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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与百年中华

范文

戎骞　刘宇阳

谈到中国的出版界，历经百年风雨的中华书局是无法回避的话题。百年的历史、丰富的出版经验和首屈一指的编辑队伍，使中华书局在海内外学术文化界享有盛誉。近年来，中华书局为履行出版的文化使命，发扬工匠精神，在古籍整理出版的基础上，逐步优化图书结构，出版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大众图书，形成了守正出新、多元并举的出版格局。

2016年，“工匠精神”这一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词汇被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并被不断强调和热议。在中华书局，编辑们发扬“工匠精神”对图书出版文化的传承，严谨专注、精益求精、以老带新，以其作品、以其编辑、以其企业，令中华书局赢得学者和普通读者的交口赞誉。作为从事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20余年的出版人，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凭借其高度的文化责任感以及深厚的学养赢得了同行的尊敬。带着探寻中华书局百年辉煌之谜的强烈愿望，本刊记者专访了顾青总编辑，听顾总向我们细细道来，中华书局的风雨百年。

传承工匠精神，致力古籍典藏出版

出版参考：顾总您好，中华书局作为一家百年历史的传统学术类出版社，致力于古籍典藏的出版，为近代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请您介绍一下贵社在传承工匠精神、保存古籍典藏、传承中华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顾青：1912年，陆费逵先生怀着“开启民智”的理想，与戴克敦、陈协恭、沈知方等人，集资两万五千元钱在上海创办了中华书局。书局在开办之初就提出“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两个宗旨，出版的新版教科书体例新颖，一时间洛阳纸贵，“恒无隔宿之书”，为中华书局的发展开了好头。

陆费逵先生提出“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都大”的出版理念，这种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工作态度使中华书局一直致力于精品图书的出版，并在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口碑。而对图书高标准、高品质的追求，已融入中华书局的灵魂，使之成为了精品好书的代名词。一百多年来，中华书局出版了近三万种图书，历史上重要的古籍基本都已整理出版了。但作为综合性出版社，中华书局真正专注于古籍整理的工作则是始于1958年。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业随着计划经济的实行开始调整，随着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立，1954年迁至北京的中华书局开始成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机构，担负起古籍整理出版的重要使命，进而确立了中华书局今日的出版方向与学术地位。为了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出版的专业化，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联合中华书局创办了第一个培养文献整理人才的专业——古典文献专业，为国家古籍整理事业培养专业人才，为中国的古籍整理事业注入了新鲜血液，积累了大批优秀的人才资源。

应该说，专注整理文史学的古籍和出版专业的学术著作的中华书局是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个核心，推动了大量的古籍整理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在多年的古籍整理工作中，中华书局逐步总结出一系列古籍整理基本規范和标准要求，被称之为古籍整理规范。如今，这套规范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从事古籍整理工作以及各大高校相关专业学习的必修课程。从古籍整理工作来看，中华书局提升了国内古籍整理工作的要求和水平，并成为这一行业规范标准的制定者和引领者。

守正出新，创新工匠精神

出版参考：近几年，中华书局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创新工匠精神，努力创新突破，打造了一批文化类畅销书，成绩斐然。请您详细介绍一下好吗？

顾青：建国后，中华书局在古籍整理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华书局自1958年成为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出版的专业出版机构之后，秉承着高端学术出版社的定位，一直坚守在传统文化阵线上，专注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出版诸如“二十四史”、《清史稿》这样的著作，因而读者群也多限于专业研究者。狭小的受众人群，专业化的出版物，使中华书局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举步维艰。上世纪90年代，中华书局一度陷于出版困境，1990年中华书局年利润一度低于百万，但是，中华书局一直没有放弃探索出路。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华书局认识到，如果要真正让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只做专业出版是不够的，更要让大众了解传统文化。使命的召唤与转型的需要使我们必须有所突破，创新工匠精神，出版一批面对大众的读物，推广优秀的传统文化。当时普通大众对传统经典有较强的需求，如《论语》、《史记》，但是市场上的相关出版物普遍粗枝滥造，读者很难得到没有错讹的经典文本。中华书局将优秀典籍进行普及化，把以前的老版本改成简体横排，注重选本的精粹、准确，并且做了选注、选译等大量工作，在选编和注释过程中考虑到普通读者使用这些内容时的需求，降低了理解的难度，同时致力于传统文化理念的解读，何为孝、何为礼义廉耻，对这些概念结合当下社会事例进行解读，讲知识、讲理念。不仅是内容，版式设计、封面设计也都是按照大众化的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定制。2003年，中华书局将“守正出新”作为出版理念，在坚守主业的基础上，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一方面，中华书局于当年年底推出了“重印书”工程，出版了一批学界急需的学术著作，完成了《全明词》等10多项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的编辑出版任务，重新树立了学术界对中华书局的信心。在这类读物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华书局策划的一套《中华经典藏书》，专门对传统的“经史子集”类的典籍做选注。为了推动这两方面的工作，中华书局专门成立两个部门，一个专门做文本普及，一个专门做大众普及。此类读物在2005年前后问世，得到了空前热烈的反响，进而引发了社会上的国学热，为中华书局在大众化读物的推广打开了局面。这套书不仅畅销且长销，截至目前已长销十年，累计销售近千万册，码洋破亿。另一方面，中华书局于2004年开始进军大众图书市场，策划了一系列畅销书，如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上市三个月已发行十几万册。2005年，中华书局在继续推出正说系列的同时积极策划了图书《于丹<论语>心得》。该书在2006年11月在北京首日即销售1.26万册，至2008年12月突破500万册。截至2011年12月在海外共签约28个语种、34个版本，已出版的19个语种累计销售34万册。凭借《于丹<论语>心得》及《正说清朝十二帝》等系列图书，中华书局在全国图书市场的排名，从百名开外一跃而至前几位。如今，传统文化普及类的读物和专业古籍出版读物，已在中华书局形成了两分天下的格局。

培养工匠精神，构建编辑核心优势

出版参考：中华书局拥有一支独一无二的强大编辑队伍，这也是中华书局的核心优势。您在中华书局从事编辑工作二十余年，在这方面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希望您能谈谈对于专业编辑人才的成长和工匠精神的培养方面的看法。

顾青：图书产品虽然不同于工业领域和其他传统领域，但是工匠精神所具备的内涵却是相通的，所以工匠精神所具备的严谨专注、注重细节、精益求精等也能在编辑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编辑工作需要工匠精神的回归。中华书局拥有一支富有文化抱负、思维清晰、眼光敏锐、功底扎实的专业编辑队伍，这支队伍的学识深渊，经验丰富，是中华书局最核心的竞争力，在某些相关领域中的专业程度甚至是高于一些高校专家教授。这些编辑在长期的工作中和许多作者都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在知识和学问上相互切磋、把彼此的爱好和追求凝聚在图书作品之中，在工作中反复锤炼书稿，力求打造精品力作，在精品辈出的同时又提高了自身水平，增强了业务能力。如王仲闻先生修订补充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周振甫先生编辑加工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管锥篇》，沈玉成先生修饰润色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陈抗先生审核校订启功先生的《诗文声律论稿》。中华书局就是在这种长期合作关系中培养了一大批的古籍整理方面的人才，很多直接从事古籍整理的人员都是在中华书局的培养下逐步成长起来的。因此我认为编辑是最具有独特价值的一个岗位，是中华书局的核心资产，中华书局对编辑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对于作者的关注，编辑才是出版工作真正的主体。

对于编辑的培养，我认为听讲座、参加培训都是辅助手段，关键还是在编辑的自我历练和经验积累，只有加工的书稿越多，经验越丰富，能力才会更强。针对这一点，中华书局安排了一对一的导师制，编辑部主任在具体工作中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有问必答，而二审、三审对新人工作质量进行监督和把控，通过这种机制锻炼新人、保证质量。在这种严格的要求下，中华书局的编辑能力强水平高，秉承精品意推动出版工作，使得许多典籍在中华书局都得到了很好的整理，引领和推动了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向前迈进，为业界同行起到了示范作用。

光大工匠精神，开拓数字出版

出版参考：面对新兴出版实力的崛起，作为传统出版社也同样感受到冲击挑战。无论是从单纯的传统古籍类出版领域向大众文化类出版领域的拓展方面，还是在数字出版的开拓发展方面，中华书局都走在最前面，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成果，希望您能具体介绍一下，中华书局在“十三五”期间的发展规划。

顾青：老话说得好，改革是硬道理。在新兴出版风起云涌的大环境下，中华书局管理层及时调整自身定位，在顶层设计和数字出版的拓展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安排和部署。

“十三五”期问，中华书局提出了两个转型，一个是在管理上要进行转型，从传统的专业出版社向现代制度和文化的企业来进行转型。作为百年老店，中华书局一直积极致力优化内部结构，提升服务水平，增强整体竞争力。2000年，中华书局开始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深化改革方案》，提出公司制改革实施方案；2003年，中华书局成为中国出版集团的直属单位，跨入文化体制改革新的历史发展階段；2004年中华书局通过了《中华书局管理方案》；2006年，中华书局对部分内部机构进行了调整，对编辑部的考核与分配方案进行了优化，旨在调动中华人的积极性；2008年，中华书局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形成了三个分社、一个中心、若干直管编辑部的格局；2012年，中华书局组织架构进一步调整，以古籍学术出版中心、五大分社、数字出版中心、辞书编辑室、文史知识编辑部、“二十四史”修订办公室为主体的编辑部，以营销中心、直销部和灿然书屋、出版部、美术设计部为主体的生产营销部，形成了各领域竞相发展的全新局面。

另一个是从纸媒介出版单位向传统文化内容提供商和服务商来进行转型，为各类不同媒体提供内容和服务。中华书局给自己定位传统文化的内容提供商和服务商，其内容就要凭借全媒介来进行呈现，数字化的转型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在数字时代中华书局如何保持古籍整理和学术出版的优势和影响力，满足数字时代阅读需求。过去，中华书局的古籍数字化工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基础的数据整理阶段，利用已经完成的数据化成果提升传统出版的能力，推动纸本的更新；二是结合专业出版数字化的实践，专注于内容的深加工，并以中小型数据库进行探索、尝试；三是产品化阶段，包括古籍数据库，以及国家“十二五”数字出版骨干工程、中华基本史籍知识库的研发。在推动转型的过程中，中华书局遇到了很多困难，其中最难的莫过于古籍的数字化出版，需要对中国几千年来使用过的汉字进行收录、检索并统一处理。以中华书局的产品《中华经典古籍库》为例，要将过去出版的古籍全部收入其中，其工作量之浩大、难度之高难以想象。因为纵观目前中国数字出版的各类程序和技术标准，都是基于使用规范简体字进行开发的，对于以繁体字为工作对象的古籍类出版社无法直接使用，一些做古籍类数字出版的运营商和渠道商对中国古籍了解不足，做出来的产品往往低于纸书的质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也造成了供需关系的不平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华书局自主研发了一系列符合古籍数字化要求的应用程序，并为古籍数字化工作制定了相关技术标准，大大提高了古籍类数字化产品的质量，并为今后古籍类出版物全面数字化打下了坚实基础。未来中华书局将继续脚踏实地、稳扎稳打、不盲目不盲从，专注于提供最佳的数字服务和高价值的古籍数字化产品，在数字出版领域打下一片天地。

同时，现实也十分严峻。一方面，相较于传统出版，数字出版领域的盗版现象要更为严重，许多用户习惯于使用免费传播的数字出版产品，完全没有版权的概念，产品盈利难以维系；另一方面，由于免费产品横行，一些数字出版开发商为了缩减成本而降低产品质量，又使得免费化的数字产品质量的下降，造成了盗版增多与质量低劣的恶性循环。这种乱象对于中华书局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虽然在数字开发领域到目前还没有盈利，但作为国家级出版机构，中华书局的数字出版代表了国家级的技术水平和学术水平。为往圣继绝学，传播高品质精神食粮、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在中华书局看来，乃是铁肩担道义、合我其谁的责任和义务。这种态度使得专家学者、业界同行也对中华书局抱有极高的期望，因此中华书局必须做到最好。

话至此处，顾总强调道：“很多人认为，待到古籍数字化成果完成之时，中华书局便可稍事歇息了。对我们来说，数字出版和纸质出版永远是一个进行时，需几十年如一日地做下去，只有一步一步提高，没有完成的概念。未来数字领域的竞争会更加激烈，所以必须不停地努力。古籍数字化成果对中华书局乃至对中国古籍整理来说，将会是一个基础性的支持，推动古籍整理事业更好地发展。我抱着乐观的态度，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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