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党的阳光伴我在教育征途上前行 |
范文 | 刘长有? ?1955年出生,黑龙江省呼兰县人(今哈尔滨呼兰区),研究生学历,中学高级教师,高级政工师。任呼兰县大用中学校长期间,大用中学成为全省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一面旗帜;担任呼兰教育局副局长、局长期间,多次筹备国家、省市农村教育改革现场会,荣获呼兰县第四届十佳公仆,哈尔滨市31届劳动模范;任哈尔滨第一中学校长时,荣获哈尔滨市教育战线建国六十周年具有特殊贡献奖;被省政府批准为兼职督学,特聘香坊区校园文化建设顾问,特聘哈尔滨市中小学校长培训导师团教师,特聘2009年国家留学预科学院国际教育专家;退休后,担任哈尔滨市中小学后勤协会会长,参与了哈尔滨市德强、顺迈、铁路中专民办学校的发展战略研究。 1971年,我高中毕业做了一名回乡青年。毕业直接参加了生产小队劳动,平时愿意和一些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接触,参加集体劳动之余,也愿意抽时间看一些书,经常在田间地头给大家读报,参加文艺宣传活动,关心国家大事。那是1973年8月,当时正值村小学缺一名临时代课教师,经过大家推荐,生产大队同意让我去学校教学。作为村里民办教师,校长安排我教小学二年级语文、数学,担当班主任工作,从此我便踏上了教育这块热土,找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归宿,一干就是40多年。往事如烟,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淡然而去,唯有教育经历的一幕一幕历久弥新,难以忘怀。到了学校后,工作中便有使不完的劲儿,早上班打扫办公室,帮助工友干一些杂活,晚下班给学生补课,向老教师求教,学习教学业务和班主任工作经验,休息日也经常到学校看看,舍不得离开校园;半年后学校工友就和我谈心,说看小伙子表现得不错,工作很肯干,有责任心、正义感,问我想不想入党,我说生产小队就发展我是入党积极分子了,赵文学和吴化坤是入党培养人。就这样我正式成为学校的入党积极分子,学校工友张凤鸣当时还是大队的支委,是我的培养人,赵文学还继续做我的培养人。在沈八村小学我从二年级教到四年级,在老教师的示范引领下,教学业务大有长进,在我班还举行了全乡的数学教学公开课。回想起从教的第一所学校,感受最深的是校长要求严格,工作不留情面,心理压力大,须臾不敢懈怠;有一大批老教师业务精湛,堪称师德楷模,他们都曾被评为松花江地区、呼兰县的劳模教师,因为文化大革命前这所学校是全乡的中心校,位于乡政府所在地,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学校还是全乡的点校,那时乡文卫组的领导和教研员经常深入学校,学校管理严格,教学质量高,每年全乡统考都位于前列;学校活动丰富多彩,师生也经常参加各种比赛。 1975年10月4日,是我最惊喜难忘的一天。经大用乡党委批准,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经组织推荐到双城师范读书,为我们这一批工农兵学员特批解决了组织关系问题,当时从心里深深地感受到了党的温暖,暗下决心不辜负组织培养,不辜负乡亲的选送。在双城师范学习的近一年时间里,我选择了理科班,到校后就开始建校劳动,收拾校园、教室、宿舍、操场,校舍是原双城西北隅二中学校,是一所需要重新整修的老校舍;一切都是师生自己动手清理,挖菜窖,储冬菜,搭地炉,备采暖,平操场,固定单双杠;吃的是大碴粥、窝窝头、土豆条、白菜汤,一周两次细粮,基本是白面馒头,以改善学员伙食。在这种环境下,学员们没有感觉到苦和累,倒觉得很充实,享受到了不一样的学习生活;更重要的是我们带着乡亲的嘱托,怀着求知的渴望,对未来的教育事业充满着信心和憧憬。在这里定期过党的组织生活,作为一名党员,这是进步和发展的象征,我也感到很荣耀。理想和信念是推动人向上的动力,我很快适应了这样的学习生活,一头钻到书堆里,如饥似渴地补偿自己多年的知识缺失,经常是深夜里搂着书睡着了,为了日后工作需要,我尽可能多地去涉猎需要的知识;除研究中等师范教育数理化学科外,更是利用晚上、休息日阅读课外书籍,读了大量的散文与诗歌,还写了很多诗词,与学友切磋交流。双城师范成立了校报,我被选为副主编,这也为后来我跨入诗歌的大门奠定了基础。40多年过去了,2018年我把43年来积累的文稿进行了整理,编辑了我的诗文集,共7册1200首诗词。人的一生不能错过每一次机会,如果把每一个过程都看成是黄金时段,回过头来就是为自己铺设了一条金色的路程。 1976年8月,从雙城师范毕业。我又回到了大用乡从事教育工作。乡里分管教育的乡长找我谈话,说了上学前的经历和表现,毕业后的工作急需,经党委研究决定委派我去唐义学校当校长,听后我顿时不知所措,记得当时只说没做过领导工作,小白担当不了。领导当即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于是我就服从了组织安排,走上了学校的领导岗位。唐义学校是小学戴帽初中,小学5年,初中2年,初三都集中到乡中学毕业班。校址靠村西头,四周植树,没有围墙和校门,村里很少有人到学校,校内十分安静。学校7个班,11位老师,大多都有领导经历,教导主任是文革前中心校长,还有乡办“五七”大学校长,县工农干校老干部,文革前老校长,都是资深的教育人,在这样一所学校里,我是新人。学校距离我家8里路,每天上下班步行要往返16里,赶上下雨天我就得用塑料布把衣服包起来,到学校再把衣服换上,早晨6点从家出发,7点到学校,晚上教师都下班后,我最后一个离校,每天风雨无阻,周而复始。经过一年的努力,全乡统考中我们学校由倒数第一越到正数第二,期末学校联合大检查,我校片上检查第一名。可能是因为家长、社会的支持,村里领导的重视,加之我个人的影响,老师们都有了上进心,焕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学校被评为全乡的先进集体。 1977年8月,唐义学校刚刚有了一点起色,我也正干得热血沸腾,组织上又调我到佟家学校任校长。这个村型比较大,有万亩良田,村里设党总支,下面四个附属屯设党支部,我被纳入党总支的支委。学校设有总校,在李家屯,下面4个教学点,都由总校负责管理,教师多数是民办老师,年岁较大,学历不达标,跟班教学有困难;校舍靠近村东头公路,没有围墙,房屋校舍比较破烂,草苫的房盖,屋内是泥土墙,夏天漏雨,冬天透风冰冷,教室里每堂课都要组织一次学生热身运动,就是原地跺脚蹦,当时社会上形容学校是“弯着腰,拄着棍,披头散发掉眼泪”,那时候上级教育部门号召用“三土一树”(土桌椅、土黑板、土围墙,校舍外四周植树,校园内种植榆树墙)的办法解决办学问题。这里虽然办学环境很差,但民风古朴,有浓厚的尊师重教氛围,屯里的说客管老师叫先生,主动维护学校秩序。村里领导很重视教育,支持校长工作。秋收时节,我们组织全校师生拣粮、拣柴,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改善办学条件;我们还开办了教师夜校,组织教师进修学习,相互帮助,每天晚上都要到10点多钟,一个学期过后,老师们个人业务有了长进,全乡学生统考成绩也有了大幅度提高,各教学点都有了新的变化,党总支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年末还带领班子来学校慰问。 1978年2月,我接到乡政府文卫组的通知,让我到文卫组上班,任副组长,负责全乡的中小学教育教学业务工作。这次调动虽说是提拔重用,但我内心万般不舍,舍不得佟家学校,也舍不得这里的老师、学生和家长,我在这里感受到了乡亲们对老师的尊重,村屯领导对学校的期待,农村孩子对教育的渴望,这是多么难得的乡亲乡情啊,现在回忆起来,还为那时的办学情景而动容。在文卫组工作两年,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浴火重生的炼狱过程,由管理一所学校到面向全乡16所学校,23个教学点,整天忙无头绪,顾此失彼。每学期组织的全乡小学统考以语文、数学为主,都是我和教研员命题,我负责数学试题,刻钢板蜡纸,再印刷,都是我俩合作,一干就是24小时,第二天取卷考试。文卫组在乡政府办公,政府领导时常看到我们办公室深夜灯都还亮着,对我们竖起了大拇指。为了提高全乡的教学质量,我们组织骨干教师去哈尔滨市观摩学习,听特级教师马家沟小学柳玉芳老师和继红小学王凌云老师的课,从而引领全乡教育的整体提升。 1980年1月,正当我组织各校领导进行全乡教育联合大检查之际,大用乡党委书记找我谈话,经呼兰县委宣传部批准,我被调到大用中学,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那一年我26岁,心里没有底,感觉很害怕,如泰山压顶,六神无主,我和书记说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考虑。回到家里后,我饭吃不下,神经也极度紧张,何去何从,不知所措。第二天上班我找到了文教助理,他是文卫组长,跟他商量该怎么办,他说:“你没有退路,这是党委会集体研究决定的,报上级批准的,推翻不了啦,你是一名共产党员,要服从党委的决定,你现在唯一要想的是到中学如何开展工作。我帮你把现有的班子成员做一下调整,你工作一段后再考虑教师队伍如何安排。”就这样,我又走马上任了,2月25日我正式调到大用中学工作。学校有三栋校舍,两栋红砖房草盖,一栋厢房没有房盖,不能使用,学校前面靠近公路,没有围墙,没有树木,理化生实验室教具27件;教师人心不稳,对学校的发展缺少信心,社会舆论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领导的压力也很大,乡党委派我到中学,就是要尽快改变面貌。当时学校老教师居多,我又是大用中学的毕业生,这里有许多老师都教过我,面对这样一支队伍,我很胆怯,也很无奈,一度想打退堂鼓,可又一想,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来了,向党委也做了承诺,就是拼死拼活也要干个样,不能辜负党委的重托。我在大用中学工作了5年,早出晚归,没有节假日,也没有星期天,整个人长在了学校,每逢春节我都留守在学校值班,让班子其他领导回家团聚,家里盖房子就请了3天假,男老师们自愿召集,下班后帮我挖地基,这也是老师们对我工作的一种认可与支持。1982年5月份,黑龙江日报社记者蔡楠对我校的办学情况进行了专访,在县教育局王辉光副局长的陪同下,吃住在学校,听课,召开师生座谈会,还召开了全体教师大会进行鼓励和表扬,并在报纸上做了专题报道,题目是《加紧些,再加紧些》,这种社会影响力对我们领导和老师都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和鞭策。多少年过去了,蔡楠老师的工作作风一直激励我做好校长工作,这次报道也成了大用中学未来发展的加油站。 1983年10月,呼蘭县归属哈尔滨市管辖,11月份,市教育局来呼兰要参观一所农村中学,晚上局领导通知我做好汇报准备,第二天9点多钟,市县教育部门领导都来到了我校,市基础教育处来了两位处长,县教育局来了两位局长,记得当时除了紧张和意外,没有来得及做任何准备,汇报也没有材料,想到哪,问到哪,就说到哪,在我16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围着小火炉,谈到了12点多钟,他们对学校这些原汁原味的工作过程很感兴趣,当即决定,第二年春季开学后在这里召开全市初中教育现场会。经过5年的艰苦创业,大用中学的经验在全省推广,在国家会议上交流,《中国教育报》《黑龙江教育》相继刊发了大用中学的办学经验。全市现场会总结大用中学的经验,概括为“在两差一低的基础上,以四心精神,创造了四个一流”,即学生基础差、办学条件差、教师学历低,以坚定的事业心、积极的进取心、顽强的自信心、强烈的责任心,创造了一流的软件材料、一流的教师队伍、一流的教育质量、一流的学校管理业绩。值得欣慰的是学校的工作得到了老师们的大力支持,学生满意,家长和社会的认可,乡党委和县教育局给予我们充分肯定。每年的中考,我们的毕业生录取中专的比例占全县50%以上;重点中学录取总数是其他乡镇录取的总和;连续5年获得县里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奖励第一名,被荣称为“五连冠”;其他各项工作都获得了市县的奖励。大用中学的教育实践,使我体会到:管理一所学校,尤其是农村落后学校,没有稳定的教育秩序和扎扎实实的教学质量很难令人信服,也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只靠管理好、中考质量高这两方面强项维持局面,也很难有更大的发展。作为校长既要有整体格局,还需要有与时俱进的眼光,才会有更好的发展未来。1982年,当时学校社会声誉很好,在全县有了一定的影响力。是守住已取得的成果不变,还是面对新形势有所突破,我们选择了穷则思变,富则思新的发展路径。当时国家对普通初中学校提出了引入职教因素的要求,学校教育要为农村的孩子毕业后负责。那时候的普通高中招生只有25%左右,剩下的学生多数回乡劳动。我们提出要瞻前顾后两手抓,回乡的孩子要让他们成为家庭的帮手,参加生产劳动的里手,种植业、养殖业的能手,发家致富的带头人。1983年,我应邀参加了在山东省平度县召开的全国农村中学教育改革现场会,何东昌部长做了重要讲话,我校改革办学模式,引进职教因素的经验在大会交流。后来省市、国家相继在大用中学召开了端正办学方向,改革农村初中教育;三教统筹、农科教结合现场会,推广大用的办学经验。那时候改革的一些做法,至今回想起来也适用于现在的课程改革,把办学中的职教因素融于我们提出的劳动教育、社会实践活动、职业生涯教育,自成一体,相得益彰;劳动基地建设也有助形成实验、实习、实践与绿色生态,标本制作与校本课程于一体的智慧化校园。学校早期教育改革积累的经验及丰富的教育资源,对当前的教育创新发展是一笔不可多的宝贵财富。 1984年7月,我参加了全省教育管理干部学院统一招生考试,被哈尔滨市教育干校录取,在教育管理大专班离职学习两年。入学时,我是班级的学习部长,毕业时,我被评为优秀学员,为哈尔滨市的学生争得了荣誉,学校领导说优秀学员可以推荐到市教育局工作,我没有在意,又回到了县教育局报到,到教育局工作后,又完成了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管理本科、研究生学历。工作中我体会到,读书的历程,是一个人教育思想逐渐成熟的过程,本科毕业后,我就有了自己对教育的看法、主张和见解,渐渐地形成了工作思路,在后来教育岗位上得益于学识的支撑,也使我能够走得更远一点,也能为社会多做一些贡献。 从1986年8月到2006年底,我在呼兰教育局工作了20年。从普通科员到副股长,担任副局长12年,局长兼党委书记5年。做视导员时,我参与过全局各类现场会的筹备工作,分别参与了全县德、智、体、美、劳专题现场会材料组织、现场布置、经验总结,我推荐撰写的班主任经验,被评为哈尔滨市十大班主任标兵。 1990年,我由教育局副股长提拔为副局长,因为能力突出,领导交给的任务从来不打折扣,宁可少睡一会觉,不参加社会活动,也要努力争取创造性地把工作完成好;赶上工作忙时,除夕晚上还在写材料,有时通宵达旦,第二天颈椎劳损住进医院,也没有因此影响过工作;上上下下对我工作都比较认可,口碑还好,考核时得了满票。人的前行与事业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努力地探索创造,不计名利、不讲代价,不断地完善自我,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12年的副局长经历,得益于我的老局长栽培、指导和信任,以及言传身教,他离开教育局时,提拔到县人大任职,把接力棒交到了我手里,工作上的支持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事业上的信任和肯定是伟大而神圣的奖赏。跟随老局长12年期间,在他的带领下,创造了呼兰教育一个又一个辉煌业绩,1990年哈尔滨市在我县召开了“端正办学思想,深化农村教育改革”现场会,省教育厅长和市教育局长对会议给予很高的评价,号召全省总结推广呼兰县办学经验,在全市开展创建大用县活动;1996年国家教育部在我县召开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现场会,《人民教育》报道了呼兰农村教育改革经验《拥抱大地》;2001年,全国陶行知教育研讨会在呼兰召开,我县荣获全国两基教育先进县。在实践中,我深深感受到,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事业发展是无限的;一个人的视野是有限的,集体的智慧是无限的,居于局部的眼界是有限的,站在国家、省市的格局来思考是无限的。 2002年,呼兰县委任命我为教育局局长兼党委书记。我在大会上表态,循名责实,不辱荣誉,身先士卒,共创大业。5年的时间里,我一如既往地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而奋斗不已。 2007年1月,我调到哈尔滨市第一中学工作,任校长兼党总支书记。这次调动又是很突然,当时我正在区委信访室研究处理信访案件,区委办公室通知我马上到市教育局,局长找我谈话:经过两个小时的谈话,又改变了我的教育身份,由公务员到事业单位,由局长到校长,又回到了我的学校生涯。1993年时,领导有意调我到市教育局农教处工作,那时副科级可以提升为处级,我没动心,也没有答应。时隔15年,又一次面临这样的问题,回市里工作的机会对我来说不多了,我答应了领导的调动,服从分配,组织的安排就是我的归宿。第二天市教育局党委领导就到呼兰教育局召开班子会,同时接我去哈尔滨市第一中学参加全体教师大会,正式上任校长岗位,呼兰教育局的同仁们都感到很突然,不理解;我爱人在北京,孩子刚从国外回来,对于我去一中工作,也是迷惑不解,我自己也说不通是为什么,也许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来不及想得更多,放下过去,从头做起吧。在事业面前我又一次经历了严峻的挑战,看我还能不能胜任一名校长?在一中工作的4个春秋里,送走了四届毕业生,招了四届新生。在我离开一中前,“百年名校,重振雄风”的目标初战告捷,哈尔滨市委对一中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高考质量重点大学录取率由36%提升到82%,新生质量逐年提高,与市重点校招生分数线拉开了距离;我校的领导和教师相继获得了黑龙江省五四奖章、哈尔滨市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我本人荣获了哈尔滨市建国60年教育特殊贡献奖。 2010年9月,因个人请求,我调转到市招生考试办公室工作,任党支部书记职务,一直到退休。在招考办工作期间,我参与了全市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和区县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我被批準为省政府兼职督学,并带队赴鸡西市专项督导检查;参与了香坊区校园文化建设评审工作,被香坊教育局聘请为校园文化顾问。在我退休之前,2015年市局领导让我去筹建哈尔滨中小学后勤协会, 我当选为会长。这期间,又参与了谋划德强、顺迈、铁路中专几所学校的发展研究,对民办学校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又一个新的课题需要我们去探索。 在教育战线上工作了40多年,历经坎坷,走过了许多艰难的路程,有苦有累,更多的是收获了欣喜和愉悦;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教育的征途上执着地奔跑着,如今思想和精神的获得是人生弥足珍贵的财富,从中得到了组织和社会上的诸多荣誉,也给我的晚年生活留下了幸福的回忆。 编辑/李? ? 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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