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战略审视 |
| 范文 | 李枭鹰+牛军明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教育学青年课题“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区域性合作研究”（编号CIA11014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摘要：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区域性合作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是一项关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国家发展战略。不可否认，摒弃政治成见、深化经济合作、构建和平稳定的区域安全环境是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关系不可或缺的战略因子，而双方基于历史和现实在文化方面的互信与认同则是彼此伙伴关系持久稳固发展的战略基石。 关键词：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战略 ? ?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的建构，不仅是双方建立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的内在要求，也是双方高等教育理论发展与实践改革的理性诉求。目前，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的合作从幕后走到了前台，从单一走向了多元，但双方的互动和交流仅仅停留在战术层面，并未达到战略上的和谐统一，抑或说尚未从单纯的“学校合作关系”走向系统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一个深切的关系到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区域性合作的前景战略问题，其解决途径有赖于双方坦诚的政治互信、广泛的经济合作、稳定的区域安全环境以及深刻的历史文化认同。换言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既离不开政治、经济、安全方面的战略考量，更离不开文化意义上的互信和认同。 ? 一、摒弃政治成见是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坚冰打破的外在保障“以和为贵”向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对外关系中长期秉行的政治理念。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历史交往极为悠远。自新石器时代起，中国大陆百越民族以及部分百羹族群的先民向南迁徙，双方的交往就已经开始了。后来，秦朝统一百越，设象郡，越北地区（包括现在越南的部分地区）成为中国领土政治意义上的一部分。在对外交往中，秦汉王朝实行“厚往薄来”的朝贡制度，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政治关系上呈现一种“朝贡—宗藩”关系。这种关系只是礼仪上的，并不具备实质意义，一方面满足了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虚荣心”，另一方面也保障了东南亚弱小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促进了其文明进程。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对外交往政策，开创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友好合作政治关系的先河。隋唐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交往更加频繁，来中国朝贡的东南亚国家有二十余个。明朝时，受郑和下西洋的影响，来中国的东南亚各国“诸番使臣，充斥于庭”[1]。由此，不难窥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由来已久的政治合作传统和政治互信关联。 16世纪以来，东南亚国家大多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而中国也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逐渐丧失主权。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推行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政策，妄图霸占和奴役中国和东南亚人民。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双方结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反法西斯同盟，最终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的狂妄意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坚持奉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方针，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2003年双方又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联合宣言》，政治上的互通互信不断升级。 前进性与曲折性往往是统一的，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在打破和挑战着双方友好合作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地区影响力也不断拓展。为了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别有用心的域外国家，不断加强与东盟的关系，特别是美国改变以往对东南亚地区的“漠视”政策，高调提出了所谓“重返东南亚”的国际战略，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使得东盟一些国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威胁”与“不安”，对中国睦邻友好政策的政治意图煞有戒心，甚至主观地认为“经济上更为强大的中国可能会用不符合这个地区的利益的方式来使用它的实力”[2]。美国“重返东南亚”增加了我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压力，也无形中激化了东盟国家对我国的成见和疑虑，这不仅影响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政治互信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双方高等教育区域性合作的稳步推进和有序发展。 有国家就有政治。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高等教育交往与合作，都要或多或少与政治有些关联。政治向来是一个敏感的词汇，在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中一般较少提及，但并不能因此而忽视政治对于高等教育合作关系建立的重大意义，尤其是对于中国和东盟这样的地缘关系极为紧密的国家与地区。可以说，政治合作未必是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关系建构的最终决定力量，但政治互信关系的建立一定会对双方的高等教育合作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加强政治合作是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高等教育合作关系持久、稳步发展的战略保障，双方都必须摒弃各自的政治成见，敞开怀抱，积极开展政治对话，自觉排除外界的干扰，坚决维护双方和平稳定的政治局面。也就是说，中国与东盟国家构建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政治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与保障，没有政治上的互相信任，双方的高等教育区域性合作关系很难稳定持久，更遑论有所成就和突破了。 二、深化经济合作是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全面推进的内部动力中国与东盟国家或隔海相望，或领土接壤，一衣带水，唇齿相依，在这种天然的地缘优势下，双方存在一个相当长的经济交往历史。西汉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了经济关系。隋统一后，加强了对南海的经营和管理，南海、交趾成为隋朝著名的商业都会和外贸中心。郑和下西洋之后，双方的经济往来更为多样和频繁，中国的指南针、火药、造纸术、活字印刷术、医学、中草药、丝绸、瓷器、茶叶等源源不断的输入东南亚各国，而东南亚各国的珍珠、宝石、象牙、犀角、香料，以及一些珍稀的动植物也通过海上贸易传入中国，促进了双方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时至今日，国际风云几度变换，但双方的经济合作却从未中断。2001年，中国与东盟于文莱达成了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协议，该协议把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02年11月，双方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勾勒出中国—东盟广泛的经济合作领域，确定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本架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为扩大双边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双方发展经贸关系，巩固全面合作关系的重要举措。双方经济合作的加强，必然会形成“以一带万”的地缘经济效应。地缘经济遵循“周边协同规律”[3]，即区域经济发展可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具有联动性、整体性和互补性。中国很早就提出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发展战略，东盟也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合作，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能力的高质量人才”[4]。对教育的普遍重视，对合作共赢的共同诉求，为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提供了基础，也为双边的高等教育合作提供了可能。 作为知识生产的主体，高等院校不仅担负着传授知识、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的任务与使命，也发挥着创造、传播、发展和物化知识的重要作用。国与国之间高等院校的交流与合作，可以使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的教育资源得以整合与共享。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区域性合作的过程，是资金、技术、信息、文化和人才等资源在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不断流动以及重新组合配置的过程。然而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强势发展，对东盟的商品生产形成了一定的压力，无形中点燃了东盟各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敌视态度。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就曾表示，中国是东南亚面临的一个经济威胁，其产品不仅会挤走日本和韩国，也会挤走东南亚国家。[5]新加坡发展银行也同样指出：“中国的大量廉价劳工和广大市场将吸引投资，而严重威胁东南亚国家。”[6]为了提升自己的经济竞争能力，东盟国家正在加快向一体化经济模式迈进。区域内的经济合作模式必然带来程度不同的贸易保护或贸易排他性政策，设置贸易壁垒以维护内部经济安全。如此一来，我国产品进入东盟市场必将受到限制，而双边的经贸往来也必将受到牵连，难以独善其身。 理性而客观地说，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如果没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通力合作与积极支持，仅凭一己之力想要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想要达成“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愿景，都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都需要合作” [7]，这是毋庸置疑的。坦言之，经济合作是最常见的合作方式，也是与双方高等教育合作联系最为紧密的合作方式。一方面，经济合作为高等教育合作提供物质支持和财力保障，有助于双方合作进程的跨越式进步，而且经济上更加深入的合作也必然需要高等教育进一步跟进;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合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升双方的高等教育水平，培养优秀的人才，从而为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加强中国与东盟的高等教育合作，不是一项闭门造车的简单任务，而是一项包罗万象的开放工程。开放则存，封闭则亡。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把握时代脉搏，顺应民众呼声，秉持互利原则，在深层次、高规格、大规模上不断加强彼此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从而为全面和深刻的高等教育合作在战略上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 三、构建稳定的区域环境是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区域合作顺利开展的基本前提构建一个和平稳定的区域安全环境，是中国与东盟国家高等教育区域性合作的前提条件。追溯历史不难发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虽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建立了友好合作的历史传统，但并非没有曲折和波澜。从古至今，双方的战争冲突和军事对抗时有发生，如秦始皇统一百越的战争，汉武帝平定南粤的战争，清王朝康熙帝同缅甸王的战争，以及中越自卫反击战等。战争的爆发多是缺乏军事互信的原因，战争造成的伤害往往是长久和深远的。可以说，没有一个和平安全的和平发展环境，高等教育区域性合作缺乏基本前提和立足之据。 遗憾的是，及至当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中国与东盟一些成员国的矛盾依然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中国与东盟的区域安全关系正面临着两大威胁：一是美国、日本等国家为了削弱中国在东盟地区的影响力，企图宣扬“中国威胁论”以激化双方矛盾。“中国威胁论”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在战略上对中国崛起进行“遏制”的理论准备，也激化了东盟国家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引起双边军事安全关系的紧张。二是南海部分岛屿主权争端矛盾加剧，个别东盟国家期望毕其功于一役，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强大之前，尽快解决争端问题。在这两大威胁方面，以南海问题最为棘手。早在1995年首次东盟防务非官方会议上，东盟各国就达成了以东盟整体之力抗衡中国，以图尽早解决南沙问题的决议。毫无疑问，这种借助集团力量将南沙问题扩大化的举动，必将给双方解决南沙问题增加不可预知的难度和风险，而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与中国对抗的格局将在未来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持续下去，并将长期制约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8]领土问题，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如果处理不善，极易可能将矛盾激化，爆发军事冲突将在所难免，而一旦和平稳定的国际交往环境被军事对抗所撕裂，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高等教育合作只能是海市蜃楼。为此，搁置争议，加强军事合作，促进军事互信，营造一个和平共处的军事安全环境，对于双方的高等教育区域性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战略前提。 四、谋求文化认同是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基石国家与民族的存在，从根本上而言都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必然离不开文化的相互尊重与相互认同。有了文化认同，才有文化互信;有了文化信任，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项合作才能源远流长。正如20世纪法国杰出的政治家与学者阿兰·佩雷菲特所言：“对人持信任还是怀疑态度，尽管表现形式极不相同，却是对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文化、宗教、社会和政治行为的精髓……发展的动力最终存在于对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对探索和创新的自由抱有的信心之中。”[9]概言之，文化合作是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区域性战略合作的取之不尽的源泉和长久稳固的基石。 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文化方面的渊源是极为深刻与广泛的。首先，双方都受到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儒家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和典型，影响了两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轨迹，也对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东盟各国的文化虽异质而多元，但无一不有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踪影。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他们将儒家文化与其本国文化、外来文化相融合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有着浓厚的儒家思想特色的，“以东方精神做人、以西方思想办事”的新文化。其次，汉语是双方广泛使用的语言。语言，是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也是教育合作的基本前提。在东南亚国家，汉语的使用十分普遍，如汉语是新加坡的官方语言之一，是马来西亚的通用语言，汉字也曾一度是越南的通用文字，文莱除了其官方语言马来语外，也通用汉语，印尼、菲律宾、柬埔寨等国现在都还在大量发行华文报刊。再次，双方的历史传统极为趋近，从远古洪荒到封建一统，从主权沦丧到走向新生，百越民族的迁徙，佛教文化的盛行乃至战争带来的流离失所，东盟各国的历史与华夏文明的发展演进有着千丝万缕、说不尽、道不完的联系。最后，双方的风俗习惯接近。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风俗习惯十分趋近，例如，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也是越南、新加坡、印尼、缅甸等国的重要节日和法定假日。毫无疑问，这些深刻的文化联系是中国与东盟建立高等教育战略合作关系的纽带与桥梁。 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中国与东盟的高等教育合作简单的甚至片面的理解为一种政治行为或者经济行为，而忽视了它的文化特征和文化意义，即便人们看到了它的文化意义，也只是看到了它的显性层面，而不能由表及里、由外入内地察觉它的隐性意义与潜在价值，尤其是看不到文化之于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项合作的内在动力作用。文化是教育的内容和环境，而教育则是文化的反映和表征。“在当前国际社会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等‘硬实力基本处于相对制衡的背景下，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日益显示出在‘国家安全中的独特作用。”[10]文化之于教育的作用长久而深刻，教育合作的双方能否认同对方的文化，或者说是否具有共同的文化根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双方教育合作交流的广度与深度。鉴于此，以高等教育区域性合作之力推进双边的文化认同，创建一个既能缓和社会矛盾，又能促成思想聚合的区域文化认同环境，开创具有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基于多元文化特征的文化认同合作范式，是促进双边高等教育互补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中国与东盟共同发展的战略选择。 五、结语 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区域性合作，不仅仅是一个教育性问题，也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综合性问题。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流、融合、发展与进步，离不开政治上的互通互信，经济上的互补互存，高等教育的区域性合作也从来就不是一个能够脱离区域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独立实体。然而，从历史进步与发展的本质来看，文化的认同与互信，才是国与国、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之间最为有力、最为坚固和最为牢不可破的战略基石。 文化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第四方面”[11]，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也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已经证明或正在证明，文化一旦服务于国家，它所负有的使命将彻底改变。我们必须转变观念以战略的眼光重新审视一切与文化有关的问题。中国与东盟的高等教育区域合作虽然是一个融合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问题，但更关键的是一个遵循历史生态和谋求道统诠释的文化问题。换句话说，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区域合作若要得到可持续的发展，应该改变以往对政治与经济合作的单方面偏爱，而将合作的战略天平向文化方面倾斜，着力构建以政治互通互信、经济互补共进为双翼，以文化互信、文化认同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进而以“文化共同体”的强大感召力和巨大辐射力，搁置争议、和平共处、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推动“经济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的构建，从而实现平等互利、互惠共赢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稳固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明史.卷三二六外国七. [2]张蕴岭.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新型伙伴关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3. [3]程超泽.走出山坳的中国[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5：202. [4]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高等教育研究发展中心.东南亚高等教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1. [5]曹云华.在大国间周旋——评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J].暨南学报，2003（3）：18 . [6]“中国入世后东南亚压力更大”[N].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11-15. [7][美]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中文版前言）[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1. [8]陈乔之，等著.冷战后东盟国家对华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4 [9][法]阿兰·佩雷菲特.信任社会[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7. [10]欧阳常青.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的合作[J].教育评论，2011（3）：137. [11][美]菲利普·G·阿特巴赫.知识、大学与发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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