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从人性和博弈看革命老区精准扶贫中的廉洁问题 |
| 范文 | 摘要：党和国家非常重视革命老区的扶贫工作，但在革命老区精准扶贫的过程中有一些问题：在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中存在优亲厚友;在扶贫资金的“精准使用”中存在贪污腐败;在扶贫成效的“精准脱贫”中存在虚构数据。在老区群众和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者中都可以找到产生问题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执行者主观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在精准扶贫中的一些操作层面的制度和机制还不够完善。我们必须加强精神引领，固化善的本性，让群众和干部能自觉坚持精准扶贫的原则和执行精准扶贫的政策;同时我们还要加强制度建设，监督到位，问责到人，约束不廉行为，开展好革命老区的精准扶贫工作。 关键词：革命老区 ? 精准扶贫 ? 廉洁问题 ? 诱惑 ? 制度 革命老区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从目前来看，大部份革命老区都处于贫困的境况当中，这和中国当前的整体状况和长远的发展趋势都是不相符的。所以，我们党中央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举措。尤其对于革命老区，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让老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使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1]但是，在革命老区精准扶贫的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廉洁问题。 一、革命老区精准扶贫中的廉洁问题 对于扶贫工作，党中央要求我们要在扶贫对象上做到“精准识别”，在扶贫资金上做到“精准使用”，在扶贫成效上做到“精准脱贫”。在老区扶贫的实际工作中，这些方面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 （一）在对象“精准识别”中存在优亲厚友 由于历史和地理条件的原因，革命老区往往贫困率比较高，但根据国家规定的贫困标准，还是有一部分人已经脱贫。由于现今党中央非常重视扶贫工作，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扶贫措施，甚至很多政策对革命老区有所倾斜，并且我们的扶贫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由原来的粗放型扶贫转到了精准扶贫，那么，这就要求我们要注重扶贫的“靶向性”，对目标人群直接加以扶贫干预[2]。显然，对于革命老区来说，这里的“目标人群”不是随意的，更不是所有的老区群众，那么，确定哪些人群是我们精准扶贫的对象，这往往是我们基层干部，尤其村社干部要做的工作。 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在两方面容易出现问题：一方面，在大家都“争取”贫困的情况下，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工作难度就自然增加了。另一方面，从扶贫工作者来看，本来对于扶贫对象的确定，他们完全可以根据相关规定和标准来确定，但由于老区农村工作的复杂性和贫困评价的具体性，精准识别的难度就很大，加上对政策的理解不到位而损害其他困难群众的利益。[3]这些都导致了“精准识别”的不容易甚至产生廉洁问题。 （二）在资金“精准使用”中存在违规违法 党和国家下了很大的力气来解决我国的贫困问题，尤其对于革命老区，国家下拨了专门的扶贫资金，且项目也分得很具体，要求基层扶贫工作者要专款专用，并且要用到刀刃上。《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就有规定，要求要把资金精准地使用到贫困人群中，让真正贫困的人得到实惠。不过，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一些工作人员可能操作不当而损害贫困户的利益。[4]甚至出现一些违规操作，这显然都是我们不能允许的。 （三）在成效“精准脱贫”中存在虚构数据 在精准扶贫中，我们尤其重视对革命老区的扶贫。我们往往会从一些更发达的地方或企业或学校中派出优秀精良的干部人才，去革命老区等深度贫困地区挂职帮扶;对革命老区我们还会投入大量的帮扶资金，同时要实施适合的项目以帮助贫困户创收而达到脱贫的目的;我们甚至直接帮扶建档立卡来实现贫困群众脱贫。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力地促进革命老区特色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完善，让贫困人口间接受益，让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所以，我们往往采取强力推进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等举措。 我们做的这一系列工作，到底有没有成效，往往靠我们的数据说话。比如资金投入多少，项目开发多少，脱贫人口多少，脱贫村寨多少，出台缓解低收入农户支出的各类政策多少。但是，我们得到的数据有可能不真实。比如，在教育扶贫方面，谎报新建学校的数目;在就业扶贫方面，多报就业培训人数;在年收入上，一些数据也存在不真实。 二、廉洁问题产生的原因 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革命老区扶贫中的廉洁问题，在这里，我们主要就贫困群众、政策执行者的内因和影响他们心理而做出最后选择的外因来做一分析。 （一）人性弱点：抵不住诱惑 在精准扶贫的战略中，国家给予了革命老区多方面的倾斜政策，革命老区的群众也从这些政策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党和国家确实为民着想，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或者从现实情况来看，这些政策对其范围内和范围外的群众来说，都形成了一定的诱惑，我们有学者将其称为“援助诱惑”。意思是在国家援助的过程中，有关各方都想获得相关扶贫资源，不管是否贫穷，都“抵不住诱惑”从而相互博弈[5]。 各类扶贫资源对革命老区的投入形成的诱惑表现在：一是在实实在在的利益诱惑面前，不管是贫困户还是非贫困户，大家都会想方设法使自身处于享受扶贫资源利好的范围之内。二是政策执行者也可能在此过程中想获得好处。 在这些现象发生之前，我们的预设是：人都是善良的，非贫困户都会把好处让给贫困户而不会想方设法去获利，而政策执行者也会公平对待。但这只是预设，殊不知现实的人性却有一些变化。 中国对人性的探讨始于先秦时期的孔子，他認为人不同于其他动物，因为人是要讲道德的，他开创了人性的德性主义的先河。经过后来的孟子等人，形成了中国传统人性论思想：认为人本身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是每个人生之具有的，内在于己的。但后来的荀子、法家韩非又宣称人性本恶。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道理可知，人性也具有可变性。实际上，在现实社会中，人的对恶的事实性趋向和对善的价值性趋求经常会发生矛盾，而往往当抵不住诱惑甚至为利益铤而走险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会不择手段，这是赤裸裸的对恶的事实性趋向。对于革命老区的群众来说，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变得贫困”，然后享受国家给予的利好政策;对于革命老区的基层干部来说，有可能对政策理解和操作不当。 （二）博弈结论：制度不健全、机制不完善 今天的中国，我们早已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每个人既是一个社会人，同时又是一个自然人。对于一个官员来说，他仍然是一个普通社会成员，他有自身的正常欲望，也会受到生活环境的制约。道格拉斯·斯诺（新制度经济学家）就认为，当官员的腐败行为发生时，其实他就是一个经济人，他是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个时候，他会理性思考、计算并比较腐败成本和腐败收益，对是否腐败做出选择。 公职人员的自利动机和理性选择似乎证明着他们一定腐败。但是，我们也看到，还是有一些革命老区的扶贫工作却开展得很好，对症下药，脱贫效果十分显著。一方面，基层工作者受到制约而没产生腐败，另一方面，当地群众也很少有“争着贫困”的现象。 显然，只要我们有一种可行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并且不断提出相应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建议，来弥补制度的缺陷，那么，革命老区的扶贫工作就会顺利开展。世界上一些廉政国家不也正是有了一种好的制度结构，而使寻租受到制约，权力滥用不可能而减少腐败吗？新加坡的现代化程度很高但却被承认是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不也是因为它创建了一种更好地控制腐败的制度吗？ 所以，现今我们革命老区扶贫工作中存在的农民群众抵不住“援助诱惑”，以及基层干部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腐败，除了与他们个人觉悟、道德水平、人性弱点有关，还与我们的制度和机制不完善不健全有关。其实他们随时都在内心博弈：是选择廉洁还是选择腐败。如果我们的制度设计得合理，最终他们就会选择廉洁。 三、廉洁问题的对策 革命老区精准扶贫中的廉洁问题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各方面入手找到相应的解决对策，在这里我们不能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仅从本文分析的原因入手。 （一）加强精神引领 固化善的本性 在实施精准扶贫的战略中，党中央和国家不管是从资金、政策还是管理等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目的是要让老区群眾跟上全国人民奔小康的步伐。但是，革命老区的一些群众却抱着国家的利好政策而产生了“等靠要”的思想。总书记习近平曾表示：贫困户如果自己没有勇气来脱贫致富、没有精神来消灭贫穷、没有理念来改变现状，他们自己就富不起来，我们也扶不起他们[6]。我们对他们进行帮助，他们甚至可能对政府帮扶产生依赖心理，形成“扶贫一阵，脱贫一阵，过了还是贫困”的状态。甚至一些群众产生了斤斤计较、自私自利、甚至伪装成贫困使自己进入到“贫困”的范围而享受到诸多利益。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在贫困者的精神层面下功夫，要在文化方面做正确引领，引导他们自觉培养先进的文化。除了在物质上帮助贫困者，我们更要做到将“扶智”和“扶志”融入整个精准扶贫的过程中，让精准扶贫中所出现的诸如“争贫困”、“扶贫依赖症”、“关系扶贫”等现象通过引导而走向善。我们既要弘扬扶贫济困、自强不息的传统美德，又要想办法增强贫困群众改变贫穷落后的信心，要鼓舞其士气，强化其精神，使其拥有幸福美好生活的憧憬，从而不再有依赖政府帮扶的心理。此时，我们就应该看到，对于恶而言，我们可以通过“教之”而使其向善，让这种善在公共道德的遵守和自我控制与约束中起作用。我们应该让那些抵不住“援助诱惑”的群众认识到，在精准扶贫中，道德对我们来说也是必需的。有时我们觉得道德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但它又是我们的最低标准，我们千万不能没有道德的约束而恣意妄为。 所以，对革命老区的群众，我们要在精神上正确引领、在文化上潜移默化的滋养，在后天方面进行道德教化。并对其灌输适时的道德内容以保持他们原本的善性而隐藏甚至消失其恶性，这是非常必要的。 （二）加强制度建设 约束不廉行为 只要我们设计出合理的制度和可行的机制并正确运用之，不管是贫困群众的“假装贫困”还是基层工作者的腐败行为，我们都是可以避免的。 1.赋权与民，自我治理 长期以来，我们有一种预设，那就是农民的整体素质不高，民主法治意识不强，小农意识作祟导致农村工作不好开展，从而忽视了其参与的权利。尤其在各方面条件都比较落后的革命老区，农民更是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这就导致他们不仅不能参与，很多时候还不知情。有学者就认为：“我国农民贫困问题的长期存在是因为当前我国的发展战略、社会政策及农村建设能力的弱而造成的，而这方面的原因归结到一点就是农民本身应有的发展权力遭受了剥夺。”[7]所以，我们应该提高革命老区农民群众的参与度，在增加扶贫项目信息透明度的同时，改善贫困农户在村庄权力结构的地位。在分配扶贫资源的过程中，要充分落实农民的参与权，并且引入外部的监督，再将这些制度和政府的财政计划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处理精准扶贫中的腐败问题就会更加地游刃有余。在这里，我们尤其要重视赋权于农民，要有赋权扶贫的理念，建立起参与式扶贫模式以推动革命老区的扶贫工作。 2.织密网络，监督延伸 对于前面说到的革命老区的不廉行为，我们要全方位的进行监督。 首先是相关机关尤其是纪检监察机关要负起监督的责任，在精准扶贫中强化精准监督，县乡两级纪委可以建立扶贫领域基础数据联通机制和检察机关与扶贫部门的有效对接机制。要建立“民情台账”，清单式解决群众诉求，确保每分“救命钱”“造血钱”都真正用在贫困群众身上。其次，在革命老区的每个村社，可以选出一个廉情员。廉情员就生活在群众身边，可以随时了解和收集存在于扶贫领域和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线索，把监督的触角延伸到家家户户。另外，我们要建立专业化的检测统计队伍，对扶贫对象调研统计。将这几方面的制度相结合，我们就更容易做到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和有效性，更准确的了解致贫原因，受助情况，进而建立起贫困户进退机制。 在革命老区精准扶贫的监督工作中，我们重点要监督村干部，他们是扶贫的直接参与者，现实也证明，他们很容易出现贪腐问题。我们要通过完善村级的财务管理制度，村务公开制度来遏制村干部的腐败行为。尤其在扶贫资金上，要改变收钱、批钱、用钱一人管的单一渠道。同时，实行考核激励机制，使考评结果与财政扶贫资金的数额挂钩，扶贫队伍工资与实际工作效率挂钩，做到严格考核和奖惩，这也有利于更好的监督。 3.追责问责，精准惩处 对于革命老区扶贫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实行严格的追责问责制度：对每一个扶贫项目要做到 “谁审批、谁负责”，并坚持实行“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问”的原则;于国家建立了驻村干部帮扶制度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健全驻村干部监督制度、考核制度等一系列驻村干部制度，以明确其职责;针对革命老区的特点，我们还应该完善相应的程序性和细节性政策的设计，并严格按照该设计执行。我们还必须明确，在所有的这些制度的执行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结合上面谈及的监督机制，并设立投诉机制，明确专人进行投诉受理。 另外，我们一旦发现了问题，就要立即追责。尽管在革命老区一般都存在少数民族比较多的现象，也有各个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的不同，但我们一定要做到“严守纪律规矩不分民族，严惩违纪违法没有例外，严肃追责问责不讲特殊！”的原则，建立起精准扶贫的过失追究制，实行精准惩处。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295-296. [2]牛玉堃.左右江革命老区精准扶贫的困境与对策研究[J].大众科技，2017，（12）. [3]刘世昕.苍蝇级腐败最易损害扶贫公信力[N].中国青年报，2018-01-09. [4]詹奕嘉.贪腐“黑手”伸向扶贫“救命钱” 精准监管紧盯扶贫“最后一公里”[N].经济参考报，2017-02-06. [5]邱明红.精准扶贫中的“援助诱惑”：问题、成因及治理[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5）. [6]李国治.农村精准扶贫的问题与对策[J].黑河学刊，2016，（01）. [7]蒙云龙.赋权扶贫：农民贫困问题解决的新出路[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6）. （基金项目：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革命老区精准扶贫中的廉洁问题与扶智对策研究（编号：SLQ2018B-03）作者简介：张光闪，内江师范学院副教授，政治学硕士，单位：内江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政治伦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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