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文字、文章、文化 |
| 范文 | 语文教材对选文的要求是“文质兼美”:选文的语言表达要规范优美,语文要提供合乎语法规范而又生动形象的典范性语言材料,通过组织学生学习语法规范、修辞技巧等知识,培养学生理解和表达的能力;选文的思想情感要向善、向美,语文中的阅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语文的阅读是要对学生进行心灵的唤醒、思想的滋养、精神的洗涤、审美的熏陶,立足学生成长本位,从生命的高度引导学生追求真善美。教材中的文言文是古人用文言这种书面语写成的文章,是古人用来描摹现实生活景观、抒写内心情感和阐发有关人生、历史哲理思考的,作为语文教材的选文,和现代文一样,有着“文”与“质”的范本功能。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有这样的描述“阅读浅显文言文,能借助注释与工具书,理解词句含义,读懂文章内容。了解并梳理常见的文言实词、文言虚词、文言句式的意义或用法,注重在阅读实践中举一反三”,“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并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内容价值,从中吸取民族的智慧”。在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文言文的教学目标应该是:在文章所提供的语境中,熟悉并掌握基础的古代汉语知识;通过古代汉语知识这一工具理解文章所写内容;在赏析文章的章法技巧过程中,接受民族文化熏陶,吸收文化精髓。文言文的阅读有文字的阅读、文章的阅读和文化的阅读三个层面。 一、文字层面的阅读 以释义为主要活动,通过对字、词、句的疏通,将文字符号还原成意义,使学生基本掌握文章传递的信息,理解文章内容。要真实再现文本内容,消融时代代沟、促成学生与古人交流,关键是正确、准确把握字词的字典意,能够掌握文言常用字词、古今异义、通假字、常用句式等文言知识。这个阅读过程并不是将文章阅读变成为汉语知识的考证,而应是在整篇文章的语境下对文字的理解。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中发展、演变而来的,在汉字造字之初就已经确定字的本义了,在汉语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引申义和比喻义,因而一个汉字在现代汉语中和古代汉语中的意义,不会超出本义的范围,学生在初读文言文时即使不借助字典等工具书也可以“猜”出大概来,因此文字层面的阅读,首先是通过反复朗读揣摩字义。古人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为什么不去讲解分析,只要读上多遍就能感知其义?就是在反复的朗读中,结合上下语境猜出不明白的字词意义,再放在语境中不断纠正、整合,从而使整篇文章意义渐渐明朗起来。文言文的朗读可以帮助学生“解字识义”。如《日喻》篇中“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句,“眇”是个生词,但学生对“有目者”的意思应该很明了,那么“眇”为“眼睛看不见的人”的大体意思学生不难推测出来。《祭十二郎文》一文中“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句,重点短句是“不省所怙”,因为它在“少孤”“依靠兄嫂”的语境中出现,学生可以联想到“没有父母”“不知道父母是谁”等相关信息,大致可以猜出整句话的意思。在长期的“猜”的活动中,学生辨别语句意义的灵敏度会不断提高,从而形成良好的语感。其次是借助工具书,规范对字词的解释,积累文言词汇、语法,纠正对文意的误解和偏解,为阅读更多的文言文打好语言基础。整体朗读可以让学生猜出文字及文章的大概意思,但毕竟文言与现代白话文有时代的距离,语言现象、文化背景都存在着差异,文言文中会有一些词汇、句法是学生不借助工具书不能理解的,要准确、精确地解释字词义,从而最接近地理解文本内容,必须查阅工具书。如《陈情表》中,“行年四岁,舅夺母志”一句,“舅夺母志”就字面理解,每一个字学生都可以解释出字典意义,整句话的意思——“舅舅强迫母亲改变志向”也能翻译得通,然而这句话还涉及到古代的文化背景,只是按字典意义解释是不够的,学生必须借助工具书,了解古代称妇女在丈夫死后不再改嫁称为“守志”,因此把妇女改嫁委婉地说成是“舅夺母志”,才能获得真实的信息,理解整句话。 二、文章层面的阅读 读懂文言文是文言文阅读的开始,但不是终止。文言文是作者所处那个时代的美的创造物,也是那个时代美的标志。这些文章创作的目的不是要将古代汉语知识传承给后人,而是作者按照时代的审美标准,以自己个性的语言、精当的写作技巧组织文章,抒发情感,表达对生活、人生的认识。因此阅读中,文言文美的感知不是来源于各个字、词、句、段,而是来源于字词句段有机结合成的整体,文言文要作为文章来阅读。不同的文章体式,审美活动的切入点不同。文言文文体要求比较严格,体类划分也比较细,所以文言文文体特征也比较明显,阅读重点应该不同。论说文应审视其说理是否透彻,论据是否典型,论证是否严密,语言是否严谨;赋则审视其情感是否饱满,音韵是否和谐,铺叙是否充分;传状审视叙事是否流畅、吸引人,形象是否传神,语言是否生动,等等。文体格式对作者所表达的内容、表达的方式都有限制,也限定学生阅读时采用的方式和阅读重点,通过细节品读,体会文章的表现力。一些细节看似可有可无却牵一发而动全身,看似随手拈来却独具匠心。苏轼的《方山子传》中,在交代“我”和方山子相遇情景时,作者运用两个词来表现两人相遇的心情,一是方山子的“矍然”,一是“我”的“耸然”。“矍然”是惊讶的样子,“耸然”是惊惧的样子,两个词都含有“极其意外”的意思,作者正是通过这两个词沟通了“我”和方山子的生活经历、人生体验,也透露了文章的深意。“意外”是两个人都不该在此出现,一个才高八斗,一个满腹经纶,却都隐身于穷乡僻壤之间,其心境在对对方出现的惊讶中表露,世相也在两人人生经历的相互观照中得到揭示,作者在结尾处写的那些“佯狂垢污”的隐者,只怕也有方山子吧。又如《段太尉逸事状》中在“仁愧焦令谌”一节的叙写中增加了第三个人物“尹少荣”,作者的叙事方式在此巧妙地发生了变化,其它两个事件作者均采用了全能全知的叙事视角,从人物言行、内心活动全方位叙写,而在这个事件中则用事中人物,借他之眼来写太尉,自然而且真实可信。 三、文化层面的阅读 文言文作为古代文章的典范,不仅涉及语音、文字、修辞等工具型的内容,更涉及到语言形式之外的社会文化背景,社会意识形态,审美心理情趣等内容,阅读文言文的过程也是感知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阅读应该挖掘文言文中的精神内涵,丰富学生的情感,传承优秀的民族精神,将之内化为学生完美人格。 古人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物我”关系。大量的山水游记记叙了祖国各地的自然景观。在作品中,作者不仅描绘了山川景物的秀丽、雄伟、奇谲,而且抒写了他们的喜爱之情,展现了古人陶醉山水的情景,流露出古人对自然界所有生命的尊敬之情和对和谐的“物我”关系的追求。他们不敢亵渎自然,以平等的态度与自然相处,在大自然中释放自己的心情,获取生活的灵感,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古人在和谐的“物我”关系中形成的不温不火、气定神闲的精神气质,恰是现代学生所需要的。 求真、求实的生活态度。文言文中常见作者对“时光易逝”“生命不可复得”的感慨,在对人生深刻的哲学认识下,古人思考更多的是如何在有限的时光中增加生命的厚度,求真、求实既是民族文化中科学精神的体现,也是民族文化中敬畏生命的哲学精神体现。《游褒禅山记》中作者不仅考证了“华山”和“褒禅山”得名的原因,而且亲自到洞中游览体验,更是通过这一次体验提醒为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苏轼为了解开“石钟山”得名原因,于月夜到山中择石而扣,并在“舟人大恐”的环境中仔细观察,终于得到真相,告诫人们:“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求真、求实的理性态度让人保持对社会现象的清醒的认识和力排众议的勇气,形成了平等、独立的人格。在众人都以“从师”为耻,“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的社会环境下,韩愈却高举“从师”的旗帜,指出“耻学”的危害,提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等高于时代之上的观点。 向善、求美的道德追求。用“知人论世”的方法去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的作者处在怀才不遇的尴尬境地,远至先秦时期的屈原,近至清末的龚自珍,然而无论是尚为小官还是被贬流放,作者都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那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责任感,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来捍卫“美”的人格,坚守“善”的理想。《寡人之于国》《邹忌讽齐王纳谏》《六国论》等体现了作者积极入世的态度,为治国治民提供良方。《五人墓碑记》中,作者用细节描写突出五人为正义所激励,临危不惧的英勇:“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又以普通人与五人相比,张扬正义。《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舍死求生”的忍辱经历让人感受到坚守理想的隐忍。《归去来兮辞》中作者辞官的轻松、归家的急切——“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微熹”和农耕的愉悦——“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显示出作者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高洁人格。 在现阶段,大多数的文言文教学仍侧重于“言”的层面,把知识技能的熟练化作为教学目标的全部,课堂教学内容主要是通假字、字词意义、虚词用法、一词多用、古今异议和特殊句法,师生对文言文的阅读停留在文字层面。文言文教学要重视学生对一些基本的古代汉语词句的知识的掌握。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对文本内涵的把握,对文化的传承。文言文的教学应该有从“通文”到“悟意”再到“审美”三种境界的提升。 (徐曼宇 徐州高等师范学校文理系221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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