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历史的不同视角 |
| 范文 | 【摘 要】 蒋廷黻是民国时期重要的近代史学者，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开拓者。《中国近代史》是其学术研究的代表作，其著作一经出版，便在读者中广为流传，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经典著作。文章从史学研究的“近代化范式”、国际关系外交关系思维、对历史人物的辩证表述三个方面分析了蒋廷黻的不同研究视角，并结合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出蒋廷黻作品的现代意义。 【关 键 词】历史；视角；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作者单位】王国梁，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21.028 观看历史，不仅能了解和发掘史实，而且能在挖掘历史相关资料寻找历史真相的同时，有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重要意义。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开始与西方世界正式打交道，并且逐步深入的历史，从被强行打开国门到越来越多地与世界交流、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力，这种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 蒋廷黻是民国时期重要的近代史学者，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开拓者。《中国近代史》是其学术研究的代表作，著作一经出版，便在读者中广为流传，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经典著作。中国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己的不足，以古鉴今，了解那段屈辱的历史，了解那些不断探索的历史，分析其中的缘由，才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找到力量，才能更为恰当地理解和处理当今的国际关系，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中实现中华文明的崛起。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一书在今天来看，依然有一定的可读性。它从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提出了解读中国近代史的不同观点，给人以不同的启发和独到的感悟。 一、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分析了中国从乾隆寿诞，英国想要打开中国门户进行通商，到孙中山过世的一段历史。在这段历史中，西方强迫中国一步步打开门户，从最初的看似彬彬有礼到甲午战争后各国瓜分，整个过程并不是温存脉脉的，而是不断较量、不断流血牺牲，不断探究，不断纠正错误并不断发展的。可以说，了解当日中国，一定要了解中国近代历史。 虽然西汉打通丝绸之路，明代郑和下西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和学习，但是宋明时期的理学，让中国被孔儒之道禁锢，海运被禁，长期的封闭使清朝难以知悉外面世界所发生的巨变。英国工业革命后，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却依然满足于天朝上国的优越，认为外面世界的人是“蛮夷”，外交政策也只有“抚夷和剿夷”两种。当代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文化和经济的交流，也是将中国自身的资源和市场进行投射的一种行为。 二、史学研究的“近代化范式” 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蒋廷黻开宗明义，将人类文明的发展视为一个整体。19世纪以前，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联系时有时无，可有可无。19世纪，西方的工业革命使生产出来的产品迫切需要寻找世界市场，东方的文明和消费市场成为西方近代文明迫切想要进入的区域。《中国近代史》提出了一个封闭且自给自足的社会，如何通过近代化的进程，采用科学和机械的知识改变传统农耕手工的状态，变成一个具有国家和民族观念的社会。 蒋廷黻所构建的“近代化范式”，将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近代化做对比，又以西方科学的知识、爱国心和民族观念对照中国落后的科学知识和一盘撒沙的家族家乡观念，为落后的中国指出方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只有从根本上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经济文化才能真正实现近代化。恭亲王、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的自强运动的失败原因是他们毫无科学机械的常识，同时难以摆脱自身的士大夫思维。他们幻想通过自强、机械的学习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忽视了社会制度、旧思想变革的重要性，所以注定要遭受失败。 三、强调国际关系、外交关系思维 蒋廷黻认为，中国近代史的邦交，是一种平等权的交换。19世纪是西方工业革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重要时期，但是中国却一直处于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中，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不愿意放眼看世界，不知道国际关系，也不知道外交的力量，更不清楚世界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 在《中国近代史》中，蒋廷黻认为，战争不要轻易打，尤其是一场难以确定成败的战争。“在现代世界里，败仗是千万不能打的。”他毫不掩饰地对左宗棠在新疆战争中所体现的好战状态表示厌恶，他认为，李鸿章重视海军才是真正审时度势的例子。但是他对李鸿章也有否定之处，譬如他认为，李鸿章在与俄国打交道的时候，没有很好地理解俄国的意图，导致中国疆土丧失，随后中国开始被许多国家划定势力范围。 蒋廷黻将外交史研究拓展到了近代史领域，他深知“研究我民族的近代史，必须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他在撰写《中国近代史》之前的政治生涯，也是游走于内政和外交之间的。巧合的是，在撰写大纲之前，他刚刚结束了自己大使的使命。这种思想使他极为重视和强调要充分利用国际关系和采用外交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针对《北京条约》的签订，他认为条约只签订了通商条款，而没有割让土地，为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找到了出路，是一种进步，是“福而不是祸”。 因此，他由邦交入手，批判19世纪清王朝根本否认日益强大的西方世界，采取闭关自守政策，在鸦片战争中接连失败却仍然不图振作，不思改革，妄自尊大。當时，崇厚等人对新疆等领土的不重视，将新疆割让给俄国，书生们建议“备战”。这个时候，青年外交家纪泽以冷静的头脑和意志，运用外交方法解决问题，不仅没有履行崇厚所签订的条约，而且挽回了大部分的通商权利和土地。在国际关系上，各国之间是互相制衡的，有利益牵扯的关系，而不是私人之间的关系，利相同则为友为联盟，利不同则为对敌。蒋廷黻认为，充分利用这种关系，采用外交手段，可以取得比战争更为有效、有利的结果。 四、对历史人物的辩证表述 蒋廷黻对历史人物的解读非常具有研究价值，他摆脱了范式思维，采用充足的史料来解读人物。 林则徐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是一个有骨气的英雄，但是蒋廷黻并没有单纯地将人物“脸谱化”，而是通过充足的资料搜集来全面了解林则徐，并不避讳林则徐身上的弱点。蒋廷黻一方面赞赏林则徐的骨气，另一方面则敏锐地发现林则徐的“士大夫弱点”——将个人名誉看得比国家利益更重。他认为，真正的林则徐是有觉悟的，他认识到自己国家的不足，认为战争没有胜利的可能，但是却没有指摘，不敢发出自己真正声音的。这种看法和观点也影响了中国的进步。 而对于琦善，蒋廷黻则认为他至少是明智的，因为他并没有直接喊出“剿夷”这一看起来很豪迈，而实际上对当时清政府不利的话。经过考察，琦善假借交借之名调查英国的军备，将汽船与中国的船进行对比，然后才开展行动。这一举动被称为是被英国的坚船利炮给吓住了，但是蒋廷黻认为琦善是明智的，他了解自身与敌人的情形才做出判断。 与此同时，蒋廷黻认为，中国近代之所以挨打则是因为落后，失败了却不找原因进行革新，才是民族的致命伤。而那些面对失败、不断寻找道路的人，才是历史的明智之士，而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则是清代士大夫阶层真正缺少的。 蒋廷黻对恭亲王奕?评价颇高，他认为恭亲王是真正为国图谋的人，同时他也不掩盖奕?的局限性和洋务运动的失败。同样，蒋廷黻对曾国藩的评价也颇高，但他也不避讳对曾国藩军队私有化危险性的阐述。他认为，军队私有化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救清政府，但是解救不了中国的命运。 对中国所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蒋廷黻没有将国门洞开作为屈辱历史的一部分，而是认为国家开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一种寻求。 世界是统一且互相联系的整体，一个国家的问题，应该放在世界的范围内去讨论，而不是单纯地从国家历史的角度和发展的方面去讨论，世界范围内各国的关系是互相制衡的，处理国际关系，需要对外交、国际制衡、利益、冲突等关系的把握和运用。一个人的行为所导致的后果，也需要放到整个历史进程中去探讨。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明白“落后就要挨打”，即使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我们也要坚持开放，以一种开放、冷静理智的思维去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不断地通过自身的发展与创新变得更强大。 参考文献 [1]德里克. 革命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J].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香港），1995（春季卷）. [2][美]鲁滨逊. 新史学[M]. 齐思和译. 北京：商务印书館，1989. [3] 蒋廷黻. 现今史家的制度改革观[J]. 清华学报，1925，（2）. [4] 欧阳军喜. 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J]. 史学史研究，200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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