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理论的未来（6）：解释 |
| 范文 | 摘 要：在理论衰落之后，轻易的复苏是不可能的，而折中主义和包容法也难以奏效。因此我们可以思考理论的历史，试着跳出理论，以便从外部来审视它。不过，直到最后我们还是一直想要讨论我们自身变化的这个过程，因为这于我们而言最为重要。但是，那种将形而上学和生成变化联系起来的理论，正是我们走到如今僵局的原因。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抛弃形而上学来谈论生成变化的方法：一种从文化的层面讨论我们如何成为如今这个状态的方法。* 关键词：过程理论；折中主义；包容性；形而上学；生成；解释 从前，理论就是关于解释的。在那些早先的日子里——我指的是弗莱和原型批评时期，理论只要提供语文学所不能给出的阐释似乎就够了。如果说语文学是对文本的阐释、注释或细读，那么原型批评则是要超越文本的。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理论的批评希望提供一种更大的结构，一种文本之外的精神结构，一种集体意识的结构。在这个层面，我们可以说，它提供了一个完全围绕语文学的架构，使得语文学本身可以从崭新的角度来被理解，表明语文学的领域可以拓展、延伸至人类神话制造——作为我们的界定性活动——这个更广大的范围中去。在那些日子里，有一种希望是我们也许可以用弗洛伊德教给我们的对待梦的方式去对待神话制造，通过对神话制造进行同样细致地分析和审视，获得对我们自身更为深刻的知识。 然而，在那时，一个新的梦想——全知的梦想、科学的梦想——取代了过去的希望。那时是结构主义的时代，它后来让位于我们所说的后结构主义。我们从当前的视角去回顾那个时代，需要费点功夫才行，因为那是某个批评梦想成为一门科学的时代。不过我确实想起了当时一位良师益友—— 一名来自捷克的比较文学的研究生。他非常熟悉俄国形式主义，因此知道结构主义大都从哪里来。他曾对我说，批评、理论的全部意义就是最后成为一门科学。当然，那时候大家都对人类学感兴趣。我想，那时候的人们觉得人类学提供了一种将西方思想相对化的方法—— 一种超越西方思想所创造的排外架构的方法，也就是将它与非西方思想的形式在某个层面进行比较，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无法否定它与我们关于世界最基础的假定、我们最珍贵的文化实践是密切相关的。通过这种比较，人类学提供了一种重新思考西方思想的方法。这就是全知的梦想：通过跳出西方思想的框架，人类学将所有思想纳入同一个框架以便分析，仿佛那些思想在时间中冻结，就像其他永恒的結构一样可知。我们可以说，那就是理论相信自己可以成为科学的方法。 理论就在那时坠入了时间，开始专注于整个生成过程。我们已经看到这是如何发生的：通过揭示人类学的种族中心主义。不过我们还没有仔细考察过它是怎样把形而上学带入理论的。实际上，当德里达揭示列维-斯特劳斯的种族中心主义时，他还批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他的目的不仅仅是揭示一个领域的狭窄视角，也是在揭示西方思想的一种基本倾向。为此他感到有必要回到海德格尔那里。德里达通过将对人类学的批评置于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的更大框架中，（我怀疑）他想要让批评具有更大的力量。这一步使得形而上学与理论联系起来。大约也在那个时间，福柯也意识到理论因为与人类学的联系而使自身变得脆弱。与德里达不同的是，他一直回溯到18世纪将词与物等同起来的知识型，试图为拯救理论作出最后的努力，而这样的做法也涉及形而上学。福柯宣称，这种词与物之间的等同关系不仅仅是启发性的，还表达了某种客观的东西：这组关联可以说是描述了实际的事物的秩序。福柯接着试图将这组关联当作一种机制，认为它可以将各种不同的知识联系起来，使它们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从而使全知的梦想成为可能。因此，当这个机制因为不能解释变化而归于失败时，理论发现自己不得不明确地处理生成这个变化，而且——因为德里达和福柯的假定——还要在生成与形而上学以某种方式相关联的框架里处理它。 但是，如果说诸如巴特勒和霍米·巴巴的近期理论形式都是在分析与形而上学相关的一个生成的过程，那么他们的前辈们可能无法预判到，这种分析会走向失败，面临一种僵局。我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如何看待生成有很大的关系：生成不仅是一个从实体走向主体的运动，还是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具体过程。这种看待方式使生成变得更容易被理解，因此对它的分析也就变得更为重要。与此同时，它仍然与形而上学相关，这就意味着，任何对生成的分析不仅仅是处理我们变化的历史，还包括我们在最基础层面的变化，即我们的本质的变化。这当然就使得对生成的分析变得更加困难——充满了我们可以称作本体论后果的风险。我猜想，正因如此才有了让它更加规范的尝试：不仅是对于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生成过程，而且是对于我们希望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样子的生成过程。这一切自然让问题更加难以得到解决——因为如今我们关于生成所说的任何观点都不可避免地充满了伦理暗示。这就是近期理论走入僵局的过程：它仍旧试图解释问题——这意味着在解释生成作为过程发生的时候会接近必然性或决定主义——同时还要坚持自由或自主性，因为害怕不这样做会带来伦理后果。这就是我们如今的状态。接下来的问题显然就是，我们从这里要往哪里去。 我认为，显而易见的是，从现在开始理论不得不要以某种方式涉及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的那个过程。简言之，这比任何其他问题都重要。我们一旦发现自己并没有一种持续不变的本性——罗蒂称之为我们的“玻璃态本质”（glassy essence），我们的探究似乎早晚要不可避免地落到我们走到如今状态的过程上去。但重要的是，这并不是理论一开始就走上的道路。最初，如我们所见，完全没有对于变化的怀疑——在原型批评里没有，在人类学里也没有。仅仅是因为某些思想家，比如德里达或福柯，选择在一个关键时刻将形而上学注入理论，作为强化意识或自我意识的方法，我们才走到了如今的地步。但假如这就是我们如今在理论上的处境，那么我们到达这里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自然的。一种解读方式就是说，最终对于理论而言最重要的是：它与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的那个过程有关，而它越来越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本身就是一个过程的结果。这一切意味着，这就是我们所是——只有作为一个过程的结果才成为其自身存在的某物。理论本身也需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够意识到它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了我们的存在。 但是，如果说理论就是关于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那个过程，也许是时候让理论试着恢复到它最初的位置：不再担心自己具有的规范性、决定性，而是专注于解释。我们已经看到，在很大程度上，近期理论的困境是引进形而上学的结果。我们也看到，谈论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过程而不涉及形而上学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是时候让理论放弃它与形而上学的关联了。毕竟，没有理由能够证明我们必须将它们放在一起看待。而且，也许将它们合并在一起（就像罗蒂的“认识论的‘违背自然性”的观点一样）才是造成麻烦的根源。那么，如果我们排除形而上学来考察生成的话，就会得到类似于文化历史的东西。当然，我们也许认为自己已经见过这样的例子了：柯蒂斯、奥尔巴赫和本雅明。然而，那些理论例证都以不同的方式失败了，没能充分地解决变化如何形成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这恰恰就是近期理论形式试图回答的问题。即便我们试着用不关涉形而上学的方式回答它，考察理论至今所做的事情也是很有益处的。此时此刻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我们是如何成为所是的，我们必须要能够在概念上理解那个过程。换句话说，我们通过一个过程成了我们所是，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感受和思考的方式都有了变化。这意味着，假如我们要理解自身生成的过程，那么我们一定要能够理解那些不同产生的过程。不过我在这里所谈论的过程主要是关于概念的（包括情感的，正如任何情感史所清晰表明的那样）。因此，我们需要理解的就是，这些感受和思考的方式为什么会变化，它们为什么没有保持不变。这意味着我们要理解那些可以用于界定某一时期的情感与思考的结构和内容。由此我们也许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些感受和思考的方式由于没能回答特定的问题而随即被其他视角所取代。通过探究这些发生的方式和原因，我们也许能够获得对于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这个问题的某种更好的认知。（全文完） 翟亮，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英语与比较文学系荣休教授，曾获美国国家人文基金高级研究员荣誉（NEH senior fellowship，1991—1992）。已出版英文专著：《美国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基础》（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7）、《唯美主义：后浪漫时期文学的艺术宗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0）、《约纳森·爱德华兹与启蒙哲学的限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浪漫主义理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6）。主要研究方向为浪漫主义文学、批评理论、19世纪欧洲文学、美国文学和现代主义。 牟芳芳，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外国文学》杂志编辑。主要译作：《好奇的追寻》（阿特伍德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莎士比亞的历史剧》（蒂利亚德著，华夏出版社，2016）。 * 此摘要为《理论的未来》的全篇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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