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美国智库资金筹集与管理之道及其启示 |
| 范文 | 收稿日期：2017-03-15 作者简介：田山俊，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河北保定/071002）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美国一流大学智库研究”（课题批准号BIA160099）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智库作为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提升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已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资金可以说是任何一个机构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美国智库不仅发展历史悠久，且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具有他国无可比拟的优势，美国智库之所以能够稳居领先地位，与其多渠道的资金来源、严谨的资金管理、鼓励性的政策措施以及特殊的人员构成等不无关系。研究美国智库资金筹集和管理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困境，在未来的智库建设中，可以进一步开拓资金筹集渠道、优化成果推销方式、盘活资金使用制度并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以资金为切入点，提升我国智库运行质量。 关键词：美国智库；资金筹集；资金管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智库（think tank）亦称“思想库”“脑库”“智囊团”等，最早特指美国在二战期间用来讨论作战计划和军事策略的秘密场所，其后泛指“任何以政策研究为己任，并对公共政策和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专门研究机构”[1]。智库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尤其是在以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为核心的“软实力”逐渐成为国家竞争新焦点的时代，智库建设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我国的智库总数为435家，仅次于美国，但是在全球排名前175的顶尖智库中，我国却只有9家入选，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一，且位列英国、德国之后。可见，虽然经过近些年的发展，我国智库在数量上显著增加，但质量却仍不容乐观，提升智库的研究水平和影响力已成为当前我国智库建设的重中之重。智库作为人才和资本密集的非营利组织，充足和稳定的资金，可以说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然而，目前我国智库在资金方面尚存在诸多问题，如使用上的捉襟见肘，筹集上的来源单一，管理上的僵化失当等，严重影响了智库研究的整体质量。为此，本文以资金的筹集与管理为切入点，探寻美国智库的治理良方，以为我国智库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资金保障：美国智库高质量运行之不二法门 智库作为致力于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与建议的研究机构，对社会和经济发展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今更是被视为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其价值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就目前发展情况而言，美国智库无论是在历史积淀上，还是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具有他国无可比拟的优势，堪称智库发展的典范。智库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最早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美国，如1910年成立的卡内基和平基金会，1916年成立的布鲁金斯学会以及1918年成立的胡佛研究所等都是美国早期的智库典范，正是随着这些老牌智库辐射影响的扩大，智库才逐渐进入世界各国的视野。据《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全球共有智库6846家，可见，智库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及。尽管如此，美国智库的发展水平仍然稳居领先地位。从数量上看，美国以1835家智库位列榜首，占全球智库总数的26.8%，远远多于位居第二的我国；从质量上看，排名前10的顶尖智库中，也有6家属于美国，其中布鲁金斯学会更是连续10年获得冠军的殊荣，而在全球排名前175的优质智库中，美国也占去了24个席位。这说明美国智库不仅量多，而且质优。另外，美国智库还深刻影响着政府决策，切实充当了政府“外脑”的角色，极大推动了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尤其是在首都华盛顿，毫不夸张地说，政策类智库与政府的影响力基本不相上下。因此，美国智库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最令人信赖，也是发展最完善的一个智库体系”[2]。 那么，美国智库缘何取得如此不俗的成绩，成为全球智库之翘楚呢？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提出了三大信条，即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并日益被其他智库视为自身建设的核心价值标准。但细加分析便可发现，上述三方面内容更多是智库发展的目标，或者说是理想结果，而若想实现这些，追赶美国顶尖智库的脚步，还必须明晰达致目标的具体路径。通过分析，本文认为妥善而高效的资金运作为美国智库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首先，充足的资金储备，能够为研究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虽然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并不需要太多先进的、大型的设备，但也不是凭空造就的，既要基于大规模的实地调查，也要诉诸于专家们反复的论证思考，而这些无一不需要资金支持。比如，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报告》就是用重金打造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智库为此“投入了几百万美元，在世界各地举行了上百次研讨会，学者们在全球开展研究调研”[3]，这样的高投入无疑为研究者解决了后顾之忧，他们在制定研究方案时不必过多纠结于成本控制，无须为了节约成本而简化研究程序，牺牲研究的科学性，由此产出的成果自然具有质量保障。其次，强大的资金筹集能力，可以为提升智库独立性创造条件。智库从整体上看还是一个非营利机构，其产品创造的更多是间接价值，为智库带来的直接收入与其投入的人力、物力成本相比可谓不值一提，这也就使得智库对于外部资金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很容易陷入“有奶便是娘”的被動局面。而若想走出这一困局，在研究者和投资者，尤其是与政府之间保持足够的张力，使智库尽可能保持客观和中立的立场，提升其公信力，就必须具有较强的资金筹集能力，从多个渠道获取资金，以便拓宽智库的生存空间，才能避免其研究受到重大投资方利益趋向的驱动。最后，坚实的资金后盾，有利于智库影响力的扩大。诚然，决定智库影响力最根本的因素是其研究成果的质量，尤其是现实意义，但对于质量的识别与认同显然需要一段时间，与之相比，智库的成果宣传机制显然发挥着更为直接的作用，而这些宣传平台的打造和运营也都少不了资金的供给。另外，由于资金便于计算和衡量，也常被视为智库实力的主要指标，因此，资金占有量大的智库也往往更被人们所熟知和推崇。曾有研究者指出，“影响美国智库媒介曝光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资金，美国影响力排名前五位的智库运营资本都不少于1000万美元”[4]，这就很好地说明了智库影响力与资金持有量的关系。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美国智库之所以能够在数量和质量上遥遥领先，对于社会经济、政治等重大问题作出前瞻性和全局性的考虑，进而影响政府决策和舆论导向，促进美国社会的良性发展，不仅与其悠久的发展历史有关，更同其强调质量、坚守中立和关注影响的价值观念密不可分，而这三个核心价值的背后又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雄厚和多元的资金。因此，资金确实是美国智库发展的关键，它为高质量研究的产出奠定了基础，为智库独立性的保证提供了底气，同时也是衡量智库影响的重要指标。美国智库能够成为全球智库之翘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其坚实的资金基础和高效的管理机制，良好的资金运作无疑是美国智库高质量运行的不二法门。 二、美国智库资金筹集和管理的主要特征 资金是智库运行的燃料，是其赖以生存的根本，强大的筹款能力以及完善的资金管理制度为美国智库迅速发展和良性运行提供了沃土。纵观美国智库的资金运行情况，不难发现其资金来源渠道广泛且具有选择性；在资金管理方面，强调资金使用的公开透明和高效性；另外，还有优惠的税收政策等帮助智库减轻负担，吸引投资等。这些特征既保证了智库运行资金的充足，同时也能使智库保持高度的独立性，有利于智库研究质量的保障和可持续发展。对其进行详细探讨，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明晰美国智库高水平运行的原因和有益经验。 （一）多渠道的资金来源 与其他各国智库相比，美国智库拥有的资金非常充足。《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排名前10的美国智库，其年度运营经费均在3000万美元以上”[5]。这些资金的来源丰富多样，既包括来自外部的政府拨款，基金会、企业和个人的投资与捐赠，还包括来自内部的智库创收等。不同类型的来源在资助对象和使用特点上各有侧重，政府拨款更多指向官方智库和半官方智库。所谓官方智库是指直接隶属于政府部门并为其服务的智库研究机构；而半官方智库则指与政府部门虽无直接隶属关系，但较多依赖政府资金，并为之服务的智库研究机构。政府与智库的合作主要是以合同为中介进行的，即智库与政府签订相应的研究合同，以咨询服务换取酬金，著名的兰德教育就是这类智库的代表。根据2007年的客户类型比例统计可知，美国政府的投资占33%，州及地方政府占11%，共计44%。可见，政府的支持对兰德公司发展的重要意义，还有和平研究所更是主要依靠政府的拨款生存。政府的拨款虽然稳定，但是由于大多采取合同制，往往会限制智库的研究方向，且在投资的对象性质上有所要求，因此，很多智库并不倾向于过多依赖政府的支持。在美国，最为主要的资金来源还是各大基金会的投资和捐赠。“据2000年版美国《基金会年鉴》提供的数据，2000年资产在300万美元以上，年捐款在20万美元以上的基金会共有10492家，而这还不到当时美国基金会总数的1/4。这些基金会控制着多达3000亿美元的资产。”[6]这为美国智库提供了充足而稳定的资金支持。资金会投资主要依据的是智库本身的影响力，美国顶尖智库往往能够从基金会中获得大量资金，虽然基金会对于智库的研究也有一定要求，但是相比于政府而言，其对智库的限制还是比较小的，在保持智库研究独立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创办人、曾任美国总统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C.Hoover）曾明确表示，“私人基金会可能很好地显示了政治动机的无涉……因为他们不被联邦政府所控制”[7]。基金会对智库的投资主要是在二战之后获得了迅猛增长。“据统计，在战后的12年中，仅福特基金会就为哈佛大学提供了近1400万美元，为芝加哥大学提供了近1000萬美元，为斯坦福大学提供了近100万美元。”[8]而像卡托研究所这样完全不接受政府拨款的智库研究机构，基金会投资更是其生存的命脉。除了基金会的大额投资以外，个人捐赠也是智库资金的来源之一，比如，在布鲁金斯学会2011年的收入来源中，个人捐赠占了11%，虽然与基金会和公司的投资相去甚远，但仍然是智库发展不可或缺的资金渠道，在促进智库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因为这些“小额捐款者将更能保证基金会未来收入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9]。最后，就是智库自身的创收，包括组织会议、发行出版物以及售卖研究成果等，高校智库还有一部分收入来自学生的学费。当然，智库作为非营利组织，这部分收入微乎其微，甚至还没有个人捐赠的数额多。在一些顶尖智库中，除了本国的投资以外，还可以看到来自海外的支持，在各大智库的年度报告中列出的资助机构和个人的名单当中，总会提及外国政府的名称。“2014年纽约时报的一份报告显示，近年来，美国十余家智库接受了外国政府数千万美元，推动美国政府官员采纳反映其利益的政策。”[10] 从资金的构成来看，各个智库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有些智库对于某一资金来源渠道的依赖性较强。比如布鲁金斯学会在2013年共筹得资金9785万美元，其中拨款和合同、捐赠占82.0%，业务投资回报占13.3%，基金及其他收入占2.9%，出版社收入占1.8%。[11]还有的智库资金来源多元而相对均衡，同样以2013年智库收入为例，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共筹得资金5596.23万美元，其中年度捐献占14.4%，企业会员及相关收入占15.2%，捐款和赠款为17.5%，出版社收入占14.3%，当期投资回报占24.8%，租金收入占3.6%。[12]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这些来源多样的资金，美国智库也并非照单全收，而是具有条件性和选择性。美国智库在与投资方建立合作关系时，一般都会说明附加条款，表示不接受限制研究自主性的投资，更不会去从事已有确定结论的研究，或者对资助方式提出相应的要求，从制度上割裂资金提供方与项目研究方即智库之间的关系，像“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就从不接受对具体研究项目的赞助，只接受对研究所整体研究的赞助”[13]。还有些智库要求研究资金与项目相互分离，以避免资助方的过多干涉，美国智库就是通过这样的投资筛选和要求来维护智库的高质量运行和建设的初衷。 （二）严谨的资金管理 筹集资金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如果要使资金发挥其应有价值，还要建立合理的资金管理和使用机制，只有这样智库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美国智库在建设过程中，便在资金管理和使用上下了不少功夫。首先，建立公开透明的财务管理机制和成果发布机制。独立性可以说是美国智库的灵魂，为了能让公众看到其实际运作，发挥社会的监督和淘汰作用，美国智库会将投资单位或个人的名单公布在网站上，论文、会议记录等详细的研究成果也都实现了完全公开，两者结合起来，公众便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智库的研究成果是否中立和客观，有没有受到投资方的左右。 其次，根据研究质量发放余款，并对项目完成进度进行监控。只有高质量的产出才能使智库立于不败之地，为此，美国智库在课题费用拨付上会预留相当一部分款项，等项目评审完成之后再行支付，以确保智库能如期保质地完成项目。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相关机构还会对其进度及质量进行测评，比如胡佛研究所便会要求项目组随时对研究进行监测，监测一般在圆桌会议上进行。除了内部的测评以外，美国智库还会要求外部机构进行测评，前者更多是为了督促研究工作的进行，而后者则更加强调监测的客观性。仍以胡佛研究所为例。“始建于1922年的胡佛捐赠务虚会就是专门的外部评估机构，项目组需要在务虚会上将研究成果提交给务虚会成员，而研究成果的有效性直接决定下一个研究项目的确立和研究资金的投入。”[14]这种将智库的经济利益，包括全额拨款和下一轮的投资等，与产出质量挂钩的方式，经证实确实有效保证了项目的进展和最终质量。 最后，明确预算规划，增强资金使用效率。顶尖的美国智库一般都拥有准确的成本判断力，能够作出清晰而具体的预算规划，这既可以使智库成功地获得资助，还有利于其明确资金的使用方向，提升资金运用的针对性。另外，美国以及国外的著名智库都由专门的财物管理部门对资金进行集中管理和统一调动，以“防止资金过多分流到工资、福利、非生产投资等方面，尽可能把有限资金投放到能够给智库带来最大经济效益的研究项目去”[15]。而且，美国智库还十分重视工作人员的智力付出，通过使用经费与契约挂钩的方式，只要达到事先约定的标准，相关经费便可根据需要自由支配，若有剩余，也可发放给工作者作为智力补偿，极大调动了智库工作者开展研究的积极性。 （三）鼓励性的政策措施 除了通过保证智库研究的质量，提升其自身影响力之外，一些相关的政策措施也是美国具有强大融资能力的重要原因。从内部来看，智库会出台一些相关的鼓励性措施，以增强捐赠方的出资意愿。比如美国传统基金会会根据捐款的数额给予捐赠者不同等级的优待：其中捐款100美元以上的人可以获赠该基金会定期和不定期出版的刊物和报告；捐款1000美元以上的人在此基础上还可以作为传统基金会会员俱乐部的成员参加活动；捐款1万美元以上的人每年都能够免费参加一到两次由传统基金会举办的大型宴会招待，期间会有业界名人的出席，参会人员不仅可以同他们交流经验，还可以共进晚餐；捐助10万美元以上的人则有机会以个人的名字制作牌匾，以示纪念。[16]从外部来看，相关的税收政策也为美国智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其支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免税待遇减轻智库的运营负担。美国税法501（c）规定，凡是符合“运作完全是为了从事慈善性、教育性、宗教性和科学性的事业，或者是为了达到该税法明文规定的其他目的，净收入不能用于使私人受惠以及其所从事的主要活动不是影响立法，也不干预公开选举”这三项要求的组织都可以享受免税待遇。因此，美国的智库在注册成为非营利组织之后，“只需要再成立一个以宣传各种政策为内容的教育组织，就可以取得非营利机构的法定资格，并在税收制度上获得免税的优惠待遇”[17]。二是通过为捐赠机构和个人提供税收优惠鼓励其投资行为。 除了上述几个主要特征之外，美国智库的内部人员构成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其吸金能力。为了加强智库与决策部门之间的联系，美国建立了“旋转门”机制，以实现人才在智库和政府间的岗位流通。每次换届选举之后，都会有政府工作人员到智库去工作，智库的工作人员同时进入到政府相关部门。政府人员不仅带来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也带来了长期积累的人脉和影响力，在加上美国智库的董事会、咨询委员会等机构也主要由“美国政界、商界、学界的精英组成，而他们有很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人际网络”[18]，这些也都为智库的资金筹集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條件。 三、美国智库资金筹集与管理对我国智库建设的启示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就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大国的位置，当然，铸造美国强国面貌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无论如此，智库的繁荣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观我国的智库发展情况，虽然数量众多，但真正可以跻身一流的智库却没有几个，这与我国的大国地位并不相称，尤其是在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智库建设的任务就更显迫切。因此，结合我国智库资金筹集与管理方面的困局，借鉴美国智库先进经验，全面提升智库建设质量势在必行。 （一）开拓资金筹集渠道 充足的资金积累和多元的筹集途径为美国智库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相比而言，我国智库在资金筹集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资金筹集渠道单一。目前，我国智库的资金来源以政府拨款为主，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年度收入预算总计247，237.13万元，其中中央财政拨款占67.65%”，[19]在其收入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政府经费虽然数额相对较大，且来源稳定，但也存在固有局限。首先，政府拨款导向性较强，会干预到智库研究的中立性，如果过多依赖政府，难免会沦为政府的传声筒，失去智库存在的价值。其次，政府对智库的拨款还具有较大的方向性，即资金更多流向体制内的官方智库，对于民间智库则不闻不问，致使民间智库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最后，单一来源的拨款毕竟力度有限，很难满足智库的发展需要。实际上，虽然智库主要是为政府提供资政服务，但其研究都着眼于社会发展问题，关乎国计民生，理应得到社会和公众的广泛支持，努力争取来自组织和个人的投资和捐赠。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就明确指出：“加大资金投入保障力度。各级政府要研究制定和落实支持智库发展的财政、金融政策，探索建立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投入体系，健全竞争性经费和稳定支持经费相协调的投入机制。根据不同类型智库的性质和特点，研究制定不同的支持办法。落实公益捐赠制度，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捐赠资助智库建设。” 美国智库之所以可以从多种渠道筹集到资金，不仅与自身的能力有关，更与美国整体的社会传统密不可分。在美国，有着根深蒂固的“慈善脉搏”，公民也具备较强的公共事务参与意识，他们习惯支持与其价值观念相一致的政策活动，将捐赠视为表达自身政治观点的重要途径。然而，我国的社会捐助体系则十分薄弱，企业和个人并不具备咨询意识，认为智库建设主要是国家的事情，也不愿意将钱投在没有直接收益的地方。因此，若要拓宽我国智库的资金筹集渠道，除了智库自身要提升质量，扩大影响之外，还要提升社会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捐赠意愿，在观念上为建设智库多元化资金渠道疏通道路。除此以外，我国智库还可以进一步将视野聚焦在国际市场上。在美国顶尖智库的运营资金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各国政府的支持，这不仅能够为智库谋求资金支持，同时还能扩大智库，乃至整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可谓一举多得。为此，我国智库也可以选择一些全球性的研究议题，如国际关系、环境治理等，并加强与海外智库和专家的合作交流，以更好地吸引海外资金。 （二）优化成果推销方式 若想开拓资金筹集渠道，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就需要智库采取市场化的运营方式，通过推广自己的研究成果吸引资金，这在美国已十分普遍。比如兰德公司在选定研究项目之后，便会“以粗线条的方式告诉潜在用户，动员他们来购买研究成果”[20]。我国虽然也会进行相应的宣传，但一般都指向政府机构，多为提交简报供领导审阅，或者是发行一些内部刊物，很少面对社会组织或公众进行宣传，影响范围十分有限，这也是造成我国智库资金筹集乏力的原因之一。若想解决这一困境，跟上国际一流智库发展的脚步，就需要充分利用现代媒体，进一步加强智库研究成果的宣传力度和范围。在这个信息化时代，除了借助于刊物等传统纸质媒体以外，智库还可以创设自己的咨询网站，及时更新选题情况、研究进展、最终成果以及对当前形势和热点问题的分析等相关信息，让公众了解智库的工作内容，进而明晰投资价值。而且，智库还可以通过网站与公众进行互动。比如，美国智库就利用Facebook和Twitter等软件实现与公众的对话，这一方面有利于智库了解来自民间的声音，从而更好地发挥沟通政府与公众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还能让公众切实感受到自己的意见得到了重视，公众有了参与感，其积极性自然能够得到提高。智库还可以与大众媒体建立合作关系，利用媒体曝光增加存在感。像美国智库专家就频频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出现在电视和广播节目中。“例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专家每个月在电视与电台的出现频率高达100次左右，传统基金会则专门设立了两个无线电演播室并开设专门的政治谈话节目在电视台播出。”[21]另外，为了将我国智库推向国际，在网站建设方面还可以进行相应的处理，方便国际研究人员和民众的阅读和了解。总而言之，为了扩大智库的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推销自己是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为此，我国智库应努力建设上达政府、下至社会，内入我国、外通全球的全方位成果宣传网络，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智库的存在和价值。 （三）盘活资金使用制度 充足的资金只是为智库高水平运行提供了可能性，若想真正发挥资金的价值，还要诉诸于妥善的管理和使用。但就目前而言，我国智库在资金使用方面还相对死板和僵硬，采取的仍然是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尚未充分认识到智库工作的特殊性和智力劳动在其中的关键价值。研究经费使用的名目规定十分严格，且列支不合理，比如要求将大量经费用于差旅，迫使研究者不得不频频外出调研，而在调研过程中，往往需要向被试发放一定的酬劳或者小礼物，这部分费用又十分缺乏，研究者只能东拼西凑各处找票报销，致使所用非所需。另外，经费使用的程序也十分繁琐，比如调研时的差旅费必须同住宿费一起方可报销，但有时调研地在接待时就已经安排好了住宿，有时研究者为了方便可能还会借住在当地居民的家中，无法得到报销凭证，这些都为研究平添了障碍，耗费了研究者大量的精力，极大影响了智库工作者的积极性。为此有研究者指出：“如果政府完全像管一个行政机构那样来管智库的财税，民间资本进来之后也像管财政的钱那样管，就会成为一潭死水。”[22]针对上述问题，我国智库在资金使用上应更加注重智慧的价值，打破僵化的行政管理模式，从“报销”转向“支付”，确立研究质量评估监测机构，允许智库工作者在达到要求的基础上灵活支配经费，同时“建立专家咨询劳务报酬制度，尊重思想的价值，激发创新活力”[23]，并依据课题的类型和性质设立相关的配套资金作为业务奖励，以提升智库工作者的积极性。总之，人才是智库质量的关键，智慧的付出虽然不易察觉，但并不比先进的设备次要。因此，我国智库应该打破既有的行政制度，寻求更灵活也更适合智库特点的资金管理与使用方式，以激发智库工作者的积极性，进而为智库的发展增添活力。 （四）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在美国，为了鼓励组织和个人对智库的投资和捐赠，一般会出台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如少征或不征所得税等，这在上文已有论及，但是我国却缺乏专门的优惠政策，在税收上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控制过严。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统计显示：“目前中国工商登记注册的企业超过了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足10万家，仅占1%，也就是说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加过捐助，其中民营企业的捐赠连其财富的1%都占不到。”[24]若想改变这样的困局，除了理念上的引导之外，还需要在政策上给予实际的优惠。我国当前的税收优惠主要面向民间智库，其中《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民办非企业法人型民间智库免征企业所得税，其从事的公益性业务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但是对于其他类型的智库，以及投资智库的组织和个人的鼓励性政策缺失。为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税收优惠政策，确立一定的标准，对于捐款达到一定数额的捐赠者和运营良好的智库给予适当的税务减免政策，以此来调动企业和个人对智库捐款的积极性，为智库投资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 参考文献： [1]谷贤林.智库如何影响教育政策的制定——以美国“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为例[J].比较教育研究，2013（4）：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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