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西方传记文学在民国时期的译介 |
| 范文 | 孙磊 摘? ? 要： 翻译文学研究，是学界的热门领域。有关外国传记文学译介的研究，却寥寥无几。传记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学体裁。本文以多元系统论为理论基础，梳理民国时期传记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厘清译者的译介特点和翻译策略，呈现传记文学翻译的历史脉络。 关键词： 西方传记文学? ? 译介? ? 翻译策略? ? 多元系统理论 一、引言 康南海有诗云：“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这句诗不仅高度评价了严复、林琴南两位译坛巨擘的不世之功，更指出了清末翻译事业的历史特点。这段时期，大量西方的学术书籍被译介到中国。然而，这次大规模的译介活动对中国的影响与唐代的佛经翻译、明朝末年的西学东渐对中国的影响迥然不同。就翻译目的来说，唐代和明末清初的翻译主要是为了文化方面的交流，而晚清时期的翻译则更多是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纵观近代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从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译介到对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译介再到对西方文化与文学的译介的发展轨迹[1]（5）。然而，文学翻译不同于其他体裁的翻译，具有固有的特点。首先，忠实于原文是对译者的基本要求。文学语言复杂多变，不少作品微言大义，用词生动传神。因此，译者在忠实于原文的条件下还要尽量译出原文中的“神韵”，这是对文学翻译的“二度创作”[2]（72），也是对译者水平的考验。中国的传记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完整的传记文学的出现可以追溯到西汉司马迁所作《史记》中的纪传部分[3]（1）。但是中国的传记文学不同于西方的传记文学。中国传记的记叙内容多为人物的功过事迹，很少有对传主心理活动的细腻剖析。民国时期是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时期，也是中国新传记文学的发展与成形时期。这一时期的学人积极效仿西方传记文学的创作手法，取精用宏，推动了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因此，对这一时期传记文学翻译的研究有助于清晰地了解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脉络。 二、文献综述 自1899年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以来，域外文学翻译开始兴起[4]（93）。若论近世西方文学的翻译，林琴南可算作第一人[5]（161）。他翻译的《黑奴吁天录》《巴黎茶花女遗事》和《块肉余生述》等国外小说在中国文坛影响深远，以至于后来的许多作家都深受其影响。鉴于林译小说的巨大影响，以及维新派对小说翻译的重视，小说的翻译在近代中国翻译文学中尤为兴盛。因此，有关小说翻译的研究不胜枚举。有关传记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国外传记文学在近代中国的译介研究却寥寥无几。学界研究的重点多为关注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史，其中虽然也间或穿插介绍翻译文学对中国传记文学影响，但多是以翻译文学作为背景和衬托，重点还是放在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上。如郭延礼的《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中国翻译文学概论》;李健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研究》;谢天振、查明建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等。上述著作中只有关于传记文学翻译的零星描述，缺乏系统和深入的梳理。为数不多的有关国外传记文学译介的系统研究主要有学者潘喜颜的《清末历史译著研究（1901—1911）——以亚洲史传译著为中心》等[6]。但是潘喜颜的研究侧重于日本，尤其是清末在日中国留学生的译介活动。与此同时，其研究的时间节点为清末民初，并未涉及民国时期传记文学的译介。因此，有关西方传记文学在民国时期的翻译策略研究暂处空白。 三、中西方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 中国近代传记文学的发展到了民国时期，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前后，经历了一个大的转型期，翻译文学的质量有明显的提高。“五四”时期，由于特定的历史形势，“翻译扮演了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的角色”[7]（141）。当时的学人普遍秉持这样一种理想，那就是通过外国文学的译介实现改造旧文学、创建新文学的目标。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目标，民国时期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更注重译著的文学价值。虽然晚清时期翻译了大量的文学著作，但从总体看，名著翻譯占不到10%，90%以上的译著多是二三流乃至三四流作家的作品[8]（32）。这一现象在民国时期的翻译界有了明显的改观。沈雁冰曾指出：“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该是更注意些的目的。”[9]（146）胡适曾经提出“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的翻译主张[10]（116）。因此，民国时期的翻译，虽然不脱离宣传新思想的需要，但同晚清时期那种与政治紧密联系的译介活动已经明显不同了。这一时期，翻译文学无疑从边缘进入到了中心。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有三种情况：一是当译入语文学处于发展初期;二是当译入语文学处于边缘或弱势时期;三是当译入语文学出现危机或转型时期。同时佐哈还认为，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影响着翻译策略的选择。当翻译文学处于中心地位时，翻译文学会更多地关注源文本的语言文化特征[11]（136）。佐哈所提出的这三种情况在民国时期的文学翻译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首先，虽然中国古典文学已经臻于完善，但是民国时期的白话文学包括传记文学处于发展初期。胡适、鲁迅等新文学的拓荒者在阅读及翻译国外文学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其语言韵味，摸索出了文学的白话形式，创造了白话语体[12]（85-91）。其次，由于西方强势文化输入，中国古典文学处于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周氏兄弟用古文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不逊于林纾译西方小说，但其“十年间仅售出二十一册”就很能说明问题[5]（165）。最后，民国时期特别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出于转型的需要，汲取了西方文学中的养分充实自身的发展。因此，由于上述三种因素的相互影响，翻译文学的地位大大提高，推动了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 二十世纪也是西方传记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型期。西方传记文学的转型同样影响着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西方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一是注重对传主的心理描写。希望通过心理描写丰富传主的人物性格。这与近代西方兴起的精神分析学说不无关系。二是将传记这一文本当作“一种艺术样式”，使其具有审美的意蕴。三是把伟人从神坛上请下来，以常人视之[13]（213）。传记作家积极吸收利用各种文学和艺术的手法，使传记文学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具有美的形式和内涵。二十世纪法国传记大师莫洛亚的《拜伦传》《雪莱传》等都曾被译介到中国，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胡适曾经指出“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关于不发达的原因，他认为有三条：一是“忌讳太多，顾虑太多。因为忌讳，不敢赤裸裸地写一个人，写一个伟大人物，一个值得做传记的人物”。二是“缺乏保存史料的公共机关”。三是中国文字不容易完完全全记录下活的语言[14]（123-125）。西方传记文学的特点正是中国传记文学的欠缺之处。因此，胡适的这些论点与近代西方文学的特点是趋于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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