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民国时期“打工妹”群体的精神生活 |
| 范文 | 邬烜彤 一、核心主旨 作者选择了民国时期长三角地区一个数量极为庞大的群体——工厂女工，也就是所谓的“打工妹”作为研究主体。她们在为社会与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却极易被社会所忽视、遗忘。她们的物质生活十分匮乏，精神家园更是一片荒芜，而这一历史的伤口却很少有人去揭开。此篇专论从女性史学与社会史学的角度去探究这一群体的精神世界，为我们展示了当时女工挣扎又彷徨的生活状态，我们从这一群体的例子也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必经的阵痛。作者从三个不同的方面，展现了社会转型时期女性工人的精神家园。首先，精神领域的内容是极为抽象的，且精神生活包括宇宙观、人生观、伦理观以及文娱生活等多个方面，研究体量大且抽象，所以，作者选择以精神领域的消费状况来反映“打工妹”精神生活的状态。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中，作者选择了杨西孟在1927年11月至1928年10月对上海曹家渡230家纱厂工人的记账调查表作为主要史料，得出了打工妹用于精神生活方面的消费，不仅偏少且不合理的结论。实际上，这一结论是已婚打工妹的情况总结，对于单身打工妹的精神领域消费并没有详细的资料。同时，打工妹的物质条件很差，会直接导致思想层面的痛苦。繁重工作对于她们的身心造成巨大摧残，使得生活质量低下。这是人性和机械的矛盾，没有足够的娱乐活动排遣心中的苦闷。同时，她们的精神层面缺乏自由的意志，因而也时常抱怨“太机械”、“死板板的”。这是她们痛苦的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为派遣这样的痛苦，“娱乐”显然是最有效的方式。但是，作者研究了打工妹的文娱生活发现，其娱乐开支极少，且大部分的娱乐活动仅局限于免费低端的活动如：看戏、听书、跑马路、逛商场、看热闹等。即使不少企业根据当局的要求为包括打工妹在内的劳工阶层设有俱乐部等休闲场所，可实际作用却极为有限，甚至比不上打工妹在“厕所里的俱乐部”。从她们的娱乐消遣中，可以折射出其精神生活的极度“贫困化”。最后，教育作为精神食粮，乃是其精神生活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受教育不仅是一部分打工妹自发的要求，也是当时企业与社会的呼吁。因此，对于教育的需求量是极大的，但教育的供给却远远不能与需求相平衡。两者的对接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因此，补习教育的精神食粮在个人认识不足与社会供给不足的两重困难之下，其供给与需求很难无缝对接。总之，作者经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民国时期长三角地区的打工妹用于精神生活方面的消费偏少且结构不合理;其排遣痛苦的娱乐方式往往单调且低端;补习教育的供求无法无缝对接，最后这些因素都导致了打工妹的精神生活的贫困，而这种精神贫困则直接导致了生活质量的低下。这种双重变奏使她们长期处于沉重的生活压力之下，挣扎彷徨。如此状态，就是社会转型期女工群体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 二、一手资料的运用 （一）作者在说明打工妹精神领域的消费概况时，引用了杨西孟在1927年11月至1928年10月对上海曹家渡230家纱厂工人的记账调查表，表中清晰地列出了上海纱厂杂项类中各项费用之平均数及占总支出之百分数。其中“杂项”可分为交通、教育、卫生、嗜好、饰物、社交、娱乐、迷信等17目。其中教育、嗜好、饰物、社交、娱乐、迷信都属于精神生活的范畴。作者计算分析了这些数据，发现杂项支占到总支出的20.6%，而与精神生活有关的教育、嗜好、饰物、社交、娱乐、迷信这6项占全部支出的7.3%，说明打工妹在精神生活方面的消费是较少的。她们每家关于教育的费用更是少之又少，平均每家只有1.45元，而关于嗜好和迷信的消费又令人吃惊，每家平均耗费19.10元。居杂类各项目费用较教育费用高出13倍，耗于迷信的费用也较教育高于四倍。因此可见，其精神生活的消费结构极不合理。这一表格是基于230家纱厂工人的记账所统计的，具有普遍性，且较为真实可靠。比起文字的叙述，数字与表格更为直观，且更为具体。我认为，这篇史料的运用较具说服力，但也有一些逻辑不严谨的地方。比如，表格主要表现的是已婚打工妹家庭的整体环境，对于单身打工妹的精神层面消费情况没有详细的参考资料。是否能以此群体中的一部分来推测整体的情况，还值得商榷。即使已婚打工妹的情况更有代表性，史料更全面具体，但她们仍属于群体里的一部分，剩下的另一部分的情况，还是需要进一步补充才能使论证更具说服力与可靠性。 （二）在说明娱乐消遣折射精神生活的“贫困化”这一问题时，作者选择了《中报》、《锡报》、与《申报》三份当时流通量较大的报纸上的新闻来解释说明。《中报》上刊载的嚼舌客之诗这样写道：“龙舟竞渡古胥江，锣鼓喧天兴不降。屈子忠魂应自喜，谢他凭吊两工帮。”1924年端午节期间，“盘门外丝纱两厂中工人，昨日联合做龙舟戏。锣鼓喧天，颇极一时之盛。”《中报》上的另一篇文章——顾传珏《端阳景》亦云，“还有做工人呀，才要工来停，约子格朋友，一同去游行呀。”端午期間，许多工人都纷纷到街上享受这免费的娱乐盛宴。长三角地区传统底蕴深厚，各种节日的庆祝活动非常的多，但是勉强果腹的打工妹没有娱乐身心的条件。刊载于《锡报》的金岳的《丝厂女工生活写真》（下）也描写道：“工厂里的厕所大概是很广大的，一时间内终可容得一二十人，于是这边的姐姐，那边的妹妹，不约而同的来了。在这里，她们能从各人口中吐出，大姐和伊的情人快结婚了，二姐是昨天和她的丈夫打架过的，三妹也正是和某管理员发生热烈的爱情……女工之视厕所仅是娱乐式的俱乐部，而且是含有社交的、卫生的、家庭的、政治的、俱乐部性质呢。”这则新闻展示的正是打工妹生活的真实写照，由于囊中羞涩，也因无暇消闲，“厕所俱乐部”是一个极好的消闲方式。作这几则史料皆选自当时的销量极大的新闻，真实性较有保障，且都十分能够说明打工妹精神消费低端的问题，作者的解释也十分到位准确。 三、既存研究成果 （一）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此书详细记录分析了上海工人家庭的人口年龄性别和职业，将重点着眼于家庭的收入与支出、房屋、衣着、食物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了上海工人生活的真实面貌。 （二）宋钻友、张秀莉、张生：《上海工人生活研究》主要是针对劳资纠纷和罢工运动的研究，生活层面的内容涉及的非常的少。书中使用的是专题研究的方式，主要是针对“工人人数、行业及 生活基本状况”、“女工与童工的社会生活”、“工人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于上海工人生活”三个角度经分析。书中的内容主要针对1843-1949年之间上海工人生活的状况的研究和分析。 （三）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本书将目光放在女性群体之中，主要呈现了近代中国文明演化过程中女性群体的作用。实际上，近代中国文明的演进始终呈现出变化的特征，将其作为最基础的中间环节进行分析研究。女性群体相较于以前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对于当代女性群体发展造成了哪些影响。积极的探寻女性群体变化和区域社会变迁之间的联系，对于社会发挥在那的潜在动力和机制进行揭示。 本专论相比《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与《上海工人生活研究》，更关注“女性”。后两者的研究主体是模糊了性别概念的“工人”而非“女工”。而且后两者关注的重点主要在柴米油盐的实际生活方面而非精神家园。相比《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池子华先生更关注“女性的精神世界”。而且他关注到了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而并非只着眼于上海这一个城市，使研究更具地区的代表性。女性群体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一半，这一群体以及其精神世界往往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被遗忘，而作者却敏锐地抓住了这极易被遗忘的一点。女性、女工，在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是起到了百分之五十的作用的，她们作为社会人力资源，对纺织工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她们的生产贡献更与其精神世界紧密相连，研究其精神世界，还原她们真实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也为观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提供了不可忽视的视角。作者的选题角度，使我们看到了他对女性的尊重，以及他对女性的人文关怀，这一点是十分可贵的。历史不仅是写在书中，更多的是体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当代女性继承了昨日女性身上的优秀品质，正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中展现出来。要理性的看待昨天，运用积极的态度去创造美好明天。我想，这也是池子华先生著此专论的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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