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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裔—文化经济和地方协商：广州建设六马路的跨国饮食消费景观研究

范文

江荣灏刘佳玲林铭亮程国宇王敏

摘要：近年来，跨国族裔在中国大城市日渐扮演重要的角色，为不少研究所关注。过往不少研究针对相关族裔聚居区或族裔经济区进行分析，但缺乏对微观的消费文化景观的探究。本研究以广州市建设六马路的跨国饮食消费景观为例，通过半结构访谈，参与式观察，文献分析和语义差异测量等方法，分析了跨国族裔如何通过消费景观和饮食实践与其他社会群体和移入地的社会经济背景进行协商。研究发现，饮食消费景观不仅为跨国族裔维系和生产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也有被一些跨国经营者和本地商家塑造为独特的文化标签的可能。同时，本地消费者通过这种消费空间的环境和商品文化的感知和想象，也接纳和认同了这种空间。多元混杂的社群也不乏越界交流，以通过开放边界和共存合作面对危机。籍此，通过文化距离和语义差异测量进一步验证，在不同文化群体的文化行动逻辑之下，建设六马路的跨国消费空间同时也可被不同文化群体所接纳和认同。

关键词：族裔经济；文化经济；跨国空间；消费景观；广州

中图分类号：TM344.1 文献标识码：A

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跨国和跨境移民也开始成为再塑城市社会空间、景观和地方的社会文化变量。纵然中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但近年来，随着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及其保持快速增长的经济，流入中国的跨国移民不仅数量增多，类型也愈发多元。伴随着剧烈全球化的不仅是“时空压缩”[1]和人们社会生活体验的改变，还有国际移民的不断增加，他们开始对中国的大城市空间的复杂化、破碎化和多元化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2]，并在中国独特的社会情景和都市治理模式下不断生产着新的流动、文化碰撞和协商场域。在移民人口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趋势之下，非洲商人社区、日本人社区以及韩国人社区已开始于广州涌现，并不断更新着城市风貌和文化景观[3]，新生的异质社会空间也深刻反映着全球化下的地方重构。值得注意的是，围绕着跨国移民的生活和休闲需要，颇具“异国风味”的城市消费景观也是跨国主义下的新时空纹理的重要体现。在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空间的“社会转向”的学术背景之下，跨国族裔如何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境之下通过消费空间和休闲文化实践与其他社会群体和移入地的社会经济背景进行协商，也可作为人文地理学者理解不断重构的中国城市空间的重要研究命题，并从微观和日常生活实践的角度考察全球化过程与地方的互动。本文以广州外籍居民最早聚居的建设六马路的跨国饮食消费景观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在族裔空间和文化经济联结互动之下的运作动态，以及在此之下的接纳交融和认同协商，以进一步理解愈发跨国化的都市空间形态。

1 全球化下的广州、族裔-文化经济和饮食消费空间

近年来，随着多元异质的新城市格局的出现，中国的外国人社区已受到不少的关注。作为华南地区重要的商贸和外资节点，以及对外开放的门户枢纽，广州的资本、信息、社会、物质和空间不仅已迈入全球化的轨道，其于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地位也正不断攀升，吸引着不同类型的跨国移民的涌入。其案例的丰富性也已使其成为研究中国的跨国空间的重要样本城市。不少研究者关注非洲和中东商贸移民对于广州的重塑，并认为该类型跨国商贸移民通过对商品的跨界获取、出口和转运，成为全球化的承载者，并通过跨地方的联结维系，焕发了自下而上的“草根全球化”、“草根多语言主义”（grassroots multilingualism）或“第三类全球化”[4-7]。另一方面，非洲的跨国移民在流动过程中又需回应较为严格的地方管治[8-9]。实际上，广州黑人聚居区与西方族裔聚居区存在显著差异，其形成既有黑人群体的主动聚集，也源于本地居民的排斥和文化差异[10-12]，而其鲜明的族裔飞地（ethnic enclave）实质是外部的全球化力量和内部的地方因素所共同塑造[13]，其演变根植于动态的全球-地方关系、移民体制和地方特征[14]。此外，亦有学者关注类型多为中产阶级和外派精英的发达国家族裔群体的城市空间的形成特征。如刘云刚等发现日本人对族裔经济具有较高的依赖性，并以此自我服务和维系身份认同，加上企业安排、媒体影响、社团活动、双边关系和文化思维的影响，使其社会空间颇具封闭性和排外性[15-17]。然而，现时地理学的视角多着眼于外国人的居住分布，族裔间的隔离、景观影响，社会空间的形成演变以及族裔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18]，微观和空间实践的视角仍较为缺乏。跨国族裔如何通过多元的景观塑造和空间策略与地方系统进行互动融合，应为国内人文地理学者进一步的关注所在。

跨国移民的跨国商贸活动也使中国的大城市开始出现族裔经济的现象。族裔经济由相同族裔的雇主和雇员所出资或经营，或由某一族裔所主导，并可由少数族裔的特殊消费需求、族裔成员的不利条件和族裔消费市场所驱动[19]。Waldinger强调，由于族裔屬性、区位环境和时间等因素的影响，族裔经济兼具复杂性和动态性[20]。周雯婷等则认为，族裔经济并不为服务对象和经营者的族裔属性所限定，而是族裔经营者所提供的经济活动和为所有族裔群体所提供的具有族裔特色的经济活动[16]。实际上，族裔经济不仅利于族裔经济经营者创造较佳的经济效应和为少数族裔提供就业机会，也是少数族裔生产特定社会空间，吸纳社会资本和加强劳动力的社会依附的重要手段[21]。在文化地理层面，族裔商贸活动可于特定的地方塑造和刻下族裔的印记，族裔经济的地方营造不仅与身份认同的需要紧密相连，也创设了特殊的景观[22]。因而，一方面，族裔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网络支持可生产和维系逐渐族裔化的地方，并使其成为身份认同的指示物；另一方面，族裔消费景观中的符号、物件和各种具体活动也可持续营造族裔氛围和维系族裔社会经济活动[23]。

族裔经济彰显了文化与经济之间的交互作用。实际上，在“文化转向”之下，人文地理学亦愈发关注文化经济（cultural economy）。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消费需求的增加，文化物质和文化产业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兴资源。另一方面，市场并非只是交换的场所，也是认同和社会关系通过权力、文化规范和文化价值进行生产、协商和转化之地[24]。而当前经济也已愈加文化化[25]，文化也变得更加商品化，特定的文化可被挪用和创设为商品差异化的手段，运用特定文化符号对特定地方进行表述，也完成地方建构和形象重塑[26]。基于此，王志弘关注了少数族裔多元的谋生策略，强调族裔经济与文化经济的分歧和交汇所在：族裔符号和饮食风味可能为少数族裔巩固身份认同和社会网络的重要资源；也可能被（族裔）经营者挪用为重要的文化象征标识，即不关心消费者是否能在饮食中找到身份认同，族裔符号的运用只是为了彰显异国餐饮的时尚，以吸引顾客，刺激消费，偏向文化经济逻辑[27]。

消费无疑是相互作用的跨国族裔经济和文化经济的重要一环。消费地理学现在已开始更为关注人类的消费体验和消费地理中各对象的关系[28-29]。人们于特定物质和社会背景下积极生产和赋予消费活动意义[30]，消费者也可通过与消费空间的互动关系确立和表达身份认同[31]。由于牵涉到不同空间尺度的互动，消费性的族裔景观是动态复杂的文化实践场所，其边界和地方特质在动态的权力几何学之下也更具不稳定性和流变性[32]。而餐飲店往往在跨国消费景观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食物与社会文化和亲密性紧密相关，本是创造文化独特性，通过口味满足与体现族群忠诚性的重要手段[33]。食物作为符号和意义的实体[34]，可于陌生的空间反复出现，饮食习惯可以标志化和塑造文化边界。在族裔消费场所，特定身份的消费者，食品的口味、气味、质感，用餐方式以及餐厅内的人际关系都可构筑出“熟悉感”[35]。族裔餐饮店不仅供应家乡食物，更是少数族裔结识同族裔朋友的节点，饮食口味和餐饮空间的内外符号化布置于他们而言更是铭记和操演族裔文化的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族裔-文化经济在推动跨国空间的形成时，维系此类族裔消费景观的社会实践和文化展演，也依仗于相应特定空间的支撑[32]。空间同时是社会行动和关系的前提、中介、结果和具现[32]。而移民不仅可重新联系人与空间，也从本质上建构了地方[36]。众多相关主体通过地方进行接触，使特定的地方成为差异、情感和身份不断被协商和生产的地带[37-38]。作为新移入的社会群体，跨国移民与其他地方个体之间的竞争、冲突和合作关系可能会触发不同尺度的临界、划界和越界过程[23]。不同的主体通过边界的划定和领域的建构使空间产生特殊意义，进而造就地方[39]。跨国族裔既可能通过族裔消费空间划出属于我群的认同疆域，也有招致主流空间排斥的可能性[23]。而在微观尺度，族裔化的地方作为一个各种流动网络交汇的节点，各不同的主体也有可能借此进行更多的交流，使得更为频繁的越界混杂成为可能[40]。地方的建构本身应为一个过程，是其内部与外部复杂互动的产物[41]。族裔化的地方如何在不同尺度的族裔经济和文化经济的动态互动之下，进而持续协商和建构地方意义，将是本文的关注所在。

然而，现时国内学界对于跨国消费景观的探讨无疑仍较少，动态的族裔空间的文化实践过程也有待进一步考察。“异国风情”在身份认同和谋生策略的需要的交互之下如何被生产？不同族裔又如何基于族裔-文化经济进行互动？本地消费者和居民又如何对此类跨国消费空间进行感知和认同？消费景观构筑的边界又如何被塑造和重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因此，本文以广州市建设六马路的跨国饮食消费景观为例，基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审视全球化下的动态社会空间互动，以期丰富中国的跨国空间和国际移民的研究。

2 研究方法

本文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分析和诠释跨国移民如何于中国城市通过消费景观建构和协商人地关系。首先，本文通过参与式观察法，收集各消费景观的布置、装饰和文化符号等一手资料。同时，通过对《建设街志》、《东山区志》、《建设六马路外国人管理办法》、《建设六马路外国人生活指南》以及相关报道和网络文本进行分析，了解建设六马路的形成与发展，理清本研究案例地发展的总体脉络。其次，分别对消费场所中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经营者、雇员和消费者进行半结构访谈，以了解消费地的经营策略和发展动态，以及不同行为主体的感知和认同。最后，本文通过语义差异和文化距离测量方法，进一步揭示不同文化倾向群体对建设六马路的空间感知，以及隐含于不同主体的话语其后的社会意义，进而分析族裔-文化经济逻辑下该街区消费景观的建构过程和效应。

其中，运用语义差异量表进行心理态度测量，研究人们对建设六马路的空间感知以及对其中消费景观的认同协商。该方法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Osgood等人在1957年提出的一种较为全面的态度测量方法，量表主要以两个对立的形容词构成，分值代表其对某一对象的看法和态度[42]。本调研以Mehrabian和Russell的“情绪三因子”论[43]以及R.Kaplan和S.Kaplan的环境偏爱理论[44]为基础进行量表设计，获取被调查对象的空间感知。“情绪三因子”即唤醒、愉悦、控制三个维度，其中唤醒维度根据S.Kaplan的环境偏爱研究分为了连续性、易识别性、复杂性、神秘性四个维度。本研究以访谈文本以及网络爬虫技术获得的网络文本为基础，对描述建设六马路景观环境的形容词进行选择与筛选，共选取14组具有广泛共通的感情意义的形容词，将形容词对按照从左到右的景观感知等级进行划分，分别赋值-2、-1、0、1、2。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让受访者对建设六马路消费景观进行主观评价。问卷派发的对象为进入建设六马路消费的消费者，有本地居民、当地工作者、商人、游客等。

采用文化距离的测量方法，以探求不同文化背景倾向的群体对建设六马路的认同协商。Hofstede等认为世界各国家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并把差异程度用定量化方式表示，称为文化距离，建立了Hofstede文化距离模型[45]，Hofstede国家文化理论从权力距离、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阳刚气质-阴柔气质（男性度-女性度）、不确定性规避、短期导向-长期导向五个维度描述国家文化的差异。本文采用了不确定性规避[46]这一维度（表2）进行测量，不确定规避指的是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可反映不同群体进入建设六马路消费景观产生的恐惧程度倾向。具体实施方法为用10组观点设计出5级李克特量表，即“非常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非常不同意”5个等级进行评分，以获取本研究中受访者身份的文化背景倾向，从而实现在跨文化空间中对不同文化倾向群体的空间感知进行研究。

3 建设六马路跨国消费景观的建构

3.1 城市重构、跨界流动和区位条件

建设六马路坐落于广州市越秀区，是一条历史悠久、多元文化交融的街道，因其深刻的岭南文化内涵、人文风采与地域特征而受中外瞩目。建设六马路的“建设”之名，源于建设新村。1953年，广州市第一个工人新村建成，并兴建整齐马路，街内商业、服务业网点齐全。朱光市长剪彩并命名为建设新村。这不仅是广州市，也是全国第一个工人宿舍，拉开了广州城市规划建设的序幕。70年代初，政府征用淘金坑兴建白云宾馆。1978年，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决定征用青菜岗、建设新村等地建一批居民住宅。80年代初，华乐坊被征用建花园酒店，之后，周边涌现出越来越多的高级写字楼、星级酒店、大型商场。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90年代，愈来愈多的不同类型的跨国机构开始进入广州。据广州市的公安部门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在广州登记居住的外籍人士为11.8万人，而在穗常住的外籍人口则由2010年的2.8万上升至2016年的8.8万人，其中来自亚洲国家的占54.1%，来自欧美国家的亦占23%，其中日本、韩国、美国、印度、加拿大人口又分列前五位[48，49]。这也显示，虽非裔商贸移民之于广州市的城市重构作用令人瞩目，来自日韩和欧美等地的族裔人群更是移入广州的重要跨国力量。随着欧洲国家和日本领事馆落脚于环市东，以及日益兴起的跨国商贸活动，这一片区也逐渐成为重要的外籍居民聚集地段[47]。由此带来的消费和休闲文化需求使建设六马路的区位条件也被重塑。90年代以来，许多外国人于此投资，或与中国人合资，不同国家的餐饮、服装、休闲商店陆续在这里落地，与广州本土餐饮相互交织。

然而，2010年前后，随着珠江新城的兴起，广州的CBD转移到天河区，不少原本居住在建设六马路的外籍人士逐渐流移到珠江新城。随着城市的发展，租金的上涨与房屋的老化，建设六马路的商业开始面临新的可能性。

3.2 族裔经济和文化经济交互下的消费景观塑造

跨国消费空间往往同时经受着族裔经济和文化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族裔群体开设的餐饮店，菜单、店铺装修风格都凸显其族裔文化符号。以建设六马路某土耳其餐厅为例，其经营者为土耳其人，在餐厅的装饰上，采用了有土耳其风味的灯饰，店内插着土耳其国旗与中国国旗，餐牌、店内供消费者阅读的报刊、店门口的展示板也都以土耳其语为主。经营者通过一系列族裔文化符号，构建族裔文化景观，获取族裔群体的身份认同。而且，特定的族裔或区域饮食也可因其面向跨国商人的需求，成为中外商人进行商贸沟通的重要节点。

都是外国人为主，也有一些中国人，但他们很多都是做生意的。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来找中国的合作伙伴，来这里做外贸，肯定要找中国人合作，可以找到一些渠道，然后中国人要带客户来吃饭，中国人不一定是穆斯林但是外国人可能是穆斯林的，他们中餐肯定是吃不来的，所以一定要来这里吃的。很多中东的餐厅都会在这里，那边还有个苏丹的，在环市东路那里，反正就这几家吧，都是这样的餐厅。（访谈者N18）

然而特定族裔人士开设的餐厅并非一味迎合特定群体的需求。以中国人与加拿大人合资的某北美风味餐厅为例，餐吧的墙上贴着许多北美知名球队队服、知名艺人的照片，以突出其文化符号，口味亦以北美风味为主。然而，据调研了解，因经营之需，其有时也会通过调适使口味更为大众化，从而减弱其对族裔性的需求。同时，也有外籍人士开设的跨国餐厅不仅是基于自身口味的需要，也是积极将其跨国元素和风味打造成一种跨文化的符号，以面向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既将自身的族裔特色作为商品差异化的重要手段，也標榜其寰宇主义（cosmopolitanism）的身份认同乃至经营策略。寰宇主义强调以世界为“想象的共同体” [50]。全球化的影响不仅使各式跨国流动和联系更为紧密，也由此助长了跨越边界的跨地方认同。同时，跨国精英也可通过寰宇主义以面对多元群体和积极融入文化多元的环境[51]。在此之下，这里的异国餐厅也有可能并非严格遵循其经营者的族裔特色，而是积极进行口味的调和，既是强调异于本地的风味，但也能适应各来自多元文化的旅居者的需要。

去年，我们店招待了来自25个不同国家的顾客，如中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其他一些亚洲、非洲、和欧美的国家。像这道烤鸡人人皆爱，而我们也尝试制作一些能适合不同人群口味的食物。（访谈者F2）

另一方面，也有广州本地的经营者特定面向外籍消费者经营具有“异域风情”的餐厅。如某由广州本地人经营的印度清真餐厅，口味调配即主要面向特定外籍人群的需要。不仅专门聘请印度厨师烹饪，其用料食材也全部进口，以追求饮食的原真性。这种口味全为了吸引特定人群的经营策略，强调外来文化的特质，族裔饮食与族裔身份脱节。而无论是本地人经营的或者是族裔经营的异国风味餐饮店，都通过文化符号来彰显其服务、商品的文化差异。而这常常体现在门口的展板，店内的装饰，包括灯饰、墙壁的装饰品和餐牌的文字类型等。

我们每一样东西都是进口的，除了本地买的水果是不进口的之外，他们吃的出这里的味道是接近国外的，所以他们经常都会来。（访谈者N8）

3.3 本地消费者和媒体对于异域情怀的想象

在众多跨国消费景观的蔓生之下，本地居民如何响应，是否会造成空间的排斥和隔离，亦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调查发现，建设六马路这一带的居民对于外国人的出没已经司空见惯。当地人对于外国人的印象主要以“热情”“友好”“素质高”为主，社区居民对于族裔消费场所的印象则为很少消费，了解其存在但基本没有去过，原因主要是价格较高、口味不合等。也有人认为口味跟其他西餐并无区别，没有特别的特色感。

然而广州本地消费者和媒体对于此类跨国饮食消费景观的感知则往往受文化全球化和符号化消费的影响。通过对相关网络文本进行搜索整理，发现广州本地的网络论坛、网络媒体和地方媒体对建设六马路并不乏关注，而其饮食场所则为关注焦点。总体上，大多为正面评价，多是持乐观而接纳的态度。不可忽视的是，各文本对于建设六马路饮食消费景观的想象多基于其外来饮食文化之上。一篇发表在搜狐网的文章对于建设六马路如此介绍：

都说“广州是非洲人的首都”，这句话没有在开玩笑。并且！不单是非洲人，欧洲人、美洲人、澳洲人……反正除了南极洲人，什么人广州都有。不信？来建六就知道了。“建六”，就是建设六马路。它可以说是广州最浪漫、最小资的一条街道，主题酒吧、外国餐厅，充满异域风情。如果有广州人跟你说“去建六啦！”，那他大多不是叫你去吃大餐，而是去喝一杯。（网友评论）

在此之下，跨国饮食消费景观所表现的异域文化符号被外界感知和塑造为一种“最小资”和“最浪漫”的象征。消费社会的崛起，已使当代消费文化由大众消费向充满审美和文化意义的消费过渡[26]。建设六马路饮食场所的文化多元性被理解为符合新兴中产阶级消费品位的“小资”和“浪漫”，本地消费者前往其进行消费和观光往往也是去追求此类的体验。而且，该区域众多外籍旅居者的现身和活动，并不为本地居民所排斥，反而是因为其异域气息，以及外籍居民的高消费阶层特性，使其被认知和理解为一个“浪漫而潮流”的地方，这也间接体现了本地消费者对于文化全球化的认同。消费者趋向于具有国际化形象的场所进行消费，以接轨全球化，并获取与其全球化想象紧密联系的“小资”和“浪漫”的消费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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