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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互联网+背景下传统文化翻转课堂评价研究
范文

    杨楠 纪晓丹

    

    

    摘 ?要:随着智能环境的到来,互联网+传统文化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成为我国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微信公众平台作为“互联网+”的重要体现,其传播功能、通讯功能、社交功能对传统文化课堂教学产生了较大影响。文章构建了以教学指标和接受性指标为模型的评价体系,分别采用修订的布鲁姆教育目标分析法、三维目标法和TAM模型,对使用微信公众平台进行传统文化课翻转课堂教学进行了教学效果性评价和工具接受性评价研究,以期为传统文化类课程利用微信等互联移动学习工具进行翻转课堂教学提供科学的评价依据。

    关键词:评价研究;互联网+;传统文化;翻转课堂;TAM模型

    中图分类号:G640 ? ? ? 文献标志码:A ? ? ? ? 文章编号:2096-000X(2021)04-0024-04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intelligent environment,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of "Internet+"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of inherit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hina. A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Internet+", WeChat public platform has great influence on traditional culture classroom teaching with it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functions.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model for teaching and acceptance evaluation system with the revised Bloom's Education Analysis method, 3D Objective Method and TAM model.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and tool acceptance evalu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course by using WeChat public platform are studied.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be applied to other traditional culture flipped classroom'sscientific evalua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evaluation research; Internet+; traditional culture; flipped classroom; TAM model

    近年来,随着对学生素质教育要求的全面提升以及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愈来愈高,传统文化教学被重新提上日程。配合智能环境的到来,传统文化教学一改过去局限在课堂需要教師“口传身授”的教学模式,开始利用微信公众号等移动终端平台配合翻转课堂进行教学,实现了教学的及时反馈与提升[1]。然而,目前只有较少涉及利用移动学习工具进行翻转课堂的研究[2],这些研究也大多集中在为英语、语文等主要学科提出课堂解决方案,并努力建构模型以指导教学实践[3],文化素质类课程的研究较少,对教学效果的评价几乎没有,故本文试图采用修订的布鲁姆教育目标分析法、三维目标法和TAM模型,对使用微信公众平台进行传统文化翻转课堂教学进行评估,尝试建立评价系统,以期为传统文化类课程利用微信等互联移动学习工具进行翻转课堂教学提供科学评价依据。

    一、现有翻转课堂教学评价研究述评

    对翻转课堂进行评价主要用来诊断学生、教师对新教学手段的接受程度,说明教学的实施,把握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和课堂实施状况,评测教学效果,从而实现教学的系统性、过程性和发展性。在具体进行翻转课堂评估内容时,由于构建翻转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既要处理好评价与学习成效之间的关系,又要将课程设计、教学项目的策划、教与学课程评估的思想进行整合,并贯穿到翻转课堂教学,因此对于翻转课堂的评价模型,研究者普遍结合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提出针对课前、课中、课后的全过程评价体系[4],按照全过程的要求,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均包括了课前学习材料、课堂教学过程、教学效果三个方面[5]。蒋立兵等(2016)继续深化了上述评价体系,提出翻转课堂的教学评价应该突出发展性评价,强调过程性评价,体现表现性评价,教学过程与结果并重,确定了以课前学习、课堂学习、课后学习、学习结果为评价标准的一级指标[5]。还有学者进一步深化研究,引入CIPP等理论,从背景评价、投入评价、过程评价和成果评价四个方面切入构建指标。

    总结看来,现有指标体系已改变传统教学评价无法适应翻转课堂新教学手段的情况,普遍关注课程教学的全过程评价,但对“互联网+”背景下翻转课堂教学效果研究不够深入,没有考虑微信公众平台等移动学习工具的特点,评价内容仅满足于主流教学科目之中,对素质类教育课程关注不够。因此,本文主要针对传统文化的翻转课堂教学效果性评价和工具接受性评价进行了研究。

    二、互联网+传统文化翻转课堂教学效果性评价

    只有在教育目标明晰的前提条件下,学习效果才能够被系统评估,目前主流教学评估通常使用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法(Learning Taxonomies)及其修订版来阐述分析学习效果。布鲁姆等认为认知维度包括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由于知识采用的复杂性,基本学习目标可以按照层次的方式排列,在达到应用、分析、创造等更高层次之前,必须达到记忆和理解的基本目标。在套用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法和其修订版的内容后,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翻转为课前侧重于识记与理解等低级思维,课堂上重视创新、评价与分析等高级思维[1]。教师上课的重点转移到了应用、分析、评价以及创新等高级层面,形成倒金字塔结构。布鲁姆的教学概念中的应用、分析、综合及评价四个较高层次的认知水平更能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需要。

    然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评估单纯套用布鲁姆的教学分类法进行评价是不充分的,因为传统文化教育“不仅能够帮助孩子掌握传统语言文字,更能够形成文化上的认同”,把一个自然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中国人,变成一个自觉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2]。传统文化教育本身既包含语文、历史、道德等方面的知识性建构,又包括传统文化艺术等素质教育课程,是一个集综合性、审美性、知识性于一体的教学过程。想要对其教学效果进行系统性评估,单纯依靠布鲁姆教学分类法中的评价分类(如试卷考试)无法衡量其潜移默化的“育人”作用,因此有必要构建既适合翻转课堂又适合传统文化教学的评价指标。

    (一)互联网+传统文化翻转课堂教学效果性评价指标构建

    在探讨素质类课程的评判标准时,蔡觉民(1999)提到了音乐课程的评判目标应为体验目标、内容目标和过程目标的三维目标,因艺术的共通性,传统文化课程教学同样适用于该课程目标,因为艺术类学科最重要的学习结果是非预期的、创造性的内在性的[1]。其中体验目标是指人心理在课程中与传统文化课程相互作用下产生的感受,主要是情感的体会和表达,是一种在心理上体会“作者”的情感共鸣,使学生体验、理解传统文化创作者的心理状态,以此达到心领神会的功能。内容目标体现为在教学时间内所要习得的知识和掌握的技能,比如京剧剧目的历史、基本知识以及动作技巧等,内容目标可以通过布鲁姆的修订版教学目标分类进行细化评估。过程目标则指代为达到体验目标和内容目标而培养的良好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比如为习得传统文化而具备的集中注意力、热情投入等行为习惯。

    综合套用修订版的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法及艺术类课程的三维目标,本研究概括地列出了与中小学传统文化课程相关的课程性评价体系。其中内容目标包括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与创造六个二级指标,记忆主要包括能否牢记知识点、习得掌握某种技巧、手法等;理解指标包括作品产生的背景、典故、社会影响的进一步深化理解;应用指标主要包括是否能够说出同样类型人物的表演方式方法、审美元素在其他作品中的表现有哪些、作品体现的人物品格、精神等都有哪些;分析指标则进一步对作品的组织结构、排列方式、故事情节、冲突性等内容进行拓展性分析;评价指标体现学生对本节课程的自我认识,包括对课程内容的看法、见解、对课程精髓的把握;创造指标主要体现学生的综合再创造能力,包括是否能以所学内容为素材进行艺术再创造。体验目标包括形态体验和情感体验两个二级指标,其中形态体验主要是对作品节奏韵律、结构要素等方面的心理感知;情感体验包括对作品体现的情感冲突、场景、情操所带来的心理感受。过程目标包括参与态度和参与能力两个二级指标,其中参与态度体现学生的上课态度,包括集中注意力、积极反馈、主动交往及热情投入等情况评估;参与能力体现学生对传统文化课程进行学习活动和效果的自评价,包括学生是否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过程、是否具有创新能力等。

    (二)分配指标权重

    由于传统文化教学的多样性,其教学评价指标的权重并非本文研究重点,但为了保证客观、完整性,本文采用专家赋值的方法确定了一套指标权重,以此为依据给使用者以启示。研究首先请具有副高职称或博士学位,從事传统文化教学以及翻转课堂教学实践研究的五位专家各自给“内容目标”“体验目标”“过程目标”进行权重赋值,然后通过均值计算,分别得到这三个指标的权重;再依各自给出的二级指标的权重进行均值计算处理。

    其中专家打分认为对于内容目标、体验目标和过程目标三者之中体验目标最为重要,占到45%的比重,内容目标为30%,过程目标为25%。可见对于传统文化教学而言文化作品的形态体验和情感体验是专家比较看重的,这与传统文化教学过程中强调审美教育与道德情操等内容相关。就二级指标而言,在翻转课堂教学过程中,由于记忆与理解都在课前完成,专家普遍认为重要性较低,仅占2%和4%,而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情感体验应作为最重要的部分,占所有指标权重的30%。因此,在准备传统文化教学课程时,也应将情感体验作为教师教学的重点内容加以拓展和深化。

    三、互联网+传统文化翻转课堂工具接受性评价

    仅构建传统文化翻转课堂的课程评价体系不足以分析互联网+传统文化教学的效果,因为对于“互联网+”的接受程度,是无法使用课程相关评价完全得到的。接受程度又与课堂的教学效果密切相关,因此在分析了教学效果性评价后,对于互联网+传统文化教学的工具接受性评价也必不可少。

    (一)TAM模型的适用性

    某种技术的使用通常取决于对该系统的接受程度[1],因此通过建立一种技术接受模型(TAM)来判定技术的接受程度是有必要且可行的。TAM的基本思想是使用者的意图(UI)将会影响技术的实际使用,而意图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由于技术接受模型理论比理性行为理论更具有解释力,自TAM模型提出至今,与TAM相关的研究已由最初的电子商务和移动网络研究领域,向网络学习系统、信息技术能力、在线学习环境等教育领域转化。在教育信息技术方面,TAM模型已经被用来发现远程网络教育中的影响因素[2],由于教师和学生对使用微信公众平台的接受度极大影响着传统文化翻转课堂教学效果,因此使用TAM模型分析法,对影响因素权重进行检验,可以进一步改进课程设置。

    根据TAM模型,如表1所示,主要包括相关技术的感知有用性(PU)和感知易用性(PEU)以及社会环境、态度或工作相关领域的因素。其中,感知有用性(PU)是指使用了该系统对于工作、学习的提高程度,感知易用性(PEU)指代系统使用的容易程度。而运用微信公众平台等新媒体进行教学过程中,其推送内容的娱乐性是吸引学生的最主要方面[3],感知愉悦感(PEn)主要是指在接收到所推送内容时,学生接触多媒体内容所感受到的愉悦强烈程度。因此,本研究构建的“互联网+”传统文化教学翻转课堂工具接受性评价主要包括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感知愉悦性三个主要内容。根据相关定义,本研究设计了接受性评价测量量表,问题均以Linkart5量表设计,希望能够以此为依据来验证互联网+传统文化教学接受性评价的主要内容。

    (二)指标验证

    为了验证工具接受性指标的实际作用,本研究对北京某小学两个自然班59名学生进行了翻转课堂教学实验,并发放接受性评价量表问卷后使用线性回归分析影响中华传统文化微信公众平台的使用意图分别有哪些①,最终结果如图1所示,模型可以解释大概(60%)的使用意图(R2=0.592),说明TAM模型可以在较大范围内解释学生使用微信公众平台的目的。

    从图1中可知,使用意图UI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感知有用性PU和感知愉悦性PEn。其中感知有用性可以被感知愉悦性和感知易用性所影响,但是感知易用性对使用意图没有明显的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感知有用性间接影响,且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之间是负相关关系,表明越简单的操作系统,学生越认为其有用性低,而相对复杂的操作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重视程度。因此,对传统文化微课互联网平台来说,最为重要的两个部分设计应从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愉悦性出发,以感知有用性增加学生的学习效率,使学生明确使用平台进行学习既能够节省时间,又能够高效的学习到内容。感知愉悦性则表明在微课平台设计过程中,应着重营造轻松、愉悦的多媒体内容,使学生以轻松的心态进行学习,以保证学生对微信公众平台使用的粘性。

    四、结束语

    本文对互联网+背景下传统文化教育翻转课堂评价体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教学效果性评价和工具接受性评价应作为评价体系的两个重要方面。其中教学效果性评价综合了改良版布鲁姆目标分类法和音乐教育的三维目标,构建了以内容目标、体验目标和过程目标组成的一级指标和十个二级指标,并采取专家打分的方法,确定了在传统文化教学中,体验目标最为重要。研究还确定了TAM模型,验证了评价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愉悦性之间的关系,并明确了感知有用性和愉悦性作为微信公众平台使用的决定性因素,为今后平台设计和使用提供了更为明确的发展方向。

    虽然本研究对“互联网+”背景下传统文化翻转课堂进行了评价研究,初步构建了相应指标体系,但由于传统文化包含文学、艺术、审美、精神塑造等多个方面的内容,研究选取的样本量较少,因此“互联网+”传统文化翻转课堂是否可以完全套用本研究所创建的评价系统,还有待进行更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注释:

    ①本调查一共得到57份完整答卷,且分析问卷每个部分的信度分别为0.76、0.729和0.622说明问卷的信度较好,可以用来检验工具接受性指标。

    参考文献:

    [1]蔡觉民.音乐教学的三维目标及其实践意义[J].中国音乐学,1999(03):111-115.

    [2]陈明,陆建峰,牛浩.基于深层次学习理论的翻转课堂发展性评价体系的构建[J].现代远距离教育,2017(06):20-26.

    [3]陈莹,仇梅美.技术接受模型(TAM)在远程网络教育中的应用[J].教育信息化,2005(02):72-73.

    [4]范文翔,马燕,李凯,等.移动学习环境下微信支持的翻转课堂实践探究[J].开放教育研究,2015,21(03):90-97.

    [5]蒋立兵,陈佑清.翻转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J].现代教育技术,2016,26(11):60-66.

    [6]李成严,高峻,唐远新,等.翻转课堂教学评价体系研究[J].计算机教育,2015(11):100-103.

    [7]倪毅.基于TAM模型新媒体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J].价值工程,2016,35(36):126-129.

    [8]徐梓.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浅谈国学经典教育之“用”[J].少年儿童研究,2010(18):4-8.

    [9]严大虎,陈露遥,费瑞伟.微信公众平台支持下的适时教学——以“数据库原理与应用”课程为例[J].现代教育技术,2017,27(01):35-41.

    [10]张怡,武小鹏.基于AHP-模糊矩阵的翻转课堂综合评价系统设计[J].现代远距离教育,2018(05):19-26.

    [11]张传萍.翻转课堂的内容分布模式:基于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J].教学与管理,2015(24):79-82.

    [12]Davis F D. A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for empirically testing new end-user information systems: Theory and results[D].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85.

    [13]Reimer B. A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9:2.

    基金項目:本文系北京市教委十三五教育规划课题青年项目“互联网+背景下中小学传统文化教学研究——以京剧微课手机应用为例”(编号:CCIA16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杨楠(1986-),女,汉族,北京人,博士,在站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传统文化教学,社区文化治理;纪晓丹(1985-),女,汉族,北京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历史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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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2 18:4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