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浙江玉环方言词汇接触研究综述 |
| 范文 | 吴腾飞 摘? ? 要： 玉环市方言复杂，代表方言有福建话、温州话和太平话。历年来，对玉环方言研究的文献著作屈指可数，因此玉环的方言研究有较大的空间。本文从玉环方言、词汇比较和语言接触三个方面评述玉环方言词汇接触的研究。 关键词： 玉环方言? ? 词汇比较? ? 语言接触 玉环市位于浙江省东南沿海，隶属台州市。东经121°05′—121°32′，北纬28°01′～—28°19′，地处温州和椒江两个港口城市之间，东濒东海，南连洞头洋，西嵌乐清湾，北接温岭县。全境由楚门半岛和玉环岛及鸡山、洋屿、披山、大鹿、江岩等52个外围岛屿组成，是全国12个海岛县之一。《玉环县志》提到玉环市多系汉族，但方言复杂，代表方言主要有坎门话、鲜叠话、楚门话。坎门话属闽话区的闽南片方言，随闽南渔民的迁徙而传入，与泉州口音相近，通称“福建话”。鲜叠话属吴语区南片的温州次方言，近永嘉口音，统称“温州话”。楚门话属吴语区的台州片方言，因其直接传入地温岭旧称“太平”，故称“太平话”[1]。 一、玉环方言研究概况 三面临海的半封闭地理特点使其方言既保留古老性又表现出语言接触的变异性。然而多年来，有关玉环方言的研究始终被人忽视。最早关注到玉环方言的是张耀光等人《洞头列岛方言的分布与形成条件分析——兼谈玉环岛方言特征》（2003），介绍了玉环的三种方言及玉环岛形成方言岛的原因，指出：“玉环岛是闽方言和吴方言在海域上分布的过渡地区。向东，向北逐渐以吴方言为主，向西则以闽方言为主。”[2]（85-87）这是第一篇关注到玉环方言内部复杂性的文章，即使文中对玉环方言着墨不多，但也是使更多的人关注到了玉环方言。在张耀光之后，2007年张洁《玉环闽语语音研究》[3]对比了玉环闽语（即福建话）和厦门闽语语音的差异并指出玉环吴语（即太平话）对玉环闽语的影响，系统地阐述了玉环闽语的语音特征，不但为闽语的研究增加新的语料和类型，而且为语言接触提供进一步的例证。蒋晓晓在《浙江省玉环话微探》[4]（2009）中弥补了张洁对玉环吴语研究的遗憾，从语音、语词特点、词法等方面对玉环方言的强势语言“太平话”进行了描写。此外，在此研究基础上还对一些语言现象进行了解释，如连续变调、特殊的音变现象、特色语词等，为玉环方言的记录留下了珍贵的材料。可惜的是，文章的研究范围只局限于“太平话”，对于玉环特色的其他方言如兴化话的描写则有所欠缺。王璐《玉环吴语两字组连读变调的音系理据》[5]（2012）创新性地在当代生成音系学的理论框架内，运用节律结构和标记性理论解释并揭示了玉环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的音系机制，归纳出玉环话两字组连读变调的根本起因是右重节律结构的支配，变调的规则受到标记性的制约。这是以一个全新的角度对玉环方言的探索尝试。由此可见，对于玉环方言的研究，或只研究一个角度或只概括一种音系，或许难以全面概括出玉环方言的特色。我们期待更多文献材料的出现，对玉环方言中三种基础方言做一个体系化的描写，包括对特殊的兴化话的研究，那将具有更高的价值。 二、方言词汇比较研究现状 方言词汇的比较可以从多种角度和层次入手，可以共时比较，也可以历时比较。可总体也可局部比较方言词汇某一或者某几个方面的异同。由于我国方言种类繁多，研究方法多样，词汇的时代性变化等原因，方言词汇较难形成一个系统，因此词汇的比較一直是方言研究的一个难点。 （一）汉语方言词汇比较综合研究 二十一世纪后，方言词汇的理论研究有了一定的突破。李如龙[6]（1982）从源流、意义、构词方式、使用频率、音变形式等角度考察，把词汇差异分为五种类型，分别是：源流差异、意义差异、构词差异、价值差异、音变差异。从性质看又有五种不同的类型：对立型、对应型、交叉型、并用型、补充型。此篇文章为日后的词汇比较分析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理论指导。2002年李如龙在《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7]中提出“汉语方言特征词”理论，这是一种崭新的研究思路。他认为方言特征词是一定批量的，区内大体一致，区外相对殊异的方言词。此书收录了官话、晋语、徽语等近十二篇特征词研究，是一部十分详尽的特征词研究专著。董绍克的《汉语方言词汇差异比较研究》[8]（2002）将汉语词汇学的理论应用于方言词汇差异的比较研究，全面详细地对方言词汇差异的多种特征进行深入探讨。他认为方言词汇在构词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语素及构词类型的不同;在语义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义位、义场及语素义的不同。此后，董绍克等在2013年出版的《汉语方言词汇比较研究》[9]中补充说明了前书未详细讨论的内容，如方言义位的极化现象比较、方言对立词义范畴比较等。该书从理论上探讨方言词汇内部各种规律，填补了这个领域研究的一项空白。 （二）汉语方言词汇比较的具体研究 在方言词汇比较理论研究的指导下，方言词汇比较研究如火如荼地开展。方言词汇比较研究的内容更加全面：方言词汇与共同语词汇比较研究;方言与方言之间词汇比较研究;方言词汇与古汉语的比较研究;方言词汇的计量研究;方言特征词的比较研究等。方言与共同语的比较内容有五个方面：义同形不同;义同形有同有异;形同义不同;形同义有同有异;形同义同。如许宝华《略说方言和普通话词汇的异同》（1965）、李焕道《卫辉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差异比较研究》（2008）等。方言与方言之间的词汇比较研究内容有通过横向比较归纳方言之间词汇差异;通过方言词汇比较探索方言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通过内部各点横向比较和外部比较寻找方言特征词。方言词汇内部之间的比较文献不计其数，如沈文洁《成都话与普通话及各方言词汇的比较》（1996）、李玉娇《广东梅州客方言词汇内部差异比较研究》（2007）、陈茜《湖南慈利城关与阳和方言词汇比较研究》。另外，还有李盈《武汉方言新、老派词汇比较研究》（2012）以武汉方言的词汇调查为切入点，考察词汇的动态变化，以及研究新、老派词汇差异，探索武汉方言的演变的特点、规律。方言词汇与古汉语的比较研究则往往包含于方言片之间的研究之中。涂良军《云南方言词汇比较研究》（2001）、徐红梅《皖北方言词汇比较研究》（2003）、刘丽娟《河南方言词汇比较研究》（2008）等都是对特定方言点的词汇进行比较，其中大都包含方言与共同语、方言之间的对比研究。方言特征词理论的研究自李如龙提出后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其在《论方言特征词的特征——以闽方言为例》（2014）中以闽方言为例，阐述了方言特征词的基本特征、频度特征、结构特征、语义特征、语法特征和用字特征等本体特征。《客家方言特征词研究》（2001）、《湘方言特征词研究》（2005）、《四川方言特征词研究》（2011）、《现代汉语方言核心词·特征词集》（2014）、《萍乡方言特征词研究》（2014）等都通过方言片之间的特征词探求各方言之间的亲疏关系。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方言词汇通过更加精准的数理方法的计量表达进行比较研究，方言词汇的计量研究应运而生。《汉语方言间亲疏关系的计量描写》（1987）、《北海白话词汇与周边方言词汇关系的计量分析比较》（2003）都是通过精确的分析比较相近词汇间的相似关系。《粤西三地粤语客话方言词汇分析计量研究》（2007）分别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计量了三地粤语客话词汇之间的相关系数，揭示了茂名三地粤语客话的接触影响的程度深浅。张梦翰、金健、潘悟云的《闽南方言传播模式的计量分析》（2016）和郑伟娜的《四邑方言词汇相似度比较分析》（2017）等文章的涌现表明了计算机技术与方言词汇的比较分析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三、语言接触研究概况 （一）语言接触理论研究 对语言接触的认识，最早是由历史语言学开始的。十九世纪，施莱赫尔提出“分化是语言形成的主要模式”，并提出影响深远的语言谱系树，根据语言的分化和系属对语言进行类型划分。其学生史密特（Johannes Schmidt）为了解释印欧语系任何两支语言之间都能找出特殊的相似点，而在地理上相近的语支相似点最多这种情况，提出“波浪理论”。谱系树理论和波浪说为接触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論基础。但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特鲁别茨科依（Troubetskoy）对“谱系树”理论的“同构”（语音和语法系统的同构）和“对应”（基本词汇的语音对应）提出质疑。谱系树和联盟说的争论焦点在于语言接触能否出现系统的同构和对应及语言接触是有界还是无界的。以托马森（S. Thomason）（2001）为代表的无界论根据大量语言材料提出社会因素决定论的观点，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接触被看成随机的碰撞，结构因素不起任何作用。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10]（1996）根据对德宏汉族和傣族八年的语言追踪调查，考察语言接触的机制，提出“无界有阶”论。他认为两种语言有规则地相互协调、趋向同构，形成有系统的语音对应关系，而互协的过程则呈现出无界而有阶的特点。说明语言接触可以深入语言系统的各个层面起作用。吴福祥（2007）基于托马森的研究框架，综述和讨论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相关的几个问题。他认为：“所谓语言接触，是指一种社会语言学的状况，而非语言演变的过程。语言接触常常（但并非必然）导致语言发生演变，语言学家通常把这种演变类型称之为‘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语言接触与接触引发的演变并不等同，语言接触只是语言演变的动因或条件，任何接触引发的演变都并非必然发生，即使具备必要的动因和条件。”[11]（3-23）徐荣（2012）重新定义了深度接触一词，他主张将地理分布在方言区边缘地带的方言单立为混合方言。李如龙在《论语言接触的类型、方式和过程》[12]（2013）中提出了语言接触的八种类型和四种方式，并且详细描写语言接触的过程。这是对语言接触研究又一次新的理论概括，为后续的语言接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黄河（2017）在回顾语言接触的历史后，论述接触是否是“有界”的。他认为：“有界无界涉及两个层面：形态、音系、句法、词汇是第一个层面。其中词汇的异质性最强，还可以分为基本词汇和文化词汇，这是第二个层面。”[13]（102-112） （二）语言接触的主要类型 国内语言接触研究的具体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汉语与外语之间的接触;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接触;普通话与方言的接触或汉语方言之间的接触。 汉语方言之间的接触主要有《赣东北汉语方言接触研究》（2003）、《湖南郴州地区的汉语方言接触研究》（2009）、《安康方言接触层次研究》（2016）等研究方言接触语言演变的过程，对于认识汉语方言的现状和历史具有重要的语料价值和类型学上的理论意义。语音方面，《语言接触对上海市区方言语音演变的影响》（2007）、《语言接触视角下的湖北监利方言语音内部分化研究》（2017）以语言接触为指导，分析方言语音内部的分化情况。《从语言接触看汉语方言“哒”类持续标记的来源》（2007）、《方言接触视角下的四川湘方言体貌范畴研究》（2016）、《方言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2017）则是重点分析语言接触对于方言语法的影响。词汇中的文白异读等现象直接反映语言接触的存在，故语言接触在词汇方面的研究颇多。如《湖南省汨罗市大荆镇的三峡移民和当地居民方言接触初期的词汇比较研究》（2005）、《语言接触视野下的南康（龙华）客家方言词汇研究》（2011）、《语言接触和词汇替换：以瑞安方言为个案》（2011）、《语言接触视角下的宜春（水江）方言词汇变化研究》（2012）、《电白霞洞闽客双方言词汇比较接触研究》（2016）、《电白粤闽客三方言词汇比较接触研究》（2016）等。 参考文献： [1]浙江省玉环县志编史修志委员会.玉环县志[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639-640. [2]张耀光，孙惠，彭湃.洞头列岛方言的分布与形成条件分析——兼谈玉环岛方言特征[J].人文地理，2003（06）. [3]张洁.玉环闽语语音研究[D].上海：上海大学，2007. [4]蒋晓晓.浙江省玉环话微探[D].上海：上海大学，2009. [5]王璐.玉环吴语两字组连读变调的音系理据[A].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第十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PCC2012）论文集[C].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2012：6. [6]李如龙.论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J].语文研究，1982（02）：133-141. [7]李如龙.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8]董绍克.汉语方言词汇差异比较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9]董绍克.汉语方言词汇比较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0]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11]吴福祥.关于语言接触引发的演变[J].民族语文，2007（02）. [12]李如龙.论语言接触的类型、方式和过程[J].青海民族研究，2013，24（04）：163-166. [13]黄河.语言接触的历史和现状[J].东方语言学，2017（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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