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萧穆、沈曾植交游考论 |
| 范文 | 束莉 摘? ?要： 萧穆、沈曾植在年龄、身份、学术旨趣上均存在不小的差距。然而，同处于晚清国学衰微、西学东渐的文化风口，对于古籍的保存与刊刻，二人同样具有危机意识和挽救意图，并进行了前后相继的努力，最终促成了《章学诚遗书》的幸存与刊刻、出版。萧穆、沈曾植的交游，突破了诗酒唱和的习见格套，凸显了特定时代背景下士人们联手护惜文化遗产的决心与努力。 关键词： 萧穆? ? 沈曾植? ? 《章学诚遗书》 萧穆（1834—1904），安徽桐城人，字敬孚（亦写作“敬甫”或“敬父”）。桐城派“后起之英”[1]（1），晚清出版名家。沈曾植（1850—1922），浙江嘉兴人，字子培，号巽斋，别号乙盫、寐叟等。晚清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在世之时，即以硕学通儒蜚声中外;时至今日，犹被誉为“中国大儒”。 二人年纪相差16岁，可谓忘年交;身份上也有不小的差距：萧穆一介布衣，长期在上海广方言馆任文字编辑，沈曾植则历任刑部郎中、总理衙门章京、江西广信/南昌知府、安徽布政使等职，力荷繁剧;从学术旨趣来说，萧穆专心董理古籍，沈曾植则于律学、佛学、诗学、书学、金石学等均有著述;从交往的频次来看，一生之中，两人相见的次数屈指可数，并无朝夕相处、频密问学的机会。然而，正如萧穆所自道，二人“踪迹虽疏，而志同道合，交情为深”[2]（3418）。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秋天，他专程前往江西南昌访沈曾植，相聚近一个月。这是他们交往二十多年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长聚，竟意外促成了清代文献出版史上的一桩重要事宜。 一、萧穆、沈曾植交游事迹考订 近年来，受益于萧穆《敬孚日记》、袁昶《袁爽秋京卿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等资料的陆续披露与整理，二人的交往轨迹得以较为清晰地展现出来。两人在一生当中，除通信之外，面叙的机会有如下四次： 1.舟中初见 光绪七年（1881）夏，萧穆乘舟从扬州回上海，在旅途中遇到沈曾植及其友人。据《敬孚日记》“光绪七年二月十八日”條：“早起望狼山。茶后晤嘉兴沈子培比部、含山黄孝廉，谈话久之。子培，名曾植，庚辰进士，乃鼎甫侍郎之孙。爱古书籍，讲音律、医学，论议时有独见。现往扬州，云他日当至上海相见。（自注：此系昨日事，误记于此。）”[3]（388）此前一年，即光绪六年（1880），沈曾植参加会试、殿试、朝考，连传捷报，且因学问博通、识见精密而声名鹊起。据此条记载，萧穆对于新结识的沈曾植评价颇高。然而，在日记中，却将二人邂逅之事误记了时间，足见与这位后生的见面，萧穆虽感欣慰，却也是随手一记，尚未多加在意。 2.天津再会 光绪十年（1884）左右，在天津的沈曾植与袁昶、李慈铭、许景澄、朱一新、黄绍箕等人形成了一个关系紧密的“朋友圈”，朝夕过从，唱和不倦。恰好在这一年，萧穆来到天津访袁昶，遂有机会与沈曾植再聚。六月，袁昶为《敬孚类稿》作序，称其“为桐城之魁士也，诵习长者之遗文也久，经传义指，熟洽于中”[1]（3-4）。可见萧穆当时已有出版文集的打算，此行便将《敬孚类稿》携带至天津，呈交友人赏阅并求序。沈曾植当时与袁昶为至交，日相来往，应该有机会读到此稿。那么，经过这次会面及诗文评阅，二人之间的了解应当更进一步。 3.上海访而未遇 天津一别之后，两人十余年未曾谋面。光绪二十七年（1901），沈曾植应盛宣怀邀，赴上海任南洋公学监督。十月三十日，他前往广方言馆访萧穆，不值。萧穆旋即因病返乡治疗，沈氏亦于十一月经外务部奏调回京任职，两人遂失之交臂。沈曾植此次拜访所为何事，史料中并无记载，然沈曾植任职南洋公学期间，孜孜以复兴儒学为训，此时萧穆在上海，因精于古籍出版而声名远扬，沈的寻访，亦当为谈论图书掌故。 4.江西之行 光绪二十九年（1903），萧穆以将近七十的年龄，亲身前往江西南昌寻访沈曾植，这是两人的第4次见面，也是最及时与重要的一次。 二、萧穆江西之行与《章学诚遗书》刊刻事宜的商定 光绪二十九年（1903），萧穆69岁，沈曾植54岁。是年，距离两人舟中初见已22年。昔日长者已成老翁，青年士人也成为发言谠论、心忧天下的儒吏。耐人寻味的是，萧穆启程之时，并未知会沈曾植。据其自述，此行乃缘于一时兴致。萧穆《游百花洲谒张江沈三公祠记》云：“余少时即闻江右名胜之地，外有滕王阁，内有百花洲，五十年来铭诸心久矣。念年垂七十，欲到此以偿夙愿，今生恐无望矣。今九月初，忽动访旧之心，先后附大小火轮船，于月几望抵江西省城。”[1]（550） 萧穆到达南昌之后，遂径访沈曾植于南昌府署。对于他的不请自来，沈曾植且惊且喜，热情相迎。“沈君一见余名帖，且喜且讶曰：‘适从何来，遽至于此？寒暄之余，即扫除西室一间，为作卧榻，倘有外客，可在花厅相会。居之数日，日谈话，欢然相得”[1]（555）。最令萧穆意外并感动的，还是沈曾植及其友朋对于《章学诚遗书》刊刻的浓厚兴趣。据《敬孚日记》，双方对此事的讨论至少有如下5次： 1.九月十六日，抵达的第三天，萧穆与沈曾植，以及江西劝业道主事、同为藏书家的傅苕生坐谈甚欢，“因议《章实斋遗书》，苕生力任在书局付刊，子培手校”[3]（441）。这份热心让萧穆惊喜不已，称：“果尔，亦奇遇也。”[3]（441） 2.九月二十四日，与沈曾植叙话，“再及《章氏遗书》可向吴学使絅斋谋之，子[培]兄颇以爲然，且出余名，以所送《诗选》《古文》借送吴学使，亦为合法，且属将章氏之书原委书出”[3]（448）。“吴学使絅斋”即吴士鉴（1868—1934），金石学家、藏书家，时任江西学政。沈曾植遂致函吴士鉴，并附上萧穆所书的章学诚生平情况及《遗书》的流传原委，希望吴士鉴能接见萧穆，并对《章学诚遗书》的刊刻施以援手。 3.九月二十七日，《敬孚日记》：“早间，子培兄来晤，谈及昨晤吴●斋学使，谈及代赎及谋刊《章氏遗书》事，伊颇欣悦有兴致，今可往见一谈云云。……到吴●斋学使士鉴署相见，坐谈久之。”[3]（450）吴士鉴对《章学诚遗书》的刊刻颇有兴趣，并请萧穆当天过署详谈。 4.九月三十日夜，萧穆致函吴士鉴，感谢其赠送新刊的《养吉斋丛录》和程仪四十元，又力劝其重视《章学诚遗书》刊刻事：“《章氏遗书》宜及今鄙人精力尚健时筹资为之，七十老人倘一旦溘先朝露，则此书自我而亡矣。”[1]（474-475） 5.十月七日，《敬孚日记》：“早间，子培兄来晤，以徐公卷子及《西清札记》一本还之，并谈《章氏遗书》事，以年底为定。”[3]（461）据前文可知，《章学诚遗书》的刊刻事宜将由傅苕生联系，并由沈曾植亲自校勘，那么这里的“年底未定”很可能是指底稿的交付。 综上，此次江西之行，萧穆与沈曾植、傅苕生、吴士鉴等人就《章学诚遗书》的保存和刊刻之事进行了反复讨论，在底本的赎买、刊刻的承担、校勘的分工等问题上均达成了共识。那么，萧穆何以对章氏此书念念不忘，沈曾植等人又为何对此事迅速响应、勠力同心呢？ 首先，章学诚（1738—1801）是清代乃至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文史学者之一，其《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并称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作为生前自订集，《章学诚遗书》的价值可想而知。 其次，《章学诚遗书》在萧穆介入之前已屡经转手，在萧穆前往江西之前，该书又将再一次拍卖，亡佚的风险很大。 嘉庆六年（1801），章学诚逝世。据其次子章华绂《文史通义》跋文，章学诚“临终以全稿付萧山王谷塍（名宗炎）先生，乞为校定，时为嘉庆辛酉年”[1]（259）。“嘉庆辛酉”即1801年，章学诚去世的当年。“道光丙戌，长兄杼思（章学诚长子）自南中寄出原草，并谷塍先生订定目录一卷，查阅所遗尚多，亦有与先入原编篇次互异者，自应更正，以复旧观。先录成副本七、八册，庚寅辛卯得交洪洞刘子敬、华亭姚春木二先生，将副本乞为覆勘”[1]（259）。“道光丙戌”即道光六年（1826）。至此，章氏遗书的原稿及王谷塍所校订的目录均交付章氏子弟。章华绂随后“勘定《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校雠通义》三卷，先为付梓。尚有《杂篇》及《湖北通志检存稿》并《文集》等若干卷，当俟校定再为续刊”[1]（259）。然而，从这时开始，除《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外，章学诚文集中的其他品种均未得到刊刻。萧穆留心于此久矣，“常问浙人，均未见别有文集等著刊本者，意者其书已亡矣”[1]（259）。 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冬，萧穆“唔章氏族裔章小雅处士善庆于上海寓所”[1]（259）。“十二月朔日，同诸暨孙问清太史廷翰往访小雅，观所藏各古书善本。中有旧钞《章实斋先生遗书》三十四册，云为其乡人沈霞西家藏本。沈氏藏书数万卷，约直四万金，后其人亡家落，多散之扬州等处。此《遗书》乃留落绍兴本城某书坊，以洋银百元得之。又逾年，其书坊云尚有《遗书》八寸，索直二百元，小雅以彼时囊空未應，且未索观此八寸之书何以云云”[1]（259）。萧穆得睹这份珍贵的钞本后，便在光绪十七年底到光绪十八年夏秋间，“随时借阅三、四本，且录其要者四、五册”[1]（259）。 至光绪十八年（1892）八月二十四日，萧穆“访小雅还书，且告别云次日将有杭绍之行。时小雅有疾。至十月初九日乃返上海，至醉六堂解行装一息，唔书伙董仲甫谈话，仲甫云：小雅已于前月二十一日病亡。小雅无妻子，身后书物均归其兄石卿大令寿康。为感伤良久。回馆阅三日，将往吊小雅并唁石卿。而石卿已闻余自杭绍回，乃先到余馆访谈。因与石卿至其寓，谈及此《遗书》，石卿云小雅当时在绍城某书坊购得此书，买舟回故居，中途遭大风，舟几覆，幸赖天佑，幸而免。又数年，石卿以缺用将此书质于醉六堂，被邻居失火，将所存古今书本悉化烟灰，此书幸另贮一洋铁箱，火稍熄即用水洒之，全部虽为水所湿，后来透干，逐页仍可揭开，可以便览。余以此书在吴申甫处，终非久计，与石卿相商，将为另图。乃于四月二十二日唔老友周莱仙相商，以百元付石卿，交申甫赎出，暂归莱仙。今阅两年，石卿远客楚北，力不能赎，幸伊于小雅没后，将原书寄楚北，托人另录副本，后亦质于申甫。今申甫欲将石卿前质诸书便为出售，余以章氏此书已遭一水一火，幸而仅存，乃将此副本代石卿赎之。后来时事未可知，不设法早为付梓，恐仍就湮灭。乃与申甫相商，将钞本见假，仍向莱仙假旧本，将次第全校，摹资速刊。度完工尚需时日，先将萧山王宗炎编次全书目录记其卷帙，以示同好”[1]（259-260）。 可见，早年章小雅购得此钞本之后，在回上海的途中，即遭遇大风，幸而得免;章小雅去世之后，其兄长章庆善因经济困难，又将该书及其钞本（章小雅去世后，章庆善托人钞写）均抵押于醉六堂书商吴申甫处，又经历醉六堂失火，险些化为灰烬。醉六堂经历火厄之后，困顿萧条，遂打算将该书的旧抄本和新近抄本均出售。萧穆便自行赎出新近抄本，并托友人周莱仙将旧钞本赎出，暂存其处，希望不久之后，会有人赎买并出版。江西之行，就是他寻找同道中人的一次努力。 三、学术接力与《章学诚遗书》的最终付梓 江西之行后，萧穆随即又作了一次湖湘之游。光绪二十九年九月三十日，在致吴士鉴函中，他谈及：“王益吾（王先谦字）今春三月与穆书云：‘吾兄行年七十矣，弟今年亦六十有二，觉精神大不如前，自念著书之事可以戛然而止，惟文稿二、三百篇抄有清本，不敢自信，吾兄夙昔与弟论文，志同道合，望及时将大作携之湘中，彼此互订，相与有成，何如？读之令人顿增友朋关心亲切之感。穆于明年春夏之间，决定到湘中一行，以践所约，兼募资刊《章氏遗书》，似可得五、六百金左右，未尝不一举两得也。”[1]（474-475） 可见，萧穆在江西之时，即有意前往湖南访王先谦等人，一为互订文集，二为筹得资金，刊刻《章学诚遗书》。回到上海后，他倍感“近来百念销除，将乞诸家乡仕宦于外者，各助若干金，集腋成裘，且将生平所辑乡先辈著作酌量付梓。前到江西晤邑子江云卿大令召棠、郑观虞大令辅东、倪朴斋大令延庆，各有所助，万不敷用。今乃决计到湖南晤张筱传方伯绍华，将以《续修桐城县志》及刊布先辈经世实用诸书商之”[4]（3357）。缘此，萧穆于当年十一月初十日即动身前往长沙，十一月二十一日到长沙，二十九日返程，在长沙停留八日。 此次长沙之行，相比南昌之行，实无收获。张筱传见面后，虽厚加款待，然“余此来，原为桐城志书及先辈遗书，欲求筱翁多助之资，玉成其事，乃连日常谈。伊意不属，余即不欲再三言之，乃深悔此行多此一举足也”[4]（3371）。 在回到上海仅半年多以后，光绪三十年七月，萧穆去世。身后，其《敬孚类稿》由沈曾植、蒯光典、徐乃昌、刘世珩诸友人助资，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刊成。《章学诚遗书》亦由沈曾植接手，后转交近代著名藏书家、出版人刘承干。据刘承干《求恕斋日记》，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与孙益庵同至沈子培处，谈至晚而归。伊藏有《章实斋全集》稿本，较《文史通义》多出数倍，向未刻过。实斋著述此为最足，益庵劝予刻以行世，予允之。今见子培，伊谓：‘此书予向极宝贵，从不假人，今阁下可刊，尽可取去，予不禁为实斋庆也”[5]（223）。刘承干不负所托，使得《章学诚遗书》于1921年刊行于吴兴嘉业堂，成为最完备的章学诚著作集，这场学术接力最终圆满完成。不过，在刘承干所作的《〈章实斋遗书〉例言》中，仅提及沈曾植“惠假藏书”[6]（2）之功，却未细述该书稿幸存的背后艰险，是以撰此短章，特为表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文化珍品问世，萧穆、沈曾植的交游，方才突破了诗酒唱和的文人习见格套，凸显了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士人们求同存异、勠力同心，联手护惜文化遗产的决心与努力。 参考文献： [1]萧穆，撰.项纯文，校点.敬孚类稿[M].合肥：黄山书社，1992. [2]萧穆.豫章行记[M]//林庆彰，等主编.晚清四部丛刊.台北：文听阁出版社，2013. [3]萧穆.敬孚日记[M]//周德明，黄显功，主编.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4]萧穆.湖湘行记[M]//林庆彰，等主编.晚清四部丛刊.台北：文听阁出版社，2013. [5]刘承干.求恕斋日记[M]//珍稀日记手札文献丛刊.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 [6]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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