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基本特征与现实挑战 |
| 范文 | 【摘要】 自媒体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技术力量深刻影响着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态。政治传播亦同时面临复杂而矛盾的新局面。当前，政治传播需要研究自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的规律，提高主流媒体的公共责任意识，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对话。 【关 ?键 ?词】自媒体;政治传播;日常生活;社会情绪 【作者单位】马婧，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9.12.018 传播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从早期以数字化为核心的传播介质更替，到最新一波以大数据、超级计算、移动互联网、VR/AR、传感网等为主的智能技术，轮番上线的传播技术不断地改变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设计与想象。技术的发展不仅改造了媒体的存在方式，而且随着传播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介入，人们的交流习惯与新媒介形态之间相互影响和重塑，原先界限分明、井然有序的传播秩序被打破。目前，整个新闻传播学界都在媒介技术开辟的新田野上奋力开拓，希望在开阔研究视野的同时升级学科范式，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提供更具解释力和引导力的理论成果。 作为研究国家与社会之间协调互动的重要领域，政治传播实践亦面临着传播技术变革所引发的基础环境、传播形态和功能需求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尤其是自媒体的出现和崛起，极大地释放了社会表达与传播的潜能，重塑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方式。但是，传统以宏大政治议题为核心的政治传播研究与自媒体环境下生动丰富的政治传播需求之间出现了交流的隔阂与视角的错位，愈来愈多的传播现象无法在传统的研究框架中得到解释。因此，政治传播研究不仅要在政治宣传、社会治理、国家形象等传统议题上持续探索，还要对自媒体崛起所带来的政治传播形态变化保持敏锐状态。 一、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主要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近十年来的舆情监测显示，以微信、微博、微视频为代表的自媒体平台（37.3%）已经超过都市报、电视台等传统新闻媒体（20.4%），成为新闻信息的第一落点[1]。当前，以自媒体及其传播活动构成的传播网络在整个社会的信息传递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自媒体使多元社会主体参与政治传播 在传统媒体环境下，政治传播的主体是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党或政府，广大民众则是政党或政府传播政策、法律、规章、制度等政治信息的对象，主流媒体是国家向社会自上而下单向度的沟通渠道。政治参与者主要是社会地位较高的精英阶层，普罗大众政治参与度相对较低，他们的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是分开的[2]。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公民权利、政治民主化等问题有了更多的关注，公众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自媒体的兴起，为社会团体或个人表达意愿、参与政治提供了方便快捷的舆论平台。 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政治信息内容，“使社会民众从新的途径获得宏观政治宣传以外的各种政治信息”。同时，“基于自媒体的微传播，民众有权力有能力，依据自己的理解来解读和评论从宏观政治宣传中获得的各种政治信息，使其产生新的蝶变效应”[3]。从微博时期的大V，到当前各种流量担当背后的内容制作团体，虽然江山代有才人出，不同时代造就不同的言论英雄，但是传播主体多元化已是大势所趋。 2.微观日常生活进入政治传播议程 随着传播技术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全面介入，个体社会生活中具有政治意义的传播内容日渐显现。“曾经长时间主导人们政治生活的宏大叙事主题被以往政治领域很少受重视的具体、琐碎诉求所代替，公众观察政治的视角内切，政治议题越来越日常化，政治回应越来越平民化”[4]。 一方面，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事务相关的议题（譬如日常生活质量、个体发展问题）回归政治中心，并得到关切和强调。自媒体的开放性、互动性、去中心性带来了人们对社会交往模式的个性化需求，为传播主体之间平等、自由地交流提供了可能。每个自媒体背后都是鲜活的生命个体，他们以自我为中心表达与分享他们生活经历和认知感受的途径，形成规模各异、圈层交叠的信息传播网络。人们关注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政治信息，彼此交换生活的经验与感受，凝聚民众对国家的社会权利诉求。另一方面，微观日常生活议题引起政治传播重视也与“政府将难以应对和解决的社会问题转化为民众私人领域的问题有关”[5]。政府以贴近民众的沟通姿态，采用日常生活的话语表达方式回应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政务新媒体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的重要平台，研究发现，官方微博并不以政务为主，而是充斥着生活、文娱、人生况味等资讯类信息和感言类信息，这使得官方微博具有“公”的形式和“私”的实质，建构了服务百姓生活的次私密领域[6]。尽管这样的传播方式初衷是塑造人民公仆的亲民形象，但是能否满足公众对政治信息的需求，收获预期成效，还需要进一步的调研分析。毕竟政治传播的终极目标是直指人心的精神认同，生活层面的建议指导应该留给社会传播机构来完成。 3.情感/情绪参与政治传播并发挥重要作用 自媒體不仅是公众表达和宣泄个人情感的平台，还是组建民间团体和开展群体性活动的工具。通过自媒体即时、互动、广泛的交流过程，个体情绪经由投射认同[7]逐渐扩大成情感网络，形成共有体验的群体情绪，进而暴发巨大的社会力量。近年来，情感/情绪在公共舆论、群体性事件中形成重要的动员力量，引起了社会、政府和学界的共同关注。民众的表达行为中蕴含着强烈的多种情绪类型，透过不同的情绪，我们可以清晰地感知民众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诉求。 在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政府报告中，社会情绪大都被视为流变的、非理性的，需要对其进行监测、管控和引导。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有效管控社会情绪，是当前学界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但是，情感与理性并非截然对立，两者之间存在复杂且丰富的互动、交融与转换关系。关于社会情绪对政治传播的影响，我们也需要审慎辩证地看待。一方面，情感/情绪具有理性难以超越的作用，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譬如，焦虑是人们常常希望极力避免的一种负面情绪，但“在选举政治中，焦虑是理性和民主政治依赖的重要情绪”。相比没有焦虑感的选民，焦虑的选民更重视候选人在重要问题上的立场，更多关注候选人的真实性格，意识形态对他们的政治判断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在这个意义上，焦虑使选民更专注重要问题而更具理性[7]。另一方面，怨恨、愤怒等负面情绪的肆意蔓延会引发舆情危机，影响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和对社会公平、社会信任、社会正义等方面的感受。 二、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困境与挑战 1.自媒体的表达方式碎片化、快餐化 自媒体是民众表达个体意志的平台，由于参与传播主体在理想信仰、经济收入、社会资本乃至知识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社会多元主体基于不同的利益和立场在传播平台上展开互动博弈与协商对话的现象，从而造成带有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思想、观点在网络上、社会上得以大范围显性传播。与此同时，自媒体的表达方式偏向于碎片化和快餐化，与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风格大相径庭。意识形态“属于深度和意义的世界，它通常采取理性化、结构化、系统化的叙事方式，体现对社会本质和发展方向的总体把握，通常包含对社会现状的整体事实认知、关于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重大策略等内容”[8]。自媒体上流动的多是突发的、局部的、短暂的事件，关注的多是个人文化消费的体验和情绪，所热衷的是视觉化、浅表化、娱乐化等叙事方式，与深刻的理论世界渐行渐远。 2.个人主义叙事消解公共讨论的严肃性 从之前的微博、微信到如今风靡的短视频，追逐潮流的网民在享受表达权利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媒体独特的叙事风格与书写气质。尽管普通个体的自主言说突破了以往媒体代言过程中媒体自身利益偏向的局限，能够更多元地揭示社会生活，但是“独立执掌麦克风”的个体在面对严肃的公共问题或政治事务时，时常流露娱乐化、戏谑化、消遣性的游戏心态，这种个体的浅层叙事与娱乐化叙事消解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严肃性，与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旨趣相悖离。 3.消极社会情绪对政治传播的负面影响 在传统媒体时代，个人因为遭遇困境而生发的消极情绪多在私人领域自我归因和消化，即便负面情绪能够通过交流谈话而传递感染，也只是在小团体、小圈子里进行。在互联网时代，自媒体具有多节点分布、网状式结构、辐射式传播的特点，其传播速度和影响力前所未有。借助自媒体提供的技术条件，相似遭遇唤起了个体共同的情感体验，并迅速蔓延集合成大规模的群体情绪甚至社会情绪。当个体情绪聚焦成社会情绪时，人们便会忽视个体因素，将矛头指向社会结构性的矛盾，引发不满情绪，进而对政治传播的有效性和认同度产生负面影响。 三、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建议 自媒体时代的各种传播现象和问题，对政治传播实践和理论都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同时也给予其重焕生机的机遇。我们应该把握好自媒体时代的各种信息传播优势，强化决策科学性，做好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工作，实现政治传播实践活动的优化和提升，重塑新时代有序的政治传播秩序。 首先，加强政府责任建设，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对话，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有效疏导社会情绪。深入研究民众对政治信息的需求层次与价值倾向，完成从精英视角到公众视角的转换，让大众更多地理解公共事务并产生共识。政府要关注和倾听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利益诉求，顾及公众的社会情绪并及时给予安抚和疏导，重视受众社会情緒爆发背后的社会矛盾与问题。 其次，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有效性。面对不断重塑的社会结构以及古今中外各种思潮的冲击，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既要适应时代变化，又要在与各种社会思潮的竞争和对话中发挥领导力。同时，“既要保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开放性和适应性，又要保证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及时预防和制止极端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对其进行的挑战与越位”[9]。 再次，互联网信息平台需主动承担起作为公共媒体平台的社会责任。当前，平台型互联网公司正在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主导社会信息分发与传播的重要力量。自媒体发布的信息通过社交媒体和算法平台的推荐机制，进入人们的信息接触范围，从而影响人们对现实社会的感知和评价。尽管算法推荐实现了海量信息价值的重新评估和有效适配[10]，但是在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时，媒体从公共信息提供者变成个人信息服务者，长此以往，社会将面临公共性缺失的风险。目前，不少互联网信息平台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力图通过对算法系统的优化和迭代，改善和解决公共性社会信息供给不足的问题。 最后，营造良好的公共舆论环境，培育传播主体的政治责任意识，“建构冷静的、反思性的理性主体”[11]。政治传播需要热情和勇气，更需要“审慎的现实感与责任感”[12]。政治学家达尔认为，“任何人都能懂一些政治，但政治是格外复杂的事物，很可能还是人类所遇到的最复杂的事物之一。如果不具备处理政治复杂性的技能，人们就会草率或过分地简化政治，这就是危险”[13]。未经审慎观察和理智思考，随心所欲地谈论政治，这样的政治传播将不利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康有序发展。因此，面对自媒体时代传播主体政治素养参差不齐的现状，一方面，主流媒体作为政治传播的主导力量，应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提供真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优质信息，搭建社会利益协商互动的公共平台，承担起维护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重要责任。另一方面，主流媒体应加大对传播主体的思想教育，通过外部引导和自觉内化两种方式，努力提高其政治素质和理论修养，提升其信息辨别能力，培育成熟和理性的传播主体意识参与政治传播实践。 |参考文献| [1]喻国明. 当前新闻传播“需求侧”与“供给侧”的现状分析[J]. 新闻与写作，2017（5）. [2]何震. 交往行为视角下政治沟通日常化研究[J]. 国际新闻界，2016（7）. [3]荆学民. 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向纵深拓展的三大进路[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1）. [4]蓝刚，蒲瑶. 社会情绪语境下微政治的结构与价值研究[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2）. [5]王丽萍. 微政治：我们身边的政治文化演变[N]. 学习时报，2011-09-26. [6]尹连根，黄敏. 政府官方微博：形似公共领域和次私密领域的集合体[J]. 国际新闻界，2016（5）. [7]王丽萍. 情绪与政治：理解政治生活中的情绪[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2）. [8]闫方洁. 自媒体的后现代叙事及其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挑战透视[J]. 理论导刊，2015（1）. [9]张爱军，刘姝红. 自媒体的政治传播功能研究[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12）. [10]喻国明，韩婷. 算法型信息分发：技术原理、机制创新与未来发展[J]. 新闻爱好者，2018（4）. [11]邵培仁，张梦晗. 全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现实特征与基本转向[J]. 探索与争鸣，2015（2）. [12]范昀. 论政治感[J]. 社会学家茶座，2008（6）. [13][美]罗伯特·A·达尔，[美]布鲁斯·斯泰恩布里克纳. 现代政治分析（第六版） [M]. 吴勇，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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