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艺术教育与大学生文化记忆的建构 |
| 范文 | 张赢予 摘 要：文化记忆是一个共同体关于身份定义和文化认同的重要精神生活，文化记忆的衰弱乃至于失忆意味着文化认同的混乱。近年来伴随着大学精神的世俗化、校园文化的娱乐化与数字化，大学生的文化记忆及其文化认同正遭受严重的压抑与肢解。如何激活与存续大学生的文化记忆，确保其中华文化认同的坚固，已成为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大学生文化记忆的唤回与存续有多种形体，而高校艺术教育因其表达的主题与中华民族文化理想气脉相通以及操演的文化记忆传承媒介和实践形式的独特性，使其成为大学生文化记忆存续和文化认同巩固的重要形体。 关键词：大学生;文化记忆;文化认同;艺术教育 一、艺术与文化记忆 在杨·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中，“文化记忆”与“交往性记忆”两种形式是人的记忆力里的基本形式。其时间结构为神话性的史前时代，并通过文化机制进行传承。这种传承形式下的集体共享知识和传承实践便是文化记忆。 高长江先生认为，文化记忆作为一种集体共享的假设和知识，它们不仅如阿斯曼所说的是那些“超越生活之大”的信息，而且还具有R.安克斯密特所描述的“美感性”[1]这类精神体验的元素。因此，文化回忆通常不是采取贫乏的日常文化机制和方式来进行，而是选择特殊的文化形体。这类文化形体通常以艺术、宗教为主体。世界上诸多族群都是通过艺术表现形式、信仰这一特殊文化机制作为载体、召唤回集体都有的文化记忆。我们以中华民族文化记忆传承为例做一分析。 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与艺术文化、宗教文化有高度关联性。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认为古代以色列和古埃及主要是以宗教文化为载体传承共同体的文化记忆的。对于宗教观念淡薄而艺术情趣浓厚的中华民族来说，文化记忆的主要载体则是民族艺术以及具有民俗艺术特征的民间文化。尤其是中国艺术，无论是精英艺术还是民间艺术，无论是诗经汉赋、唐诗宋词、文人画还是乡学私塾的三字经、千家诗、增广贤文以及民间艺人说唱文学;无论是建筑、园林还是工艺以及各种仪式庆典，都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核心信息，民族文化传统都通过这些高级的和大众的语言和形体得到了充分的转述与传承。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以“文以载道”为艺术生产与表达理念的古老文明而言，民族艺术就是中华民族文化记忆传承的主要载体。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说，高校艺术教育就是大学生民族文化记忆存续及其文化认同巩固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公共艺术教育，由于其集体性、实践性、大众性特征，使之成为大学生群体文化记忆承载的主体。无论是中国古典音乐会还是中国革命历史题材剧，不仅重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千年辉煌，把大学生带回到华夏古文明的“梦幻之境”，激发了其民族自豪感、文化认同感以及文化自信心，而且也通过“南京大屠杀”“岳飞”“江姐”等民族创伤记忆的唤回与民族英雄、革命英烈英雄气概的展现，强化了大学生群体的民族（红色）文化记忆以及记忆伦理。特别是在近年来私人化、娱乐化的新媒体在大学生群体的普遍化，一些媒體在商业利益驱动下制造的“国难娱乐化”“国耻戏谑化”、英雄主义滑稽化之文化图像对大学生民族文化记忆、文化认同造成严重肢解这种文化境遇下，高校艺术教育担当着大学生民族文化记忆重构的重要使命。 二、艺术教育作为文化记忆传承的媒介 文化记忆的信息与回忆风格的特殊性，决定其需要特殊的传承媒体。高校艺术教育所以成为大学生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是因为它是文化记忆传承的“理想”化媒体，尤其是它的表演性。这里的“表演”非文化人类学为其设定的内涵，而是一个艺术人类学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学校举行的“五四”、国庆、校庆、“迎新”之类的大型“社区庆典”，还包括学生社团举办的各种文艺活动等。这种公共性的艺术活动之所以优于知识教育，如历史教育、政治教育的文化记忆功能，就在于它的教育空间与媒介的开放性、艺术性。我们可以校园公共艺术活动的重要形式——庆典礼仪为例证明这一点。 从人类文化记忆史的视阈看，仪典作为一种表演艺术，自古以来就是集体记忆传承的主要媒介。无论是社会、族群、家庭记忆，还是集体共享知识的文化记忆，既以仪式为主要载体，亦以仪式为记忆的重要传媒形式。按照德国戏剧美学家李希特的“行为表演美学”理论，正是行为表演通过姿态、服饰、音乐等，在演员和观众身上释放出一种震撼，使人在精神上达到了“美学”的临界经历，使世界重新令人“着魔”[2]。作为一种校园文化和公共艺术活动，高校的庆典仪式与宗教和民俗庆典仪式不同：如果说宗教仪式寻求的则是“与神沟通”的奥秘体验，凡俗庆典的目的是为了如柏拉图所说的使那些“源自祖先的古老习俗重放光辉”[3]，因而其形象更丰富，对那些“过去”的经验也更鲜活。 艺术性具体体现为庆典仪式行为的定型化与美学化。如一般高校每年都要举行的“迎新仪典”，无论是大学生艺术团表演的建校以来的光辉历史，还是各个学院以及其他学生社团呈现的中国绘画、服饰、园林、工艺、茶艺等艺术作品，都创造出一种“文化美学”的媒体效果。文化美学具有一种独特的“社群文化”韵味，不仅与大学生的知识结构，而且与其生命文化、艺术品位、审美情趣高度统一。青春活力、时尚秀美的艺术媒体，感受母校的魅力的自然接合。 校园庆典仪式作为一种公共艺术活动，所展现的文化记忆媒介意义，尤其表现为语言艺术展演这个方面。为了使我们对庆典语言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记忆媒介功能得以充分展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需要对两种不同的语言符号进行区别：语言和言语。仪式语言属于“能言说的言语”——不仅表现为庄严肃穆的文风、定型的语汇系统，而且涌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与大学文化活性，可把大学生召唤到共同体的“过去”，成为对民族的“过去”最有力的招魂。比如，2013年浙江理工大学举办的“国学经典诵读月”启动仪式，无论是《论语》《大学》的集体诵读还是以《离骚》《史记》和唐诗宋词等为题材改编的戏剧表演，都是以古语风韵和大学生语感语习构造句法和叙事的。这些散发着“春秋”味道、楚汉风韵、大唐气象以及校园文化的“文化语言”产生了阿维夏伊·玛格利特所说的那种历史“深描”效度[4]，不仅把“五四”英姿等远逝的世界及其中的某个情境带了回来，而且它的再语境化，即与大学生的智性结构吻合，激活了大学生们脑海中的知识网络结构，也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将我们过去那些模糊的记忆碎片逐渐拼凑为一个有活生生的现在界面。在这一界面上，大学生找到了自己的根系，知道了“我是谁”“我从何而来”，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更加坚韧。 三、艺术教育作为文化回忆的媒介实践 要保持集体文化记忆的恒久生命力，不仅需要合适的媒介，更需要具有一定特点的传播媒体去实际进行展演。根据记忆的规律，从心理学上讲，我们的记忆可以分为“正向”和“负向”两个方面。“正向过程”指的是对于我们的记忆有强烈召唤的一些行为;“负向过程”指的是对于我们的记忆有遗忘化的一些不良行为。前一个之所以为正的，就在于这个过程中的媒介本身不仅具有情感性、审美性特点，更主要的是媒介展演将人的记忆置于具体的情境中。在文化回忆的这一认知原理视角下，我们也可以把高校艺术教育活动看作是大学生文化记忆唤回和存续的独特形体，即它通过仪式的“身体在场，意识在场，情感在场”形式，将学生的生活世界和想象世界借助媒介展演和身体参与、情感体验结合起来，使学生的当下具有了双重时间维度，从而巩固着大学生群体的民族文化记忆。我们不妨从两个方面分析一下校园公共艺术的情境性特征。 （1）校园公共艺术活动尤其是仪式庆典大都与节日有关纪念日溯源来说，第一个出现的节日是岁时节日，最初的目的不是为了在固有的时间里再次出现一个相对的时间，而是为了在这个时间段内出现一个可以加长时间的过程，使其感觉延长化。但随着节日的循环和神话、传说等文化元素的植入，节日被我们人类重新进行了定义，已经不是具体的符号化象征，而是成为生活中的日常行为和记忆。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青年节、国庆节及学校根据自己的历史而设定的节日。 （2）高校公共艺术活动也与具体的实体意象激活并存续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记忆。所谓“实体意象”，指的是大学校园公共艺术活动中展现的那些物象，包括名人遗址、历史人物、先驱人物、师哥师姐们留下的物品，如服装、工具、手工艺术产品等。在艺术活动里，它们已不是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精神实体，通过表演这些物件的“故事”，大学生“看到祖上使用过的器具，人们会在记忆中重温它们过去的使用者的生活”[5]。正像伽达默尔说的那样：人类如何经管着大家的物品的方式，怎样对待历史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人类怎么对待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给予我们资源物体的方式，也就构成了一个真正的诠释学宇宙”[6]。在此之上可也可认为，与高校公共艺术相伴的时间，就是大学生作为炎黄子孙邂逅中华民族“非凡”过去的“梦幻时间”，艺术教育就是为大学生所行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坚信礼”。 参考文献： [1]高张江.文化记忆的美学经验[J].社会科学战线，2020（7）：36-43. [2]爱利克·费舍尔·李希特.行为表演美学[M].余匡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73，279. [3]柏拉圖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75. [4]阿维夏伊·玛格利特.记忆的伦理[M].贺海仁，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33. [5]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M].付铿，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85. [6]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1-20. [责任编辑：杨裕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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