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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庆市为例谈西部地区“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人才一体化培养

范文

邱孝述敖姗嫦张莉

[摘要]“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人才一体化培养是新时代下为适应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探索的教育教学改革。开展“五年制”高职一体化改革试点是重庆市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重大举措，为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夯实了基础，但也表现出办学规模与需求不对等、中高职衔接不畅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问题。文章对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满足需求，扩大招生计划;协同育人，畅通培养通道;优化功能，完善保障机制的对策。

[关键词]“五年制”高职一体化;满足需求;协同育人;优化功能

[作者简介]邱孝述（1962- ），男，重庆人，重庆市女子职业高级中学，研究员，硕士;敖姗嫦（1984- ），女，重庆人，重庆市女子职业高级中学，讲师，硕士;张莉（1971- ），女，四川南江人，重庆市女子职业高级中学，高级讲师。（重庆? 400026）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办“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基于‘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人才一体化培养改革的质量保障实践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2015-ZJ-002）

[中图分类号]G717?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4-3985（2020）18-0034-05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产业迭代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使得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2019年1月，国务院发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要“着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这从国家层面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做出了科学定位，也为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了依据。2019年2月，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构建更加开放畅通的人才成长通道”，畅通全民终身学习通道。一系列政策、举措既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提供了保障，也促使职业教育向高质量发展、高层次转化。中职学校迫切需要通过优化办学结构适应社会新的发展需求，推动现代化职教体系建设进程。

开展“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人才一体化培养（以下简称“‘五年制高职一体化”）改革试点是重庆市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重大举措，它以培养专科层次应用型高技能人才为目标，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以五年为培养周期，使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一体化连通。这摒弃了以往中高职衔接教育中单纯从学制上进行的外延式衔接，以课程内容一体化为内核，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满足社会“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在调研重庆市中高职试点学校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存在的问题，探究了如何更好地实施“五年制”高职一体化，完善现代化职教体系的路径。

一、重庆市“五年制”高职一体化试点的基本情况

（一）总体发展

重庆市“五年制”高职一体化试点于2015年正式启动，每年参与试点的中高职院校总量基本保持在22所左右。从数量上看，参与试点的中职学校多于高职院校，尽管如此，在专业目录设置上，中高职院校仍基本实现了一一对应的关系，保障了专业的对称，为实现高职“一体化”衔接连通了道路。从招生体量上看，虽然渝东南、渝东北地区参与试点的中职学校逐年下降，但随着中西部地区参与学校的日渐增多，重庆市“五年制”高职一体化计划招生人数每年仍在2000这一数轴上浮动，稳定的招生规模也使得重庆市“五年制”高职一体化办学呈稳定态势（见表1）。在专业设置上，随着重庆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数控技术应用、教育、城市轨道交通等服务产业、新兴产业正在成为主流发展专业。

（二）发展特点

1.试点学校分布呈中西部密集、东部稀疏状，并呈现向中西部倾斜态势。试点学校均选自市内国家示范中职学校。重庆市有国家级示范中职学校30所，就优质资源分布来看，主城区占据其中的15所，渝西地区拥有10所，兩个区域的优质中职学校占总量的83.3%。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使中西部地区在遴选时具备先天优势，使得试点一开始便具有了中西部密集、东部稀疏的格局。随着试点项目的深入推进，在退出机制的竞争环境中，参与试点的东部学校逐渐淡出，中西部学校数量逐年增加，因而呈现出向中西部倾斜态势。同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也促使重庆市对试点学校的增量围绕这一发展定位逐步向中西部倾斜，人才培养出现“西进”现象。

2.以市场为导向，“五年制”高职一体化专业集中于第二、三产业。重庆市教委在《关于印发“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人才一体化培养改革试点工作管理办法和人才培养方案编制指导意见的通知》中指出，要“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和紧缺人才的需求，优先支持与重庆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对接紧密，尤其是培养周期长、技能开发早的专业”。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重大部署、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市场导向，促使管理部门在“五年制”高职一体化专业设置上集中于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提升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满意度为宗旨的第二、三产业领域，针对第二、三产业开设的专业占比超过90%。其中，教育类专业高质量发展被放到了突出位置，从2017年学前教育专业被列入“五年制”高职一体化试点专业起，招生规模一直居于榜首并逐年攀升，服务了民生和社会事业。

二、“五年制”高职一体化试点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办学规模与需求不对等

重庆市“五年制”高职一体化办学规模与社会经济发展所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不对等矛盾日益突出。经过五年实践，重庆市“五年制”高职一体化办学在招生规模上虽趋于稳定，但与社会所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数量相比，差距较大。2015～2019年，“五年制”高职一体化招生规模受宏观“流量”调控，在中职总招生人数的2.5%内开展招生，未突破3000人规模。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就业人员中，高素质技能人才仅有4700多万人，占整个就业人员的6%。就重庆而言，职业技能人才缺口为70万，2019年新增职业技能人才仅15万，难以满足市场需求。而基于“五年制”高职一体化项目周期较长的特点，人才增长速度远跟不上社会发展速度，现阶段的“五年制”高职一体化招生规模完全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实际上，从各试点学校反馈的数据来看，由于衔接通道的收紧，“五年制”高职一体化招生每年不得不面对供需失衡的尴尬局面。一方面，中职因缺少招生指标无法超额招生;另一方面，学生陷入无指标不能入学的困境。特别在幼儿教育、养老护理等行业对人才的学历层次要求不断上移的大背景下，管理部门只挖通渠道、不畅通通道的举措无疑制约了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

（二）中高职衔接不畅通

“五年制”高职一体化是一个整体系统，而中高职在其中分属不同子系统。协同论观点认为，系统由子系统构成，虽然属性上各不相同，但彼此间保持着既互相合作、又相互影响的关系。在“五年制”高职一体化整体系统中，中职和高职虽有着不同属性，但指向目标是一致的。加强中高职之间的相互联系，有层次地递接，既是把握内在规律，实现从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转变过程，也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由于打通人才成长立交桥、实现终身教育是国家发展战略，职业教育在落实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时明显偏重于横向上的连通，忽略了中职与高职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纵深发展。从系统论与协同论的视角观之，中高职衔接在课程体系贯通、过程管理联动、文化课层级衔接等方面尚且存在一定的不足。

第一，课程体系贯通不畅。一方面，虽然国家层面针对不同职业相继出台了职业标准，重庆市各试点中高职院校也共同编制了专业课程标准，但尚处于仅凭自身办学经验在实践中探索的阶段，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性文件指导，办学效果、学生培养质量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另一方面，教师对“一体化”课程设计理念的理解也有待深入。有研究者认为，课程衔接是“五年制”高职一体化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实现“一体化”的突破口。但调研结果显示，教师在设计课程体系时，对“一体化”的内涵理解还不够深入，主要表现在对中高职课程体系的认识还停留于“1+1”的简单相加层次，而缺乏“一体化”的整体设计思路。第二，过程管理联动不够。中职学校是“五年制”高职一体化的管理主体，也是前三年的人才培养主体。中职学校接受高职院校的质量监督，与高职院校共同实施过程监督与考核，但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中高职衔接院校间存在信息沟通不及时、高职院校深入中职学校教学指导不够等问题。第三，文化课层级衔接不够。中职跨越至专科的门槛过低，使得学生不重视文化课学习。尽管重庆市相关文件指出，对“五年制”高职一体化学生采用过程考核与转段考试相结合、文化课与职业技能课相统一的方式开展评价，并在第三学年统一组织文化课转段高考，但由于文化课划定的升学录取比例趋于100%，这无疑减缓了学生的升学压力，在心理建构上催生了升学优越感，直接导致学生文化基础知识不扎实，不能达到高职知识水平要求。

（三）保障体系不健全

“五年制”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构建需要强有力的保障体系予以支撑，但实践中发现，由于保障机制的不健全造成中高职衔接的治理障碍。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缺乏有效的中高职互通机制。中高职合作双方既是一个整体，也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使得部分中高职院校的合作仅限于人才培养方案编制，未能深入到课程标准制定、教学设计中去，对教师也缺乏教研、听课评课等基础环节的了解。高职在“五年制”高职一体化中的作用，特别在后两年的主体作用未得到体现。第二，中高职统筹管理不协调。中职的管理部门为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高职的管理部门为高等教育处，横向上的分段与纵向上的分层使“五年制”高职一体化办学隐含潜在的管理不畅问题。第三，缺少专项经费支持。在办学实践中，中职学校提供教学场所无财政拨款，开展“一体化”培养无课时经费，重构课程体系无研究经费，“五年制”高职一体化办学经费基本为学校自筹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压力。第四，保障制度不健全。虽然管理部门从招生、教学管理、学生管理等方面提出了相关要求，但在“五年制”高职一体化语境下，仍不能避免普高“降分”抢夺生源的恶性竞争。此外，中职学校不具备从事高等职业教育资格、高职教师不能完全进入中职学校开展教学工作等问题，都亟待出台相关制度保障“一体化”工作的有效推进。

三、“五年制”高职一体化试点的优化策略

（一）满足需求，扩大招生计划

“五年制”高职一体化有效避免了“3+2”模式下的中高职“两张皮”现象，实现了从外延到内涵的衔接，从根本上改变了课程设置重复、断层等现象，促进了中职与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一体化，是中高职衔接的必然趋势，而社会的巨大需求推动了“五年制”高职一体化量上的发展，管理部门要处理好职业教育办学与市场发展、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科学、合理地调控“五年制”高职一体化的规模和專业结构。第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扩大人才培养规模。突破招生计划2.5%的瓶颈，从数量上进行扩充，满足社会发展量上的需求。这不仅有助于填补社会发展对高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巨大缺口，满足学生通过学历提升实现终身发展的需求，而且有助于完善现代化职教体系。第二，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整体布局，重点支持行业紧缺专业的人才培养。通过适度调整“五年制”高职一体化专业，适应民生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发展需求，缓解人才供求中结构性失衡现状，提升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供给力度。随着“二胎”政策的全面开放、社会老年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数据智能化的高速运转，社会发展的多元化需求愈加丰富，养老服务专业、早教培训专业、人工智能专业、公共卫生专业等都可以成为“五年制”高职一体化教育的重点关注领域。管理部门要在专业设置方面，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的背景，发展适应社会需求、规模适当的“五年制”高职一体化专业。

（二）协同育人，畅通培养通道

系统中的子系统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可以通过求同存异优化系统功能，实现“1+1>2”的效果。因此，在试点中，中职与高职要共同寻求同一性，发挥协同育人的功能，畅通培养通道，实现育人价值的最大化。第一，共建“一体化”课程标准体系。推进“五年制”高职一体化办学的重要前提是“五年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的建立，然而，目前职业院校的专业课程标准体系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公认的、可行的课程标准。由此，中高职学校要在管理部门的引导下建设一支集行业能手、企业负责人、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中高职一线教师的开发团队，共同对试点专业开展标准化研究，逐步建立起与行业、企业标准对接的专业课程标准，从总体设计上保障“五年制”高职一体化课程标准的一致性，为试点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方向引领。第二，共同参与“一体化”管理过程。科学、有序的管理过程是推动“五年制”高职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具体说来，中高职院校要构建包括“五年制”高职一体化教学计划制订、过程实施、检查评价、总结处理等环节的全方位“一体化”质量保障体系，通过质量的生成、监督与评估、反馈与调整等运作方式保障教学质量。在这一过程中，要充分挖掘互联网的功能作用，建立网上学分银行、资源共享等“一体化”大数据平台，探索“五年制”高职一体化管理的新形态。第三，共评“一体化”育人效果。要制定兼顾行业、企业，试点中职院校等多方需求的评估制度，设立监督专项小组，对教学状态数据形成常态化监测机制，保障“五年制”高职一体化有序开展。在评价上，要以促进“五年制”高职一体化改革发展为目的，建立层级分明、目标明确的指标体系;同时，开发测量质量、监控质量的评价工具，实现质量保障的良性改进。评价要深入试点专业，落实于课程建设，通过典型案例，为完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课程标准提供依据，为课程实施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从而实现以评促改、以评促建的良性循环，更好地推进“五年制”高职一体化办学。

（三）優化功能，完善保障机制

“五年制”高职一体化的功能发挥需要相对稳定的职业教育环境。管理部门要在分析子系统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发挥组织、协调功能，保障中高职衔接的开展。第一，形成“一体化”办学的协同机制。改变中高职衔接中管理部门分割的局面，破除“五年制”高职一体化的体制壁垒，建立统筹“一体化”工作的管理机制，打通向上发展的成长桥梁，让更多中职生在人才“立交桥”上实现学历与能力的提升。管理部门要引导联合办学的中高职院校搭建“一体化”平台，在师资管理上，实现中高职“纵向一体化”，破除中职、高职分属不同管理部门的瓶颈，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在交流机制上，建立健全中高职试点学校教师互动交流机制，完善互派、互访、互聘等制度，搭建“横向一体化”交流平台。第二，在经费上加大支持。政府要拨付必需的专项经费，对“五年制”高职一体化办学中的生均管理成本进行科学核定，确定联合办学的分担比例，健全财政分配政策，建立财政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职业教育较发达的国家为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均会在专项经费上进行支持，如美国政府将技术准备教育计划基金分为基本数额、中等教育和中等后教育，其中60%用于中等后教育招生，这给开展“五年制”高职一体化试点提供了借鉴。第三，激发“一体化”办学的驱动机制。管理部门要从输入、过程、输出环节为“五年制”高职一体化办学积累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资本，调动高职教师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中职教师提供学历提升和获取大学教师资格证的平台，确保中高职顺利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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