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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两圈两带”格局下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度分析

范文

张祚周敏金贵刘艳中罗翔

摘要：统筹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关系是实现城乡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在湖北省“两圈两带”空间战略格局的框架下，综合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发展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分析了2006年～2015年湖北省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水平。研究表明：湖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度并不高，总体处于低度或中度协调发展水平，且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省内各市州的协调发展度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区域差异，从鄂中地区到湖北省东部、西部边缘地区协调度呈阶梯状下降趋势；而不同“圈”、“带”之间不但协调度差距明显，且历年变化不大。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度；“两圈两带”；湖北省

中图分类号：K921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无论中国的城镇化规模还是速度都前所未有[1]。在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人口的聚集还是基础设施的建设，都必须通过土地的重新配置来实现[2]。然而，在中国大规模快速城镇化的同时，各种问题也比较突出[3]，并且城镇化质量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4]。而有限性的土地资源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5]。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了优化土地要素的配置，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方向。新型城镇化除了相较于传统城镇化更注重城镇化发展内涵与质量[6]，同时也要处理好核心城市发展与辐射区域带动发展的关系[5]。因此，如何在区域发展空间格局下科学评价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程度，是城市在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更好优化配置土地资源、落实新型城镇化，并统筹两者关系的前提条件。

根据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年～2020年）》统计数据，1978年～2014年37年间，中国城市化水平由18%提高到54.8%，城市总数量由1978年193个增加到2010年的658个。其中各级规模的城市数量大幅度增加：1000万以上人口城市由1个增长为6个；500～1000万人口城市由2个增长为10个。然而，在城市快速发展、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的同时，耕地面积逐渐减少[7]，且土地利用效率较低[8]。对于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关系研究，有学者认为，城镇化与水土资源之间存在互动互馈机制，城市化进程促使水土资源由粗放向集约利用方式转变[9-10]。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城市化进程必将与土地、水及生态环境产生冲突，日益紧缺的资源环境条件也将反过来制约城市的发展[11-12]。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化的各个层面与资源环境综合协调、交互胁迫[13]，而资源环境保障程度也影响着城镇化的速度和质量[14]。因此，无论是土地资源对城镇化的作用，还是城镇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两者间都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中，大多采用的是定性分析和简单的定量分析方法，更深入的计量分析、空间分析和动态模型的应用仍相对不足[15]。

随着“两圈两带”空间发展战略格局的提出，湖北省各个城市发展不但有了明确的定位，彼此之间也进一步加强了联动关系。本文在湖北省“两圈两带”空间格局定位视角下，选择以湖北省“两圈两带”中17个市（州），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发展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探索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度以及“圈”、“带”间的差异。

1 研究区域与空间格局定位

1.1 研究区域概况

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省，境内除长江、汉江干流外，湖泊众多，有“千湖之省”之称。湖北省中部是被称为“鱼米之乡”的江汉平原，盛产淡水产品和粮棉油，是中国重要商品粮基地之一。近年，湖北省经济快速发展，2015年的GDP总值相对于2006年翻了四倍多。同时，城镇化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2005年湖北省的人口城镇化率为43.2%，到2014年已达到55.67%，增长了12.47%，位居中部地区第一。然而，伴随着湖北省城镇化快速发展，大量的土地资源被消耗。据历年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2015年间，年均减少耕地15406hm2；到2015年末，湖北省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0559hm2，低于0.0869人均耕地警戒值[16]。

1.2 “两圈两带”空间战略格局

作为全局性的空间指导纲领，区域空间发展战略往往通过制定科学的空间发展方向与目标，在空间格局上实现有序的形态结构与功能结构[17]。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空间发展经历了“以点带面”、“以圈带面”、“整体全面发展”、“特色区域带动”与“点轴开发”等不同战略模式[18]。在湖北省提出“两圈一带”、“两圈两带”空间发展戰略之前，已形成了武汉城市圈为核心的“以圈带面”模式。2008年，“两圈一带”战略被正式提出，长江经济带被纳入规划，并以长江经济带为桥梁，连接武汉城市圈和鄂西生态圈。从2009年开始，十堰、襄阳、潜江等汉江沿岸城市就在积极准备建设汉江经济带；2010年，汉江经济带的建设被纳入空间规划，湖北省“两圈两带”空间战略格局正式形成（图1）。

“两圈两带”基于湖北省实际，融合了“以圈带面”模式与“点轴开发”模式，通过各城市之间都有内在联系形成一个完整的空间发展战略体系。武汉城市圈作为龙头，旨在建设“两型”社会示范区，创造一条新型工业化、城镇化道路；鄂西生态圈以“绿色”为产业焦点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发展新兴生态型工业和以生态为重点的旅游等服务业，形成以“绿色”为主的产业体系。长江经济带是连接武汉城市圈和鄂西生态圈的纽带，充分发挥“黄金水道”的优势，对水资源进行开发，带动沿江城市的发展；汉江生态经济带以生态建设为中心，打造优质水源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对生态文明的建设，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

2.1 研究方法

（1）熵值法。熵作为一种对不确定性的度量方法，据其特性可以来判断影响新型城镇化和土地集约利用的各项指标的离散程度，并用以反映各指标对综合评价结果的影响大小[19]。这里采用熵值法的测算结果作为综合评价指标的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Yij=[Xij-min（Xi）]/[max（Xi）-min（Xi）] （1）

Yij=[max（Xi）- Xij]/[max（Xi）-min（Xi）] （2）

式1、式2分别对应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对两式中各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其中max（Xi）、min（Xi）分别为第j个指标评价样本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Ej=-ln（n）-1ΣPij·lnPij （3）

Pij=Yij/Σyij （4）

根据信息熵的定义，用式3和式4求出一组数据的信息熵。

若Pij=0，则定义limPij· lnPij=0，其中n表示样本的组数。

Wi=（1-Ei）/k-ΣEi （5）

上式中k表示指标的个数，式5用来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

（2）耦合发展模型。设f（x）= Σai·Xi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系统发展水平，其中Xi、ai分别表示土地集约利用指标及其相应权重；g（x）= Σbi·Yi为新型城镇化系统的发展水平，其中yi、bi分别表示为新型城镇化指标及其相应权重；T表示两个子系统组合所构成的总系统的发展水平，即系统发展度：

T=αf（x）+βg（x）（6）

式6中，α、β分别表示两个子系统的特定权数。耦合协调度是衡量系统之间协调性的指标。基于容量耦合系数理论的多系统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即：

Cn={（u1，u2，u3…un）/[∏（ui+uj）]}1/n （7）

其中ui是各个子系统的评价函数。本研究中取n=4，u1=f（x），u2=g（x），由此式7推导出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模型：

C=[f（x）·g（x）]0.5/∣f（x）+g（x）∣ （8）

式9中，D为协调度，耦合协调度的取值范围为0≤D≤1，取值越大，系统协调度越好。根据耦合度大小，利用均匀分布函数法可确定划分标准[20，21]（表1）。

2.2 指标体系

城镇土地集约利用主要指在通过城镇土地上增加投入以获得土地的最高报酬，该概念虽然来源于农业土地利用，但内涵较农业土地集约利用更加丰富而复杂[22]。新型城镇化，虽目前尚无标准定义，大多数研究强调了城镇化过程中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以及实现城镇人口的全面发展[23，24]。而对于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刻画，多基于综合指标体系的构建。而学科领域和研究问题侧重点的差异，导致不同研究选取的指标也各具特色。本文在资料可获得性的基础上，根据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以及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机制，借鉴已有评价体系中的部分指标[25-28]，通过土地投入强度、利用强度、产出效益与可持续利用程度来反映土地集约利用程度；通过经济、人口、社会与环境四个方面来反映新型城镇化水平。最终构建了包含23个具体指标的指标体系（表2）。

2.3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包括湖北省“两圈两带”空间格局所涵盖的武汉、黄石、十堰、荆州、宜昌、襄阳、鄂州、荆门、孝感、黄冈、咸宁、随州、恩施共13个地级市州，以及仙桃、天门、潜江3个湖北省直管市和1个神农架林区。从“两圈”空间格局看，武汉、鄂州、黄冈、仙桃、潜江、黄石、孝感、咸宁、天门属于武汉城市圈；荆州、宜昌、恩施、襄阳、十堰、荆门、随州和神农架在内的8个市（林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同时，这17个市（州）又分别属于长江经济带、汉江生态经济带（表3）。

本文收集了2006年～2015年各指标数据，以湖北省17个市（州）为研究对象，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进行耦合分析，在空间上横向覆盖了17个市（州），在时间上纵向覆盖了2006年～2015年的统计數据，数据均来源于历年《湖北省统计年鉴》、各市（州）统计年鉴、各市（州）社会与经济发展统计公报等。

3 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分析

3.1 协调度的计算与对比

基于所构建的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对湖北省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从评价结果来看（见表4），湖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发展过程跨越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低度协调阶段（2006年～2008年），这一阶段协调度在0.4以下，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的发展之间失调相对较严重。此时期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没有考虑到土地的集约利用，大规模征用农用地、填湖造地，一味扩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但人口城市化并未跟上，导致土地利用较为粗放。第二阶段为中低度协调阶段（2009年～2010年），这一阶段的协调度在0.4～0.5之间，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的发展处于轻度失调的状态。这一阶段较之前有所好转，土地利用指数开始高于城镇化指数（图2），土地利用开始向集约节约方式转变。第三阶段为中高度协调阶段（2011年～2015年），这一阶段的协调度在0.5～0.8之间，土地利用与城镇化相对前期而言处于较好的协调状态，两者的发展指数均较高，且土地的利用更加集约。但相较于更高的协调目标，仍有一定上升空间。

如图2所示，湖北省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发展指数自2005年以来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且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增长速度比城镇化的增长速度要快，到2008年，土地集约利用指数开始逐步超过城镇化指数。湖北省作为中国中部地区人均GDP最高的省份，经济增长相对迅速，并产生了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从而带动了农村人口的城镇化。与此同时，湖北省逐渐意识到城镇化过程中已产生的对土地资源的消耗与浪费，从2004年开始先后组织开展了土地利用现状与潜力、土地利用与区域协调发展等相关议题的土地利用基础性专题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组织开展了土地利用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这些积极措施对于湖北省节约集约用地、统筹区域土地利用、协调城乡发展、保护环境，规范土地利用过程中的不合理行为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从成效来看，从2008年起，土地利用方式已逐渐向集约利用方向转变、发展。

3.2 协调度空間异质性分析

进一步以湖北省的17个地级市（州）为研究对象，计算从2006年～2015年间各市（州）历年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度，结果如表5所示。

从计算结果看，总体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湖北省各市州的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度在波动中增长，围绕着0.357的均值上下波动，从2006年的0.345增长到2012年的0.383，意味着湖北省各市州的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度正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2014年全省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度略有下降，且各市州的协调度并不高。说明这一时期湖北省各市（州）的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失调风险值得注意。

基于前文对于协调度的划分（表1），进一步利用湖北省17个市（州）近10年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发展协调度计算结果的均值分析其空间差异。由图3A可以看出，湖北省各市州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度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一般而言，规模越大的城市，两者的协调发展度也越高，且由湖北省中心到湖北省边缘城市，协调度以阶梯状依次递减（图3B）。湖北省的省会城市武汉市，在2006年～2014年间协调发展度均值水平最高，处于高级协调阶段；宜昌市、襄阳市，以及鄂州市、黄石市等位于武汉市周边城市的协调发展度次之，处于中度协调阶段；而位于湖北省“东西两翼”的黄冈市、十堰市、神农架林区和恩施自治州处于低度协调阶段。其中排名最低的恩施自治州是湖北省重要的农作物生产基地，城市规模小，以发展第一产业为主，全市森林覆盖率超过80%。湖北省无一地级市处于极度协调阶段，排名最高的武汉市，2006年～2015年间协调发展度均值也只有0.63，虽然协调程度相对其他区域较高，但还是属于初级协调水平。说明湖北省各地区整体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度不但存在区域差异，且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此外，虽然湖北省的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但这种差距正在缩小，如表4中反应差距的变异系数指标，其数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波动中不断下降，从2006年的0.262下降至2015年的0.235，说明湖北省的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度有区域差异缩小的趋势。

3.3 “两圈两带”协调度对比

在湖北省“两圈两带”格局下，武汉城市圈作为全省生产要素和产业最有活力、最密集的地区，包括工业、金融、交通、旅游、教育等多个领域，是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也是实现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支点；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人口总量占全省的50%，土地总面积占全省的70%，是集休闲度假、生态观光、民族文化艺术观赏和民俗体验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圈。长江经济带处于长江流域的中心，是促进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和武汉城市圈协调发展的重要连接纽带与空间载体，是推动湖北省经济、社会、生态和谐发展的空间主轴；而汉江生态经济带占汉江全长的55%，是全国流域现代水利建设和综合开发示范区。

基于湖北省17个地级市（州）不同年份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发展协调度的计算结果，根据各市（州）所属“圈”、“带”（见表3），进一步计算历年武汉市城市圈、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以及长江经济带与汉江经济带的协调度均值，并进行对比分析（见图4）：总体来看，武汉市城市圈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发展协调度水平明显高于同年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见图4A）；而长江经济带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发展协调度水平明显高于汉江经济带（见图4B）。而从差距幅度来看，“两圈”之间的差距幅度要大于“两带”之间的差距幅度。从历年协调度变化来看，无论是“两圈”，还是“两带”都呈现出趋同的变化趋势。然而，不同“圈”、“带”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发展协调度之间的差距在近十年内不但客观存在，且并暂时没有出现差距缩小的趋势。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湖北省“两圈两带”空间格局视角下，基于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等计量分析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探索了湖北省17个市（州）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度。研究结果表明：在时间维度上，湖北省及其各市（州）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度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且各市州之间的协调度差距呈趋同趋势；在空间维度上，总体看来，湖北省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水平并不高，处于中度协调阶段，且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土地集约利用；各市（州）之间的协调发展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从鄂中地区到湖北省东部、西部地区，协调度呈阶梯状下降。总体而言，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化与工业化越发达的地区，协调发展度也越高。武汉市城市圈与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长江经济带与汉江经济带的协调度历年变化趋势相近，但差距明显，且暂无缩小趋势。而这反过来进一步证明了“两圈两带”空间格局定位与发展侧重点差异的合理性。

依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如下：

（1）全面加快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进度。从研究结果来看，湖北省整体上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度总体还处于相对较低水平。湖北省的土地利用超前，城镇化发展滞后，且城市规模越大的地区，协调发展程度越高。要解决以上问题，应在集约利用土地的基础上，科学推进城镇化，加大对土地的投资和产出，提高城镇化用地水平。更加科学合理地利用城市空间，在加快大城市基础设施和老城区改造的同时加大小城镇建设力度，加大人才引进和支撑保障力度，全面提高湖北省的新型城镇化水平。

（2）深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高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程度。从研究结果来看，在湖北省各市（州）中，多数地区土地集约利用指数较低，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程度有待提升。要改变这样的现状，应加强土地利用的宏观管理，改变当前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建立规范的土地市场，对城市土地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进一步提升城市土地的利用效率。同时，在模式、技术、制度和管理等方面继续加大创新力度，不断开创湖北省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新局面。

（3）促进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均衡发展。从研究结果来看，湖北省整体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程度偏低，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协调，但至今仍处于初级协调的阶段，两者的均衡发展程度仍有待提高。此外，不同“圈”、“带”之间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水平有着相对固化的显著差距。在湖北省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空间战略不但能明晰城市空间发展的方向，也是影响城镇化进程与土地利用效果的重要因素。因此，不同“圈”、“带”的城市，应进一步明确自身定位与相邻城市之间的协同关系，充分发挥长江和汉江作为空间纽带的联动作用，实现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良性互动与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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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ion analysis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intensive land-use under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wo Circles Two Belts" in Hubei Province

ZHANG Zuo1， ZHOU Min2， JIN Gui3， LIU Yan-zhong4， LUO Xiang1

（1. Colla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3.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4.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81，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intensive land-use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ities and rural areas. Under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wo Circles Two Belts"， this research using entropy method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made a spatial and temporal analysis of the coordinating degree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intensive land use from 2006 to 2015 in Hubei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w urbanization and l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 have been relatively low in Hubei province， and coordinating degree between them still at relatively low level； moreover， the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has lagged behind the level of land intensive us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coordination in Hubei Province—gradually decline from the central region both to the east and west border regions. Further more，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cities in different "Circle" or "Belt". Finally， we put forward 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e result of above analysis results.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intensive land-use； coordination degree； "Two Circles Two Belts"； 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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