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国奥运报道叙事话语的嬗变与思考 |
| 范文 | 张腾 摘 要：通过梳理我国奥运报道的发展脉络，可将叙事话语的嬗变过程分为国家主权叙事、英雄主义叙事、人本主义叙事、娱乐与竞技诉求叙事4个时期。奥运报道叙事话语下的价值取向由国家本位逐渐转向人本位，这源自于中国经济社会进步与国力的不断增强、奥运理念的进步、媒体自身素养与专业化的提高等内外推动力。奥运报道与我国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等要素有着必然联系，有着时代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对中国媒体发展而言，建立具有开放性的可沟通的奥运报道模式，通过奥林匹克价值体系所建构起的对话框架，塑造我国强大、自信的奥运大国形象。 关键词：奥运报道；叙事话语；嬗变；思考；中国 中图分类号：G80-0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8）03-0058-07 Abstract：Through reviewing the developing trail of Olympic report in China，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narrative word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sovereign narrative， heroism narrative， humanism narrative， recreation and competition narrative. The value orientation has shifted its focus from nation-orientation to individual-orientation under Olympic report narrative discourse， which attributes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impetus such as the progress of economy and society， increasing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the progress of Olympic ideas and the promotion of media's self-accomplishment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There is necessary correlation between China's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background. As to China media， they should build a open and communicative model and mould a strong， confident Olympic country through interlocution frame established by Olympic value system. Key words：Olympic report； narrative words； evolution； Consideration；China 作為全球媒介事件，大众传媒正塑造了一个拟态的“媒介奥运”。但国家的政治趋向、文化形态、民族主义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着我们对奥林匹克价值体系的认识，从而使奥运匹克的价值观发生着背离与偏差，影响着媒体奥运报道的原则和话语。话语作为作者用文本所建构的一种有目的的传播行为（米歇尔 · 福柯，1966）[1]，通常从当时既定的价值和倾向出发，以话语形式对事件进行阐释和传播。这就意味着，媒体制造的奥运会是不是真正意义上奥林匹克价值体系所建构起的对话框架中的奥运会[2-3]，中国体育媒体报道的奥运与真实的奥运是否有着本质性的差异？话语作为体育传媒研究中重要的视角，对其研究具有一定实践意义和学理价值。鉴于此，本文选取如《申报》《中国体育报》《人民日报》、网络媒体等代表性的媒介，针对近现代我国奥运报道叙事话语的嬗变过程进行历史学意义的回眸和思考，既是从理论上对我国奥运价值观进行梳理的根源性研究，也是揭示奥运价值观发展的问题和把握奥运报道未来发展方向的起点研究。 1 中国媒体对奥运会报道的历程概要 从1932年刘长春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迄今为止，结合前人相关研究[2-3]，并依据我国媒体对奥运会的报道历程和报道模式，本文认为有以下四个阶段。1）意识形态时期，指新中国成立前后到1984年重返奥运会之前；2）爱国主义时期，指1984奥运会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其中2004年作为重要过渡期；3）公共舆论争议时期，指2004年到2012年期间奥运价值观在社会舆论中产生严重争议时期；4）奥林匹克价值回归时期，指2016年巴西奥运会。各时期呈现出时代的独特性和内在的互动性。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参加了1932年、1936年和1948 年三届奥运会。《申报》开创我国奥运报道的先河。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申报》刊登一系列消息针对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始末以及刘长春究竟是代表中国还是伪满洲国展开报道，仅4天就有7篇报道；并对中国参赛的意义进行着力的叙说。当时田径赛事成为重点报道内容，对奥运会的花絮有所介绍，如8月4日《申报》共刊登一个综合消息和25条电讯稿，其中13条电讯是发布比赛成绩或结果的，其中6条是关于创纪录的报道，但当时大多电讯稿多则100多字，少则仅20字的短消息[4]。1936年柏林奥运会，《申报》除针对我国赛况报道以外，还对各国参赛情况和热点问题进行报道，突出变化就是综合报道和分析评论文章有所增加。该届奥运会《申报》开辟奥林匹克“专版”，但结果却是全军覆没；《申报》对失利的原因和我国与体育强国的差距进行分析，以告知国人我国奥运之路任重道远。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申报》奥运报道总体数量减少，但综合报道和分析报道较多，并首次出现根据广播内容采写大量本报讯，每天约有三四篇；以及由特约记者从前方发回的世运通讯。本届奥运报道模式已突破单纯赛事的描述，评论和快讯等的出现以及信息向深度的发展促使大众开始深入思索我国体育的现状和未来。 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是新中国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由于外界势力干扰和仓促参赛，我国只有一人参加比赛，且成绩不甚理想。国内综合性大报都针对我国此次奥运会参赛过程以及我国受到的不公、荣高棠等提出抗议等进行报道。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由于台湾的参与中国被迫放弃参赛，对此官方媒体没做过多报道。此后在1966年中国官方公开声称离开奥运赛场，并长达32年之久，终在1979年重返奥运大家庭。 国人对于奥运会的真正记忆多始于重返赛场的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也成为中国媒体真正开始关注和报道奥林匹克运动及其价值的重要转折点，至此奥运报道进入快速发展期。进入90年代，媒体的市场化改革以及1995年CCTV-5正式成立和体育电视转播市场的发展，推动了我国体育媒体对奥运赛事的关注。市场化和职业化的背景下，媒体开始认识到奥运报道不仅是重大赛事报道，还是“娱乐的大礼包”，但对此认识尚十分有限。2001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申办极大地推动中国媒体和国人对奥林匹克的系统认知，在“人文奥运”的目标要求下，奥林匹克价值和精神得以在我国快速传播和发展。历经北京和伦敦奥运会对奥运价值观争议的最后洗礼，我国奥运报道框架日趋丰富和完善，在巴西奥运会已看到可喜的一面和获得巨大的收获。 以上报道历程和模式，使我们深刻意识到中国的社会背景、体育环境和媒体自身的发展与奥运报道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多元关系的互动性下，我们对奥林匹克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发生变化，并推动奥运报道向纵深发展。从早期看对奥林匹克的认识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倾向，随着对奥运理念和价值观的认知逐渐加深，奥运报道逐渐回归理性和本质。 2 中国奥运会报道叙事话语的时代特征 考量现代奥运报道历程及叙事话语，有助于把握和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时代背景下的思想意蕴、价值认知，以便在理论上更深刻认识我国奥运报道的发展过程和传播心态。 2.1 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家主权叙事 新中国前的三届奥运报道，使国人对奥林匹克运动和现代体育有了初步的认识，也使我们了解到奥林匹克的文化与精神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过程。纵观《申报》对国内外选手参赛情况和我国参赛意义、失利原因的分析和评论，不难看出当时的奥运报道已具有一定规模，且呈现出稳步发展、逐渐成熟的态势，为国人正确、科学地看待奥运史的概况以及中国与世界各方面的差距拓宽了思路。 对刘长春参赛意义的评价和日本帝国主义阴谋的揭露，鲜明地表明国人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譬如《申报》对《世界运动会中华选手刘长春昨日安抵上海》的报道意义在于，刘作为东北人可向全球宣传日侵我中华，使伪满洲国在国际上不可得合法之地位；国旗首次飞扬于奥运赛场可开创我国运动史上新纪元，通过观摩其他各国竞技水平促进我国体育之发展；胜败非所计。《申报》副刊《自由谈》发文指出 “早晚一天，在中华首都举行美轮美奂的大赛，与世界选手一决雌雄”。对于正值内忧外患、民族贫弱之际的中华民族来说，参赛的意义已不单是体育问题，而是政治和民族情感问题，代表着一个国家存在的象征意义。再如《申报》在《我国全军覆没原因实为到得太迟——舟车劳顿体力不能恢复希望国人努力以雪今日之耻》等中指出“纵观我国赛况相差甚远，皆因我身弱彼强，望国民加强训练和努力”等[4]。针对我国与世界水平差距悬殊原因的报道以及未来体育发展之路等深入客观的评论，则更能激励国人顽强拼搏、奋发自强的豪情。可看出国家求存图强成为当时媒体报道的主要叙事主题和话语。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当时的媒体报道也延续了以上主题。此后整个 20世纪60年代到1975年前后，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的主导话语，基本上都是围绕新中国在奥运会的合法地位这个线索展开的。这也意味着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无论参与还是离开奥运会都是为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可见国家叙事成为当时奥运报道的第一主题和话语。 2.2 从洛杉矶到雅典：英雄主义叙事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中国与奥运关系史中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直至雅典奥运报道更多关注的是拿奥运为国所用，主要采用奖牌的话语框架，“金牌”在此阶段似乎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和唯一。各类报纸、广播、电视等把大幅版面、照片、时段给予获得金牌的运动员，极力塑造其“英雄化”“神化”等印象，奥运报道表现出英雄主义叙事的话语。 面对1984年奥运会成绩超出预期，中央电视台紧急修改报道计划，从原定每天转播40分钟增加到每天转播4小时[6]，其目的就是要在全国掀起一场学习奥运英雄和崇尚胜利者的情绪。媒体往往把奥运健儿塑造成为“民族英雄”和“全民偶像”。如1984年《中国体育报》对许海峰夺得我国奥运首金的报道主题为《突破0蛋新开篇运动健儿扬国威》，无疑旨在使赛场内外、举国上下群情激奋。如李寧在1984年奥运会夺得体操三项冠军，《中国体育报》每期2个版面对此大篇幅地报道；而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无缘奖牌，报道题为《李宁差距太大黯然失色》；再如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体育报》9月21日（第三版）《都是冲着金牌去的》，但面对中国队“出乎意外”仅获5枚金牌，媒体和公众不知所措；就连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在166篇报道中，头版10篇全是金牌相关的报道，134篇赛况报道中仅国内报道就占116篇[7]，民族英雄主导的叙事框架下不知道除本国金牌外，还有什么内容值得报道。可见，运动员获取金牌承载着更多的政治价值和意义。除“唯金牌论”，还有“唯中国论”的刻板印象。如表1所示，中国媒体眼光只放在中国运动员以及中国的强项，报喜不报忧成为一种报道态势，而对外国运动员比赛情况有意无意地忽略，较少关注或完全不作报道。如在八九十年代《中国体育报》等媒介对于国外的奥运报道焦点和视角也都集中于兴奋剂、运动员丑闻等负面报道上。我国主流媒体对于国外那些最能体现奥林匹克精神的新闻人物和事件视而不见，实属缺乏开放的国际视野和大国的气度。对待胜负心态失衡，把赛场当战场，“消灭、干掉、斩获、击毙等暴力词汇在一些奥运报道话语中表露无遗[8]”。 之所以本文把2004年作为奥运报道理念由英雄主义向人本主义嬗变的过渡期主要原因如下：1）奖牌框架发生变化。作为体育专业媒体选取《中国体育报》作为文本具有一定代表性。如表1所示，金牌相关报道在1984年奥运会达到108篇，奖牌框架比例达到60.6%，直至2004年报道发生较为显性的变化降至30.6%，故考虑把2004年作为阶段划分的时间界限。 2）我国主流媒体已有所改观，呈现出一定的人文色彩，但“民族英雄叙事”主导的新闻报道框架仍然占据主流。如2004年雅典奥运，《人民日报》在279篇报道中，关于赛事报道的就占160篇，其中针对我国奖牌相关报道就占100多篇，赛场外报道仅有119篇[7]，但报道框架较以往已呈现出巨大的进步。3）媒体本已摆脱金牌至上的主观努力，但以成败论英雄的潜意识，致使呈现浮躁的报道状态。如中国男篮首场失利之后，某媒体便以《列数哈里斯六宗罪》对其进行全面抨击；随后战胜新西兰队之后，便对大加赞扬；接连失利后又以“男篮找不着北”等标题对男篮进行大肆批评；而在挺近八强完成赛前目标后，该报又用“掀翻冠军，挺进八强”等文章赞扬男篮的表现。媒体的这种急速变脸的可笑现象和摇摆不定的报道理念，一方面反映了摆脱金牌至上和民族英雄叙事的主观努力，同时也反映感性大于理性、主观代替客观的狭隘民族主义仍有遗存。 2.3 北京与伦敦奥运会：人本主义叙事 北京奥运会，媒体的报道角色第一次从客场转向主场。尤其“人文奥运”等理念的提出，中国媒体较以往的奥运报道框架、从内容到模式得到很大程度改观，人本主义叙事逐渐成为北京奥运会报道的主流叙事话语。 2.3.1 媒体报道从关注金牌到关注人 北京奥运会对“英雄主义”色彩和金牌报道的“唯一性”得到某种程度的弱化，普遍表现出聚焦金牌但不拜金的取向，这与以往对金牌浓墨重彩的报道形成了反差。如表1所示，2000年以前的金牌框架比例远超50%，而2008年仅占22.2%。再如2004雅典奥运会，媒体对刘翔夺冠铺天盖地的报道；2008年因其意外受伤退赛全国一片质疑时，《人民日报》事发2天之内5次报道此事，如《不怕从头再来》《仍然是心目中的英雄》等文章积极呼吁公众加强对刘翔的理解和支持；《中国体育报》也发表评论指出，运动员也是人，不是“神化”的、无所不能的英雄，面对伤病我们更应关心和理解。这些主流媒体的通讯和评论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和奥林匹克普世关怀的价值。同时也由以往对金牌的“单情”转向赛场内外对运动员、教练员个人生活的报道，情感报道、奥运精神、个性报道等，充分体现出人文报道的理念和较浓的人文关怀。 2.3.2 从本土化走向宽泛框架 相比以往中国运动员独霸重要版面的“刻板印象”发生重大的变化，奥林匹克文化传承性所采用的宽泛性报道框架逐渐占据上风，体现出中国媒体的一大进步。如《中国体育报》在2004年以前，本土框架所占比例平均都在80%左右，而北京奥运会本土框架降至55.5%，表1所示。北京奥运会《人民日报》采用宽泛报道框架，突破以往只对中国夺金项目和人文风情的关注，将目光转向了国外，每日中外选手的数量几乎各占一半并列出现在头版中[9]，体现出我国媒体所具有的人文意识和平和、自信、包容的心态。除对国内外的赛况报道外，对东道主文化、开闭幕式、赛场花絮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文风情也多有报道，如《中国体育报》还开设了《奥运360度》《美食奥运》《读者点题》《家乡热线》《名人茶座》等栏目，还报道了《北京街头求购奥运门票的外国游客》《德约科维奇乐享奥运生活》等，这与以往奥运会期间对金牌强烈关注的报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报道首次对获得奖牌的小国运动员极大关注，讲述他们在奥运赛场上自我拼搏、勇于超越的故事，充分体现奥运报道角度内外兼顾、注重平衡的报道态势。 2.3.3 從英雄主义走向推崇精神教育 参与和超越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和精髓，也是媒体北京奥运报道所采用的主线。诸多媒体开始摆脱金牌至上和民族英雄叙事的主观努力，获得金牌要报道，取得突破也是一种胜利，并开始学会从细节捕捉中寻找和体现奥运精神的报道视角。如《中国体育报》仅对北京奥运赛场外的相关报道就达到360篇之多；《人民日报》奥运特刊中，以金牌为主题的赛事报道只占总42%[10]。而对金牌背后的体育精神极为关注，如以《母爱温暖奥运赛场》为主题对体操女运动员丘索维金娜伟大母爱的细节报道，《东帝汶：一名选手的奥运会》、博尔特和菲尔普斯等奥运明星等多次出现在人民日报和央视等媒介，充分体现出东道主国家的一种人文关怀和应有的气度和责任，营造出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和重在自我超越的体育精神。 但同时看到，在北京奥运报道的前三分之二阶段，焦点仍过多集中在我国赛事的奖牌报道上。如费郁红等研究表明[11]，北京奥运报道主题10个出现频率最高的，我国运动员获胜的163篇、失利的58篇、突破的42篇，国外的113篇、赛况53篇、东道主文化28篇、赛事工作及事务50篇，兴奋剂丑闻9篇，共516篇中263篇为我国奖牌报道所占51%，充分说明我国奥运报道框架不尽合理。报道的视角和形式虽有所突破，但也很单一。中国受众主张理性对待金牌的声音在媒体界开始成为主流，国人体育修养正在显著提升，健康的奥运理念正在盛行。但就伦敦奥运会闹的沸沸扬扬的羽毛球消极比赛以及刘翔的退赛两大“争议性事件”来分析，本质隐含着奥运金牌观的矛盾与冲突，反映出体育受众逐渐由非理性向理性过渡，国人对金牌的价值观趋于理智和淡化，但金牌仍旧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这无疑也成为媒体和大众寻求和弥合矛盾、超越金牌，建构共享的奥运理念和价值的关键时期，在享受奥运的同时带来更多的思考。 2.4 里约奥运会：娱乐与竞技诉求叙事 里约奥运会所承载的意义再也不同于以往，呈现的显著变革已让我们看到巨大的收获。奥运媒体报道的外延逐步扩展了新的空间，竞技内涵和政治内涵正在逐渐弱化，报道内容正从传统的金牌导向向更健康和宽阔的体育态度与体育竞技精神转变，大众的关注度正向多维转变。 媒体报道和评论导向都采取比较多元的话语主题，由奖牌框架走向参与、超越框架，其娱乐内涵、情感内涵却在前所未有地丰富[12]。虽强调金牌意识，但也不忘参与意识的宣扬和成绩背后的体育精神、奥运人文精神的挖掘和评论。开始情感欣赏、享受奥运带来的快乐。如“中国首金”历来是媒体和观众关注和热议的话题，但国人对“首金”认为意义重大的占273%，表示有意义的占12.7%，有关注但不迫切的占285%，不在意的高达31.5%[13]，显然国人“首金”热情已经降温且更坦然。中国无人突破奥运首金，媒体一改往日“失望”“憾负”等词语，“恭喜”“祝贺”则成为媒体报道的话语。中国女排顽强拼搏的那股精气神儿，成为媒体宣传、最鼓舞人心的正能量。羽毛球林李大战，媒体为双方都送去祝福。观众对运动员的态度更为包容和宽容，唯金牌论的观点在减少。对没有获得奖牌的运动员的看法：拼搏者都会赢得掌声的网民占67.2%，表示理解的占16.8%，惋惜的占13.7%，责怪的仅占2.3%[13]。如孙杨在400米自由泳决赛中憾失金牌后的痛哭以及在1500米自由泳预赛中带病参赛未能晋级，大家给予极大的鼓励、理解和包容；高人气的宁泽涛首次奥运成绩不甚理想过早出局，大众并没有给予过多的指责，而给予更多的鼓励和支持。曾经以成败论英雄的时代开始逐渐改变，对于金牌和胜负我们的心态更加成熟、理性、宽容。 里约奥运赶上了众媒时代的传播红利，报道内容更加丰富，娱乐元素的崛起，让运动员和观众都更为享受运动和竞技带来的欢乐，国人对奥运的关注点从赛场扩展到生活。奥运视频热播排行表现出轻松娱乐+冠军明星的态势，冠军和明星运动员人气指数高居榜首达73.3%，轻松快乐的奥运话题占60.6%，比赛实况和赛场花絮分别仅占30.2%和27.5.3%[13]（此处和以下皆属多选，各选项之和大于100%）。娱乐新闻挺进了观众关注内容的前三名，比如观众对里约奥运感受最深的地方，洪荒少女傅园慧的“表情包”高居744%，秦凯的赛场求婚31.7%，孙杨夺金41.5%[13]。媒体报道角度更丰富，观看平台更多。 从信奉“唯金牌论”到逐渐转向关注运动员个性（没睡醒的张继科、秦凯的求婚等），我们发现，这些娱乐的美好事件甚至与金牌无关，但却给人以快乐的体验。此次抛弃以往局限于体育赛事本身的报道内容和分析模式，逐步丰富的新闻娱乐化报道形式，回归奥运的本体性阐释，使新闻报道从崇高的赛场中心逐渐走向娱乐、游戏的边沿。奥运报道的变化满足了受众体育信息消费的需求，但同时必须防止这种娱乐诉求在实际运作中发生异化。虽不再唯金牌论，但奥运报道定位既要考虑“深度娱乐”的方式，又要以“社会责任”的视角展现和引领潮流、吸引受众，发挥奥林匹克运动的教育功能。 3 中国奥运报道叙事话语嬗变的思考 3.1 国富民强是奥运报道叙事话语嬗变的背景和基础 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国力的不断增强，是奥运报道叙事话语嬗变的背景和基础。追究根由，“金牌至上”隐含的是中国积贫积弱百年来国民弱国心态的反映。通过奥运会多得金牌来振奋民族精神，显示国家强盛，致使其承载着更多体育之外的内涵、价值与意义。媒体的奥运报道也反映出时代的需要，表现出“唯中国论”“唯金牌论”“英雄主义”等刻板印象。进入21世纪，不断崛起的综合国力让国人精神日益成熟，北京奥运会中国向世人展现出傲人的成就，近几届奥运成绩不断上升已然达到顶峰，民族自信心悄然崛起。但面对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之间失衡的窘境，举国上下都在思索体育的本质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此背景下，国家的金牌意识逐渐淡化，进一步加大大众体育的发展力度，全民健身的热潮使得更多的人对体育有了更直接的体验，在“快乐”原则的驱使下以及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意识形态的双层驱使下，人们对于奥运报道的需求也由单一的金牌信息、赛场信息转变为渴求看到更多金牌以外的东西，如体育情感、体育场外和体育背后的故事。 这种大国心态和内外环境的变化，是奥运报道叙事话语嬗变的必然趋势。奥运报道顺应这种需求日趋多元化的发展方式，报道的视野也从狭窄走向宽广，从局部走向全面，从断面走向立体。奥运在承载一定政治意义的同时，更多的是发挥娱乐的本原价值——每个个体的健康和活力。傅园慧的成功，简单地看是个人之喜，其实这是中国体育之幸。相较之前，竞技结果的功利性正得以客观和降低，而奥运价值观的转变是一个国家国民素质和民族自信提升的重要表现，国人心态开始转变和成熟，而这种理性来自国家的强盛和国民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和运动体验的增强，在这种全新的社会语境下，需重新思考奥运报道的框架和话语倾向。可以说2016年巴西奥运会，媒体报道和观众注意力就体现出这一变化。最受欢迎的奥运报道元素分布在6个维度，比赛实况占62.9%，奖牌排名占627%，娱乐新闻占47.8%，运动员花絮占44%，全景奥运占29.3%，奥运精神占23.5% [13]。奥运赛事的价值也由赛事欣赏到品牌营销，其中赛事核心价值占50.7%、明星效应47.0%、赛事观赏占44.9%、举办国33.4%、体育媒体和体育产品分别占17.4%和12.0%[13]。奥运报道从艺术与技能欣赏及娱乐的角度解释赛事过程，在较大程度上是社会大环境的体现和反映，既受到了人们消费取向的影响，也成为心智成熟的媒体的自然选择，而这一切都源自于我们民族日益增长的自信和自强。 3.2 奥运理念的进步是奥运报道叙事话语嬗变的深层推动力 奥运传播理念的进步，是奥运报道叙事话语嬗变的深层推动力。片面追求奖牌和成绩的思想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金牌观背离了奥林匹克精神的深层价值和体育精神的本质。应该说早期国人对奥林匹克精神和文化都知之甚少，还主要停留在赛事上，如北京奥运会《人民日报》327篇的非赛场报道首次超过319篇的赛场报道[7]。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建设成效的显现，以及通过举办和参与奥运会的契机和深度接触，人们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深层理解正驱使我们建构起符合當代中国文化要求的奥运价值体系。 正如新闻评论历尽2008年刘翔退赛这次大考显得愈发成熟和理性，唯有深刻领会奥林匹克精神背后蕴含的人文价值才能领会奥运会独有的魅力。撕下“民族英雄”“国家骄傲”的标签，运动员首先是作为独立生命个体的存在，奥运精神除竞技性之外，应该有人性的升华，需要有包容、理解和支持等内容。奥运会不应该仅仅成为运动员生命价值和国家民族利益之间的博弈场，而应该是个体价值和国家主体价值合二为一、和谐发展的平台。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理解正不断走向全面，意识上的改变指引着行动上的变化。中国媒体开始以更为全球性的视野来审视奥运报道的框架和模式，通过与受众的交流和自我素养的深化，逐渐理解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价值和人本价值，呈现出对“唯金牌论”“唯中国论”的突破。2016巴西奥运傅园慧现象的出现，说明广大体育受众从重看奥运慢慢转向喜看、乐看奥运；从巴西奥运国人对金牌的态度看，完成了对公众奥林匹克精神教育活动洗礼的运动员和观众，表现出奥运价值和理念的回归。受众认为本届奥运的新变化，唯金牌论减少占39.2%，运动员更个性和享受比赛占38.2%，娱乐性更强31.5%，报道角度更丰富占29.6%，观看平台多占28.7%，赛事享受26.6%，竞技最高赛场仅占23.2%[13]。人们共同享受比赛参与的激情与乐趣，就连刘鹏局长也说傅园慧的“洪荒之力”是对享受体育运动、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奥林匹克精神最好的诠释。奥运报道生动地折射出国人对“人文奥运”理念深刻内涵的认知，凸显了一个民族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全面理解，我国奥运报道叙事话语的嬗变再次佐证奥运理念的巨大进步。 3.3 媒体自身素养与专业化发展是奥运报道叙事话语嬗变的直接推动力 随着体育传媒专业化的发展，以及自身素养的提高和对奥运理念的不断认知，我国奥运报道走向成熟，推动奥运报道叙事话语发生嬗变。 《申报》1932年的奥运报道开创了我国奥运报道史，但到1984年奥运会之前可以说我国奥运报道未能实质性发展。1984年首届奥运会未有任何可借鉴的经验，也没有报道的先例，最初几届奥运报道都是在所谓的摸索中前进。那时体育媒体既不成熟、也不专业，奥运报道的视角、深广度都比较单一，如《人民日报》1992年奥运会时233篇报道中消息就占162篇，通讯30篇，其余为其他体裁[7]，更谈不上栏目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基本上大都是“概念性的奥运新闻”。然而，时代的进步和伴随着媒体的市场化，以及CCTV-5正式成立和体育电视转播市场的发展，媒体产业和体育产业彼此影响下诞生的新兴体育传媒产业迎来快速发展期。它加速了奥林匹克价值在中国的传播，奥运作为赛事报道的分支得到逐步重视和发展。随着商业主义与消费文化的侵蚀，新闻传播出现一定的消费主义倾向，传媒着眼于营造“消费社会”的氛围，大众消费意识决定了媒介唯有以“受者为中心”，满足他们物质和精神消费需求的欲望才能得以发展。这种转变折射出奥运报道思路、策划的内容及报道形式都在不同层面上体现后现代大众化、多元化的信息，突出的表现为以往严肃的硬性新闻必须走向大众娱乐新闻[15]。如傅园慧作为里约奥运会中的一大亮点，媒体的报道和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编辑和记者们要充分满足大多数受众的口味和实现以商业价值为前提，才能达到雅俗共赏走进受众的传播效果。媒介形态也逐渐从口语媒介到数字化媒介主导变迁，带来了消费时代的拟态狂欢，与之相应体育媒介形态变化也带来了受众的多元文化诉求和表达[16]。在这种多元社会文化和科技进步等全方位密切的关联和互动下，体育传媒专业化不断提升与细化，媒体人自身素养也不断提高，我们看到对奥运理念和奥运赛事之外“娱乐和竞技”价值的认识也逐步深化。如《人民日报》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栏目数仅有5个；雅典奥运会中栏目数增至20个，269篇报道中通讯和评论分别占77篇和40篇；北京奥运会时栏目数达到42个，通讯和评论达到新高并首次超过消息，仅对人物的通讯报道就达到259篇[7]。出现泛奥运报道态势，媒体逐渐敢于面对我国体育的不足进行客观积极的深入思考和报道。奥运新闻的专业化之路更加迅速，奥运报道框架日趋完善和丰富。奥运报道叙事话语下的价值取向也由国家本位逐渐转向人本位，体现宽广的报道胸怀和大气的报道理念。 诚然，与国外媒体相比我国奥运报道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应克服以往我国“奖牌工具”的刻板印象，突破“金牌至上”的报道框架，参与和超越应成为奥运报道的主线。作为传播奥运和体育精神的奥运报道，成绩当然要提，但欣赏和娱乐的主题也不能少。加强对人的情感体验、心灵和精神等方面有真正意义的关注和深层次的思考应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具有开放宽容的心态和现代化意识，建立开放性的可沟通的奥运报道模式，努力塑造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提升我国奥运大国的体育人文精神形象。这是中国媒体奥运报道的必需，也是应尽之责。 4 结语 我国奥运报道的叙事话语和视角具有承前启后的渐进性。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奥运报道叙事话语重在强调国家主权和参賽意义；被迫中断到直至重返奥运，国家求存图强的叙事主题始终成为当时的话语。自1984 年我国重返奥运到2004年雅典奥运期间，金牌价值观塑造下的英雄主义形象成为那一时期的媒体景观，这与渴求自强、展现民族自尊等政治诉求有着必然关系。人文奥运等报道理念的提出，逐渐体现出人本主义叙事的时代主题。巴西奥运，娱乐与竞技诉求叙事成为主题，让我们感受到奥运理念的进步和价值观的回归。奥运报道叙事话语下的价值取向由国家本位逐渐转向人本位，这源自于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奥运理念的进步、媒体自身素养与专业化的提高等内外推动力。奥运报道的叙事话语与视角的嬗变有着时代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我国媒体应具有与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全球视野，并将中国文化元素融合到奥林匹克价值体系所建构起的对话框架中，才能通过奥运报道塑造我国奥运大国形象，实现奥运报道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石义彬，王勇.福柯话语理论评析[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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