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日本武道近现代转型中对技击的处理及启示 |
| 范文 | 王晓晨 吉灿忠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考察法、访谈法对日本武道在近现代的转型中技击的处理进行了梳理和提炼，认为日本武道在转型中恰当地扬弃了其技击传统，通过整合使技击成为武道技术体系的共同灵魂，品位提升的行为阶梯，契合现代体育的安全载体、精神教育的职能手段。并在比较学视域下对当代武术发展渴求技击回归的现实进行了审视和呼吁。 关键词：武道；转型；技击；处理；启示 中图分类号：G853/8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4）01-0061-05 以剑道、柔道、空手道、合气道、少林寺拳法、雉刀、相扑、铳剑道、弓道等为代表的日本武道，在国内因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而惠泽国民；在国外则因有着广泛的传播而影响世界，成为东方民族体育中的一支劲旅。抚今忆昔，武道的辉煌与其在近现代的成功转型息息相关，其名称、理念、技术、组织都是在近现代得以完善的。纵览其变迁的历史，大致可分为江户时期的提升、明治时期的衰退、大正至昭和初年的复苏、二战时期的偏离、战后的多元复兴以及战后至今的稳步开展等阶段。武道的重生经历了由术至道、术道并重的蒸腾，然蜕变中始终保持了原本传统武技的注重实战格斗的基本特征：以严格的实战理念为前提，以两人相搏为主要形式，外形朴素，一招一式凸显技击意识。但仔细审视发现，日本武道在从军事技能向现代体育转型过程中，并不是每个时期都强化以技击为文化主导的，譬如江户时期的艺术化倾向、明治初期没落武士为谋生而使武道呈现虚花戏谑的表演性质、二战武道精神的扭曲利用、战后“武士道”禁令下技击的弱化、现代锦标利益下技击的保守等，但总体上并没有真正影响武道围绕攻防技击、实战格斗而与时俱进的传统和结局。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尤其是较之中国武术在现代化转型中对技击的处理时，更具有比较学意义。从深层的文化机制上看，日本是典型的岛国文化，从远古的战国时代至明治初年的“版籍奉还”，这一相当长的时期较封闭，缺少与其他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多元共存，养成了“一种特殊的民族本位意识，表现为强烈的集团观念”。要么你顺从我，要么我顺从你，党同伐异间积淀了技击的思维，形成了基于地域和历史特征的文化传统。但从传统武技到现代体育的转型仅有这种传统尚显不足，转型中武道精英对技击在操作层面有意识的处理也是个绕不过去的关键。他们赋予技击更多的功能和角色担当，使它契合了时代的诉求，在适者生存中营造了技击发展的文化空间。 1技击：成就技术体系的公共灵魂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第30卷第1期2014年2月 王晓晨，等日本武道近现代转型中对技击的处理及启示No.1 2014 “形”与“乱取”是日本传统武技主要技术组成部分。各传统流派中，“形”有着较高的地位。“形”即套路，被认为是前辈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精华，是一种固定的动作程式。其多以两人对练为形式，短则一两个技击动作，长则五六个技击动作的“小组合”。“形”的传承要经历“守、破、离”的三层递进式习练体悟，不仅反复模仿先人的技击动作而且不断琢磨其技击理念，进而追求突破、形成自己风格的技击思想。而“乱取”则是按照一定的规则，两人自由地使用技击动作进行对抗，追求技击效果的表现。“形”的动作结构和节奏与“乱取”技术相近，在“乱取”的初始阶段以“形”的程序来验证技击实效，待熟练之时便可任意组合使用，兼用个体的“得意技”。由于政治影响而广受世人所指道的日本武德会对武道技术体系的改造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武德会为了武道的传播而吸纳各流派精髓制定了统一的“形”，经其制定的剑道的“形”有长剑7本、短剑3本，传习至今；柔道也制定有“投之形”15本、“固之形”15本。但整合和转型的“形”与“乱取”在实践中追求技击的理念依然如故。技击始终是“形”与“乱取”的旨归，是技术体系发展的价值取向。它将各部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合力，使其在转型中相得益彰、日臻完善，保持了东方文化多元属性于一体的整体观。 2技击：提升文化品位的行为阶梯 形而下者谓之器，武道的前身乃是上层武士在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杀人术，属于器层面的生存手段。16世纪40年代火器在日本的出现与普及，覆盖了武技威力，于是武技的文化归属不再仅仅定位于军事。及至武士作为管理层的江户时期，是武道发展的“轴心时代”，它承继了战国时代的勇武之风，武技作为武士身份的象征在“治不忘乱”的理念下依然备受珍爱，一批优秀武士如泽庵宗彭、柳生宗矩、宫本武藏等开始逐步完善其理论，尤其是对其中的攻防技击、实战格斗进行了形而上的思索，沿着格斗就有胜负、胜负就有生死的逻辑，使技击上升到了生死的高度。“凡立足生死的文化，肯定要在哲学中探索原理”[1]。顺理成章，承认社会等级合理性、要求“各守本分”而被当时江户幕府采纳的儒家思想为技击中的“生”提供了“修齐治平”式的积极入世、努力拼搏的哲学态度。而民间普遍接受的佛教禅宗则为技击中的“死”提供了心静如水、澄澈空明、无后顾之忧、全力以赴即使失败也坦然接受最坏结果的直觉顿悟和坦然。柳生宗矩的《兵法家传书》中的“平常心”“不动心”“放心”“本心”以及剑圣宫本武藏的《五轮书》的“空之卷”中所提倡的“空”所追求的境界与此如出一辙。正所谓“击碎生死关头，便见一念不生，前后际断，方能出生入死，如同游戏之场。纵夺卷舒，常自泰然安静，胸中不挂寸丝[2]”。儒家思想和佛教禅宗为格斗中的生死提供了思维活动的认识论及方法论，使生死得以哲学升华。 近270年没有大规模战争的江户期间，武道融摄了当时较为繁荣的和歌、茶道、能乐等的艺术滋养而出现了艺术化倾向，但技击终因成为体验生死的演练、提升了武道品味而没有被弱化，反而成为修行者提高境界、感悟生死的常态化修炼手段。以剑道为例，从流派的系谱考证，江户时期的剑术与战国乱世中挥舞着白刃，以杀人为目的的，被称为“大刀”的格斗术在性格和本质上已明显不同了，实现了“从杀人刀到活人剑”进而“无刀之剑”的心理哲学超越。术者近乎道也，技击在转型中扮演了由形而下向形而上升腾的媒介，成为武道文化品位提升的阶梯。 3技击：吸纳合理主义的安全载体 武道在由武技向现代体育转型的过程中，其角色担当也经历了血腥残忍的杀伐工具到健身修心的手段嬗变，变迁的激荡中追求技击的真实性与人体安全之间就存在着不可调和不可回避的矛盾。追求杀伤力的技击必然会造成武道练习者伤害事故不断，不利于武道在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又不能抛弃技击失去武道根本。于是合理主义扮演了真实格斗与保证人体安全博弈中的调适者，即在技击中加入了合理主义的元素。以剑道为例，早在江户前期，为了解决对抗中的安全问题，山田光德、长沼四郎等就发明了竹刀和护具使剑术回归两两对抗形式的同时保证了直接接触式对劈的安全，使剑道技击的学与练产生了质的飞跃，学习人数大幅增加。此后的剑术名家中西忠藏对护具又进一步改进，使竹刀和护具标准化，同时制定了比赛规则。于是，身穿护具手持竹刀的剑术比赛迅速普及，这种接近实战，真实水平易判的“乱取”塑造了传统武艺体育竞技化的雏形。 成功转型的武道项目都必须认真面对这一课题，柔道也不例外。江户末年，柔道之父嘉纳治五郎将门派众多、风格各异的传统柔术由博归约、博采众长、结合众多柔术名家的心得系统地进行了技术改造，整理为三大类：投技、固技、当身技。嘉纳以其远瞻的现代体育意识将传统柔术中那些譬如掰手指、挤压等对身体安全有危险的动作进行了摘除或保存在柔术的套路——“形”中，而在技击浓笔重彩的“乱取”中杜绝使用，而现代柔道出于安全更是连“当身技”也取消了。着装上也吸收了西服的长处，加长了原来衣袖和裤腿因过短而使练习者肘膝受伤的柔道服，更有利于技击的发挥。而“全日本空手道联盟”则要求比赛采用“寸止”制，即要求在打到对手前一寸处停止，就连由大山倍达创立的极真会空手道在采用不穿护具的直接击打制比赛中也要求不许用手击头，这些都有效保证了比赛和训练的人身安全。综上，技击中吸收了合理主义，使武道的科学化、现代化得到了大幅提升；技击成为合理主义的载体，使武道原本充满暴力和伤害的形象实现了向健康和安全的华丽转身，恰当地处理了武道转型中因技击功用变迁所激发的矛盾。 4技击：实现教育目的的职能工具 作为东方传统身体文化，日本武道体系的现代化成功转型与其在教育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休戚相关。明治末期，警视厅奖武会对警察的刚健廉洁教育、战后对失落民族精神的重塑、效果卓著的当代学校武道、日本人心中浓烈的武士情结等都彰显着武道在教育园地的光辉足迹。1987年的《武道宪章》第一条就明确了武道的目的：“通过以武技为手段的心身锻炼来磨练人格，提高识见，培养有作为之人才。”作为教育的利器，武道中的技击可谓利器的锋芒。实践中，格斗技击的训练往往因其残酷性而使人性变得冷酷无情趋于恶劣，然武道却在技击中揉入教育目的和引领，不但有效规避了技击的本性弊端，而且成功使技击成为教育的职能工具。研究者在日本访学期间，对不同道场的练习者就剑道、柔道、空手道、相扑等项目的习练感受进行了访谈，被访问者因个体差异感受也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武道的教育作用深信不疑，尤其是从格斗教育中受益匪浅。 4.1培养果敢挑战品质的手段 武道教育主要是以两人对抗为主要形式的。其教育者一致认为，只有直接接触身体的对抗，才能充分显示生死关头迎面而上的勇气。文部省出台的《剑道教学指南》明确指出：“剑道技能的核心，就是人与人格斗的技能，因此剑道练习中要以让学生掌握与人对抗的技能为中心。” 两人持刀对劈时，不以巧妙躲闪击中对方为高明，而是以一种不绕不拐、迎面直击的方式为圭臬。“进攻！进攻！”是道场不变的主题；“前进！前进！”是教师指导中最为惯常的用语[3]。柔道也是围绕着两人对抗技术展开，从“受身”开始，先学会被摔倒时自我保护，接着就是进攻的投技和固技以及防守反击技术，简单明了实用，充斥技击思想。两两针锋相对时，必须首先要超越不安和恐慌，至于要在对抗中获胜不仅要有千锤百炼的技术基础，还要有灵活的战术、充沛的体力、顽强的毅力、快速的判断、果敢的行动。一句话，这种技击中培养的勇敢、果断、顽强、挑战自己、超越自己的效果不是其他运动项目能替代的。 4.2砥砺克己仁爱之心的途径 “心、技、体”协调发展的日本武道追求全面发展，“身心一如”理念的深入人心就是明证，意为强调睿智的头脑寓于健全的身体之中。在激烈的两人技击中，直接攻击的是对方的身体，特别需要尊重对手，克制自己、培养体谅弱者之心。剑道的“求胜，但不唯胜是求”、柔道的“精力善用，自他共荣”，其涵义就是最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成就自己的同时也体谅他人。武道修养读物《叶隐》教育格斗者“应成为唤醒大慈大悲的人”，技击首先对付的是自己“心中之贼”。最终整体上要形成对抗中抱有一颗仁爱之心的共识，感谢对手提供了一个检验自己、认识自己、提升自己的机会和平台，即使在残酷的技击中也要彬彬有礼，提倡“有节制的竞争”。从这个角度，技击成为砥砺克己仁爱之心的途径。 4.3体悟人生成败的预演方式 日本文部科学省体育运动青少年局前体育官员木村清人指出，学校武道教育意义有三，首当其冲的就是在与对手直接攻防对抗中体验竞技的乐趣。虽不以胜负为目的，但可以在竞技中体验胜利的喜悦与失利时的后悔。技击之争定有失败和成功，演绎为人生中的失败与成功，技击的这种由器入道的思索使练习者从中可以感悟人生。譬如嘉纳就将柔道分为三种境界：上等为把柔道的胜负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之中；中等为通过练习达到精神修养的目的，能够自如地调整自己的身心；下等则为反复练习攻击和防御技术。深深地从柔道中受益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柔道不是一项技术，是一门哲学，是柔道成就了他”[4]。被日本人称为“剑客首相”的桥本龙太郎也讲：“在道场中，持竹剑巧妙地击中对手的的头部或肋部，在道场外，这种技巧什么作用也没有，重要的是在道场中磨炼出剑之心，即清明、仁爱、刚建的精神，有效地应用到自己的人生中。在道场中播下的种子，要到道场外开花结果。[5]”基于此，技击因能演习、体悟人生又成为教育中最高境界的化育路径。 5启示 日本武道近现代转型中对技击的处理不仅成功规避了技击的暴力色彩与现代社会提倡的和谐、安全之间的矛盾，而且成功地使技击成为武道技术体系发展、品位提升、教育目的实现的载体和依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反观中国武术在其近现代转型中对技击的处理及效果，不禁令人有种“奔逸绝尘而瞠乎其后”之慨。回溯历史，汉唐以降中日武技交流频繁，互为镜鉴；至近代面对西方体育的强势冲击，虽为一衣带水的邻邦，终因文化自信与自觉的差异而效果迥异。就日本武道在对技击的成功处理，武术有着深入考察对方以求史鉴之必要。 5.1学科发展：回归武术的技击 展开中国历史的画卷不难看到，凡王朝末年，处于内忧外患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之时，就会出现武术文化的一次高潮。武术文化常常作为一面民族斗争的旗帜，凝聚着人民的力量，鼓舞着民族的斗志[6]，成为展示民族文化刚健有为性格的表征。基于此思维惯性下，解放初当有学者提出要继承武术“打练结合”的运动特征时而被极左思想冠以“唯技击论”的帽子大加批判，使这些学者噤若寒蝉、谨言甚微。于是“打练结合”自民国以来的实验成果被无差别的抛弃[7]，武术传统因武术发生结构性变异而被改写。技击，作为武术的本质被闭口不谈、淡化甚至阉割。政治以其暴力手段排斥了武术所固有的对抗性运动特征，完成了使武术开始步入竞技体育之路的学科干涉。人们沿用西方体育的范式强硬地将完整不可分割的武术形而上地划分为套路、散手和功法，此三者原由技击的维系而属一体，但技击的淡化，使三者形同陌路，树倒猢狲散，至今没有走出文化模仿的思维。“套路本是为格斗而练习的手段，格斗的消失，使手段成为目的，由后台进入前台，以美为标准，沿着非武化的方向演进，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新的体育形态”[8]。不可置否，随着时代的发展，武术的技击属性不再一枝独秀，被日渐凸显的体育属性和文化属性所排挤。但技击的地位并不是可有可无，它依然是重中之重，是武术体育属性和文化属性得以延展的物质基础，所以武术的发展要真正恢复技击的地位，使功法旨在服务于技击而不再仅仅是健身；使套路创新真正基于技击而发展而不是任何造型和虚花动作都可以附会其中。技击成为日本武道中“形”和“乱取”的灵魂，而使技术体系基于自身特色而浑然一体的成功操作就是表率。对此学界也有着逐渐明晰的认识，譬如有研究认为功法和套路中的技法，如“气、桩功、整劲、短打”等与散打具有很好的互补作用而提出散打的训练要加强这些技法的训练[9]的建议，就是对套路、散手和功法三者整合的理性思考，也是武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三者围绕技击的有机统一才是真正的武术，才符合中国文化重模糊重整体的特点，才会得到普遍的认同。 5.2走向文化：重审武术的技击 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巨系统中一个子系统，浸润了传统哲学、伦理、养生、中医、美学、兵学等领域的精粹而被历来视为品味较高的民族传统文化。近代以来，因西方体育的强烈冲击而出现了文化迷失和路径依赖[10]，异化为体育的支流，价值的判断出现了摒高就低。随着民族文化自觉和内源性动力的渐强，武术也正在寻求从体育走向文化的突围，立足于向“术道合一”的高层次回归。要实现该目的，就不能不重新审视技击的文化价值，因为技击是武术蕴涵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去技击化会使武术难以全面回到文化的高度。譬如技击中的“打是为了不打”体现了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技击中的“先礼后兵”“尚德不尚力”体现了儒家以“礼”为圭臬的教化体系，技击中的“中正安舒”“过犹不及”“不偏不倚”体现了儒家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实践思想；技击中的“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后发制人”等理念则体现了道家思想的方法论；技击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因敌制胜”[11]等思想则体现了兵家思想的精髓。上述等例，不一而足。正如日本武道用技击体现儒、释的灵魂那样，试想武术如果不恢复技击、体悟技击，那么技击对传统文化的融摄又能用哪部分技术体系来彰显？至少武术从体育到文化的品味提升也是不全面的。 5.3重在教育：技击成为教化的工具 技击因充斥暴力色彩，含有可致受伤的不确定因素，以及个别浅薄习练者喜欢招惹是非等负面影响在重文轻武的文化传统里被放大，进而被大多数现代人避而远之，这是一种误读，尤其对技击的教化价值来说是不公正的。其实技击是一门实践性的教化之学，其终极价值是“武以成人”，其核心在于人的内在精神人格的完美养成，在砥砺体肤的过程中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技击的“打”是武术产生时环境与世人赋予的功能，“不打”是武术在其发展中渗入优秀独特文化沉淀后的提炼，正是通过“打”的过程对优秀文化和武德中做人道理的体悟来实现“不打”对技击的物质性——“打”的超越，技击才有了教化的价值[12]。《文选》中越女与袁公的“折竹代剑”、《典论》中曹丕与邓展的“以蔗为杖”的斗智较技等超脱了血腥的“打”就是在历经无数次真实的技击之后拥有了“不打”的境界之后的表现。“中国武术其目的不是积极地引向外在的显示，而是导向内心的自审”[13]，自审之后是自觉，自觉之后是成长。技击正是通过实战中的成败，让置身其中之人在追求知人知物的同时，更是追求知己成己，进而形成达己也达人的思维方式。如太极的“引进落空”，仅凭自己的主观意愿去调动对方肯定会发生顶撞、丢脱的现象，并不能做到引进落空的高明境地，所以在技击中能否做到“听劲”“化劲”的程度非常关键，要实现人不知我我独知人的“听劲”“化劲”，就需要去了解别人，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思考。《太极拳论》中“左重则左虚，右重则右杳。仰之则弥高，俯之则弥深；进之则愈长，退之则愈促。”从左右、高低、进退中阐释了如何把握引进落空，只有通过“粘黏连随，不丢不顶”，造成“我顺人背”的态势方能引进落空。《打手要言》中对“引进落空”的展开更是要求“务要从人，不要由己”“从人则活，由己则滞”。再如少林拳的“曲而不曲，直而不直，滚入滚出，富有弹性”等等这些高明的技击哲学不仅科学而且蕴含着无穷的树人之道。武术的教育不仅需要道德规训下的潜移默化，而且也需要技击中贤与不屑对比下的反求诸己，实现渐悟既久而豁然贯通，技击者不仅会放下手中之剑，也放下了心中之剑，处处“以涵养为本，举动间心平气和，善气迎人”，最终达到“内圣外王”的做人境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作为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但最基本、最根本的还是学会做人。技击教化的终极价值也是学做人，通过技击的实践达到对生活态度和人生意义之“觉”“悟”的亲切指点而更深刻的知己胜己，难道不是做人？须知，人最大的对手是自己，所以技击之道让习练者更真切体悟做人之道，堪称教化的行动哲学基础。处理得当，技击在当代绝对能培养自强、果敢、竞争、克制、有礼等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品质，与日本武道精神上追求的冷峻、宁静、高雅、从容相媲美。 6结语 今天的世界是文化大碰撞、大交流，走向大融合的舞台；而世界的今天又是各民族文化大比较、大冲突、差异大展示的时代[14]。日本武技在面对热武器的冲击和外来体育文化的激荡时依然对其文化传统能不舍不弃，并伴随着高度的文化自觉产生了由术至道的拔高；而中国武术的传承在国人妄自菲薄的文化心理下异化为西方体育的范式，不仅改写了其固有文化传统，而且降低了其文化品位。文化碰撞与融合的今天，只有走出模仿的漩涡，打造属于民族的异于他者的特色，才不会被淹没，才有展示的必要。值国学勃兴、文化回归之际，技击作为武术的本质唯有实现真实回归和地位恢复，才能重现真正的武术。 参考文献： [1]郑旭旭，袁镇澜. 从术至道：近现代日本武术发展轨迹[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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