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国外居民旅游感知的影响因素及聚类研究述评 |
| 范文 | 韩国圣 吴珂 李辉 摘 要：国内已有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进展多着眼于旅游影响感知的内容，而对影响因素和基于居民旅游感知的社区分类着墨较少，尤其对有关研究方法更是鲜有综述。本文对国外社区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因素、基于旅游感知的居民群体聚类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进行系统梳理，发现：（1）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因素大致分为人口统计、社会经济与地理空间因素；（2）居民群体聚类大致按照感知具体内容、感知的态度细微变化、感知的旅游强度进行划分；（3）研究方法存在样本规模、收集问卷的方法、量表比较等亟待改进的问题。最后本文基于对研究方法的分析提出了进一步的改进建议，在居民群体聚类的解释应考虑针对聚类典型个案的结构性访谈与社区背景信息进行辅助性的解释。 关键词：社区旅游；影响感知；影响因素；社区聚类；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F59/K909 文献标识码：A 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社区有一系列复杂的影响，而目的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决定了其旅游发展支持、旅游参与甚至最终的旅游收益[1-4]，因此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也是旅游文献综述中一个关键议题[5-8]，抛开具体的案例地和目的地社区类型，这些文献综述主要研究了居民旅游影响感知量表的开发、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历时性变化、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差异、基于旅游影响感知的目的地社区的分类以及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支持的关系等[5，6，8]。国内现有的文献综述多着眼于社区旅游影响感知项目的归纳，忽视了梳理社区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因素、基于社区旅游影响感知的社区分类、社区旅游影响感知变量之间的关系。所以本文的研究目的企图弥补文献综述中这方面的薄弱环节，主要综述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因素，将之分为人口统计学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与地理空间三个方面，然后基于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不同因素对社区居民进行分类。针对以往文献综述重综述结论轻研究方法的问题，本文还对主要的数据分析方法进行了梳理归纳，为国内社区旅游影响感知的深入研究提供更具有理论意涵的指导。 1 社区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因素 在近二十年来学者们已经逐渐开始研究居民旅游感知的影响因素[1]，相应地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我们大致从人口统计学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地理空间因素进行梳理不同影响因素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关系。 1.1 人口统计因素 人口统计学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出生地、职业、种族、教育水平、居住时间等，是影响居民感知的重要变量，有学者认为，这些因素很可能会影响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时间变化[2]。 就性别来说，Mason与Cheyne在新西兰乡村的研究中发现，女性由于感知到诸如交通、噪音与犯罪增加等消极影响，比男性更反对旅游开发[3]。Harrill等也发现性别是旅游经济影响感知的重要预测指标，女人比男人对旅游开发的态度更消极[4]。在韩国6个乡村社区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中发现，男性居民对旅游发展的社会文化影响持正向态度，而女性居民持负向态度[5]。但在澳大利亚太阳海岸的研究中发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感知在性别方面没有显著差异[6]。伊朗的研究表明，性别因素对居民对社会文化的感知具有显著影响[7]。作者们表明这种差异主要由于传统的工资与职业的差异，但是他们也声称这可能也与女性主义的视角有关[8]， 有些女人把旅游者人数增加与社区安全、边际收入减少联系起来。 年龄也是一个解释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因素。随着二战后婴儿潮一代的退休，寻找工作与游乐的旅游目的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Tomljenovi等对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的研究[9]发现，年龄较大的居民往往与年轻居民一样支持旅游开发，而年老居民更能容忍国际旅游者，更不担心旅游业消极的环境影响。他们还发现，老年居民显示了较高的对旅游发展适应性和对消极影响的容忍性，他们对旅游业的态度甚至比年轻人更为友善，同时，老年群体也注意到了社区内的犯罪、混乱等，但只有很少的老年人（20%） 将这些影响归于旅游发展的结果。Cavus等在土耳其的研究中发现年龄、居住时间与旅游开发的態度显著相关[10]，但是与Tomljenovic等人的研究不同，他们发现年老居民更多地感知到旅游业的消极影响。而韩国乡村居民旅游感知研究中，年龄较大的、受教育程度高以及较为富有的居民对旅游发展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影响感知更为积极[5]。Kim研究了韩国首尔居民对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感知差异，发现：年轻人更多地感知到了消极的影响，而女性比男性对影响的感知更为敏感；与其他职业群体相比，家庭主妇则感知到了较多的积极影响和较少的消极影响[11]。 最近一项在意大利阿尔皮斯山麓年轻人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发现，除了环境影响对社区旅游的参与度外，年轻人总体上对旅游业持积极的态度[12]。 就出生地而言，Sheldon 与 Var发现威尔士当地人与讲威尔士语的人比非本地人与不讲威尔士语的人对社会文化影响更敏感[14]。同样，Um与Crompton[15]对美国德克萨斯新布朗菲尔的一项研究发现德国人的种族是影响旅游发展态度的一个因素，发现居民对社区有关出生地、传统与居住时间越关心，他们对旅游业积极影响感知得就越少。当地人比外来的人对旅游业更持正面的看法[16]，对地方印象越深刻越能感受到旅游对当地的正面影响，进而越支持旅游发展[17]。对西班牙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目的地居住超过十年的人对旅游发展持消极态度[18]。 就职业而言，Haukeland在3个斯堪的纳维亚社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发现，那些从事传统产业比如制造业的居民对旅游业消极影响感知的态度最强烈，并且与旅游发展的水平有关[19]。Husbands[20]发现在赞比亚维多利亚瀑布地区，白领工人比蓝领工人更倾向于支持旅游业，企业家对旅游开发持最积极的态度，尽管他们也不满意于旅游者的花费水平。但是支持旅游开发的人并不总是那些成功人士。例如Soutar等[21]在澳大利亚Fremantle的研究中发现那里各个阶层都感知到美洲杯帆船比赛提高了生活质量并且为长期的经济收入奠定了基础。Lanford[22]发现美国哥伦比亚河谷的居民对旅游影响的认知上可分为有关地方旅游发展因素与有关个人及社区利益因素，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上，居民显现出保守态度，对本身所属社会或区域要发展旅游业并不热衷；企业投资人则表现出最为热心支持；至于政府雇员及民选或任命官员基本上是赞成的。这个结论在中国中部山区旅游发展中也得到了部分印证，参与旅游业务的社区居民往往高度支持旅游发展，相反没有参与旅游业务的社区居民强烈反对旅游发展；由于旅游发展能够提升其政治资本以及亲属实际参与旅游发展，当地政府官员对旅游发展持高度赞成态度[23]。 就种族而言，Um 与 Crompton[15]发现种族是影响旅游发展态度的一个因素，居民对社区有关出生地、传统与居住时间越关心，他们对旅游业积极影响感知得就越少。Liu与Var对夏威夷居民的研究发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就种族与居住时间没有显著差异[24]。就伊朗亚兹德穆斯林居民对旅游发展总体上持有积极态度，他们甚至在宗教仪式上热情地接待旅游者，不过他们也担心旅游活动的增加与居住功能的弱化， 有造成该地区博物馆化的危险， 损害了旧城区空间原真性[25]。 就教育水平而言，泰勒等的研究[26]表明，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越倾向于同外来旅游者交流。Caneday与Zeiger[27]在南达科塔Deadwood博彩社区的研究发现居民从旅游相关工作中赚的钱越多，就越不大可能辨识出旅游业的消极影响。但是，非旅游部门工作的企业家的教育水平越高，他们认识到的旅游业的影响就越少。作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个结果是由于这个群体没有直接把博彩业的消极社会、经济与环境影响归咎到博彩业身上。在澳大利亚阳光海岸地区调查居民在家庭收入水平、民族背景与职业方面对旅游影响感知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在年龄、性别与教育水平方面无显著差异。Hennessy发现夏威夷Molokai的决策者与社会经济价值比如教育与就业有关系，旅游业的支持者与传统文化价值比如家庭与自我满足有关系[28]。在印度喜马拉雅山麓的最新研究发现，教育水平高的居民对旅游发展持积极态度，原因可能在于教育程度越高，可能越能全面了解旅游发展对当地基础设施、地方形象、文化宣传与接待设施多个方面的积极变化[29]；这一点在西班牙的案例研究中也得到了支持，教育程度越低对旅游发展越持反对态度[18]，原因可能在于教育程度的居民难以通过参与旅游发展从中获益。 学者们对居住时间对居民旅游影响的感知存在不尽相同的看法。在一项苏格兰的研究中，Brougham[30]识别出居民态度的显著差异与当地与个人特征、与旅游者的接触、居住时间、年龄与语言相关。Liu 与 Var对夏威夷居民的研究发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就种族与居住时间没有显著差异[24]。Allen等人对10个科罗拉多乡村社区的研究发现居住时间对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态度没有显著差异，支持了Liu与Var的发现，但是，Girard与Gartner[31]发现无论是长期第二住宅拥有者还是短期第二住宅拥有者，两个群体都能感知到获得了旅游增长后旅游服务，尽管长期居民不想看到旅游开发增加。McCool等[32]与 Williams等[33]各自对蒙塔纳（Montana）与维吉尼亚（Virginia）的研究发现，长期居民比短期居民对旅游积极影响感知的少。Snaith等[34]对英国约克城居民的研究发现，居住的时间越短，对旅游积极影响感知的就越多，尽管短期与长期居民都认识到了旅游业的利益与影响。印度喜马拉雅山区，居住时间对居民旅游影响认知的影响是多样的，居住时间越长越能全面认识到了旅游发展带来的消极的环境影响，而对旅游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越持积极态度[29]；西班牙的情况则不同，居住时间超过十年的却对旅游发展持反对态度[18]。 1.2 社会经济因素 影响居民旅游业态度的变量主要包括旅游发展程度与当地经济水平[35]、个人对旅游业的参与[36]、旅游目的地旅游者的数量[37]、个人对旅游业与当地经济的了解程度[38]、当地居民与旅游者接触的程度[39]、当地游憩机会感知的影响[38]、旅游地的成熟度[40]、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41]、旅游开发的类型[42]或者某一个主要的事件[43]。 旅游发展程度与当地经济水平方面，居民对旅游业的态度直接同旅游目的地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旅游发展起步阶段，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感知明显强于对负影响的感知，旅游对当地居民的经济影响强于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和环境影响，当地居民对旅游的发展持积极的态度；经济上处于衰退的地区的居民往往高估经济收益而低估旅游发展的成本，这部分证实了Doxey的旅游发展阶段理论；在那些旅游发展起步阶段的地区，居民对旅游发展往往持积极态度，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居民还不能全面了解旅游发展的消极影响而处于盲目乐观阶段[44]。 个人对旅游业的参与方面。Faulkner与Tideswell[45]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的研究发现，参与旅游业的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倾向于积极影响感知，而没有参与旅游业的居民对旅游业倾向于消极影响感知。Mason等[3]发现，新西兰波杭伊纳谷地（Pohangina Balley）居民对旅游业的态度与社区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正相关。研究人员从不同角度审视了居民态度与经济依赖的关系，从单独个人到整个社区，绝大部分假设都是一个人或社区越依赖旅游收入，他对旅游开发的态度就越积极。这个假设已经被Pizam和Vesey[46]与Dimanche[47]的研究所证实，但也有例外。例如Cooke[48]在两个英国哥伦比亚社区的研究中发现居民并不认为旅游业潜在的工作和收入重要，他们也认知到旅游业增加了生活成本。Haukeland[19]在3个斯堪的纳维亚社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发现那些从事传统产业比如制造业的居民对旅游业消极影响感知的态度最强烈，并且与旅游发展的水平有关。正如Martin等人[49]在南卡罗来纳州希尔顿总部做退休人员对旅游支持的研究中所说，研究那些没有从旅游增长中得到经济收入的个人和社区将不会支持进一步的旅游开发。日本一项对驻日本巴西少数族裔社区旅游发展的研究表明，那些对巴西少数族裔社区旅游发展持积极态度的人，很可能是那些有机会参与社区旅游发展业务或者可以参与就业的日本居民[50]。 个人对旅游业与当地经济的了解程度。有证据表明经济中心的态度显著影响目的地社区对旅游影响的响应与感知[51]。Jurowski等[51]报告了经济中心的态度与三个影响变量（经济影响、社会影响、环境影响）呈负相关。Gursoy等[52]发现经济中心的态度对旅游收益的感知有负影响，同时对旅游业支持的程度明显受到当地人经济中心主义强度的影響。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经济发展往往是当地发展旅游业的核心目的，在资源依赖型社区转型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往往强化旅游发展的积极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53]。 社区关注方面，以往研究表明社区关注的问题可能影响对当地经济状况的感知、对旅游业成本与收益的感知、对旅游业的支持[52]。高度关注社区事务的人更可能关注当地经济的状况[51]。居民对社区中诸如环境、教育、犯罪等问题的关注，会影响到居民对旅游的获益和成本的感知，从而对其支持态度产生重要影响。社区关注的程度除了影响居民对利益和成本的感知以外，也会影响到居民对社区经济发展的认识。社区关注越多，居民会愈益感知到社区经济改善的必要，因此，会更多地关注旅游的积极利益而低估其消极影响。尽管日本巴西侨民感知自己在心理和社会方面得到来自民族地区旅游的增权， 但是日本居民对增权的感知能够略微更好地预测居民对旅游业的支持以及日本居民对旅游业对社区贡献的认知， 尤其对那些感觉没有从旅游业中获得经济收益的居民群体[54]。 社区依恋是影响人们感知旅游影响及支持旅游业的一个因素[15]，有关社区依恋对旅游影响感知与旅游业支持存在相反的看法。McCool与Martin[55]报告较高的社区归属感与较高级别的正面影響感知高度相关。另外有人发现社区依恋影响当地人如何感知他们的经济，人们对社区越有依附感，他们越可能感知到当地经济需要援助[52]。社区依附感有可能调节人们如何感知旅游业的成本与收益：如果他们感觉当地需要新投资，他们越可能更正面地评价旅游收益，最小化旅游的消极影响。但是，Um与Crompton[56]提出社区依恋与旅游影响感知呈负相关。Lankford与Howard[38]以及Gursoy等[52]没有发现依附感与旅游影响感知有明显关联。 社区归属作为影响居民旅游感知和支持态度的因素引起了许多学者的重视。McCool等[32]发现社区归属感有助于形成积极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感知，但可能导致居民对消极环境影响的感知，即具有强烈社区归属感的居民比其他居民可能更加关注旅游带来的消极影响。居民在社区居住的时间越长，社区归属感越强，对旅游发展越持消极态度[38]，但也有学者认为，社区归属与居民感知没有显著因果关联[52]。社区归属能够导致居民社会或心理方面的增权，而在心理和社会方面获得增权的社区居民能够更好地预测对旅游发展的支持[54]。 当地人对游憩资源的使用状况。以往研究表明当地人是根据他们如何感知旅游业对游憩资源使用的影响来决定是积极地看待旅游业还是消极地看待旅游业[52]。Kendall与Var[57] 认为那些使用旅游业资源基础的人往往积极地看待旅游业的影响，因为旅游业改善了当地的休闲设施与机会。其他人认为使用资源基础的当地人会消极地看待旅游业是由于相信旅游业会导致外地人与本地休闲者竞争休闲机会[52]。Jurowski等人[51]报告了使用资源基础对感知旅游业的经济、社会与环境影响有正的影响，他们也汇报了当地人对资源基础的使用对旅游业支持有显著影响。那些报道旅游业对旅游资源使用有影响的研究得出结论说旅游业改善了目的地社区的娱乐与游憩机会[51]。总的结论是当地人对资源基础的使用可能与旅游业的正面影响有正相关与旅游业的负面影响有负相关。 旅游者的数量的影响，随着旅游者数量的增多，居民户外游憩资源利用的机会受到限制，也能对其旅游支持态度具有不利影响。不过，旅游者数量对居民旅游态度的影响也会受到旅游地旅游发展阶段的调节作用，在初始发展阶段，旅游者数量越多，可能导致居民对旅游发展持乐观态度，这一点在伊朗亚德兹老城社区得到了经验支持[25]。 1.3 空间因素 空间与旅游发展态度的关系研究，尝试把特定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与居民与旅游者的物理距离联系起来。根据规模、距离与区位变量，Toennies、Durkheim、Simmel与 Wirth的线性模型假设社区依恋随着人口与人口密度的增加而减少。因此研究人员假设居民距离旅游活动集中区越近，他们就越能感知到旅游业的消极影响[58]。Hester在北卡莱罗纳州Manteo海滨小镇的研究中发现，居民在定义他们社区神圣场所的时候认为滨水区和特定的商店对于社区生活质量很重要[59]。这是一个文献尚未研究充分的方面，这种信息对于规划人员寻求旅游设施适合的场所与决定不适合旅游开发的地区很重要。，Pizam[46]在对马萨诸塞州鳕鱼角（Cape Cod）居民的研究中证实，旅游设施与服务的高密度造成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消极态度。后续研究发现这种关系更复杂的方面。例如Tyrell等发现罗德岛（Rhode Island）家庭总体上支持旅游增长，但是由于游客乱扔垃圾，对在他们家庭附近开发旅游设施不支持[60]。另外Pearce报道西维吉尼亚Harrison县居住在城市区域的居民对非美国旅行者更欢迎，而城市中心的区位与居民对外国旅行者的消极感知有关[61]。在国家游憩区周边5个农业县的研究中，Gursoy等[52]发现，当地经常使用该区域的人对旅游获益的感知更消极并且不太可能支持旅游发展，认为居民的消极态度是由于担心游客增加后他们对该游憩区使用会受损害，并进一步建议旅游规划应该涉及保护居民对游憩区的使用或提高他们对游憩区的使用能力。 Harrill 与 Potts在查尔斯顿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居民旅游态度最消极的区域往往位于旅游中心并且受到的旅游消极影响最大，而对旅游影响态度更积极的地区往往远离旅游中心区，受到旅游的影响少[4]。这种空间的差异与Belisle 与 Hoy[62]的发现不同，他们发现距离旅游区越远旅游积极影响感知就越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研究是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在那里绝大部分城市人口依靠旅游业。相反，Kor发现，支持旅游业的土耳其安卡拉居民不靠近旅游区居住[63]。依据其他研究以及自己的研究成果，Harrill与 Potts声称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态度部分上是空间区位与对旅游业经济依靠度的反映，受旅游影响严重但是经济上又不依靠旅游业的居民要比其他居民更多对旅游业持消极态度[4]。Uriely等在对巴勒斯坦北部拿撒勒古城（Nazareth） 的研究中提出了“遗产邻近”（heritage proximity） 的概念，认为有文化或宗教遗产运用于旅游发展的居民群体比没有遗产被利用的群体具有更高的旅游支持度[64]，这一点得到最新一项在伊朗亚兹德老城区研究支持[25]，老城区居民对旅游发展持积极态度，源于旅游发展带来三项变化：（1）政府与私人投资增加改善了老城区的实体环境质量：（2）与外国游客的交往带来了正面的社会文化交流；（3）旅游发展提高了居民对文化遗产的自豪感与社区意识。所以说，居民的积极态度不仅与空间区位和旅游依赖度有关，可能还与目的地旅游业发展的阶段有关系。 2 基于旅游感知的居民聚类研究 2.1 研究缘起与动机 随着研究人员积累大量有关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知识，有些研究人员就像旅游营销人员划分旅行者类型一样尝试划分有相同态度的居民群体。这种研究目的就是从一个整个样本中识别出看法相对一致的群体，并且根据他们对旅游业的态度、对不同发展策略的观点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特征分析描述这些群体。这种研究对规划人员很有帮助，如果了解了一个社区不同意见群体的特征，就可以采取不同的开发策略最大程度上减少旅游业的负面影响，同时在识别出那些最有可能不同意这些开发策略的群体的基础上最大程度上获取他们的支持。尽管这种类别证明在理解社区居民感知的范围中是有价值的，但是近期的研究表明居民态度的差异比很多居民类别划分得更细微。 2.2 旅游影响感知的群体聚类文献 尽管有大量的研究研究了当地居民对旅游业的看法，但是在旅游文献中对居民旅游看法分类的研究比较少。Robert Rothman[65]根据特拉华城市带（Delaware）2个海滨社區居民的旅游开发的态度界定了3个群体：不依赖旅游业的社区；支持发展旅游业的社区；对旅游业存有矛盾态度的社区。随后的研究[36]详细地阐述了Rothman的基础模型。在一项佛罗里达居民群体划分的经验研究中，Davis等人把居民分为5个群体：旅游憎恨者、旅游喜爱者、谨慎乐观者；中间者（该群体对旅游的好处与该产业的持续增长持中庸看法）；单一原因爱好者（该群体支持旅游业或者处于旅游者创造的就业岗位或者出于旅游业提供的休闲机会）。研究人员注意到居民对旅游影响知识的了解与对旅游业的支持强烈相关，Ap与Crompton[65]根据德克萨斯4个社区对旅游影响的回应划分居民对旅游业的四种策略：接受、容忍、适应、退却。Ryan等划分了英国Bakewell镇居民态度的种类，识别出了热情支持者、有点生气者、旁观者[42]。类似的分类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社区。Smith等对美国西部经历旅游增长的4个社区进行了分类：旅游饱和社区达到了旅游开发的上限，居民不再希望发展旅游业，根据作者描述旅游饱和的社区明显高度希望未来少发展旅游，旅游人数少一些，对旅游业与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感知较多，社区总体的经济与社会满意度较低；旅游实现型社区旅游发展水平适中但是在增加，居民对未来更多发展旅游业的愿望有矛盾；旅游渴望社区强烈希望更多地发展旅游业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并且认识到的旅游业的重要性比实际上更大[66]。Smith 等得出结论说研究人员应该尝试区别社区与个人的旅游依赖度以及相关的对旅游业的态度 ，这两个群体之间可能有显著差异。Fredline等[67]研究澳大利亚黄金海岸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运用聚类分析把居民旅游感知划分为5类，有保留的支持者、憎恨者、现实主义者、热爱者、个别原因担心者。Madrigall从两个城市中区分出三种有所重叠的类别：热爱者、憎恨者、现实主义者[68]。Williams与Lawson[36]研究新西兰十个社区如何看待旅游业对他们社区的影响，运用聚类分析把居民旅游影响的感知划分4类：热爱者、怀疑者、纳税者、无辜者。较近期的研究，Aguil与Rosell识别出了旅游开发支持者、谨慎开发者、举棋不定与小心谨慎者、保护主义者、另类开发者[69]。 近年，针对特殊类型旅游活动居民群体聚类的研究有迅速增加，比如自然观光、文化旅游活动、遗产旅游等。针对旅游感知把自然观光地的居民划分为天真者；经济导向者、悲观者、冷静者[70]。有研究分析了居民参与文化旅游活动的动机并且把基于这些动机把居民分为：旅行偶遇者、追求观光者、新奇知识追求者[71]。参访文化遗产城市也是居民的重要娱乐活动，有研究以葡萄牙世界文化遗产城市波尔图为例把当地居民的文化遗产参访分为定期参访者、偶尔参访者与上瘾参访者[72]。 2.3 旅游影响感知群类研究的局限与问题 尽管现有研究已经认识到社区的多元性，并且声称有可能根据居民对旅游开发的认知对目的地居民进行细分[37]， 对于居民感知的聚类即使能够分出类别也难从现有的调查处得出重要的结论。尽管从具有不同观点的居民中能够相当容易地识别出相应的类别，但是直接的比较几乎不可能[67]。之所以不同类别之间难以比较主要由于分类变量、社区与目的地特征、划分的类别数以及不同问卷收集的数据划分造成的比较缺乏一致性。居民群体聚类基本上根据问卷量表数据，先对量表进行主成分分析，再对问卷样本总体进行聚类。这种方法受限于样本规模、量表之间缺乏进行比较的基础，直接造成群体分类之间无法进行直接的比较。尽管根据居民对旅游业的回应识别出不同的居民的类别或许使研究人员能够较真切地发展居民态度与旅游业关系的更一般化的理论， 但是从学术上这种方法仍旧是有局限的。必须承认早期的研究通过预先确定的问卷把研究框架强加到社区身上，对居民旅游影响的感知缺少超出研究者自身预设来研究该问题[67]，因此相对现实中真实的类别这些研究的精确性是值得怀疑的，未来的研究需要结合案例地脉络与情景进行深入的质性访谈与田野研究提出更切合目的地实际的居民感知分类。 3 研究方法反思及展望 在现有旅游地居民感知与态度研究中，存在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理论分析多、数据分析少；研究方法和手段较为简单，缺乏深度等诸多问题。应加强比较、分析和归纳不同文化背景中旅游发展范式的理论经验和研究成果，区别不同国家旅游发展所表现出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并对国内各类旅游目的地发展及其影响加以重点研究，以期为旅游地的发展战略选择提供理论参考和依据；加强跨地区、跨文化（包括国内和国外两个不同范畴） 的共时比较研究，以及对旅游发展演进不同阶段的历时归纳研究，有效地探求和分析旅游发展的阶段与演进规律以及旅游的综合社会文化影响等问题。 就目前掌握的文献目前国内研究的以单个案例研究为主，跨空间、共时性研究较少。即使已有的跨空间案例研究[73]，也存在样本量不足的问题，比如一个研究20个遗产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调查问卷总量为1001份，有效问卷900多份，涵盖了如此多的案例地而每个旅游地调研问卷不足50份，整个调研的而代表性更是让人担忧。有的研究[74]研究程序叙述不规范，没有介绍数据采集方法、分析方法而直接解说结果。另外，有的定量研究的抽样方法没有交代，研究方法交代使用访谈法而没有说明深度访谈的问题，访谈的程序以及样本选择标准、各个样本的代表性，使人不免怀疑其研究结论的扎实性与科学性。另外有相当多的研究没有说明研究的不足与局限。有些文章研究方法叙述中存在违背研究伦理的事实，侵犯了被研究者对研究过程的知情权，研究结果难以让人信服。另外问卷中的回答者主观题没有说明处理与使用的方法[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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