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李善兰译者主体性在晚清《植物学》汉译中的发挥 |
| 范文 | 【摘要】晚清《植物学》一书在中国植物学史及中西方科技交流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学者李善兰则在其汉译成书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该书的成功编译得益于多种因素，但最关键的是李善兰译者主体性的恰当利用与发挥，由此形成的创译法无论是在待译内容的选定、植物学术语的翻译，还是对源语文本中西方植物学知识的解读等方面，均体现了独特价值。 【关 ?键 ?词】译者主体性;科技翻译;李善兰;《植物学》;晚清时期 【作者单位】孙雁冰，江苏开放大学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晚清来华传教士植物学译著及其翻译学价值研究”（2018SJA0550）。 【中图分类号】H09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9.13.027 由墨海书馆组织翻译并出版的《植物学》（下简称《植物学》）为晚清第一部植物学方面的译著，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近代植物学研究中的基础知识，推动了晚清植物学的发展。在该书的合作译介过程中，中国学者李善兰起到了主导作用。可以说，李氏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以及由此形成的创译法，既是译著顺利完成的保障，也是《植物学》后续科学文化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以往关于《植物学》的研究普遍偏重于对其科学价值的探讨，而对其文化价值尤其是翻译学价值重视不足，更鲜有关注李氏在译介过程中所彰显的译者主体性问题。本文从翻译学视角出发，首先对译著《植物学》的科学文化价值给予肯定，并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并界定译者主体性的核心概念，进而论述李善兰译者主体性在《植物学》翻译过程中的表现及意义，揭示李氏创译法的贡献。 一、《植物学》译介及译者主体性之界定 1.《植物学》及其主译者李善兰 《植物学》一书于1858年由墨海书馆译介出版，是第二次西学东渐的重要成果之一。与中国注重实用性的传统植物学不同，该书介绍了近代西方在实验观察基础上建立的各种器官组织生理功能的理论，这些理论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可谓闻所未闻[1]。《植物学》译介开启了中国植物学研究的新时代，其中的植物学术语表达为后来的相关论著所广泛采用，部分术语沿用至今，有的还东传日本。 《植物学》的翻译者有三位，分别为中国学者李善兰（1811—1882）、英国来华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以及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李善兰为浙江海宁人，是晚清著名数学家，也是致力于西方自然科学著作翻译的第一位中国学者。自1852年开始，李善兰便在科学重镇——墨海书馆开始了其长达八年的译书生涯，所译书籍涵盖数学、天文、物理、植物学等多个领域[2]，科技翻译成就斐然，《植物学》即其科技翻译的重要成果之一。 2.译者主体性的核心内涵及主要特征 学界对于“译者主体性”这一概念的核心内涵多有论述。仲伟合提出：译者主体性是指在尊重客观翻译环境的前提下，在充分认识和理解译入语文化需求的基础上，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它体现了译者的语言操作、文化特质、艺术创造、美学标准及人文品格等方面的自觉意识，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受动性等特点[3]。笔者以为，译者主体性主导了翻译过程的发展，其发挥受到译者所处之社会背景、译者的翻译目的、个人学术能力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主动性、受动性以及少我性等三方面。其中，主动性主要体现在译者对于源语文本的选择、译者对源语内容的解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具体操作等方面;受动性体现在译者受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个人学术修养、生活经历及环境等方面的制约;而少我性则体现在译者能够在翻译过程中摆脱其个人的思维局限及学术、价值观上的偏见。 就三位译者而言，李善兰在《植物学》的翻译中发挥了更大的主导作用。他在译本的选择以及植物学术语的创译等方面均发挥了很大的主观能动性。同时，李氏具体的翻译操作过程及《植物学》译著中所呈现的最终翻译结果，也折射出其在译介过程中的客观受动性。这主要是由于李善兰的科技翻译思想受到晚清社会科学发展及文化变迁等因素的影响。李善兰译者主体性的少我性特征则体现在《植物学》所传播的知识方面。《植物学》不仅对西方植物学的基础性内容进行了传播，更对西方植物学研究的先进成果及注重实验观察的科学研究方法有所推介。在此过程中，李氏能够突破晚清社会科学思想的局限性，较为客观地将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植物学研究成果传播至中国植物学界。关于李善兰在《植物学》译介中所体现的译者主体性及其科学文化意义等问题，下文将从三个方面予以论述。 二、《植物学》待译内容的选择 《植物学》选译自英国植物学家约翰·林德利（John Lindley，1799—1865）的相关著作，主要取材于其《植物学基础》（Elements of Botany）及《植物学初步原理纲要》（The Outline of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Botany）中的部分章节。决定待译内容既是完整翻译过程的第一步，也是后续翻译得以实施的关键，同时也是实现译本最大效度的前提。因此，对待译内容有目的之选择是译者主体性的直观体现。 在《植物学》译介之前，中国的植物学研究长期偏重于实用性，研究的重点为植物本身的药用性及可食用性，植物学也尚未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有研究一般被归入农学、中医药学及本草学的范畴，多在相关谱录类著作中得以反映，甚至“植物学”这个名词也是在《植物学》译介之后才得以问世。而同期的西方植物学研究早已“由表及里”，研究的依据不再是經验主义，而是注重实验观察，显微镜等科学仪器已得到应用;表达方式也不再是主观的感官描述，而是倾向于对植物的内在组织、细胞等的探索;细胞学说、遗传学说等科学理论已经形成，植物胚胎学、植物分类学等植物学分支研究初具规模，植物学研究全面发展。 在选定待译文本内容时，李善兰等译者有着较强的目的性及侧重点，能够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作用，实现译本的最大效度。他们所选译的内容并非遗传学说等较为先进的理论，而是介绍植物体器官功能、植物分类学知识等林德利植物学研究中较为基础性的内容。《植物学》八卷本中，前六卷介绍了植物体内部外部器官的名称及功能，包括内体（聚胞体、乳路体、木体、腺体）、外体（根、干、枝、叶、花、果、种子等），所选译的内容为基础性知识，且李善兰的译文语言也较为通俗易懂。后两卷则介绍了植物分类学方面的知识，包括察理之法分部（外长类、内长类、上长类、通长类、寄生类）与分科方面的知识，所介绍的植物分类知识更为细化，其立足点偏重于实验解剖学的科学方法。这些知识若从当代植物学研究的视角来看无疑是比较浅显的，但在当时，相较于中国传统植物学却是较为新颖的内容，能够引导中国传统植物学与西方植物学接轨，推动中国植物学研究的起步和发展。 三、李善兰的创译法与植物学术语的表达 李善兰对于源文本中植物学术语的译介，采取的主要是创译法，顾名思义即创造性地翻译。《植物学》一书中恰当贴切的术语翻译，既具备学科专业性，又易为国人所接受，最能体现李善兰创译法的特点和贡献。这些植物学术语包括植物学、细胞、科、心皮、子房、胚、胎座、胚乳、菊科、姜科、雌花、雄花等。可以说，这些植物学术语的翻译首开先河，兼具科学意义和文化意义，既规范了中国植物学的术语表达，推动了中国晚清乃至近代植物学发展，也在科技术语翻译方面产生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价值。其中李氏创译的“植物学”与“细胞”两个词最能彰显其译者主体性。 1.“植物学”的翻译 《植物学》堪称中国植物学史上的承前启后之作，其译介出版使中国植物学研究迈入新阶段，并为之后西方植物学的进一步传入奠定了基础[4]。在《植物学》译介前，中国传统植物学研究成果丰硕，但并未形成独立的学科，更没有专门的学科名称。“植物学”一词出现之后，多部有影响力的植物学著作均沿用了这一表达方式，将之作为译作或著作的题名。如艾约瑟于1886年出版的《植物学启蒙》，会文学社于1903年编译的《植物学问答》与《植物学新书》，杜亚泉于1903年编著的《新编植物学教科书》，黄明藻于1905年编撰的《应用徙薪植物学》，彭树滋于1906年编写的《普通教育植物学教科书》，以及叶基桢于1907年出版的《植物学》。“植物学”这一名词由此得以沿用，而该词的出现包容并统一了传统本草学、区域植物志、植物谱录等名称表达，进而促使植物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植物学”一词的译介过程中，李善兰译者主体性的彰显需要从botany被译介为“植物学”的缘起谈起。“植物学”表达方式的确立取决于李善兰个人的学术素养及科技翻译经历。“植物”二字并非由李善兰所独创，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皂鳞”[5]。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曾使用过“植物”一词，但并未用于指代专门的学科。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李善兰具备极高的学术素养，对“植物”一词的由来和含义自然了然于心。 而“植物学”中“学”字的确定则与李善兰的译书经历以及晚清社会科学发展的大背景有关。李善兰在墨海书馆译书期间，所接触的学者除艾约瑟、韦廉臣等西方来华传教士外，也有王韬等中国知名学者。李、王二人同为书馆译友，过从甚密，交往中二人在译书及学术上必然会有所交集。据记载，1855年春，“王韬从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口中得知‘化学一词，并记录于自己的日记之中”[6]，李氏完全有可能从王韬处获取这一学科名词。而且在1858年《植物学》成书之际，地学、天文学、数学等学科名称已然出现，“学”字作为通名，与专名组合成为学科名称早已成为科学界的普遍现象。在翻译过程中，李氏自然会将“学”字置于专名“植物”一词之后。因此，“植物学”一词的译定主要受到李善兰译者主体性的引导。 2.“细胞”的翻译 “细胞”一词的出现既受到李善兰主观能动性的驱使，也能够反映李善兰译者主体性中受动性的一面。前者意指“细胞”一词的译介是在李氏解读原作中西方植物学知识后进行创译的结果，后者则是指“细胞”这一表达方式的最终确立受到了译者个人语言习惯（方言）的影响。“细胞”译自cell一词，为李善兰独创，首见于《植物学》一书中。Cell一词能够反映19世纪生物学发展水平，李善兰与韦廉臣二人也明确了cell一词指代的是比较小的器官组织构成单位。而在《植物学》“论内体”的几卷内容中，对同为组织构成单位的表达，已有“胞体”的名称，因此，cell一词被译者先行理解为“小的胞体”，这一表述贴切有余但简洁不足。李善兰为浙江海宁人，“小”字在其家乡方言中的发音为“细”，于是，“小的胞体”就被翻译为“细胞”。其后几经反复，在20世纪初，“细胞”一词终获学界认可并沿用至今。 此外，《植物学》中的“科”“雄花”“雌花”等術语的译介也受到李善兰个人学术素养及生活经历的影响，同样是李氏在翻译过程中发挥其译者主体性的结果。 四、《植物学》译介的时代因素及其所体现的科学传播思想 李善兰的科技翻译发生在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序幕的“科学救国”思潮之下，因此，《植物学》等科技译著随处体现了译著的科学传播功能，以开启民智的思想，这同时也是李善兰译者主体性中少我性特征的主导因素。 《植物学》汉译前，西方植物学研究在生物学整体大发展的带动下，已然体系化。遗传学说、林奈“双名制”命名法等生物学理论的提出以及显微镜等实验仪器的应用，标志着西方植物学研究已然进入近代意义的发展阶段，研究侧重点逐渐偏向于植物解剖学、植物生理学、植物胚胎学等内容;同时，先进的理论及方法更加促使植物学研究分支趋于细化，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也更为系统化。然而，中国传统植物学研究却依然停留在博物学研究的范畴，未形成专门的植物学学科，研究内容并未跳出植物实用性的固有局限。 李氏向中国植物学界引介了“植物学”“细胞”“科”等一批重要科学名词，更描述了植物体在显微镜下的结构呈现及部分生物学原理，如指出碳是构成生物体的基本物质等。这些内容虽然多是现代植物学的基础性知识，但对尚未跨入现代科学门槛的中国人来说，却显得十分新颖，具有重要的启蒙价值。其概念、理论和方法能够启发并引导晚清中国植物学研究逐步与西方接轨，从而更为有效地实现译著的科学传播功能。李善兰曾说自己投身墨海译事有两个目的：“一是能接触到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二是能让他衣食无忧，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7]可见李氏从事科技翻译之目的，虽然不一定那么纯粹，但他作为晚清科技翻译的重要人物，致力于西学汉译事业，并能够以包容的态度接纳西学，以渊博的学识译介西学，的确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植物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为中国近代科技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结语 晚清时期，李善兰在科技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译者主体性，保障了《植物学》译介的质量及其后续科学文化影响力的形成。而李氏译者主体性实现的关键因素，在于其深厚的学养及包容开放的科学思想，另外也与晚清时期中国植物学发展的需求和墨海书馆西书汉译的环境有密切关系。与此相关，在中国近代科技发展以及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其他相关科技翻译成果的价值及影响，也可以从译者主体性发挥的角度予以思考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汪子春. 我国传播近代植物学知识的第一部译著《植物学》[J]. 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1）. [2]孙雁冰. 李善兰科技译著述议[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 [3]仲伟合，周静. 译者的极限与底线——试论译者主体性与译者的天职[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7）. [4]刘学礼. 西方生物学的传入与中国近代生物学的萌芽[J]. 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6）. [5]周礼注疏[M]. 郑玄，注. 贾公彦，疏.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6]沈国威. 译名“化学”的诞生[J]. 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1）. [7]杨自强. 学贯中西——李善兰传[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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