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新高考政策下体育科目选择的困境与破解* |
| 范文 | 高慧林 周立 王勇 摘? ?要? ?当前，新一轮的“3+3”高考改革政策受到社会的普遍质疑和观望，体育科目作为素质教育的“领头羊”，成为新高考的可选科目，是当前国情的现实选择。通过专家访谈、实地调研、逻辑推理等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分析了体育成为新高考可选科目的现实困境，并提出了体育科目“进”是为了“退”高考，严格进行风险管控，破解实施技术难题，建立体育课学段衔接体系等针对性策略。 关键词? 体育? 高考? ?素质教育 2014年9月3日，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是新中国自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高考制度改革。《意见》明确提出“扭转片面应试教育倾向……深入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上海、浙江两地率先于2017年全面推行了“3+3”新高考考试改革试点工作。但由于实施后出现“选考物理考生大幅下降”的现象，“3+3”新高考推广普遍受阻[2]。2018年12月17日，广东省教育厅表示，“3+1+2”将成为广东高考新模式。然而，这3个地区的新高考试点并未出现预期的全国“普遍启动”效应，其原因主要为“科目的理性选择不足，综合素质评价受质疑”[3]。仅坚持了4个月的“山东体育高考”最终无果而终，标志着体育成为高考必考科目确有其“一刀切”的诸多不合理之处。但如果体育作为高考“3+x”中的“x”之一，成为高考可选科目，“山东体育高考”出现的诸多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体育借助当前倡导素质教育“东风”，在学生体质积重难返、学校体育教学干预乏力的大背景下，体育成为新高考选考科目所面临的系统性困境在哪里？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来保证其顺利实施？ 一、新高考政策下体育科目选择的系统性困境 1.国家教育改革政策实施后的风险 体育成为新高考可选科目的宏观现实困境主要是指从国家的政治体制的运行、经济发展的现状、传统文化惯习等层面进行分析。我国的政策制度制定是属于一种由政府自上而下进行供给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教育制度的改革往往取决于国家决策层和相关教育管理部门。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在做出高考教育改革决策之前，必须要依据已有的国家制度文件及国家政策精神。“高考除了具有为高校选拔合适人才、以考促学等教育功能之外，还具有维护社会公平、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流动等社会功能”[4]。因此，尽管我国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已然成为社会多年的诟病，但国家决策层在考虑这项重大改革之前，必须要慎重考虑其改革可能对国家、社会带来的风险，实施的难度，预期的实施效果等。体育科目进入高考考试改革，从科目的设置及监控、人员的培训及实施，无一不需要国家财政大量的经费保障。在这样的背景下，体育高考改革必然会面临一定的抉择困难。 2.校园体育文化长期的弱势地位及新高考存在的技术困境 体育科目进入新高考的微观现实困境主要是指来自于学校、家长的担忧以及体育高考实施的技术层面。体育进入高考，测试内容包括身体素质及运动技能，这些内容都需要以平时长期有序的体育课学习及课外训练活动为依托。但在多年应试教育的影响下，体育文化长期处于校园文化建设的边缘，不论是在物质层面（师资、场地、器材）、制度层面（原有高考制度、体育副科），还是在精神层面（重文轻体），都处于学校学科教育的一种弱势地位。此外，体育进高考还存在一定的技术困境。由于高考是一种全国性的选拔性考试，就必须考虑考试的公平性和可操作性。相对于学生的智力而言，学生的身体素质差异更加明显。那些长期不喜欢体育锻炼、身体素质较差但文化学习成绩优异的“优等学生”突然变成高考改革的“弱势群体”，新高考制度对这批考生如何实现公平过渡？如何保证公平实施，如何监管，体育项目如何设置，分值如何确定等一系列现实存在的操作性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循序渐进地解决。 二、破解体育成高考选择科目困境的策略 1.确立改革发展方向，坚持以人为本理念 培养学生具有浓厚的体育兴趣，爱上体育，养成终身体育的习惯，才是体育进高考的最终目的。在应试教育占有主导性话语权的当下，体育进入高考，可能会使边缘化的体育变成另外一种枯燥、单调的“应试”体育课。但和学生体质日益下滑的严峻态势相比，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相比，和培养学生“幸福能力”来比[5]，孰重孰轻？让体育成为高考的可选科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有可能在高考时选体育科目的初中生，以及即将要选体育作为高考科目的高中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中学生不仅正值12～17岁身体快速发育期，也处于心理日趋成熟的青春期。在这关键的6年里，学生如果掌握了一项相对突出的运动技能，就容易对体育产生浓厚的兴趣，“強迫”体育就会转变为“自觉”体育。国外很多发达国家也同样在走这条路。如法国，体育已经进入高考多年，在高考200分总分中，体育成绩占其中的20分[6]。日本中小学的“强迫体育”;德国“在十年一贯制学校教育中，体育被确立为除德语和数学之外的重要科目”[7];芬兰在公私立学校里，规定体育和其他课程在同等位置[8]。这些发达国家都是采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迫使”学生在校期间进行体育教育。诚然，任何考试都不是最终的目的，仅是一种手段。体育一旦进入高考可选科目，作为“指挥棒”，它将会彻底改变学生、家长和教师等以文化成绩为唯一标准的社会成才价值观。应试教育一旦淡出人才评价体系，我国体育就会像发达国家一样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生活方式及生活习惯，人们参与体育的“内生性动力”便已具备。到那时，体育高考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因此，体育“进入”高考，恰恰是为了“退出”高考，也是高考体育改革以人为本的具体表现。 2.科学进行顶层设计，严格实施风险管控 高考是面向全国的人才选拔性考试，不仅关乎学生本人、每个家庭，还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人们的价值取向，公平公正的示范效应，乃至经济、交通等诸多方面。高考改革实施前，在顶层设计上，应站在民族复兴、提高全民族综合素质、培养人的自由发展、有利于素质教育实施、培育创新性人才的高度上去进行[9]。必须进行科学谋划，采用现代科技及大数据技术增加体育考试过程的科技含量，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相对成熟的科学理论来指导具体改革的实施，一定要搞清楚“考什么，怎样考，由谁来考，考试分数如何呈现”几个关键问题。对该改革方案的实施一定要慎重，提前试点实施，严防重大负面事件发生。 3.借鉴已有考试模式，破解实施技术难题 第一，充分借鉴实施多年的体育中考、体育高考，山东高考体育加试，清华大学、厦门大学、重庆大学、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自主招生体育加试中的先进经验[10]。第二，试点阶段的体育考试模式一定要简单、客观、公正，有区分度，具有引导性。如球类中的篮球技能，在测试中仅测试1项“半场往返运球上篮”计时即可。这样测试，学生必须要经过较为长期的专项训练才能取得较好的成绩，而且趣味性较强，便于体育教学的组织，促进身体素质效果明显，可以普遍采用。第三，在体育项目的选择上要考虑简单、客观、公正，有区分度，具有引导性的因素。如学生体质测试中沿用多年的800米跑，就属于相对比较成熟的身體素质测试内容。第四，评价标准的设置上要分值合理。应广泛征求专家的建议，分数的上限、下限要科学、公平且便于操作。第五，应尽快启动新高考的改革试点工作，一旦考试方案成熟，就提前3～5年向社会公布高考改革的省份，以后逐步在全国扩展实施。 4.改革现有体育课程，建立学段衔接体系 王登峰司长是体育进高考的代表性倡导者之一。他指出“现行的体育考试制度中，更多侧重考量学生体质，运动技能的考评相对弱化。……以后要逐渐提高部分可以通过后天训练掌握运动技能的测试项目”[11]。运动技能水平的高低可以较为真实地反映出学生平时是否长期坚持体育锻炼。这就达到了以高考“指挥棒”促进学生日常参加体育锻炼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体育高考走“应试体育”的路子。由此来看，当前的中小学体育课程并没有为“运动技能考试”做好相应的准备。当前的体育教学基本是以身体素质练习为主要内容，中考也是以考50米跑、800米跑、掷实心球、立定跳远等项目为主。因此，体育如果要成为高考的选考科目之一，我国当前中小学的体育课程必须进行与之相适应的课程改革。其改革的重点应是建立小、中、高不同学段的运动技能课程衔接体系。该体系应包括教学目标体系、内容体系、教材体系、评价体系、保障体系等五个方面，以避免出现当前体育教学存在的小学到高中前滚翻教学“一滚到底”、蹲踞式起跑“一跑到底”的现象。同时，运动技能的学习必须考虑到各学段学生的“窗口期”[12]，各学段应有不同的体育教学形式，如“幼儿游戏化、小学趣味化、初中多样化、高中专项化、大学自主化等”[13]。 5.建立专门保障机构，消除伤害事故影响 体育伤害事故是我国学校体育不能正常开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我国教育部已于2015年出台了《学校体育运动风险防控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但事实表明，仍未对当前因体育伤害事故而引发的“校闹”、学校拆除单双杠、运动会不设置长跑项目等普遍现象有明显的遏制作用。其主要原因是该《办法》的“责任条款未具体落实”“可操作性不强”“法律效力低下”等[14]。在此种现状下，采取以下两种方式可有效消除体育伤害对校园体育活动开展的影响。第一，政府“兜底”，设专门机构。日本、法国、德国等经济发达国家通常将“体育伤害事故纳入国家赔偿范围”[15]，以确保体育活动的顺利开展。在我国可以采用政府“兜底”的方式，即在省一级教育部门设立专项的校园体育伤害赔偿基金及专门的处理机构。这些机构可由专业的法律、医学专家组成。当校园体育出现学生严重受伤甚至死亡时，该机构及时处理，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由于该机构的专业性及这类体育重大伤害事故的低概率性，这种“兜底”措施，具有较强的可实施性，也可为学校安全管理部门大大减压。第二，强制学校购买校方责任险。购买校方责任险是国外发达国家处理校园伤害事故的通行做法。而在我国，这种现象尚不够普遍，据有关学者调查，“西安高校有近半数学校未购买校方责任险”[16]。因此，各省市强制各个学校购买校方责任险，对化解学校体育伤害事故风险、保障体育课正常进行尤为必要。 蔡元培先生百年前就曾经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在当前全国上下厉兵秣马、努力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之际，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体育这门唯独有“育”字、唯独以学生身体为主要改造对象、唯独能让学生在风吹日晒的自然环境中接受历练的育人科目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独特价值。体育进入高考可选科目以后，音乐、美术这些曾被认为“小三门”的科目也会逐步进入到高考中来。“进”高考是为了“退”出高考。一旦这些“小三门”科目得到了全社会、家长、学生的普遍认同，足够重视，就可以顺利的退出高考了。那时，我们的教育也才能被称之为真正的素质教育。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EB/OL].[2014-09-03].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 e_1778/201409/174543.html. [2] 刘玉君.从“碎片化”到“整体性”：新高考改革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重庆高教研究，2020，8（01）. [3] 2019高考最新消息：18省中10省叫停，高考“3+3”被质疑.[EB/OL].[2018-10-26].http：//k.sina.com.cn/article_6445419126_180 2d4a7600100bbox.htmlcre=tianyi&mod=pcpager_focus&loc=3&r=9&d oct=0&rfunc=100&tj=none&tr=9. [4] 刘海峰.高考改革何去何从[J].教育研究，2005（03）. [5]? 孙科.学校体育，路在何方？—专访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J].体育与科学，2013，34（02）. [6] 王宗平，马小浪，陈丽君.体育应该成为高考选考科目的逻辑倒推[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15，29（01）. [7] 薄全锋，秦苏.赴德国学校体育考察报告[J].中国学校体育，2000（01）. [8] 李强，梁建平.将体育纳入高考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2，35（06）. [9] 王新凤.新高考考试科目设置的公平性问题研究[J].重庆高教研究，2020，8（01）. [10] 李振兵.重庆3所高校公布2019年自主招生简章，增加体质测试[N].重庆日报，2019-04-07（11）. [11] 王宗平.体育入高考，“选考”最有可能[J].中国学校体育，2018（04）. [12] 于素梅.动作技能学习“窗口期”及理论建构——基于一体化体育课程建设的核心理论[J].体育学刊，2019，26（03）. [13] 于素梅.论一体化课程建设对学校体育发展的促进[J].体育学刊，2019，26（01）. [14] 王慧琳，闫伟.《学校体育运动风险防控暂行办法》：超越“运动安全”[J].体育教学，2016，36（02）. [15] 杨天.体育教学中学生伤害事故研究[D].南允：西华师范大学，2018. [16] 闫振龙，葛金琰，喻龙.民办高校大学生体育伤害事故及风险防控现状研究——以陕西省8所民办高校为例[J].中国学校体育：高等教育，2018，5（03）. 【责任编辑? 郭振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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