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知君者无若我，知我者无若君” |
| 范文 | 摘要： 黄遵宪推荐梁启超为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缘于梁氏的才华、共办《时务报》结成的情谊以及取得的显耀业绩。两人都参与了时务学堂的筹划和实施，以“开民智”为目的，用西方人权、平等思想教育感化学生，激发学生应对民族危机，谋求国家富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其近代公民意识。戊戌政变后，两人虽天各一方，但仍书信交流救国方略。两人互以对方为知己，根源于抱持共同的救国救民情怀与思想主张。 关键词：时务学堂；黄遵宪；梁启超；湖南士绅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8）03-0108-04 收稿日期：2017-11-28 作者简介：阳正伟（1981-），湖南浏阳人，历史学博士，昆明学院社会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政治社会史、明清政治社会史研究。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批志士仁人向西方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一次重要尝试，据变法的领袖康有为言，戊戌变法实起自湖南，“中国变法自行省之湖南起”[1]。在巡抚陈宝箴的倡导下，一些思想开明的官绅竞相举办各种新政，其中较为著名的就是被誉为“国中学校之藳矢”的时务学堂[2]。 当时参与湖南维新的人士中，只有黄遵宪因多次出使外国，对西方器物文明和制度文明有切身体验。正如亲历维新的湖南士绅皮锡瑞所说：“伊亲到外国，较道听者自胜一筹”[3]。而全国维新运动的主将梁启超，也参与到湖南的新政事业尤其是时务学堂中。这段时期黄、梁两人抱持共同的救国救民情怀与思想主张，惺惺相惜，为推动湖南新政竭尽全力，精诚合作。这段时间的合作虽然短暂，却奠定了两人一生友谊和继续探求救国方略的基础，在两人的相交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黄遵宪推荐梁启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 维新运动期间，由于湖南巡抚陈宝箴等官员的倡导，熊希龄等士绅的推动，创办新政事业在全国各省中成效最为显著。梁启超说，湖南维新事务主要在于三个方面：“盖当时湖南新政办有端绪者，在教育、警察、裁判三事”[4]。在教育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创办时务学堂。 时务学堂的创立，最早倡议于湖南士绅。1896年秋冬之际，湖南士绅蒋德钧、熊希龄、王先谦、黄自元、张祖同等人在长沙创设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开局之后，蒋君德钧复议请开设学堂，推广工艺”，即设立学堂作为公司的技术培训学校。这个提议为巡抚陈宝箴同意，于次年1月批准设立，并亲自“命名时务学堂”[5]。 1897年6月，翁同龢推荐久历外交的黄遵宪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兼署理湖南按察使，管理一省食盐的生产和运销，兼管钱谷和刑名。接受此任，黄遵宪是满意且想借此有所作为的。他自幼接受中国传统礼教的教育，早年的思想较为保守。直到1890年4月至1891年秋在英国出使期间才发生改变，“在英国的一段时间，是他改良主义思想确立和巩固的时期”[6]。他此时为所作《日本杂事诗》改订序言，对自己此前出使日本时期附和日本守旧派言论感到愧悔，对日本“已开议会”表示欣慕，明确提出“改从西法，革故取新”的主张[7]。到最具维新气象的湖南任职，正可以让他可以有所施展。“从古荆蛮原小丑，即今砥柱孰中流”，他有感于湖南已由过去落后保守的地区转变成全国维新势头最强劲的地区，因而踌躇满志，很想在此将自己的维新主张付诸实施，“儒生首出通时务，年少群惊压老成”[8]。 黄遵宪途经南京跟在此候补知府的湖南浏阳人谭嗣同交谈，提出邀请《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李维格分任时务学堂的中、西文总教习。1895年9月，黄遵宪参加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的强学会，是为参加维新变法运动之始。二人“昂首加足于膝，纵谈天下事”，“朝夕过从，无所不语”[1]（P568）。康有为此时有未向黄遵宪提及、推介自己的得意门生梁启超，无从得知。但强学会1895年11月被清廷下令封闭后，黄遵宪又在上海办《时务报》，以接续强学会宣传变法思想的工作，委汪康年任经理，1896年3月又“招新会梁启超至上海，始与启超交”[9]，邀请梁启超担任《时务报》主笔。这似是他首度与梁启超相交，此前有无交往则不见于史籍记载。他对梁启超的文笔之佳与救国情怀都给予很高的赞誉，曾对陈三立说：“吾所谓以言救世之责，今悉卸其肩于某君矣”，大有让其取代自己的用意。他还写了六首诗送给梁启超，“守此毛锥三寸管，丝柔绵薄谅难支”，是告诉梁氏光靠办报撰文力量微薄，难以挽救风雨飘摇的国事；“黄人捧日撑空起，要放光明照天下”，是要梁氏担负起民族国家振兴的重任；“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青者皇穹黑劫灰，上忧天坠下山隤。三千六百钓鳌客，先看任公出手来”[8]（P100-102），意在勉励梁氏发挥自己出色的才华，为山河破碎的国家贡献力量。1896年3月梁离京赴任《时务报》主笔，与黄遵宪、汪康年等人一道，短期内即取得显耀的成就。“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2]（P68）与梁氏的这份交谊和梁氏办报取得的业绩，是黄遵宪推荐其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重要原因。 早先倡议建立时务学堂的湖南士绅蒋德钧，当时正在上海机器制造局任职，听闻这一讯息后，也非常赞同黄遵宪的人选建议，致信王先谦、熊希龄等湖南士绅说：“《時务报》西文李主笔，中文梁卓如孝廉主笔，天下通儒也。我西教习聘李、中教习遂聘梁何如？虽程度过高，局面稍阔，必能开风气，造人才，有益于湘”。黄遵宪到湘后，又向巡抚陈宝箴及诸绅推荐梁、李二人，遂顺利地得到陈宝箴等湖南官绅的普遍赞同。熊希龄后来回忆此事说：“查去年初立学堂，延聘梁卓如为教习，发端于公度观察（按：指黄遵宪），建霞、邹沅帆及龄与伯严皆赞成之，继则张雨珊、王益吾师亦称美焉。”[10]（P585）梁氏如此顺利地成为时务学堂的总教习人选，除了他任《时务报》主笔时取得的显著成就已积累了良好的声誉外，也与黄遵宪、谭嗣同、蒋德钧等人的极力推荐、预先营造氛围分不开。 湖南方面答应接纳梁氏后，接下来黄遵宪还要策动梁氏离沪来湘。他写信给梁启超，又写信给《时务报》总理汪康年劝其放人，“学堂人师，为天下楷模，关系尤重，故弟愿公为公谊计，勿复维系之也”[6]（P89）。为了打消汪康年的顾虑，他表示梁启超来湘后，仍可每月为《时务报》撰写一定数量的文章。谭嗣同也受熊希龄之请，致信汪康年加以劝说[11]。1897年11月上旬，25岁的梁启超抱着“湖南新政办有端绪”，可“展其所学”的愿望，终于来到时務学堂，直到次年3月初，他离开湖南去上海养病，在湖南为时5月。在这段时间，他与黄遵宪等人各尽全力，为时务学堂的建章立制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合力创办时务学堂 黄遵宪被巡抚陈宝箴委任为时务学堂“总理官”后，将在日本、英国、美国的出使收获运用于学堂的草创工作，“此举乃发动于廉访黄公度氏一人，所有办学章程、授课科目，亦均由渠参酌东西各国教育制度，一手订定”[12]。他还经常找学生谈话，相机加以教导。唐才常在回忆蔡锷时提到：“按察使黄公度与时务学堂同学联系密切，长约吾辈往官舍谈话，娓娓不倦，态度和蔼，无清代官场习气。”[6]（P90） 梁启超到长沙的第二个月也上书陈宝箴，对时务学堂的开办提出非常详尽周至的设计。他以“广民智”“伸民权”为中心思想，据此他认为时务学堂应扩大招生规模（初时限招120人），对学生因材施教，期以不同效果。他还放宽眼界，着眼于湖南在当时列强环伺之下的自保，提出兴办学堂，开化风气，不可只限于省会，还须遍及全省各地，“必使六十余州县之风气，同时并闻，民智同时并启，人才同时并成，如万军齐力，万马齐鸣，三年之间，议论悉变，庶几有济。而必非一省会之间，数十百人之力，可以支持”。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曰朝廷大变科举，二曰州县遍设学堂”，但这在当时都难于实现。然而借助湖南的“官绅之力”，仍可以在两方面有所作为，“一曰全省书院……改课时务”，“二曰学堂广设外课”。梁启超说：“专学中学不学西学者为外课，用学堂之法教之”[10]（P592），也就是说，“外课”专门研习经史等中国传统学术，而不关涉“西学”。如果这两方面推进顺利，也可以弥补上述两个条件暂时难以实现的不足，“与此二事相去不远”。他还对学堂延聘教师、授课内容、培养步骤、教学方法等表明自己的看法，在教学方法上，他提出“持此法以教之，间日必有讲论，用禅门一棒一喝之意；读书必有札记，仿安定经义治事之规”，即教师通过“讲论”对学生进行启发教育，学生通过写读书“札记”真正将书本知识转化为指导实践。此外，他也重视结合时势对学生进行情感激励，“摩激其势力，鼓励其忠愤，使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己任，以大局之糜烂为身之耻疚”。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他主张施以程度不同的教育内容，以期达到不同的效果，“欲厚其根柢，学颛门之业，则以年稚为宜；欲广风气，观大略，速其成就，则以年稍长为善”。他还提出由官方提供州县学生的路费和生活费，以免除其求学的经济压力。对学生的学习时限、去处与利用，他也有所考虑：“速则半年，迟则一年，即可遣散，另招新班。择其学成者授以凭记，可以为各县小学堂教习”[4]（P131-132），让学成的学生回到本县学堂教育当地学生。 作为总教习，梁启超“于精神教育，亦三致意焉”[2]（P66），在批改学堂学生的读书札记时，常把兴民权、孔子为改制变法的先师、人人平等、清初对汉人的杀戮等作为批语，“春秋大同之学，无不言民权者，盖取六经中所言民权者编辑成书，亦大观也”“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王号无人焉，间有数霸者坐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拜跪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10]（P548-549）。这些言论引起“全湘大哗”[2]（P83），后来顽固派以此攻击他“语多悖逆”[13]（P468）“非圣无法”“创为民主民权之说……风俗人心，因之大坏”[13]（P472-473）。 在黄遵宪、梁启超等人的努力下，时务学堂的经费、校舍、生源等问题都逐次得到解决，培养的两百多名学生大多都在后来的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卓有成就，如领导自立军起义的唐才常、领导云南辛亥起义的蔡锷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湖南的社会风气也更加开化，各地竞相组织新式学堂，传播近代科技文明和思想文化。 梁启超说湖南推行新政的目的在于：“一曰开民智，二曰开绅智，三曰开官智，窃以为此三者，乃一切之根本”[4]（P137）。创办时务学堂，就是为了“开民智”，即用西方人权、平等等思想教育感化学生，激发其应对民族危机，谋求国家富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黄遵宪、梁启超看来，除教给学生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及与西方国家的交涉之道外，更重要的是培养其近代公民意识。对于“开绅智”“开官智”，他们也分别筹划和实施了南学会和课吏堂，以提高士绅、官员的近代意识，也都取得一定的成效。 三、天各一方仍书信交流救国方略 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后，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黄遵宪因受到英、日等国驻华公使的保护而幸免于难，但被罢职回乡。“惊喜读书声到耳，细听仍是八铭篇”“篱边兀坐村夫子，极口娲皇会补天”[8]（P121），他发现家乡的读书人仍埋首于八股时艺，老百姓仍执迷不悟，自己苦心经营的维新运动似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不免惆怅不已。“忍言赤县神州祸，更觉黄人捧日难”，他因而对国家起衰振敝渺无希望神伤不已，与当初寄诗梁启超“黄人捧日撑空起，要放光明照天下”的心态和气势已大不相同。但他并未就此颓靡，“病久忍摩新髀肉，劫余惊抚好头颅。箧藏名士株连籍，壁挂群雄豆剖图”[8]（P111-112），即使久病缠身，差点因推行新政丢了性命，但仍然把列强瓜分中国的“形势图”挂在家里，以警醒自己要等待时机，奋发图强。 黄遵宪怀念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汝亦惊弦者，来归过我庐。可能沧海外，代寄故人书。四面犹张网，孤飞未定居。匆匆还不暇，他莫问何如”[8]（P112），担心梁氏在清朝四处缉捕之下的命运。“风雨鸡鸣守一庐，两年未得故人书。鸿离鱼网惊相避，无信凭谁寄与渠”[8]（P121），感慨长期书信不通，一腔衷肠无人可诉。 从1902年起，黄遵宪终于恢复了与梁启超的联系，此后两人常有书信往来，直至他1905年去世。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刊行《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鼓吹“破坏主义”，“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坏而齑粉之”，即提倡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14]。黄氏对此不同意，写了约六千字的长信给梁，说中国人“麻木不仁”“奴隶成性”“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胥天下皆瞢瞢无知、碌碌无能之辈”，对他们大讲“破坏”“震以非常可骇之论”，将会导致“血涂原野，骸积山谷”非常可怕的后果。他认为和清政府“调和融合”，共御外敌，才是可行的做法[15]。除此之外，他对梁启超的“保教”“保国粹”等主张也多不赞同[6]（P117-120）。这段时期，黄遵宪对亡命海外的梁启超仍寄予厚望，曾对亲友说：“任公为吾振法螺于外，而吾为其结权臣于内。局势有变，则任公归国，而吾出山，维新之业可复”[6]（P126）。所谓的“局势有变”，应是指当时部分地方督抚和立宪派掀起的立宪运动，黄氏寄望于这一运动能够获得成功。1904年末，他写《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仍希望清政府能实行立宪，早开国会[8]（P148）。 1905年3月，黄氏给梁启超写最后一封信，几天后便溘然辞世。他说：“余之生死观，略异于公，谓一死则泯然澌灭耳。然一时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于此而不能自尽其职，无益于群，则顽然七尺，虽躯壳犹存，亦无异于死人。无避死之法，而有不虚生之责”[6]（P128）。一息尚存就要为实现自己的志向不懈努力，否则便“无异于死人”。从上文所述可以看出，他从参与维新事业直至生命的尽头，确实是一直都在追求宪政的实现。 黄氏死后，梁启超撰《嘉应黄先生墓志铭》，是黄遵宪的堂弟黄遵庚请他所写，并说这是黄遵宪的遗志。此文开篇就盛赞维新运动时期湖南的新政及黄遵宪的业绩，“（黄氏）与陈公（按：指陈宝箴）戮力殚精，朝设而昔施，纲举而目张，而其尤为先生精心所措注者，则曰保卫局。”继而追述黄氏一生主要经历，尤其是多次出使国外，习于外交以及文学作品、家庭状况等。末尾梁氏追忆了与黄遵宪的相交相知，“启超以弱龄得侍先生，惟道惟义，以诲以教。获罪而后，交亲相弃，亦惟先生咻噢振厉，拳拳恳恳，有同畴昔。先生前卒之一岁，诒书启超曰：‘国中知君者无若我，知我者无若君”[8]，对这位知己好友的悼惋之情跃然纸上。 参考文献 [1] 陈永正.康有为诗文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568. [2]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83.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湖南历史资料（第4辑）[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 [4] 梁啟超.戊戌政变记·湖南广东情形[M].北京：中华书局，1954：143. [5] 熊希龄.熊希龄集·为时务学堂事上陈宝箴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53. [6] 杨天石.黄遵宪[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60. [7]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自序[M].光绪二十四年（1898），长沙富文堂重刊本. [8]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C].//王云五.万有文库（第二集）[M].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7：107. [9]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黄遵宪传[C].//周骏富.清代传记丛刊·名人类（23册）[M].台北：明文书局，1980：187. [10] 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585. [11]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下册）[M].北京：三联书店，1954：511. [12] 王仲厚.黄公度诗草外遗著佚闻[C]./郑子瑜.人境庐从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150. [13]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折[M].北京：中华书局，1958：468. [14] 新民丛报（第11号）[N]. [15] 新民丛报（第24号）[N]. （责任编辑 陈剑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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