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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高等教育国际化特征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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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盛兵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与国际化。通过研究发现，对外开放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政策，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国际关系的轨迹是同步的，其特点是由单一向综合发展，并逐渐实现从跟跑到并跑与领跑。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本研究无意将新中国成立70年来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做一个历史的梳理，主要是从整体上考察新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思想、特征和趋势，以期以一种简洁和概括的方式来阐述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对外开放一直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政策

在常识中，人们认为只有1978年后才开启了改革开放，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而之前是闭关自守的。实际上，除了少数几年外，对外开放一直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政策之一。这是一个必须纠正和重新确立的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基本认识。如果把新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分为“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前、“文革”和“文革”后三个时期来考察，除了“文革”期间有几年中断外，对外开放一直是高等教育的主要政策。

在“文革”前17年中，1957年以前我国高等教育是在美国对我国进行封锁的国际背景下以苏联为师，全面开展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学生交流、教师交流、大学办学模式和课程的学习与引进。这一时期，我国派出的留学生数量众多，国际化程度高，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罕见的。1949年—1956年期间，我国共派出各类留学人员（含与苏联援建的工业项目相关而派出的实习人员）约1.6万人，其中约91%是派往苏联的，约8%是派往其他国家的。[1]而1954年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总数仅大约为3.5万人。[2]这说明新中国政府对建设民主、富强国家的决心和对科学技术人才及国际人才的重视。这一时期，学生国际交流政策是双向的，不仅向社会主义国家派出大量的留学生，而且接受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越南和朝鲜的留学生。1950年—1956年，来华留学生累计达到1，891人，其中来自越南和朝鲜的有1，626人，占86%。[3]为周边社会主义国家培养各种人才。另外，引进苏联专家和接收1949年前出国的留学生，以对新中国经济社会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工业体系，1949年—1957年，我国高校共聘请了苏联专家754人，讲授1，600多门课程。[4]与此同时，新中国政府于1949年12月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负责动员和争取当时在国外的留学生。据统计，当时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约有5，096人，主要分布在美国（3，066人）、日本（1，187人）、英国（460人）、法国（190人）等国家。[5]通过积极的动员工作和相关政策，先后有2，500多名原在欧洲和北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工作，[6]包括邓稼先、朱光亚、华罗庚、梁思礼、钱学森、李四光等一大批杰出科学家，为我国的“两弹一星”、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7年后到“文革”前，在中苏关系恶化及苏联撤回全部专家的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工作开始调整方向，由面向苏联及其联盟转向欧洲、非洲、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及周边国家。在政策上，我国政府重申“留学生工作，在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历史任务中，是一项重要工作。同时这也是外事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加强同兄弟国家的友好团结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有着重要意义。”[7]在学生国际交流上，在继续向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的政策下，加大向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的力度，不断吸收外国先进科学技术。从1957年到1965年，向意大利、比利时、瑞士、瑞典、丹麦、挪威等国家派遣200余名留学生，主要学习外语和科学技术。同时，我国接受来华留学生工作超过了前期水平。通过实施接受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英国、美国）留学生的多边政策，该期间的来华留学生数达到了5，200多名，[8]使得我国接受留学生的国别和数量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文革”期间，我国教育遭到了极大破坏，前六年停止了高等教育对外交流，在外留学生被召回，不再派出留学生，也不接受外国留学生和专家。1972年，随着中美建交，我国高等教育的对外交流逐步恢复。1972年—1978年，我国向49个国家派出了1，977名留学生，接受了来自72个国家的近2，100名留学生（1973年—1976年），[9]并执行了向法国、英国、加拿大等国派遣少数学者短期讲学的政策。“文革”后期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工作的恢复与发展，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1978年，改革开放的全新政策开启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黄金时代。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全面对外开放，在充分研究学习国际高等教育模式基础上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和模式。经过41年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已经由边缘走向中心，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重要成员，不仅是世界公认的最大留学生输出国和几大重要输入国之一，而且是高校国际合作办学的最重要国家，SCI论文发表数量也位列世界第二。

综上，除了“文革”时期前六年中断外，对外开放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政策。我国政府始终把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赶超世界科技水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和国际人才的重要手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内容随着国际关系、世界局势和我国政府工作中心转移而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符合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

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国际关系的发展轨迹同步

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与国际关系密切相关，而且发展轨迹非常同步。新中国成立70年来，是我国不断探索不同国际关系的70年，是我国政府为了国家富强和现代化而赢得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的70年。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是随着“文革”前、中、后的国际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 “相互遏制，不动武力”，展开了数十年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苏联奉行“一边倒”政策，加强与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1949年—1956年，仅有29个国家与我国建立大使或代办级外交关系，其中9个是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10个是朝鲜等周边邻邦国家，4个中北欧国家，3个阿拉伯国家以及有非正式的代办级外交关系英国和荷兰。[10]这一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主要面向苏联、越南、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派遣大量的留学生，学习和引进苏联的高等教育体系和课程体系，是一种典型的“输入”型国际化模式。1957年后，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渐恶化，在赫鲁晓夫谋求苏美合作的背景下，我國积极寻求建立与新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打破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的封锁和孤立。至1965年，与我国建交并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达到47个。[11]这一时期，我国除了继续向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外，加大向亚非拉欧等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的力度。虽然向非洲、欧洲派遣和接受的留学生数量少，但扩大了教师和学生交流的范围和影响。

“文革”十年，我国对外关系发生了“前抑后扬”两种极端情况。“文革”前期的中外关系受到极“左”思潮的极大干扰与冲击，“出现严重倒退，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断。中国与其他国家间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急剧减少，实际退出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也不出席国际会议;外贸进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学人员全部被召回国，也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更严重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驻若干国家的大使馆受到冲击，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甚至恶化到降级或中断的严重地步。”[12]1972年后，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得到迅速改善，中国对外关系出现出乎意料的高潮。到1973年底，中国已基本完成同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的建交过程。到1976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达到111个。[13] “文革”前期6年，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处于长期停顿状态，后4年开始向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派遣教育代表团、留学生并接受了72个国家的来华学生，为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与此同时，我国对外关系也进入一个最佳的长期发展阶段。到1982年底，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已达到125个。随着1989年戈尔巴乔夫的访华以及冷战的结束，与印尼、越南外交关系的恢复等，到1992年，我国与世界上154个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同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建立了经贸、科技和文化交流与合作关系。[14]截至2018年8月，与我国建交的国家达到了178个。这一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入黄金时期，无论是在立法、政策、财政还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规模，都达到有史以来最好的水平。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中国留学生，中国成为全球化高等教育的重要成员。

高等教育国际化由单一走向综合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由单一向综合发展。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认识，有如下几种：一是高等教育理念、模式的国际化;二是高等教育活动包括人员流动、课程、研究和合作办学的国际化;三是本土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和外部国际化（External internationalization）。根据这些认识，我们发现新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由单一向综合方面发展。与上述三阶段分期不同，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内容演变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

改革开放前，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活动单一，仅限于人员和课程，并且教师和专家交流也止于1960年苏联专家的全部撤离。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学生国际流动是高开低走，前7年达到高潮，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文革”的破坏，又跌入低谷。教师的国际交流和课程的国际化亦复如此。1949年—1960年，我国先后聘请848名苏联顾问和专家在中国高等教育部、教育部、高等学校、中等技术学校工作。1960年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后，至1966年我国聘请英语、法语、阿拉伯语、日语等各类语言专家共151人。[15]外国专家聘任在“文革”前期终止后，于后期的1975年先后聘请英国、澳大利亚、法国、民主德国四国语言专家17人。在课程上，1952年—1956年我国全面学习苏联专业模式和课程模式，组织翻译出版1，393种苏联高等教育教材，所聘用的苏联专家直接讲授1，600多门课程。1957年，实施了“把英语作为外语教育的第一外语”的政策，尝试实施从资本主义国家有选择地引进教材，以改变单一引进苏联高等教育教材的现状。1963年，从资本主义国家集中进口了一部分工科基础教材。[16]“文革”期间，课程国际化工作也停止了。

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通过41年的探索、发展进入到综合发展阶段，在人员流动、课程、研究和合作办学的国际化，本土国际化和外部国际化等方面都获得了巨大发展，举世瞩目。在学生国际流动上，我国不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而且是世界上三大留学目的地之一。2018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66.21万人，来华留学生有49.22万人，来源地从1978年的72个增加到2017年的204个。从1978年到2018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85.71万人，其中153.39万人正在国外学习和从事研究。[17]中外合作办学是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突破，1995年颁布《中外合作办学暂行条例》，截至2019年6月，全国经审批机关批准设立或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计2，431个，包含理学、工学、农学、医学、法学、教育学等11个学科门类200多个专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每年招生超15万人，在校生超60万人，其中高等教育占90%以上，毕业生超200万人。[18]在课程和科研国际化上，我国也发展迅速，引进国外先进的高等教育理念、教材和方法，如通识教育模式、卓越工程师、研究型大学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998年开始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工程—“985工程”和2017年开始的“双一流”建设计划，大大推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和教育质量。

高等教育国际化逐渐实现从跟跑到并跑与领跑

国际化不仅是国家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的手段，而且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一样，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國际化也逐渐实现从跟跑到并跑与领跑。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跟跑、并跑和领跑的对象是以欧美为首的发达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赶英超美”一直是我国政府和人民共同的信念、目标和动力。相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我国处在长期并跑和领跑的地位。

与发达国家相比，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部分时间都处在跟跑阶段。“文革”前的17年，我国全面引进苏联高等教育制度、课程、教材，构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不仅如此，我国政府还派遣大量留学生去苏联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聘请一大批苏联专家做高等教育部顾问和高校教师，尽力接收中国海外人才和留学生，帮助建立新型社会主义大学、课程体系，提升我国科技水平、教师水平以及教育质量。不过这一时期，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后期的各种运动，打乱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跟跑的节奏，错失了赶上的机遇。“文革”时期，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受到极大的破坏，高等教育国际化跟跑变成了停止和混乱。改革开放后，我国重新确立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重启“赶英超美”的动力，走上跟跑的快车道。一方面，进行“拨乱反正”，恢复破坏殆尽的高等教育体系、高考和师资队伍;另一方面，实行对外开放，学习欧美高等教育理念、体系，派遣留学生和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实施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启动“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到2003年，我国来华留学生为7.8万人，到日本的留学生为10.9万人，法国为14万人，德国为22.4万人，澳大利亚为23.3万人，英国为24.3万人，美国为58.3万人，我国还是处于跟跑阶段。

进入到“十三五”，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入到并跑以及朝着领跑迈进的时期。在派遣和接收留学生规模、跨境教育、科研国际合作与发表、世界一流大学等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开始势均力敌，并且处于一个高速、加速发展新时代。可以预见，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并跑时间将会缩短，某些领域会提前领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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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新时代如何发展中外合作办学[EB/OL].（2019-08-05）[2019-08-28].http：//edu.people.com.cn/GB/n1/2019/0805/c1053-31276052.html.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卜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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