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地缘战略区位的主体间性—以缅甸为例 |
| 范文 | 杨在月 胡志丁 惠凯等 摘 要：由于大国不断的更换地缘战略楔子，缅甸在大国之间的几轮地缘战略角逐中绝对地理位置没有改变，但其地缘战略区位价值却几经变换。随着美国重返亚太、中国“一带一路”的提出，大国在缅甸的博弈更加剧烈，其地缘战略区位的价值越发突显，引发了更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形成了一种缅甸对中国地缘战略不可替代的观点。全文通过对海权论、心脏地带论、边缘地带论、多级世界模式、大棋局等古典和现代地缘战略理论分析，得出：不同地缘战略理论强调了不同的地缘战略区位，同时地缘战略具有主体间性，区位隶属于地缘战略，进而推导出地缘战略区位具有主体间性。并以缅甸为例，通过考察分析缅甸在二战时期、冷战期间、新中国成立初期及中国崛起之后四个时期的地缘战略区位演变状况，解释了为何在大国博弈下缅甸的绝对地理位置没有改变，但地缘战略区位的价值却发生了变化，从而进一步论证了地缘战略区位具有主体间性。最后从主体间性角度对我国未来对缅甸的地缘战略抉择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地缘政治；地缘战略；地缘战略区位；主体间性；缅甸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大国博弈的主体不同，缅甸的地缘战略区位受到不同博弈主体的影响，产生了不同变化。二战期间，中英美在缅甸联合抗日，缅甸地缘战略区位价值得到抬升；冷战时期，中苏对抗美国的争夺重心偏离缅甸，其地缘战略区位价值开始下降；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中美博弈没有对缅甸形成共识，加之当时中国落后没有被美国视为挑战。所以，缅甸地缘战略区位价值再次下降。然而，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及大国博弈在缅甸的加强，缅甸的地缘战略区位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其地缘战略区位价值越发显著。因此，有学者认为缅甸是中国在东南亚最重要的战略屏障[1]，是中国抵御海上势力入侵的有效防护地带[2]，更是中国在北印度洋地区施加战略影响的重要立足点[2]。缅甸的地缘战略区位对中国地缘战略而言，俨然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通读全球历史和深入分析古典和现代地缘战略理论就会发现：缅甸的地缘战略区位价值既不是一成不变，也不是不可替代。之所以缅甸地缘战略区位价值会发生转变，就是因为受到了不同博弈主体的作用。博弈主体不同，其地缘战略和所强调的地缘战略区位也就不同，进而缅甸的地缘战略区位价值也就不一样。美国重返亚太、中国实施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日本南下战略和印度东向战略，这几大战略在缅甸重叠，导致虽然缅甸的绝对地理位置没变，但地缘战略区位却发生了改变，其地缘战略区位表现出明了显的“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一词是20世纪西方哲学突显出来的一个重要范畴，其英文“inter-subjectivity”可译成主体间性、主观间性、主体间关系体等[3]，是表征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现象学概念，其强调的是主体之间的内在关系[4]。目前关于主体间性的理论已经比较成熟，主体间性这一哲学思维也已经广泛应用到了哲学、文化学、文学、教育学等方面。在哲学方面，Thomas Nemeth和Dino Galetti对胡赛尔学说主体间性的研究路径[5]和早期主体间性逻辑[6]进行了分析。国内学者宋雅萍[7]、郭大为[8]、虎小军[9]对主体间性、主体间性问题及研究范式进行了讨论。而在文化、文学方面，张庆熊认为文化结构就是主体间性结构[10]，主体间性主要包含社会性交互主体含义[11]。而杨春时则认为主体间性关系只有在审美中才能真正实现[12]。在教育学方面，针对我国现实教育中主体缺位、教育中交往精神的缺乏等现象[13]，冯建军等学者提出我国的主体教育理论需要转换，师生之间需要构建主体间性的哲学观，并且应当重视学生主體间性的培育[14-15]。而国外学者Pim W Teunissen却将主体间性定义为在一个多元主体下的共享知识内容[16]，Lill-Johanne Eilertsen也认为主体间性需要扩大了解和描述参与者的交互模式[17]。 虽然当下学者对主体间性理论的研究已趋于成熟，并且主体间性理论在许多学科领域中的应用逐渐增加，但是主体间性在地缘政治学方面的应用极少。仅有胡志丁将主体间性与地缘结构理论相结合，从主体间性角度解读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8]，并对地缘战略的主体间性进行了解释[19]。所以，本文从主体间性视角出发，首先通过探讨经典地缘战略理论中所强调的不同地缘战略区位，而地缘战略具有主体间性，地缘战略区位隶属于地缘战略，进而得出地缘战略区位具有主体间性；其次以二战以来缅甸的地缘战略区位演变情况为例，进一步论证地缘战略区位具有主体间性；最后反驳了缅甸对中国地缘战略具有不可替代性观点，并提出了未来中国对缅甸的战略抉择。 1 不同地缘战略强调的不同地缘战略区位 “区位”一词有多种含义，1937年由英语“Location”转译所得，确切含义为“分布的地区或地点”[20]。安虎森将其定义为活动主体所占据的场所[21]，而李小建则将其定义为某事物所占据的场所[22]。对区位重要性的认识，《孙子兵法》早就指出：特殊的战略区位条件在战争中具有防守或进攻的有利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区位）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和战略优势[23]，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具备成为大国的前提条件[24]。古今中外的战略家和地理学者都认为不同的区位对地缘战略的实施具有不同的作用[25]。 1.1 古典地缘战略中强调的地缘战略区位 1898年，美国远洋贸易的大批货物被英国扣留，引发了英美矛盾。美国海军将领马汉认为，美国的远洋贸易受到英国的阻碍，不仅是因为当时美国海军与英国差距较大，而且其关键点在于英国控制了英吉利和直布罗陀海峡这样具有关键战略意义的海峡。因此，马汉提出了著名的海权论，列举出了影响国家实力的几个重要因素：地理位置（即区位）、地形、疆域、人口、民族性格和政治制度[26]，并着重强调了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峡的深远意义[27]。 马汉认为制海权重要，而麦金德却认为控制心脏地区才能主宰世界。20世纪初，麦金德从全球战略角度出发提出心脏地带论[28]，认为心脏地区的战略区位十分独特，占据心脏地区的国家能够变得异常强大，并对沿海国家构成威胁[29]。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29]，心脏地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然而，麦金德忽视了心脏地带以外的地方。因此，“围堵教父”斯皮克曼在麦金德理论基础上又提出了边缘地带论。他认为边缘地带处于一种核心地位，是权利斗争的发源地[30]，位于边缘地带的国家由于其特殊的战略区位，时常同来自陆海两个方向的势力发生对抗[31]。所以，边缘地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亚欧大陆边沿地带是大国的主战场和通向未来世界历史的主钥匙，美国应把防范在亚欧大陆上出现一个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作为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2]。边缘地带理论的提出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认可。1998年12月美国政府出台了《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以斯皮克曼所强调的边缘地带区域为重点，清晰的勾勒了一幅以亚欧大陆为重点，从东南西三个方向控制亚欧大陆边缘地带，从而遏制亚欧大陆心脏地带强国的世界地缘战略区位地图。 1.2 现代地缘战略中强调的地缘战略区位 在古典地缘战略中，无论是麦金德还是斯皮克曼，他们所强调的地缘战略区位都是一个统一的战略空间。但现代地缘战略学家索尔·科恩却认为现实世界是分裂的世界，并不存在统一的战略空间[32]。在心脏地区和边缘地带分散着许多通道，这些通道是亚欧大陆的重要门户，经由门户能够迅速打乱心脏地区和边缘地带，未来亚欧大陆门户将是海权世界和亚欧大陆世界争夺的重心。因此，他把全球划分为地緣战略性地区和地缘政治性地区两大类，对控制亚欧大陆门户具有重要作用的亚欧大陆沿海地带、大洋洲等战略性地区进行了着重强调，并提示美国控制该地区才最具有关键意义。 在科恩后，亨廷顿预测未来文化才是区分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沿波兰及波罗的海与俄罗斯三国的边界，由北往南穿过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到达巴尔干半岛的这一条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是未来文明冲突最可能发生的区域[33]。因此，他强调未来美国的战略重点应该围绕这一条断层线地区进行，而不是控制亚欧大陆的门户地区。 对于科恩和亨廷顿所强调的未来美国的地缘战略关键区，布热津斯基并不认同。他认为2015年左右美国将失去世界霸权地位，为此美国必须防止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兴起。所以，他的全球战略构想将亚欧大陆地区视为战略关键点，详细列出了亚欧大陆的5个地缘战略国和5个地缘政治支轴国，认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重要性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造成的影响。控制亚欧大陆上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对控制亚欧大陆具有重要作用，而未来谁牢牢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能主导全球[34]。因此，美国为防止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兴起，必须将该区域放在战略首位。 通过对以上几个古典和现代的经典地缘战略分析，我们就能很清楚的知道区位是隶属于地缘战略的，而地缘战略区位的价值取决于博弈中的大国地缘战略，大国地缘战略的空间取向影响着某一地区的地缘战略价值。因此，战略学家在制定地缘战略时，需要根据不同的博弈主体，制定相应的地缘战略。即大国博弈的主体不同，对地缘战略区位的强调也就不同。 2 地缘战略区位的主体间性 历史时期不同就会造就不同的地缘战略，并且地缘战略区位是隶属于地缘战略的，地缘战略区位价值取决于地缘战略。而地缘战略的制定又与博弈的主体相关，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地缘战略区位也具有主体间性？ 2.1地缘战略的主体间性 不同的地缘战略之所以强调不同的地缘战略区位，就是因为地缘战略博弈中的主体发生了改变，地缘战略具有明显的主体间性。19世纪末拉采尔受“达尔文主义”影响，提出了“国家有机体论”[35]，为德国找到了对外扩张的理由。此时在欧洲博弈的主体是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当时德国人口增长异常的迅速，而其他国家人口变化则相对缓慢。他国之所以不适用国家有机体论，除了该理论只适用于当时德国的国情外，其原因就是国家有机体论中蕴含了“自我”与“他者”的主体间性，而这种国家间的人口发展差异无法被他国复制[19]。 1828年以后俄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扩张到了印度边境地区。这使英国的霸权受到了挑战。虽然美国经济实力已经大大提升，但是麦金德认为作为海洋国家的英国将日益面临大陆国家强有力的挑战[36]。此时俄国不仅在工业革命的带动下获得了发展，并且俄国的铁路网建设将对俄国崛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俄国终将借助发达的铁路运输系统统治欧亚大陆。从英国争霸世界的角度来看，当下英国应该对心脏地区实施战略部署，控制俄国这个心脏地带国家[37]。而此时俄国也认为英国的战略部署已经对自身构成了挑战。因此，在对英俄的共识下，心脏地带论也具有明显的主体间性色彩。 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工业强国，过剩产品的输出要求美国必须繁荣海洋贸易和确保海上运输安全。马汉通过对1660年至1815年这段时期内英国海上霸权兴起的考察，认为英国的兴起是因为地理大环境造就了英国的海上优势，英国依靠这种优势来控制海洋，并利用海洋经济产生的巨大财富来支持其军事行动。所以，制海权使得英国在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国家繁荣。英国的制海优势和支持陆上盟国的“津贴”体系战争模式，对美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美国“自我”必须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来遏制英国这个“他者”的挑战，这就是海权论中的主体间性。 美国在二战后成为世界第一的霸权国家，虽然消除了之前“他者”的威胁，但斯皮克曼认为现代国家要以全球观来进行政治和战略思考才能保住他们的实力地位[32]。所以，结合两次世界大战的现实，斯皮克曼又重新构建了未来与美国博弈的主体，即美国“自我”和陆上强国的“他者”，并认为未来这两个主体将在亚欧大陆边缘地带展开激烈博弈，美国只有从边缘地带上控制住陆上强国的挑战，才能稳居霸主地位。 通过对以上四个经典地缘战略隐含的主体间性中“自我”与“他者”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地缘战略具有主体间性。只有从主体和主体关系中才能真正了解地缘战略的本质，并且每个地缘战略在建构时除了考虑当时的现实条件之外，还必须要区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主体关系。所以，地缘战略具有主体间性，主体间性理论对构建地缘战略具有指导作用，每一个地缘战略的构建、制定和实施都必须遵循主体间性[19]。 2.2 地缘战略区位的主体间性 通过对几个经典地缘战略的梳理，我们得出每个地缘战略中都有不同的“自我”与“他者”的“二元结构”行为主体。每一个地缘战略的制定都与博弈主体有关，行为主体发生改变，地缘战略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每一个经典的地缘战略中都具有鲜明的主体间性。虽然这些地缘战略不同，所强调的战略区位也不相同，但是由于区位是隶属于地缘战略的，并且地缘战略区位是否重要与地缘战略息息相关。所以，在制定地缘战略时需要充分考虑地缘战略的区位与目的。因此，尽管每个地缘战略都对战略区位进行了高度强调，但是不同的地缘战略所强调的区位是不一样的。既然地缘战略区位是隶属于地缘战略，并且地缘战略区位的价值取决于地缘战略，加之地缘战略的制定受主体间性作用影响具有主体间性。那么采用逻辑推理模式，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出地缘战略区位也具有主体间性（图2）。 在几个经典地缘战略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个地缘战略中所强调的地缘战略区位和预设的战略主体都不同（表1）。马汉强调的是控制关键战略意义的海峡，麦金德强调控制心脏地带，斯皮克曼和布热津斯基强调的是控制边缘地带，而科恩则强调控制亚欧大陆门户区。并且在英美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作用下，马汉将当时作为威胁自身最大的海上强国——英国预设为其战略主体中的“他者”；英俄主体间性关系作用下，麦金德将自身最大挑战者——俄国视为战略主体中的“他者”；而在美国与亚欧大陆强国之间的主體间性关系下，斯皮克曼也将欲控制亚欧大陆的陆上强国设置为边缘地带战略中的“他者”。这些地缘战略得以成功实施的关键就在于，每一个地缘战略所强调的地缘战略区位和预设的行为主体都不同，并且每一个地缘战略在制定时，都是基于战略行为体之间的共识，充分考虑了战略双方的主体关系，着重强调了地缘战略的区位，遵循了主体间性理论。所以，综合几个经典地缘战略来看，地缘战略区位具有主体间性是成立的。 3 主体间性视角下缅甸地缘战略区位的演变 斯皮克曼认为亚欧大陆边缘地区处于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之间，在海上势力与陆上势力冲突中起着一个大缓冲的作用，地缘环境十分复杂[32]。缅甸不仅位于这个复杂的地缘缓冲区内，还由于自身位于南亚、东南亚和中国的三岔口交汇处的优越战略区位条件[38]，长期以来充当大国博弈的战略楔子。在大国长期的博弈中，缅甸这枚战略楔子几经他国之手，其地缘战略区位价值随着博弈主体的地缘战略改变也出现了不同的变换，其演变进一步证明了地缘战略区位具有主体间性（表2）。 二战期间为了遏制迅速崛起的日本势力，美国加入中国抗日战争，中英美共同抵御日本。由于当时中国东北、华南等地都已被日本控制，中英美联军无法从中国正前方打破日本的封锁运送军需物资。所以，中英美联军只能选择绕道没有被日军完全控制的缅甸，从缅甸经云南进入中国，修筑了为抗日战争运送物资的滇缅大道，从而使抗日战争物资输送得到了保障，缓解了日本对中国的封锁。因此，在抗日战争期间，缅甸是中美联合抗日最重要的大后方，其地缘战略区位价值在中英美的需求下发生了较大改变，成为了影响中美日及东南亚国家最重要的地缘战略区。 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实施围堵政策，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阵营在东南亚地区重新展开激烈博弈，缅甸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再度成为苏联与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博弈的地缘战略楔子。然而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美国和苏联的共识产生了变化，苏联认为越南是其拉开美国包围的重要突破口，而美国同样也认为越南是其围堵苏联的重要环节。所以，美苏的争夺重心都不约而同的偏向了越南。因此，由于该时段美苏之间的争夺的重心是越南而不是缅甸，缅甸的地缘战略区位就显得没有越南重要，其地缘战略区位价值相对来说有所下降。 新中国成立初期，便奉行友好睦邻的外交政策，积极与周边国家开展友好关系。但中美断交后，美国便欲图拉拢中国周边国家孤立中国。刚刚经历战争成立的新中国经济落后，发展缓慢，想要走出去只有借道缅甸。同时，由于当时中国对美国影响较小，美国认为其重心应在欧洲，没必要对中国花费太多力气。所以，美国为了孤立这个没有对自身构成太大影响的中国，对缅甸实行了长达21年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封锁。因此，该时期缅甸仅仅是美国孤立中国的一枚棋子，中美博弈对缅甸地缘战略区位没有较大影响。 中国崛起后，与缅甸开展了更多的友好合作。随着中缅输油管道、密松水电站、莱比塘铜矿及其他中国在缅投资项目的增多，中国在缅经济利益越来越多，中国对缅甸的影响也越来越广，特别是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在缅的影响力越发突出，缅甸对中国的地缘战略区位越发显得重要。中国的崛起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自身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必然并且已经在重塑国际权力结构、改变全球战略资源分配格局[39]。因此，美国认为中国是其既得利益的最大挑战者，是打乱其全球战略部署的重要影响国家。加之，近年来学者们对中缅关系、缅甸地缘战略区位、中缅合作的广泛关注，使缅甸研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新宠”，甚至在中国部分学者的观点下，缅甸已然成为了中国地缘战略不可替代的门户。美国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和世界霸主地位，急欲寻求机会捣乱中国，打破中国的崛起，而打乱中缅合作，破坏中缅关系，既可以争取美国在缅甸的更多利益，巩固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力，又可以破坏中国的崛起。因此，缅甸就成为了美国对抗中国的首选目标。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开始频频出访缅甸，积极开展与缅甸的各项合作。2010年缅甸实行改革开放，美国更加大了插手缅甸国内政务的力度，多次干预中缅合作。在“人权”问题的干预下，2011年9月30日，吴登盛总统宣布密松水电站暂停搁置。2014年12月莱比塘铜矿事件爆发，中缅合作项目频频受阻。所以，虽然中美没有对缅甸地缘战略区位形成共识，但是由于中国的崛起和整体实力的增加威胁到了美国，美国欲借缅甸来干扰中国的崛起，缅甸的地缘战略区位价值在中美博弈中受到了剧烈抬升。 结合表2来看，缅甸地缘战略区位的变化，都是基于中美、中苏这些行为主体之间对其地缘战略区位共识的改变，受主体间性影响造成的。二战期间，中美双方是合作关系，对其地缘战略区位有共同认识。因此，中美共同需求促使其地缘战略区位抬升了。冷战时期，中苏和美国虽然对缅甸地缘战略区位有共识，但是由于博弈焦点不在此。所以，该时期缅甸的地缘战略区位是下降的。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自身落后没有对美国构成威胁。因而，该阶段中美之间也没有对缅甸达成共识，两国的博弈也没有对其地缘战略区位造成影响。然而自中国崛起后，美国便将中国视为是其在缅利益和霸权维护的最大挑战者，多次借缅甸干扰中国，促使缅甸地缘战略区位价值得到提升。所以，虽然缅甸的绝对地理位置没有改变过，但是在大国博弈的行为主体作用下，受主体间性影响，其地缘战略区位的相对位置发生了改变。因而，本文认为缅甸的地缘战略区位，受大国博弈影响具有主体间性。 4 结论与讨论 由于海权论、心脏地带论、边缘地带论、多级世界模式等地缘战略理论中蕴含了主体间性，加之这些理论又都对不同地缘战略区位进行了强调，并且区位是隶属于地缘战略的。所以，地缘战略区位是具有主体间性的。通过分析缅甸二战以来的地缘战略区位演变情况及结合图3，我们就能很清楚的得到：缅甸地缘战略区位在中美博弈下具有了主体间性，并且在主体间性作用影响下，其绝对地理位置没有改变，但地缘战略区位的相对位置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大国博弈对某一地区进行地缘战略部署时，如果博弈的主体对该地区形成了共识，并且相互发生作用，那么博弈主体之间就存在主体间性关系。在主体间性关系作用影响下，该地区的地缘战略区位价值就会得到抬升，而地缘战略区位价值抬升后又会进一步加剧大国博弈的力度。反之，如果博弈主体没有对该地区形成共识，那么他们之间就不会发生作用，更不会形成主体间性关系。进而主体间性关系就不会影响博弈主体，该地区的地缘战略区位价值就会下降，大国博弈力度就会减缓。 因此，本文认为面对美国围堵力度的增加，未来中国在破除缅甸地缘战略区位演变带来的消极影响上应该做到如下几点：（1）从主体间性角度来看，中美之间在促进缅甸的民主化改革和经济发展上是没有矛盾的。所以，我们应该继续保持美国通过缅甸挑衅中国的“冷处理”。中国的崛起需要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周边地缘邻国，并且中缅经济合作和中国在缅投资也需要缅甸拥有一个民主、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美国帮助缅甸进行民主化改革、发展经济与中国没有冲突，缅甸的经济增长和民主化进程符合中美的共同需要。虽然美在缅影响力的加大会影响到中国的在缅投资、经济利益及对缅影响力，但中国只需利用多边外交，加大与缅甸政府、民盟等组织的沟通合作就能化解这种影响，切实维护中国的经济利益。并且中国的地缘战略仅是希望通过对外投资来繁荣本国及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促进贸易发展，不是通过控制周边地区来称霸地区或是全球。所以，从主体间性角度来看，中美在促进缅甸民主化改革和经济发展上是没有矛盾的，面对美国通过缅甸来挑衅中国，我们应该继续保持“冷处理”态度。（2）正确认识缅甸对中国地缘战略的意义。由中方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中蕴含了主体间性，是一个能够为沿线国家带来更多合作空间、国家利益和友好国际环境的倡议，不是中国称霸全球或是地区的战略。虽然其中包含了緬甸，中缅输油管道等许多中国在缅投资的工厂企业也需要中缅合作，缅甸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但中国仅仅是在缅甸有正常的经济交往和利益。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缅甸对中国重要，但并不是对中国地缘战略不可代替。（3）中国要“走出去”有多项选择，缅甸并不是唯一通道。泛亚铁路的开建为中国提供更多便捷门户通道，虽然缅甸独特的地缘战略区位对中国来说确实重要，但其仅是泛亚铁路西线上的一个通道，泛亚铁路除了西线外还有中线和东线。所以说中国要“走出去”，不仅向西可以借道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还可以走泛亚铁路的中线和东线从老挝、泰国出去，“一带一路”并不是失去了缅甸就无法实施。 参考文献： [1] 杜德斌，马亚华.中国崛起的国际地缘战略研究[J]. 世界地理研究，2012，2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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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ter-subjectivity of geopolitical strategy location —Taking Myanmar as an example YANG Zai-yue1， HU Zhi-ding1，2， HUI Kai1， MA Xiao-dong1， WANG Bo1 （1.School of Tourism and Geography Science，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China；2.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Geopolitical Setting of Southwest China and Borderland Development，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great powers adjust their geopolitical strategy wedges constantly， Myanmar's relative position in the geopolitical strategy keeps changing along with the strategic rivalry among the great power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US return to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hina's peaceful rise an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trategy， the great powers game in Myanmar becomes more intense， which makes the importance of Myanmar's geopolitical strategy locatio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further uplifts the geopolitical strategic influence of Myanmar， even forms a view in academia that Myanmar in China's geopolitical strategy is irreplaceable. However， history shows that different subjects affect Myanmar as subjects of the Great Power Game vary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which makes its geographical strategic location change over time， resulting in different influence on China's geopolitical strategy. Therefore， through the geopolitical strategy analysis of sea power theory， theory of heart， edge theory， multilevel world model， the grand chessboard and other classical and modern theory， this paper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different geopolitical strategy theories emphasize different geopolitical strategic locations， and geopolitical strategy has its inter-subjectivity， which location is subordinate to， finally deduces that geopolitical strategic location has the inter-subjectivity. Taking Myanmar as an example， by researching and analyzing its geopolitical strategic location evolution status in World War II， Cold War， the early stage of PRC and the period after China rise， this paper shows， in the great power game， why the value of geopolitical strategic location has changed， which furth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geopolitical strategic loca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subjectivity.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ubjectivity， thre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Chinas future geopolitical strategy in Myanmar： Fir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ubjectivity， there is no contrad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promoting democratic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urma. Thus， we should continue our “cold treatment” strategy when the United States attempts to provoke China through Burma. Secondly， we should understand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Burma to China's geopolitical strategy is very important， but it is not unique to China. Finally， there are a number of options for China to go out. Myanmar is not the only choice. Keywords： geopolitics； geopolitical strategy； geopolitical strategy location； inter-subjectivity； Myanm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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