。西部的四明山是道教的“第九洞天”，南部的天台山则是道教南宗发源地，均为茶叶产地。《神异记》记载过这样一则轶事：余姚人虞洪善于饮茶，一日入山采茶，遇到了仙人丹丘子，丹丘子希望虞洪用茶香来奠祀自己，故指点虞洪采得仙茗。这也是今日余姚仙茗的文化渊源。 宁波历史上崇佛之风更盛。唐末五代以来，吴越钱氏治下的两浙地区富庶安定，寺院林立，诸宗并兴。“五代以后，台宗衰于台而盛于明”，四明知礼让明州成为天台宗“山家派”重镇，当时的延庆寺、保国寺、天封寺都是著名天台寺院。宋代以来，禅宗兴盛，奉化雪窦寺为云门宗中兴之地、临济宗重镇，阿育王寺為临济宗重镇，天童寺为曹洞宗重镇。在这些寺院中，已形成完整的寺院茶礼。同时，这些寺院也是唐宋之际日本僧人来华求学、拜谒的道场。 总之，唐宋之际，无论是世俗生活还是寺院生活，茶都成为不可或缺之物。如此氛围下，茶与港的汇聚，使宁波成为茶文化传播的重要节点城市。宁波又是学问僧来华求学以及中国僧人东渡弘法的重要港口，被日本佛教视为“圣地”。入唐八家中的最澄、常晓、圆行、圆仁、慧运、圆珍、宗睿都到过明州，茶文化也随佛教东传而传至日本。以下我们将看到，与日本茶道密切相关的人物，多半有过停留宁波（明州）的经历，并分别在唐、宋掀起两次高峰。 三、禅茶东传 日本茶道源于中国，抹茶这一饮茶方式就仍保留有唐宋遗风。今日中国普遍的散茶冲泡这一饮用方式，实则是元代以来流行的饮茶方式。在中国历史上，饮茶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西汉至六朝的粥茶法，第二阶段是唐至元代前期的末茶法，第三阶段是元代后期以来的散茶法”。无论是唐代的“煎茶”，还是宋代的“点茶”，都是以茶饼研磨成末为基础的。宋代流行斗茶，尤其讲究茶末的细腻，文人笔下的“飞雪轻”、“瑟瑟尘”都是用来形容茶末之细的。 茶文化的东传，则是以佛教为主要载体的。朝鲜吃茶是随佛教传人而普及，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有关于茶文化的记载：但十四世纪后由于佛教被镇压，吃茶之风也一同衰退。日本在佛教传人以前，流行神道信仰，在仪轨活动中以酒为主，并不使用茶：佛教传人后，逐渐形成日本茶道，有了“禅茶一味”的主张，《山上宗二记》就认为茶道源于禅宗，《南方录》也提出草庵茶道以领悟佛法为第一要事。 早在奈良时代，茶已传入日本，但专供药用。平安朝初期，伴随着留唐学生以及僧人的归国，贵族与僧侣中掀起饮茶之风。当时留唐的学生，完全按照唐代的习俗生活，甚至连姓名也改成唐式的。他们归国后，带回了许多唐朝的饮食风俗，包括饮茶。嵯峨天皇喜爱饮茶，其在位的弘仁年间（801-824），形成了“弘仁茶风”。从明州归国的最澄、空海、永忠都是这一风气的有力推动者。嵯峨天皇还有与最澄、空海往来的茶诗，如《答澄公奉献诗》、《与海公饮茶送归山》等。 最澄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桓武天皇延历廿三年），搭载桓武朝第十八次遣唐使团第二舶，从明州入唐，赴天台禅林寺随道邃学习天台宗，又赴越州龙兴寺随晓学习真言宗。次年（805），最澄由明州归国，在比睿山大兴天台教义，嵯峨天皇敕额“延历寺”，清和天皇追谥“传教大师”。比睿山至今还保留有由明州刺史孙阶颁发、台州刺史陆淳签批的通关文牒《传教大师入唐牒》（《明州牒》）。最澄从台州返回明州时值“三月初吉”，正是新茶采摘之时，台州司马吴凯“酌新茗以饯行”。最澄带回了茶籽，种植于比睿山。尽管《日吉社神道秘密记》所言最澄首次传人茶籽的说法或许并不可信，但最澄促进了“弘仁茶风”是无疑的。 与最澄同时入唐的，还有空海。空海搭载的是遣唐使团第一舶，漂流至福州登岸，赴长安学密。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平城天皇大同元年），空海从明州回国，创立真言宗，谥号弘法大师。空海带回天台茶籽，献予嵯峨天皇，并种植于奈良佛隆寺，同时还带回了茶器和制茶工艺，佛隆寺遂成为太和茶发祥地。 同最澄一起回国的，则有入唐求法多年的永忠。永忠早于最澄入唐，在长安生活了二十余年，早已深染唐代茶风。弘仁六年（815，唐永和十年）夏四月癸卯，嵯峨天皇巡幸近江，过梵释寺，大僧都永忠煎茶进献。是年六月，嵯峨天皇下旨，在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种植茶叶，进贡朝廷。自此，饮茶之风在日本宫中蔓延。 但嵯峨天皇之后，饮茶之风逐渐衰落。直至被誉为日本“茶祖”的荣西入宋，又重新掀起了饮茶之风。“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宋代中国饮茶之风更盛，在日本僧人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就记载了宋神宗时代浙江寺院内遍行的“吃茶”、“点茶”、“以茶供养罗汉”以及“茶树成林”等风俗。 明庵荣西于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仁安三年）和淳熙十四年（1187，文治三年）两度入宋，先后在阿育王寺、天台山万年寺、天童寺等地学习，继承了临济法脉。归国后，又派人从日本运来木材助建天童寺千佛阁。荣西带回了茶种，种于筑前背振山。娒尾山高山寺明惠上人高辨向荣西问禅时，荣西赠予其茶种，高辨种植于娒尾山。荣西还根据宋医口传，以及《太平御览》等所载相关内容，写成《吃茶养生记》一书，提倡饮茶养生，认为五脏以心脏为主，而吃茶是养心之妙方，书中还介绍了当时中国流行的茶叶加工和饮用方法。 荣西再传弟子希玄道元，于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贞应二年）从明州入宋，道元师从天童寺长翁如净，继承了曹洞宗法脉。道元归国后，得到波多野义重等人的支持，于越前建大佛寺，尊天童寺为祖庭，禅林轨制一依天童。据《百丈清规》制定《永平清规》，进一步推广寺院茶礼。 荣西法孙圆尔辨圆，于理宗瑞平二年（1235，四条天黄嘉祯元年）入宋，访天童、净慈、灵隐，回国后带回茶种，种植于静冈。还带回《禅苑清规》一书，并以此为蓝本制定《东福寺清规》，规定寺院茶礼。 日本茶道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南浦绍明。南浦绍明于南宋开庆元年（1259）入宋，问学于曾任天童寺方丈的余杭径山寺虚堂智愚（明州鄞县横溪人）。回国时，虚堂智愚赠予其茶典及茶台子等器具。南浦绍明带回了茶种、制茶技术和茶礼。而虚堂智愚的墨迹，在日本茶道界也备受尊崇。 南浦绍明的弟子宗峰妙超为大德寺开山，而今大德寺所藏的南宋明州《五百罗汉图》，正是宋代宁波与日本禅茶文化交流的见证。据画上泥金铭文可知，此图作者为明州城内车桥街的画师周季常、林庭珪，是应东钱湖惠安院义绍之请而作。惠安院原名罗汉院，传说唐代青山顶曾有十六羅汉显现，因而具有罗汉信仰。义绍为惠安院僧人，经过十年的化缘（1178-1188），最终得以完成此图。此图最初被供奉于惠安院内，后因日本僧人来天童禅寺求法感动了义绍，义绍将此图赠予了日僧，后辗转入藏京都大德寺。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明州佛画”是一大流行品类，日本寺院经常向职业画师订购此类作品。当时宁波车轿街一带与市舶司相去不远，画师云集，他们将当时的风土人情入画，成为后世探寻历史生活细节的重要佐证。《五百罗汉图》中有四幅，分别为“罗汉会”、“浴室”、“备茶”、“吃茶”，就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寺院茶礼。 镰仓时代，日本禅宗盛极一时，还效仿中国形成了“五山十刹”体系。日本也邀请中国僧人赴日，如兰溪道隆、无学祖元等，他们将中国的茶文化进一步推广到日本。比如僧堂要张挂径山祖师无准师范、虚堂智愚的书法墨迹等。南北朝时代，饮茶之风已从禅林推广到全国，并形成了唐式茶会。关于唐式茶会的记载，见诸《群书类从》之《吃茶往来》、《续群书类从》之《禅林小歌》等。根据记载，茶会的点心、布置、建筑等皆为中式，比如悬挂的佛像多为牧溪、吴道子、思恭等所画，山水人物花鸟则多为米芾、陆青、苏轼、韩干、张僧繇、胡直夫等人作品，茶叶也多用中国名茶，茶点包括馒头等中式点心。在茶文化追求“唐物”的风气下，从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后期，濑户窑还大量模仿中国烧造天目茶碗、茶叶罐等器物。 随后经历了足利义满“北山文化”时期的奢靡斗茶、足利义“东山文化”时期的书院茶，直到桃山时代出现集大成者千利休，主张舍弃一切多余，回归禅宗精神，更留下“吾这宝剑，祖佛共杀”之语。由此也正式形成了以崇尚质朴自然、“和敬清寂”、“一期一会”等为要旨的日本茶道，以及“佗寂”美学。而圆悟克勤、虎丘绍隆、应庵昙华、密庵咸杰、松源崇岳、运庵普岩、虚堂智愚、南浦昭明、宗峰妙超、彻翁义亨、言外宗忠、华叟宗昙、一休宗纯、村田珠光这一禅宗东传法脉，与日本主流茶道的发展脉络多有重合。 四、当代发展 海上丝路的经贸、文化交流，使宁波成为当之无愧的“国际港口名城”、“东方文明之都”，是“一带一路”上的“活化石”。已有学者提出“甬为茶港”，与“杭为茶都”相对应，两者珠联璧合，交相辉映。当代宁波舟山港仍为中国茶叶出口主要港口，2017年宁波舟山港成为全球首个年货物吞吐量超10亿吨的世界大港，在“一带一路”中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带一路”倡议需处理好日本因素。人文交流是增强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一带一路”战略认同的重要方式，是将我国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转化为话语优势的重要途径，是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旺盛持久生命力的重要保障。随着中日围绕“一带一路”的合作对接逐渐升温，宁波的茶港文化是一项不可多得的战略资源。宁波不仅具有区位优势，是对东亚尤其是日、韩的核心枢纽和黄金水道，更具有文化优势，被日本称为“圣地”。而许多国外友人也对中国的茶文化兴趣浓厚，宁波茶港文化无疑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有效媒介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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