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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高等教育系统的崛起：动力解析与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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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秀险

摘要：湾区高等教育系统是指从事高等教育活动的系科、院校、政府、企业等组织集合体，以知识生产和价值生成为主要载体，围绕湾区高等教育的构建发展，与经济社会系统等外围结构关联互动而耦合形成的有机生态系统。湾区高等教育系统的崛起来自四个层次的动力：底层结构系科与学院的模式革新，中层结构院校和高等教育创新机构的群落演生，上层结构各级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政治协商，外围结构经济社会系统的互动耦合。湾区高等教育系统的崛起应从四个层面着力：底层结构从分割到共识，构建基层学术组织学术共同体;中层结构从无序到有序，推进院校和高等教育创新机构集群发展;上层结构从松散到整合，建立湾区高等教育系统协调机制;外围结构从外发到内生，促进湾区高等教育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共融共生。

关键词：湾区高等教育系统;结构;动力;路径

世界有三大较为成熟的湾区，美国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亚洲的东京湾区。中国有三大崛起的湾区，一是以北京和天津为“双核”的环渤海湾区，包括胶东半岛、辽东半岛的一部分及大连、威海、烟台等中心城市;二是长江口湾区，以上海为核心，江苏、浙江为两翼;三是环珠江口的粤港澳大湾区，是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惠州、江门、肇庆九市组成的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标志着“湾区”作为“区域”的一种重要形态迅速崛起，是国家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探索湾区发展模式的重要突破口。湾区高等教育系统作为区域经济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在湾区经济崛起中充当着知识引航和智力源泉的重要角色。探寻湾区高等教育系统崛起的动力和路径，对发挥高等教育系统作为湾区经济社会的上层建筑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一、湾区高等教育系统的崛起

湾区高等教育系统内涵的界定需对“湾区”和“高等教育系统”两个概念加以阐释。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引领，超越地理阻隔和地方府际之间的鸿沟，已成为区域一体化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区域一体化的本质是实现区域内各类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无障碍流动，构建跨越空间和地域屏障的开放系统。“湾区”作为“区域”的一种形态，是“区域”发展较为成熟和高级的样态。它既蕴含地理的实体概念，又蕴含一定的行政和经济虚拟概念;既是国家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又是省（行政区）、市（州）等次级区域子系统的集合体。从世界湾区形成的要素来看，湾区主要是基于经济要素的流动与整合而形成的区域形态，往往具有“强大的产业集群带、强有力的经济核心区、广阔的经济腹地、完善的经济交通网络、一大批科研与教育机构及创新性国际化领军人才”[1]等共同特征。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三大湾区与世界三大湾区在行政体制上有一定的差别，但是从经济概念来看，二者属于同一范畴。

关于高等教育系统的内涵，伯顿·克拉克从学术组织的视角进行了相关阐释。他认为，从狭义上将高等教育系统（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定义为由大学、学院和研究所组成的正规的实体的集合体;从广义上将高等教育系统定义为从事中学后教育活动的任何人员，包括行政人员、教授、学生、立法机关的教育委员会以及关心高等教育问题的行政官员和行使董事职责的董事会成员等。[2]伯顿·克拉克认为，高等教育系统的三个基本要素为工作、信念和权力，并在权力分配中由国家权力、学术权威、市场构成三角形协调模式。[3]他将高等教育系统组织归纳为三个层次：一是底层结构，即以学科为主的层次，由许多操作单位组成，存在于大学和学院内部，包括学部、学院和准学院;二是中层结构，即院校这一层次;三是上层结构，即系统这一层次，由整个系统中所有院校一级单位之间的联系环节所组成。[4]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体现和依赖于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省域高等教育系统和高等学校”[5]，此外，还应包括区域高等教育系统这一层次。湾区高等教育系统作为区域高等教育组织的一种形态，是跨越高等教育空间边界的“大系统”概念，是诸多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非线性网络化的复杂系统，既依循组织发展的共性特征，也富有组织发展的个性特征，具有高等教育资源的开放性、聚集性、整合性和创业性等显著特征。其所有单位是一个包括一切的正规结构的组成部分，具有共同的目标。[6]它包括四个层次的組织结构：一是以院校内部学科为主体的学部、学院组成的底层结构;二是由院校组成的中层结构;三是由市域高等教育系统、省（行政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等各级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组合形成的上层结构，各级区域高等教育系统在横向上又与系科、院校等学者系统和权力系统要素产生交叉与关联;四是由湾区高等教育系统与经济系统、政策系统、文化系统互动耦合形成的发展外围结构。四个层次的组织结构并不是相互隔离和独立的，围绕“知识”这一核心概念和任务，借助知识的不同形态发挥效能，形成纵横交错的知识网络。因此，从广义概念来看，湾区高等教育系统是指从事高等教育活动的系科、院校、政府、企业等组织集合体，以知识生产和价值生成为主要载体，围绕湾区高等教育的构建发展，与经济社会系统等外围结构关联互动而耦合形成的有机生态系统。它既蕴含纵向上的各级区域（如省域、行政区域、市域）高等教育系统，也蕴含横向上的国家权力、学术权威、市场以及三者协调、关联和交织形成的三角协调模式，如图1。

二、湾区高等教育系统崛起的动力解析

湾区高等教育系统的崛起，既是系统内部各个要素运行模式创新的过程，也是系统化组织进行自组织建构的过程。湾区高等教育系统崛起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于内生结构变革而产生的内驱力，一方面来自于外围结构变革而产生的外引力。从湾区高等教育系统的样态来看，其外围结构在内在结构变革中也存在强大的潜在影响，这充分体现了“湾区”概念产生的经济源流和市场力量在上层建筑中的决定性作用。

（一）底层结构：系科与学院的模式革新

系科和相应的单位是学科和专业的化身[7]，高等教育系统的“环境”的主要联系是以专业为基础的[8]。学科和专业组织是大学学术系统的细胞，是传统的学术价值观扎根最牢固的地方。基层组织是推行高等教育自上而下政策和改革的主要力量。[9]湾区高等教育系统崛起的主要动力产生于高等教育系统的基层单位内部，依赖于学术秩序的建立以及系科组织内在结构和运行模式的创新。湾区高等教育系统以底层结构为基础，“一个系接一个系，一个学院接一个学院，建立新的关系，更加强有力地扩展到校外，并且发展第三渠道收入”[10]。在湾区产学研一体化框架下，学科组织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拓展，除包括学院、学系等传统的学术组织外，也包括各种与产业融合发展而产生的多学科和跨学科新兴学科组织，以及由企业、政府、院系等多方力量构成的具有矩阵结构特征的学科组织形态，如实验室、研究中心、协同创新中心和产业学院等。多形态学科化组织以交叉和多样发展为特征，是学科分化的必然结果;它超越时间、空间和地域限定，形成具有人才聚集效应的基层学术组织群落，将知识的学术价值和产业价值合二为一，在湾区高等教育系统中构成自下而上最为稳固的动力系统。

（二）中层结构：院校和高等教育创新机构的群落演生

从世界湾区建设经验来看，在知识产业化和外溢效应的影响下，湾区既是经济要素活跃地带，也是一流高等教育资源集聚地。从其组织结构来看，由院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组成的学术群落，是湾区高等教育系统的中层结构和主体构成力量，也是学术组织发展较为成熟的形态。如东京湾区有263所高等教育机构，分布着武藏工业大学、横滨国立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旧金山湾区拥有斯坦福、加州伯克利等20多所著名大学和一些高端技术研发机构。[11]纽约湾区设有58所大学，纽约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为世界著名大学;其中，波士顿作为最具特色的高科技产业集聚地和教育高地，得益于由波士顿学院、波士顿大学、布兰德斯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东北大学、塔夫茨大学和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八校构成的大学群落系统。该大学群与企业建立紧密的联结，通过企业将科研成果应用于市场，吸引大量科研资金流向波士顿大学群，企业又主要依靠大学科研成果转让来运作，二者形成相互资助的知识流通系统。粤港澳大湾区内也集聚了500个创新机构（包括高校、研究院和研究所）[12]、8个国家级高新园区、16个863基地和1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13]。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发明专利总量分别为2580万件、1391万件、544万件、396万件。[14]在以创新为驱动力的知识型湾区，由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创新机构组成的中层结构，与市场等要素的联结尤其紧密。它以“系统”和“群落”的形式存在和演生，是湾区高等教育系统最为活跃的学术心脏地带，是知识生产价值提升与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重要依托。

（三）上层结构：各级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政治协商

市域高等教育系统、省（行政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等各级区域高等教育系统，是湾区高等教育系统的上层结构。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根据空间维度进行分层，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惠州、江门、肇庆九市组成的城市群高等教育系统;二是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广东省域等各次级区域高等教育系统;三是由城市群高等教育系统、省（行政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组合构成的湾区高等教育系统。上层结构变化的手段是政治协调。[15]三个层次的区域高等教育系统，地方政府作为区域发展的行政代理人、主导者和参与人，在府际竞争和合作的双重博弈下，为推动各级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进行系统规划，制定政策法规和建立政府性高等教育协调组织，形成协调统一的动力机制和多元发展的价值取向，助力高等教育内部结构的优化和内涵质量的提升。它在宏观层面构建强有力的高等教育驾驭核心，在微观层面建立系科等底层结构和院校等中层结构的连接，构建起高等教育自组织系统。如何保持市域高等教育系统与省（行政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上下联动、两个行政区和广东省域高等教育系统协同的张力和活力是上层结构“政治协商”的关键点。

（四）外圍结构：经济社会系统的互动耦合

湾区高等教育系统作为经济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必然要受到外部规律的影响，“许多变革是由特定高等教育单位外部的影响而引起的”[16]。湾区高等教育系统与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关联互动而耦合形成外围结构。从经济系统来看，湾区高等教育系统外部的产业系统通过调节产业供给与需求和优化产业结构，为高等教育系统提供资本支持，“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持续发展，形成了对高等教育的动力”[17]。高等教育通过发挥人力资本效能，以各种类型的研发孵化组织、跨国公司和中介组织为依托，以知识创造和知识应用为手段，构成经济和产业系统的稳定的人力和智力源泉。从政治系统来看，国家的政策支持和府际合作直接或间接地构筑湾区高等教育系统崛起的政策体系，如国务院颁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年）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2019年）等纲领性文件，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极大地促进了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形态和高等教育系统的形成和发展。从文化系统来看，湾区以先天的地理生态、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竞争有序的创业氛围，融汇多民族多区域的独特文化，提振湾区文化形象和内在聚集力，为高等教育系统文化传承功能的实现提供价值载体。三、湾区高等教育系统崛起的路径探索

一个组织或系统的改革能否成功，能否适应外部潮流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内部的反应机制和它本身的工作模式、权威模式和信仰模式。一旦这个系统羽毛丰满，它就为自己建立了延续和变化的内部源泉。[18]湾区高等教育系统需以湾区经济的外驱力为契机，强化内生动力和内在机制，建立具有共识性、有序性、整合性和内生性的高等教育共同体，使湾区经济的“先发”优势转化为湾区高等教育的“先发”优势。

（一）底层结构从分割到共识：构建基层学术组织学术共同体

组织的基层部门无论在哪里都很重要，因为较大的实体依赖于它们发挥功能。[19]湾区高等教育系统的崛起，通过多层组织的交织与融合，最终落脚点是位于底层结构的微观学术组织力量的协同创新。通过湾区基层学术组织学术自觉的培养、秩序的共建、功能的优化和运行模式的创新，初步构建起粤港澳大湾区学术共同体。以学科专业为载体，通过学生互派、教師互聘、学术互动、学分互认、课程教学资源共享等形式，增强粤港澳学术圈的学术自觉和优质教育资源的互联互通;通过建立符合国际惯例和学术共识的专业认证与同行评议标准，推动湾区学术秩序的共建;通过共建“一流学科”和学科专业联盟组织，聚集形成高层次人才中心，共同制定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标准和质量标准，加强职业资格互认和资历框架的衔接，畅通湾区人才培养和使用通道，优化湾区高等教育的功能;通过粤港澳共同组建产业学院、高端实验室、新型研究中心等多学科、跨学科的复合型学科化组织群落，适应高度交叉与集成的新知识、新技术需求，在人工智能和新兴产业领域聚集一流创业资本和创业人才，革新基层学术组织运行模式，推动学术组织从传统组织向创业型组织转型，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学术—技术—生产力”三位一体的创业生态链。

（二）中层结构从无序到有序：推进院校和高等教育创新机构集群发展

大学和高等研究机构集群发展是优化中层结构的着力点，可以更高效地发挥知识外溢效应。粤港澳三地高校数量达180多所，各类高等教育学生超过300万人，高等教育资源丰富，体量庞大，必须重建高等教育秩序，使高等教育系统要素从无序的初态向有序的终态演化。首先，优化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层次与功能，形成适应湾区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的大学群落和联盟。加强港澳高校与广东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合作，加快香港科技大学、澳门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学院、澳门城市大学、香港大学医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等来粤办学，集聚世界一流大学群，培养引领时代发展的高素质领袖人才;加强港澳高校与广东省市共建高校、应用型转型试点高校的合作，加快建设中山科技大学、碧桂园机器人学院、国科大广州学院、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学院等一批办学项目，形成应用技术大学群，培养适应产业、行业核心技术知识与能力的人才。其次，鼓励港澳高校在粤开办研究生院和科研院所，协同开展创新人才培养和科技研发，与大学群落形成共振效应。再次，强化湾区院校和高等教育机构群落产学研合作的有序性，积极拓展融资渠道，建立从原创性研发到科研成果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有序链条，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湾区知识创新体系。

（三）上层结构从松散到整合：建立湾区高等教育系统协调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独特之处在于统领和协调各自独立而相互依赖的行政个体和不同持份者（shareholders），放下个体利益进而达成共同接受的地区利益。[20]三地在办学资源、体制机制和价值引领方面异质性较大，仍存在各创新要素较为分散、中心城市高校协同创新不足、府际协调不畅等问题。应明确协调对象、协调过程、协调手段和协调路径，加强湾区高等教育系统、省（行政区）域高等教育系统、市域高等教育系统的联动，自主探索具有中国话语和中国模式的高等教育政策体系，形成由内而外、自下而上的自主式协调和内外共振、多维互动的网络式协调模式。湾区高等教育系统层面，在《关于加强粤港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备忘录》《关于加强粤澳高等教育合作备忘录》合作框架和“粤港澳高校创新创业联盟”“粤港澳高校联盟”等合作组织基础上，成立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委员会等协调机构，由三地政府、高校、企业等多方力量构成，建立跨政区、多层次的联席会议制度;积极探索湾区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创新，突破高等教育管理与治理体制、招生考试体制、科研创新体制和投资办学体制，使政策规制向开放、赋能、多元转变。市域高等教育系统层面，以“中心城市办大学”为基础，强化“中心—边陲”效应，吸引港澳高等教育优质资源向中心城市流动，发挥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珠海等高等教育中心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中心城市高等教育资源集群发展。充分借鉴深圳“高等教育特区”发展模式，以中心城市发达的经济和优质资源作为依托，由市级政府提供土地和财力支持、省级政府发挥高等教育统筹、港澳高校提供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的组团方式，促进高等教育资源本土化和国际化、中国湾区创造和世界湾区创造的交融共生。强化市域高等教育系统与省（行政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上下联动，完善省（行政区）、市共建共治共享高等教育资源的政策机制，如共建湾区大学和高等教育枢纽等。

（四）外围结构从外发到内生：促进湾区高等教育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共融共生

促进湾区高等教育系统外围结构能量转化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应从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三方面着力。从经济系统来看，通过发挥产业集群发展的先发优势，强化高等教育系统的内在创业功能。根据亨利·埃兹科维茨提出的三螺旋理论，大学—企业—政府作为创新体系的主体，应通过螺旋式结构发挥合力和效能。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具有先发优势，拥有技术密集型产业带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带，形成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产业体系。但粤港澳大湾区第三产业的比重仅有556%，远低于纽约湾区（894%）、旧金山湾区（828%）和东京湾区（823%），在引领全球技术创新和带动全球产业升级方面，尚难以与三大湾区抗衡。[21]由此，需加快粤港澳城市群高精尖产业发展，特别是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等知识密集型产业集群化发展;加强大学集群与政府、研究院所、科技园区、研发中心和技术转移中心、工业实验室、跨国企业、高科技企业、创新创业基地、顾问组织等组织机构的关联与互通，为高等教育办学资本和科研孵化提供重要平台。从政治系统来看，需进一步加强府际沟通，完善湾区合作框架。建立湾区联动发展合作机制，包括湾区联动开发机制、产业联动发展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等，制定人才流通、科技要素流通、知识产权保护、海关特殊监管、社会信用合作体系、资本项目兑换、外汇管理等方面优惠政策，使湾区一体化的政策体系转化为高等教育聚集一流人才的内在优势。从文化系统来看，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区域共赢发展为共识，以开放性、创新性、国际化的创业精神和创业文化为契机，强化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和文化根植功能，促进民心相通和人心回归，建设全球第四大具有标志性的创业文化生态圈。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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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6][7][8][9][15][16][17][18][19][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4-5，7，229，154，261，230，262，232，261，207，204，37.

[5]陈伟.省域高等教育系统的创业型反应——以广东为例[J].教育发展研究，2017（17）：10.

[10]伯顿·克拉克.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M].王承绪，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6.

[11][13]张锐.世界湾区经济的建设经验与启示[J].中国国情国力，2017（5）：31，34.

[12][14]广州日报数据和数字化研究院（GDI智库）.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报告（2018）[N].广州日报，2018-09-21.

[20]林初昇.“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之可为与不可为[J].热带地理，2017，37（6）：756.

[21]刘成昆.融入城市群，打造湾区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分析[J].港澳研究，2017（4）：58-59.

（责任编辑陈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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