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邓萃英与北京高师 |
| 范文 | 谢长法 摘要：邓萃英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邀请孟禄来华进行教育调查，强化高师的学术研究性，筹划新图书馆的落成 ，促成男女同校的实现，促进高师改“大”成功，从而推动了北京高师和近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位不应被忘记的重要人物。 关键词：邓萃英;北京高师;孟禄;学术研究;男女同校 邓萃英（1886-1972年），号芝园，福建闽侯（今属福州市）人，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在清末，邓萃英曾留学日本宏文学院（Hirofumi?Institute）和东京高等师范学校（Tokyo?Higher?Normal?School）;20世纪10年代末，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Teachers?College，Columbia?University）肄业。民国时期，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过程中，邓萃英是一个有着重要影响和地位的人物。他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次长、河南省教育厅长等职，并先后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北京高师）、厦门大学和河南中山大学校长。特别是在北京高师任教和执掌北京高师校长期间，他组织邀请孟禄来华进行教育调查，倡导学术研究，扩充图书馆等设备建设，推动学校男女同校，推进北京高师改办师范大学成功等，对北京高师乃至当时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任职、执掌北京高师的经过 北京高师的前身是清末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及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早年的邓萃英曾就读于全闽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他任福州师范学校校长。1912年5月15日，教育部令改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为北京高师，并以“研究专门学术、造就师范与中等学校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为宗旨，由陈宝泉任校长。1915年四五月间，邓萃英出席于天津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一届年会，期间与陈宝泉相识，并受其推荐，于是同年9月到北京高师任教，教授“论理”课。1916年，邓萃英被推选为北京高师校友会德育部干事长;1917年1月，又担任学校数学物理部教务主任。在教学中，邓萃英所编讲义资料丰富，内容充实，且讲课条理清晰，故而不仅颇受学生欢迎，也深得教师信任。 此后，坚定教育救国信念的邓萃英在1917年5月曾和黄炎培、梁启超、张謇、蔡元培、张元济等48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随着邓萃英在教育界地位声誉日著，1918年8月，他和杨荫榆等被教育部派为首批考选的教员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校学习，师从杜威（John?Dewey，1859-1952年）、孟禄（Paul?Monroe，1869-1947年）等学习教育哲学等理论。1919年2月8日，教育部令尚在美肄业的邓萃英为参事，不久邓萃英回国，并于7月19日到教育部任事。 然而，由于在民国初期，留日学生在教育界占有重要位置，中国教育仍然没有完全脱离清末以来所受日本教育的桎梏。当时的北京高师，受这一状况影响，加之师资匮乏，校长陈宝泉即聘请了不少留學日本特别是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留学生，以致教师中留日派占多数;但是，随着清末民初走出国门赴美留学的大批留学生逐渐回国后对美国教育的颂扬和宣传，借鉴、吸纳美国教育理论、教育体制和办学思想渐为大势所趋。1919年11月，教育部组织的以陈宝泉、张彭春、袁希涛、金曾澄等为成员的欧美考察教育团出国考察，考察团成员在1920年4月底逐渐回国。受到美国教育影响的陈宝泉，开始在北京高师大量聘请留美学者，并“抱彻底改革师范学制之决心，决意进行仿照美制的改革”[1]，但不曾想遭到学校教员中留日派的反对。之后，随着北京高师学生要求改制为师范大学未果，以及教员中留日派与留美派之间矛盾加剧，陈宝泉被迫于11月22日辞职，当天，教育部调陈宝泉到部秘书处任事（一月后又被任命为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并于11月23日委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的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陶孟和为北京高师校长;但是，北京高师学生将陶孟和视为“北京大学派”，以为陶若就校长职，无疑会促使北京高师并入北京大学，于是纷纷拒陶挽陈。无奈，11月29日，陶请辞不就;12月18日，教育部照准陶孟和“辞不就职”，并在同日任命邓萃英兼代北京高师校长。虽为“兼代”，但责任心极强的邓萃英，并没有因名为“兼代”而稍弃责任。 12月24日，邓萃英至北京高师就职，并于当天在学校风雨操场发表就职演说，他从高师之本旨、高师之分科趣旨及修学态度、高师教育的精神、高师与世界各国之制度、高师与我国教育界之需要、北京高师改良进步之注意点六个方面详细介绍、说明了北京高师以及高师的本质特征，分析了北京高师存在、发展的重要意义，使师生们对学校有了更为清晰、明确的认识，从而产生了较强的认同感、归属感。其中他特别强调：“我虽不能永久在本校服务，但是在职一日，总负一日的责任，而且愿负由此一日行事所发生将来种种影响之责任。”?[2]事实也正如邓萃英所言，12月28日，邓萃英即主持全校主任会议，议决通过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内部组织暂行简章》，并于1921年1月6日由全校主任会议修正，从而保障了学校的组织制度管理。此后，基于对高等师范教育的深刻认识，在担任北京高师校长期间，邓萃英不仅尽职尽责，而且显示了自己对高师教育非凡的理解，从多方面推动了北京高师的发展。 9月26日，因被教育部委任为特派专门委员偕同外交团赴美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太平洋会议”，归期不定，邓萃英乃辞去了北京高师校长职务。9月29日，北京高师教育研究科主任李建勋被教育部委任为校长，成为北京高师第三任校长。10月初，邓萃英随外交团从上海出发赴美。而邓萃英虽然不再任校长一职，但他仍继续任北京高师教员数年，并于1922年10月7日，被教育部委任为兼代教育次长。 由上可见，自1915年9月至20世纪20年代初，是邓萃英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他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作出贡献的重要时期。期间，虽然邓萃英还从事有大量其他教育活动，如1920年7月3日至8日，他出席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10月1日，作为教育部参事受教育部所派和视学黎惠中参加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六届年会，就便调查福建教育状况;12月至1921年5月担任厦门大学首任校长，为学校的筹备和开办在北京、厦门两地奔波……但是，他最大的心力、付出、感情以及贡献，还是在北京高师任上：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邓萃英积极从事教育理论特别是高师教育理论的探讨，并邀请孟禄来华开展教育调查，推动北京高师的学术研究和新图书馆建设，促成男女同校的实现，力促北京高师改办师范大学，成为北京高师历史发展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 二、执掌北京高师的贡献 （一）邀请孟禄来华教育调查 美国著名教育家和教育史学家孟禄，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任（院长），他一生中曾多次来华，是近代中美教育交流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早在1913年，孟禄即惠临中国，当时，邓萃英曾代表福建学界在福州欢迎孟禄，而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肄业间，邓萃英更是亲炙孟禄。1921年9月5日，应袁希涛、陈宝泉等组织的欧美考察教育团之邀，孟禄趁来华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之机，至华进行教育调查，以研究中国教育实际问题，至1922年1月。期间，从9月24日开始调查中国教育，到12月14日止，“前后游历九省十八都市和邻近的乡村，参观学校及其他机关二百余处”[3]。孟禄此次是第二次来华，而在邓萃英看来，“于余实第三度受教矣。余爱读博士著作，垂十余年，深叹其魄力之大，眼识之高，非常人所可及”[4]。而邓萃英作为此次孟禄来华的发起者之一，在孟禄在华前夕和在华期间，更积极投身其中。而这，不仅是因为邓萃英曾得孟禄亲炙，更因为乃当时教育形势使然。 由于北京是中国的教育枢纽地，北京高师又是当时中国专门研究教育最重要的学术机关之一，所以早在1920年6月上旬，邓萃英、陈宝泉、范源濂等人即决定于北京高师设“实际教育调查社筹备处”，作为孟禄来华进行教育调查的枢纽，和将来组织永久性教育研究机关的预备，并由北京高师教员王文培、汪懋祖等佐理筹备事宜，推举邓萃英为临时主任，主持一切事务。 实际教育调查社取“从事实上调查，作实地的研究，以为实行改良的基础”?[5]之意。而为了使孟禄此次来华的教育调查取得良好效果，1921年8月下旬，邓萃英和范源濂、严修、梁启超、张謇、陈宝泉、张伯苓、蒋梦麟、金邦正、黄炎培、张一麟、袁希涛、郭秉文、张谨、孙凤藻、凌冰特发出“捐启”，其中言道，“我国兴办教育，已近廿稔。言实际者，概墨守成规;谈理论者，多不求甚解。欲二者融合无间，俾教育与社会相一致，而合夫世界最新之潮流者，犹不易易觏也”;虽然此前杜威、罗素等先生来华促使我国教育界、思想界为之一振，“于教育理论方面其成效昭然可睹，然此理论如何而可施诸实际，则非集合学识经验丰富之教育家，为实际的调查研究不易为功，故同人等应时势之需要，组织实际教育调查社，首约美国孟禄博士来华，共同担任其事”;其进行方法，“一、募集款项，二、预备招待及聘请译员，三、介绍社员及组织委员会，四、调查研究”，而其中“以募款一项，尤关紧要”，所以殷“望开明认捐数目，以便汇齐，确定进行之计划”[6]。与此同时，邓萃英和陈宝泉特推荐北京高师教育专攻科学生王卓然、汤茂如分别担任孟禄在华演讲的翻译助手和书记职务。 9月5日上午，孟禄在其女儿陪同下抵达上海。之后，他在9月7日和9月8日分别在江苏省教育会和上海商学各界欢迎会上做了两场演讲后，于9月10日抵达北京，北京高师学生代表百余人到站欢迎。而为了使国内教育界更多地了解孟禄及其他的思想，当天，在邓萃英的支持下，由北京高师平民教育社主办的《平民教育》杂志特辟第37号为“孟禄特号”。“特号”除刊有梁启超、严修、范源濂、常道直、李建勋、张耀翔、王卓然、汤茂如等人介绍孟禄的生平、著作及其教育观和他此次来华的任务、意义等文字外，并特别收有邓萃英所译《孟禄之国家教育观》一文。该文乃是孟禄新作《教育上之国家主义与平民主义》一书的序文，鉴于其“于国家教育之观察，有独到处”[7]，故而邓萃英特地将之译出。1921年10月30日、31日，长沙《大公报》转载了邓萃英的这篇译文。 孟禄至北京的第二天，即9月11日，邓萃英和实际教育调查社的所有发起者共17人在北京饭店为孟禄洗尘，席间，孟禄略述了此次来华的目的和进行教育调查的重要性。9月13日，在邓萃英的倡导下，北京高师自治会邀请孟禄于学校风雨操场作了《教育上之新潮流与师范生》的演讲，五六百人听讲，孟禄在演讲最后特别对平民教育社为他出版纪念特号表达了谢意;9月23日，实际教育调查社邀请孟禄在中央公园举行讨论会，讨论调查北京各学校方法，所有发起人及孟禄、胡适等与会，邓萃英主持会议，并向与会者报告了孟禄调查的计划及日程，在会上，胡适、陈宝泉、王家驹发表演讲，孟禄则就此次调查所要注重的四个方面作了说明;9月24日，孟禄又参观了北京高师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与此同时，实际教育调查社在邓萃英的主持下，还出版了《实际教育》杂志，至1921年11月15日，共出至第2卷第1期。1922年1月7日，孟禄顺利结束对中国的教育调查，乘船离华回返美国。因孟禄离华后，作为负责孟禄来华任务的实际教育调查社作用已经不再，故而在5月10日，与平民教育社合并。 虽然，在1921年10月初，因赴美参加“太平洋会议”，邓萃英在孟禄这次来华的后期，没能参与孟禄在华进行教育调查的活动，但是，他却始终关注着孟禄调查活动的进展。1923年8月，由王卓然编纂的记述孟禄此次来华活动过程的《中国教育一瞥录》，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丛书之第三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并以之为“孟禄来华及改进社开幕之纪念”，邓萃英欣然为之作“序”。在这篇作于1923年1月1日的“序”中，邓萃英言道，自己“忝列实际调查教育社发起人，又系改进社关系者之一，深喜有此佳作”，认为该书乃“为研究中国教育极难得之资料，且富有历史的价值”。还特别指出：“自美国孟禄博士来华调查教育以来，国中教育界人士，始则有实际教育调查社之组织，继复有中华教育改进社之发生，研究教育之风为之一振。”[8] （二）强化高师的学术研究性，籌划新图书馆的落成 1.强化高师的学术研究性 在民国成立之初，不仅高师的发展尚在襁褓之中，而且高师的理论探讨亦十分薄弱。作为在日、美两国接受了高师教育的邓萃英，基于自己对日本和美国教育特别是对高师的认识和理解，结合中国正处在萌芽期的高师发展的实际情况，先后撰写、发表了一系列学术理论文章，并就有关高师理论问题多次发表演讲。其中主要有：《动的新教授论》（载《学艺》1920年3月1日第4号）、《人格之特征》（载《教育周报》1919年第232–235期）、《世界强迫教育比较》（载《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1918年第4辑）、《复高师同学论“女子问题”书》（载《北京高师教育丛刊》1920年3月第2集）、《教育与社会》《现代教育思潮与教育行政方针》（载《北京高师教育丛刊》1920年6月第3集）、《中美社会生活之比较与学生自治》（载《平民教育》1921年1月15日、22日第6号、第7号）、《论高师教育》（载《平民教育》1921年1月25日第28号）、《邓校长就职演说词》（载《教育丛刊》1921年3月第2卷第1集）、《地方教育问题》（载《晨报副镌》1922年12月26日）、《美国教育之过去、现在及未来》（载《教育丛刊》1923年2月第3卷第7、8集）、《师范教育研究》（载《教育丛刊》1923年11月第4卷第7集）等。 这些文章和演讲稿，在论述高师自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上，对高等师范就理论上进行了深入探讨。如1918年7月15日，邓萃英在北京高师学术讲演会讲演《动的新教授论》中，强调教育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可使此人成为人”[9]。1923年4月22日、4月29日、5月27日，受平民教育社之邀，邓萃英在北京高师风雨操场作《师范教育》的讲演，在讲演中，他提出，欲求对高师及其教学法进行革新，必须注意“养成学生自动的习惯”“提高教员之学术的修养”“增加教学上之设备”，设立教学法研究会且“高师教员须择曾任中学教授者”。[10]正是基于对高师理论的探讨，邓萃英自1915年9月到北京高师任教，特别是1920年12月担任校长一职后，时时强化北京高师的学术研究性：提倡学生从事学术研究，将科研引入教学过程，强调提高教员之学术修养，鼓励刊行各学科杂志，以祈于学术发展。 在邓萃英看来，高师既是教学之地，又是科研之所，故就任北京高师校长之始，他即继承前任校长陈宝泉长校时所确定的“诚实、勤勉、勇敢、亲爱”校训，组织各部主任擬定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内部组织暂行简章》，在规范行政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加强学术研究。正是在邓萃英的倡导和身体力行下，北京高师不仅教育研究科成效突出，而且全校学术研究氛围十分浓郁。 根据1913年2月24日教育部公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规程》之规定，高等师范学校可设研究科。依此规定，北京高师在各高师中最早设立了教育研究科，“以教授高深教育学术，养成教育界专门人才为宗旨”，“二年毕业，以十五名为定额”。[11]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教育研究科的设立酝酿了较长时间，而邓萃英尚在美时，即和陈宝泉通信，“十之八九，系关于教育研究科的”[12]。1920年1月，教育研究科开始招收第一班学生，共18人，入学资格为高师毕业生或专门学校毕业生，或大学三年级生。是为中国高等学校和专门学校设研究科之始。1920年8月又招收第二届学生14人。而邓萃英不仅和胡适、陈大齐、蔡元培、刘廷芳、李建勋、张耀翔等19人曾任教育研究科教师。而且在就任校长后，续办教育研究科。1922年5月和1923年6月，第一届和第二届研究科学生先后毕业，其中不少人成为日后教育界的优秀人物，如王卓然、常道直、方永蒸、薛鸿志等。 可以说，教育研究科的设立使得在中国最早将教育学作为专门的学术进行研究，而邓萃英时时感情系之。正因如此，如当1922年4月3日，研究科第一届学生举行教育学士学位典礼时，已经卸任校长的他专程参加，并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讲，认为自己在北京高师的七年间，“最足纪念的，就是教育研究科”[13];1924年4月9日，他又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科同学会会员录》一书作“序”，对教育研究科经过四年零三个月所取得成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激动、高兴地说“毕业同学在各地服务的精神，在校同学用功和发表的能力，诸教授勤勤恳恳的精神，在在都促使我们与闻开创之业的人手舞足蹈的”[14]。 在继续办好教育研究科的同时，邓萃英还在1921年夏在学校增设数学、化学、物理研究科，并开展学术讲演，广泛延揽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到校讲学。正是在邓萃英的倡导、支持和促进下，当时的北京高师，不仅学生学术组织众多，如国文学会、英文学会、史地学会、博物学会、数理学会、理化学会、美术研究会，等等;而且，此前刊行的《数理杂志》《理化杂志》《博物杂志》《平民教育》《教育丛刊》《史地丛刊》《英文丛刊》《实际教育》等刊物，也得以继续发行，学术性也更加鲜明。故而一时之间，学校学术氛围浓厚，研究之风大增。 2.筹划新图书馆的落成 高等学校要得到很好发展，必须注重图书馆教育及建设。早在陈宝泉长校期间，北京高师就十分重视此项工作。1919年12月13日，在北京高师图书馆两周年纪念会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即应邀出席并发表了有关图书馆教育问题的演讲;1920年6月下旬，陈宝泉又在学校设立“图书馆讲习会”，该会“以利用假期，讲习图书馆学，谋图书馆事业之发展为宗旨”[15]，由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主任沈祖荣、清华学校图书馆主任戴志骞及李大钊、李贻燕、程时煃等任讲习员。邓萃英掌校后，由于重视高师的学术建设，所以和陈宝泉一样，也十分重视学校图书馆的作用和建设。在他看来，图书馆乃是供学生“课内参证”、课外自修、研究的重要场所和实施“自动教育”“设计教育”的必要教学设备。基于对图书馆作用的认识，1921年暑假，邓萃英在陈宝泉、李大钊、王文培、程时煃等人的支持下，继续组织图书馆讲习会，聘请戴志骞和沈祖荣开展“图书馆学术讲演”，介绍图书馆的组织法、管理法、分类编目等，使“图书馆学”为更多的人所认识。而也正是基于对图书馆于教育教学及学术研究作用的认识，掌校期间，邓萃英亲自筹划，在北京高师兴建了新的图书馆。 建成于1917年12月的北京高师图书馆，因为是由学校原来各部的少数参考图书“分者合之，散者聚之，借用旧礼堂及史地教员室之楼房”，不仅“场所不适于用”，面积不敷展布，而且“管理诸感困难”[16]，故而，陈宝泉任校长时，曾力图扩充，但因校款竭蹶未果。迨邓萃英长校后，毅然决定拓地兴工，建造一座新的独立的图书馆。在学校经费支绌之时，他坚持从1921年4至9月经费项下撙节三万五千元，并制订了具体的建筑计划，由戴志骞以及德国、丹麦、美国多国专家共同参与设计施工，于1921年9月奠基，是年冬开始筹建馆舍，翌年10月新馆落成。 新建的图书馆面积为1157平方米的二层小楼，宽敞明亮，楼内设有热水管道，除了有能收纳中西文书籍10万卷的4层书库（分为中、西两书库）外，还在楼内一层设有办公室、目录室、新闻（报纸）室、杂志室和公共阅览室，并配备了全新的桌椅、书架，能一次性容纳500余人阅读。 1922年11月14日，北京高师举行建校十四周年和新图书馆落成纪念。上午的周年纪念式，教育次长马叙伦出席并演讲，随之，邓萃英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其中，他特别就新图书馆落成发表感言：“吾校于经费万难中，筹建图书馆，务望诸位协力维持，共同保护”;虽然所藏图书并不甚多，但却是“年来历任校长、主任、教员等，费无尽气力，始得有此，来处不易，殊不堪再有所损失也”[17]。而在下午举行的落成式上，校长陈宝泉对邓萃英“从校款项下，按月节省，至于今日，克观厥成”的筹办精神给予高度评价，高兴地说是替自己“尝了夙愿”，并认为“新图书馆的落成，不仅是高师一校的光荣，实在是北京首都全体的光荣”，因为它“完全是中国人修的，完全用中国的钱”[18]。与此同时，邓萃英特作《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新图书馆开幕纪念词》，内中他“追思往事，不禁慨然系之”，殷望“后起者苟能善用之，保全之，发挥而广大之”[19]。而为了纪念新图书馆的落成，1923年1月，《教育丛刊》特辟第3卷第6集为“图书馆学术研究号”，其中首篇文章即为邓萃英的《北京高师新图书馆开幕纪念词》。 邓萃英为北京高师新图书馆的建成厥功至伟，正是因此，当图书馆建成时，在它的东北角下的一块方石上书有“邓萃英奠基”五字，后人评曰：这是在邓萃英出席太平洋会议前，北京高师师生为他留下的一方纪念之石。 （三）促成男女同校的实现，促进高师改“大”成功 1.促成男女同校的实现 受西方男女教育平等的影响，早在1919年8月1日，邓萃英在沈阳高师暑期讲习会上发表演讲，即认为“男女子同为国民，即应受同等的训练”[20];10月，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届年会上，他不仅提出《改革女学制度案》，而且在所作的《现代教育思潮与教育行政方针》的演讲中，再次指出，“教育制度由贵族的而趋于平民的”，此乃世界教育潮流之一，战后德法英美等国，多主张教育的自由平等精神，此“愈促吾辈之觉悟”[21]。12月27日，邓萃英又在《平民教育》第12号上发表《论中国女子之不平等》一文，主张男女应接受平等的教育;是年12月和翌年3月，他还先后在《北京高师教育丛刊》第1集和第2集上发表《改革女学制度议》和《覆高师同学论“女子问题”书》，提出“男女教育，理论上、实际上，均不应为严格之区别”，特别是在共和的民国，“男女皆有受平等教育之权利”，对接受教育者“不宜歧视之”。基于以上认识，他不仅主张国民学校、高等小学校、中学校应该男女共学，而且呼吁高等师范学校和大学也应该“同校同班”。[22]在他看来，“今日女学之所以难发达，女子职业之所以不振，女子在社会中所以无相当地位，其最大原因，非在男女不平等，乃在女子不自由”;而“我国女子求学自由、执业自由尚不可得，遑问其他”[23]？ 在以上思想指导下，邓萃英执掌北京高师后，顶住方方面面的压力，决定在1921年暑假，在北京高师招收女生。当年，在558名考生中，有25名女生报考，最终，录取男生35人，女生6人。在所录的6名女生中，除一名由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博物部转来上课不久即回原校外，其他五名刘光沅、曾繁顺、阮淑贞、黄志瑜、何镇楚均顺利入学，其中刘光沅（1925年英语系毕业）、曾繁顺（1925年英语系毕业）、阮淑贞（1925年数理系毕业，1927年数学研究科毕业）在日后完成了学业。为了纪念北京高师历史上这一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在邓萃英的支持下，10月25日，《平民教育》特辟第40号为“男女同校教育问题”特号，刊有黄公觉《各国男女合教之概况》《男女合教所根据的理由》、常道直《男女共同教育谈》、曾作忠《美国男女同校的历史》、曹配言《北高招取女生的经过及感想》等文，为大学男女同校倡而导，更为北京高师男女同校鼓且呼。这样，北京高师成为继岭南大学、北京大学、南京高师、大同大学等校后最早开女禁的高等学校之一，这一先锋举动，也促使越来越多的女子认识到：“知识是生活的保障，要享安全的生活，先储丰富的知识！”[24] 鉴于北京高师及其附属小学已经男女同校，1921年8月间，邓萃英又本着“使女子多有受教机会”“提高女生程度”和“试办中学校男女同学”的观点[25]，于是年暑假后，在北京高师附属中学亦开放了女禁，招收女生一班，使北京高师附属中学和长沙岳云中学、广州执信学校成为中学男女同校的开路先锋。 2.促进北京高师改“大”成功 1917年9月，在教育部所公布的《修正大学令》中规定“设二科以上者得称为大学，其但设一科者称为单科大学”[26]，此后，“改大”风潮兴起。伴随着一些专门学校的改大成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各国将高师提高至大学水平的影响，至20世纪10年代末，国内高师改大之议亦起。但当时对高师改大的形式，却意见不一。一种意见以蔡元培、郭秉文、许崇清、贾丰臻等为代表，认为应取消高师，将之并入现行大学;一种意见以邓萃英、经亨颐、李建勋、汪懋祖等为代表，主张反对取消高师，并力倡在原有高师的基础上，将之改办为师范大学。 早在1919年10月，邓萃英和陈宝泉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届年会上，就一起提出了《改高等师范学校为师范大学案》[27]，反驳当时将高师并入大学以致取消高师的主张。1920年5月，在《教育与社会》杂志社演说《教育与社会》时，邓萃英又一次强调指出：“高等师范这种学校，有种种理由，非保存不可;要教育发达，非使这校继长增高，著实改良进步不可……不但现在赶造教员时代特别需要，就是将来教员补充完足之后，还是永远需要。”[28]正是基于以上认识，12月24日，在就职北京高师校长的演说中，邓萃英详尽阐述了高师的特征和存在的意义，分析了其和普通大学的不同之处。在他看来，高师?“所造就的是中等学校校长、教员和教育界相当之各种职务，也就是应国内教育界实际之要求，分科准备，拿教育青年作终身职业的人材”，所以，“高师与大学的差异，不在年限的长短，或程度的高低，而在根本上目的不同”;大学专在研究学术，发明真理，而高师是一种广义的职业学校。正是因此，一方面，与大学不同，高师的分科，“全是准照中学需要来的”，所以更应该考虑“社会的经济”;另一方面，高师有她独有的“教育”精神，并附设中小学，所以，在如今“非教育不能救国，而教育界人材又非常缺乏”的情况下，要普及教育，必须“要把高师发扬光大起来”。基于以上分析，邓萃英坚定地说“高师的独立与提高，有他的稳固的根据与充分的理由”，即便是“改称为师范大学，其特有性质还是存在”。[29]正是因为邓萃英的讲演阐述了高师的独立性和改大的必要性、重要性，所以这篇激情又务实的演说词，1924年被在北京高师任教的汪懋祖所编的《师范教育问题》一书收录，并改名为《高等师范教育之意义及其价值》。此后，在他担任北京高师校长后，邓萃英不仅坚持师范学校的独立性，反对高师并入大学的观点，而且坚持将北京高师改办为师范大学。如1921年10月，他在《学制改革案》一文中，即强调指出，应将“高等师范改称为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为培养中等以上之师资及教育界专门人才而设”;师范大学不仅本科入学程度与大学应该相同，而且给予的学位标准也应与大学无异。[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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