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新中国大学英语教育发展历程、政策变迁及相关研究综述 |
| 范文 | 赵鹏 张辉 【摘要】本文回顾了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大学英语教育的发展历程和期间重要外语教育政策的变迁史，并对此相关的国内研究文献做了梳理和总结。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育；发展阶段；大学英语教育政策 【作者简介】赵鹏（1975-），男，汉族，山西祁县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首都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二语习得、英语语音、外语教育政策等；张辉（1975.08-），女，北京人，硕士，首都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语言测试。 引言 戴维栋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语教育改革，突飞猛进。其基本特点可以用16个字概括：持续高温，飞速发展，成就巨大，问题尤存”。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英语教育，尤其是大学英语教育饱受批评。 “聋哑英语”，“费时低效”，似乎是中国大学英语教育撕不掉的标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几十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研究，但大多数研究是从语言学、二语习得或教学法等方面进行的，从外语教育政策角度进行的研究并不多。中国的大学外语教育直属教育部统管，从语种的选择、大纲的制定到教学目标的定位等各项政策都由国家教育部统一制定。1949年以来，国家教育部针对大学外语教育制定了许多政策，这些政策对中国外语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从外语教育政策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 一、新中国大学英语教育发展历史阶段及重要外语教育政策变迁 笔者根据1949年以后中国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出台顺序，结合历史发展阶段，将我国的大学英语教育分为四大阶段，每个阶段又分为两个子阶段。 第一阶段是艰难起步阶段。时间跨度是从1949年到1965年。1949年到1955年为第一子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围堵，我国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高校的外语教育片面发展俄语教育，英语教育受到极大的压缩和削弱。政务院于1954年颁布《关于全国俄文教学工作的指示》，明确要求高等学校开设俄语课，以便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其后果是英语人才紧缺，俄语人才过剩。第二次阶段为1956年到1965年。从1956年起，各高校逐渐开设公共英语课。大学英语教学在高校逐渐得到发展。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受此影響，高校大学外语教学开始调整。期间的重要文件有：1961年教育部下发的《关于高等学校外语课程设置问题的意见》。意见规定高校的第一外语是俄语或英语。英语第一次取得了与俄语相同的地位。1964年教育部颁布《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明确规定高校公共外语课语种有英、俄、法、德和日语，以英语为第一外语。此后，大学外语教育从以俄语为主的时代转向以英语为主的时代。 第二阶段是被迫停滞阶段。时间跨度是从1966年到1976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高等教育全面瘫痪，外语教育也陷入停滞，这是第一子阶段。第二子阶段始于1971年。1971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次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日也恢复邦交。外交上的重大突破促进了国家对外语教育的重视。1970年至1976年，全国大专院校招收工农兵学员，这一阶段高校开设的公共外语课普遍是英语，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大学英语课名存实亡。 第三阶段是恢复、发展阶段。时间跨度是从1977年到1999年。第一子阶段是从1977年到1984年。这期间的一系列事关外语教育政策文件的颁布，促进了大学英语教育在全国高校范围内的恢复。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1978年，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召开。会后教育部发布《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具体部署了加强外语教育工作的措施。1980年，《英语教学大纲（高等学校理工科本科四年制试用）（草案）》颁布。这是第一份全国通用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198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国内兴起出国热，带动了国人学习英语的热情。1983年，英语成绩百分之百记入高考总分。这些政策文件的颁布，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大学外语教育的恢复。第二子阶段是从1985年到1999年。1985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理工科本科用）》，1986年颁布了《大学英语教学大纲（文理科本科用）》。这两个大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比较成熟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成为了教学指导思想。1999年，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不再分文理科、重点与非重点院校。这份大纲既是对前十几年大学英语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又为新时期大学英语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阶段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87年9月国家教委首次推出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1989年1月推出了大学英语六级考试，这标志着大学英语考试制度的正式确立。 第四阶段是从2000年到2017年，这是大学英语教育加速发展阶段。2000年教育部启动“新世纪网络课程建设工程项目”，现代信息技术首次系统地引入了大学英语教学。可以说，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国家在大学英语教育领域投入最大、改革力度也最大的时期。从2000年到2006年是第一个子阶段，是政策准备和改革动员阶段。这期间的政策文件包括：2002年12月教育部高教司下发《关于启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部分项目的通知》，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正式启动。2004年，《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颁布。2005年9月，高教司下发《关于申报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示范点项目的通知》，并于2006年4月批准了31所院校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示范点项目学校。2006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提高质量全面实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通知》，标志着政策准备与改革动员工作基本结束，大英教学改革将全面铺开。第二阶段是从2007年到2017年。2007年，《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正式出台。该《课程要求》强调要提高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尤其是听说能力和对外交流能力。2007年6月，教育部高教司批准了34所高校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第二批示范点项目学校，从此，一场基于计算机和网络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在全国展开。2018年4月，《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发布。《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也即将正式出台，这两个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的大学英语教育即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既然从外语教育政策角度对中国外语教育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是重要的，笔者接下来就对国内关于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文献进行一个综述。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绝大多数此类研究都是本世纪进行的。 二、21世纪以来国内关于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文献综述 笔者对国内外语教育政策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发现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1.关于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发展历程的研究。文波以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大学英语政策文本为基础，梳理了这一时期的中国大学英语课程政策发展历程，并提出了大学英语课程政策需要改进的方面。张蔚磊分析了外部环境因素与外语教育政策变迁的关系，同时从生态批评角度，分析了制约外语教育生态发展的因素及其成因。李娅玲以人的发展规律、语言发展规律和外语教学规律为维度建构了分析框架，探究了中国基础外语教育政策发展，并提出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外语教育政策发展方略。 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1949年后不同层面的外语教育政策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分析，把建国后各个历史时期的外语教育政策全面、立体地呈现出来，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珍贵而详实的史料。 2.关于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反思和构建研究。胡文仲于 2009年发文，对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进行反思。他在文中总结了我国外语教育的主要成功经验，并指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韩宝成、刘润清探讨了近50年来我国中小学英语教育及宏观外语教育政策的演变，认为目前我国外语（英语）教育政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并指出基础教育阶段外语（英语）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学生心智发展。陈国华认为中国英语教育政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成就明显，造成英语教育高投入、低产出的主要原因是不当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中国外语界的这些泰斗级人物对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反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很多人本身就是建國后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者或亲历者，虽然这些反思不是专门针对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但这些专家对中国外语教育政策问题的剖析和诊断为研究大学英语教育政策提供了重要理据。 3.中外外语教育政策对比研究。傅荣、王克非的研究概述了欧盟语言现状，分析其语言多元化政策及此政策形成的内外因素，同时以欧洲语言教学与评估共参框架为出发点分析了欧盟的外语教育政策及其变化。张建伟、王克非介绍了德国联邦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在其制定外语政策中所起的作用，并分析探讨了德国几项外语政策制定和修改的过程及原因。戴冬梅从多方面考察了法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和教学体系，包括外语教育政策、法律法规、教学体系与实践及师资队伍建设等，并分析了影响法国外语教育局面的重要因素。沈琦通过对中、日、韩三国的国别研究考察和分析，揭示出东亚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的战略特征及未来走向，进而提出了走向大国的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建构方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内学者们在对中外外语教育政策进行比较的过程中，析其利弊、取其精华，为我国制定合理的外语教育政策提供宝贵的经验，也为审视我国的大学英语教育政策提供参照。 总而言之，几十年来，国内学者对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从多个视角进行了广泛而有益地研究和探讨，为后续研究的开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三、结语 本文回顾了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大学英语教育的发展历程，梳理了这期间重要外语教育政策的变迁，并对21世纪以来国内关于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文献做了梳理和总结，希望对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帮助和思路，为早日解决我国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戴炜栋.高校大学外语教育发展报告[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4. [2]文波.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大学英语课程政策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 [3]张蔚磊.从宏观生态哲学视角来解读我国大学外语政策的发展[J].江苏外语教学研究，2011（1）：1-4. [4]李娅玲.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5]胡文仲.新中国六十年外语教育的成就与缺失[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9（3）：P163-169. [6]韩宝成，刘润清.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育回眸与思考（一）—政策与目的[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2）：P150-155. [7]陈国华.关于我国英语教育现状和政策的分析和建议[J].中国外语，2008（2）：P4-6. [8]傅荣，王克非.欧盟语言多元化政策及相关外语教育政策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1）：P14-19. [9]张建伟，王克非.德国外语教育政策研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9（6）：459-464. [10]戴冬梅.法国外语教育政策与教学体系考察[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1），P24-30. [11]沈琦.当代东亚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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