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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广播舆论话语的建构与传承

范文

张厚远马婕

【摘要】互联网空间话语的混杂性给传统的社会舆论话语结构带来严峻挑战，越来越多的话语失序、价值观混乱现象给人们的心理认知和文化结构的稳定性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媒体需要科学的话语模式和话语框架来保持其舆论引导的正确性、科学性。人民广播的舆论话语曾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在恢复并加快国家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它能够凝聚共识、塑造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在纪念中国广播诞生80周年之际，探索人民广播舆论话语的建构与传承，有助于在未来更加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亮丽的传播景观，更好地体现出中国特色，作为优秀范式有效参与到国际话语竞争中，并贡献出中国智慧。

【关键词】人民广播 ?舆论话语 ?建构与传承 ?科学性

【中图分类号】G211 ? ? ?【文献标识码】A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话语即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① 话语和权力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的、必然性的、异质同构性的关系，话语建构的模式与框架会影响到权力运行的结构、模式与质量。中国人民广播事业诞生于日本法西斯势力野蛮侵略与封锁的背景之下，是在曲折的抗争与唤醒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人民的鼎力支持和拥护，在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框架之下建构了人民广播的话语模式，无论在战争年代和建设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年代和网络化时代，都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

一、人民广播舆论话语的探索

1940年，中国人民正处于全面抗战当中，这一年，德、意、日缔结成了法西斯同盟，德意联军占领了半个欧洲，日军对中国多地大举用兵，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扫荡、蚕食，企图全面占领中国，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极为艰苦的时期。“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底，日军仅在华北地区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109次，使用兵力在50万人以上。”② 1940年8月开始，八路军总部对日寇发动了“百团大战”，参战部队达到105个团20余万人，成功打破了日本侵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围剿。“从1938年到194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比例分别达到58.8%、63%、58%和75%。到1940年底，仅新四军在两年多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中，共对日、伪军作战2700多次，毙伤俘敌5.5万人。”③

为了更好地动员全国军民参加抗战，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行径，争夺抗日战争的舆论话语权，延安抗日根据地准备创建广播电台，以冲破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新闻封锁，有效引领人民群众共同参与这场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实现“救亡图存”和“解放全中国”的国家理想。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播出，其使用的抗争性话语模式和说服性话语模式开启了人民广播舆论话语建构的尝试。

（一）抗争性话语模式

当时，代表世界主流的媒介话语就是战争话语，主要分为两大阵营，法西斯话语和反法西斯话语。显然，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主要话语是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挑起内战，以动员中国人民参与到“反侵略、反内战”斗争中，目的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新中国。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重要任务就是代表黨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进行舆论宣传，抗争性话语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起到揭露真相、凝聚人心、鼓舞士气、表达反抗精神与意志的重要作用。

此时抗争性话语模式的主要表现形式有：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侵略目的和残暴行径，阐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誓死不屈的抗日精神，批驳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错误行为。史料记载，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送的第一条信息里就特别强调了抗日话语：“全中国的同胞们，日本侵略者在我们中国的神圣土地上已经横行霸道几年之久。虽然我们的武器薄弱，但我们军队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精神，势不可阻，愈战愈勇……”④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初创阶段播放的内容“主要是阐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日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政策和主张”，“所播出的关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内容，揭露了他们在抗战中的真面目，对于教育全国人民、坚持统一战线都有着重要意义⑤。”

“延安（陕北）台的广播立足解放区，面向全国人民进行宣传，以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军官兵为主要宣传对象……新闻报道真实，评论富有战斗性和说服力。由于解放区其他广播电台的转播，延安（陕北）台在国内外拥有广泛的听众，并享有很高的声誉。”⑥节目内容以新闻和评论为主，主要播送国内国际新闻及抗战消息、中共中央重要文件、《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名人讲演、科学常识、革命故事、音乐戏曲、解放区介绍、解放区政策等专题节目。1941年1月下旬，播出了毛泽东同志为“皖南事变”起草的命令和发言人谈话，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1946年7月29日，延安台用广东话、闽南话和国语第一次对华侨播音，播出了延安归国华侨联合会书记王唯真揭露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阴谋的《告侨胞书》，使华侨中很多人对国民党顽固派有了正确的认识。1946年10月13日，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李鼎铭在延安台发表《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广播讲演，痛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内战、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罪行。

（二）说服性话语模式

说服性话语模式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劝服日本侵华日军放下武器，劝服国民党顽固派改邪归正、一致对外，动员全国人民积极参与抗日救国和解放全中国的战斗。1941年12月3日，延安新华广播开设了针对侵华日军的日语节目，传出了第一位日籍播音员原清志的日语播音。在抗战烽火中，原清志用日语播出一篇篇客观真实的报道，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讴歌了中国军民英勇不屈的抗战精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⑦ “成为瓦解日军士气的一大武器。许多像小林武夫、杉本一夫一样的日军官兵通过广播知道了战争真相，投身反战事业。”⑧他们加入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成立“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等反战组织，策反侵华日军，并上前线参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被中国人民亲切地称为“日本八路”。原清志们的出现，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⑨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声音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声音传播到国内外，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鼓舞和激励亿万人民，很多人通过收听延安的广播，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的了解，増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形成了人民话语框架，具备了人民广播的雏形。

中共中央于1942年收到西南联大师生和学生联合会的来信，这些来信表达了他们在边远地区收听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新闻和社论时的喜悦与激动的心情，并把延安的广播比作“黑夜里的一盏明灯”。

1946年7月12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声中恢复播音的延安台又增办了《对国民党军广播》，节目采用“放下武器蒋军军官介绍及书信”的形式，向国民党军进行政治宣传，对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分化和瓦解国民党军队发挥了重要作用。1946年10月20日，延安台播出了美国人马海德《为着美国人的利益，应该撤退驻华美军》的讲演词，在国统区引起了很大反响。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火中培养出人民广播的第一批编辑、播音员和技术人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人民广播的舆论话语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沦陷区和国统区有数十万台收音机能收听到延安台的广播。当时曾接到从北平、南京、昆明、重庆等地带到延安的信……听了延安台广播的不少青年人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层层封锁，奔向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走上抗日前线。”⑩

1945年10月25日，延安中共中央党报《解放日报》刊载《介绍XNCR》的文章，把XNCR（延安台呼号）话语定义为“人民的喉舌，民主的呼声”，并且提出“人民大众的号角要人民大众吹响”的主张，强调了“广播服务于人民”的舆论话语宗旨。这是人民广播第一次提出“喉舌论”思想。

除了新闻和评论，播音员还学唱歌、演戏，根据舆论的需要演出具有革命性的文艺节目，如抗日歌曲《五月的鲜花》《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等。1947年3月21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继续延续抗争性话语和说服性话语的模式，配合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二、人民广播舆论话语的建构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结束了被侵略被奴役的百年屈辱，爱国、建设、发展、和平的热情被迅速激发起来。建设与发展话语、保家卫国话语成为主流，在这个主流话语框架之下，反思话语也异常活跃，三者之间互相配合，建构起从1949年?1978年中国舆论场话语主体。在这个过程中，鉴于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情况，广播因为具有跨越空间距离的功能、低门槛的话语建构模式以及富有感染力的舆论引导特性，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和大发展，这符合中国地域辽阔复杂、人民群众急需大量新闻信息和文化信息的客观现实。1949年9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9条明文规定“发展人民广播事业”。时任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于1950年提出“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的方针，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广播舆论话语建构的历程。“中央电台和各地方电台遵照中共中央、政务院一系列指示、决定，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为抗美援朝战争、土地制度改革而开展宣传，为恢复国民经济、配合‘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开展宣传，为新中国成立后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人民广播舆论话语的理论探索

人民广播舆论话语的理论探索主要表现在指导思想确立、政策文件制定和舆论话语引导等三个主要方面。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全国百业待兴之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提出举全国之力建设“农村广播网”，并将其迅速落实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 1950年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提出建立全国性的广播收音网的要求，“以便使人民广播事业建立在坚实的群众基础上，发挥应有的宣传教育作用。”“人民广播事业独有的特点是‘以其广播为广大人民服务，在工作中不断加强与听众的联系，并使其成为新闻的源泉、教育的论坛和文化娱乐的工具。” “新闻、教育和娱乐”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人民广播事业的主要功能，发展人民广播的目的是“为广大人民服务并加强与听众的联系。”“人民广播”“人民群众”“为人民服务”等术语在广播发展政策中不断得到重复和强调，成为广播事业发展的重要舆论话语的基本词汇之一。

1950年4月，新闻总署发布的《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中提出：“无线电广播事业是群众性宣传教育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各县市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部队政治机关、全国机关、团体、工厂及学校都应当设立收音员，专门收听并记录中央和地方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政令和其他重要内容，向群众预告和介绍广播节目，组织听众收听重要节目。” 1950年6月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各级领导机关应当有效地利用无线电广播》的社论，再次提到“无线电广播是群众性宣传教育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1955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集中阐释了人民广播的“群众性”内涵：“根据我国几年来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网的经验，凡是建立了农村有线广播站的地方，那里的鼓动工作的水平就有显著的提高。它经常地向农民进行政治和文化的教育，改善了农村的群众政治工作，提高了农民政治和生产的积极性，推广了农业生产的先进经验，活跃了农村的文化生活……为了保证农村广播网建设的速度和工作的质量，必须坚持依靠群众，利用现有的设备，分期发展，逐步正规，先到村、社，后到院、户的方针……农村广播网是群众性的事业，它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得到发展……农村广播网能否迅速地大规模地发展，以及它在宣传工作方面能否充分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各地党委对这一工作的领导。”

这是广播是“群众性事业”的早期表述，清晰诠释了人民广播的两个内在含义：第一，发展广播事业的目的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广播节目要注重向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文化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活跃人民文化生活;第二，发展广播事业要依靠人民群众，“只要把农村广播网的好处和建立广播网必须依靠群众积極性的道理向农民讲清楚，农民也想听广播，那么，在建立广播站的时候，要每村每社花百把块钱买几百公尺电线，二、三个喇叭，凑一些木杆，动员农民参加半天一天的义务劳动，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农民完全懂得，有了广播站，光是预报灾害性气象一项，就可以使他们少受许多损失。因此，花一些钱建立广播站是完全值得的。”对于人民广播的性质和特点，从1952年9月起就担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党组书记的梅益同志进行过广泛、全面而又深刻细致的论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农村地区创建和普及了有线广播网;建立并初步完善了中国的对外广播系统，使新中国在1962年成为继美、苏之后的第三个对外广播大国。”

（二）人民广播舆论话语的实践探索

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主要分为两个时期，即1949?1956年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1957?1978年的社会主义探索时期。其中，第二个阶段分为三个阶段：1956?1966年的全面建设阶段，1966?1976年的“文革”阶段，1976?1978年的在徘徊中前进阶段。

1.建设与发展话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民党的大陆残余势力不断破坏捣乱，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环视周边不断挑衅，国家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广播体系秉承着人民广播的宗旨，在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话语功能，引导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强调用思想、政治、群众运动、牺牲精神来改造世界，发挥‘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的经济进入稳定发展阶段，民生问题得到改善，国家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广播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获得新的发展，在宝成铁路建设、武汉和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大庆油田建设、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改革开放思想的酝酿等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中发挥着巨大的舆论引导和话语建构的功能。

“各地人民广播电台遵照中央的大区广播工作会议精神，联系所在区的实际情况，围绕恢复国民经济等中心工作，积极地、创造性地开展广播工作，按规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要节目，同时办好自己的新闻、文艺、社会教育等方面的节目，在努力办好综合性的人民广播电台的前提下，还试办专业性的职工台、经济台、工商台、广告台、有线广播台等。”在舆论话语的建构与引导方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广播和其他类型媒体的共同努力之下，涌现出像王进喜、雷锋、焦裕禄、蒋筑英、时传祥、李四光、罗佐夫、张秉贵等社会主义建设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模范行为深深地影响着国家建设与发展的进程，对于这个时期民族精神的塑造和共同理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2.保家卫国话语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经历过数场战争，分别是：抗美援朝战争、抗法援越战争、中印自卫反击战、抗美援越战争、中苏珍宝岛之战、对越自卫反击战。在这期间，“保家卫国”成为中国广播的另一个重要的热点话语，在传播舆论场域中奠定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和大国形象，其话语构成的主体是：维护国际正义、捍卫世界和平、保卫新生共和国。

在保家卫国舆论话语的建构过程中，抗美援朝广播实践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战争动员、战争阐释、战争时事报道、民族精神塑造等方面全面体现了人民广播的内涵与特征。这个期间广播话语的主要内容除了战况时事报道、英雄事迹传播、民族精神塑造之外，重要的是动员全民以各自擅长的方式支援前线战斗，成功地诠释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敌的坚强意志、掀起了爱国主义高潮，凝聚了民族精神（详见表1）。由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英雄模范人物杨根思、邱少云、黄继光、罗盛教等人的英雄事迹随着广播的声音传遍了全中国，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最可爱的人”的英雄话语模式。他们在战争过程中拥有“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他们“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

三、人民广播舆论话语的历史传承

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核心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广播网，始终坚持人民广播的舆论话语，一直传承到当前网络广播话语之中。人民广播的舆论话语创始于抗日战争时期，成熟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70多年的广播实践与理论过程中，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目标是“解救劳苦大众”和“建设人民共和国”，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具有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政治意识，承担着引领导向、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服务大局的职责和使命。

舆论话语修辞蕴含着的精神气质具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从80年来中国人民广播实践和理论的话语修辞中可以看出一些先秦时期诸子百家遗传下来的厚重精神。第一是人民广播话语里闪现着的仁爱、良知、民本、诚信、正义、责任、担当、果敢、英勇等精神特质;第二是广播舆论引导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道德意识、价值观念、学识修养和社会管理功能等，其根脉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先秦时期的修辞道德准则，在汉民族的修辞道德思想历史上具有奠基作用。虽然汉民族的修辞道德观念在不断发展，但汉民族今天的修辞道德准则基本上是从那时的修辞道德准则脱胎而来，在如今汉民族的修辞道德体系中，仍然可以看到‘言礼‘言仁‘言忠‘言信的印痕。”

“一言而兴邦”“言不可不慎也”（《论语·子张》），“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论语·卫灵公》）。刘向在《说苑·善说》篇中曾引子贡的话：“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从历史根脉上看，人民广播的舆论话语来源于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思想根源。我国古代民本价值观念经历了“重天敬鬼→敬德保民→重民轻天→民贵君轻”的发展历程，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重民贵民、爱民信民、安民保民。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文章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为政者更应认识到这一点，敬畏民众、敬畏民众赋予的权力。”

上世纪80年代，人民广播舆论话语提出了“自己走路”的思想，并进行了新时期改革，提出了“内容为王”理念，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中央电台《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新闻和报纸摘要》《小喇叭》《今晚八点半》等经典节目、内容备受听众青睐。徐曼主持的对台湾广播节目《空中之友》和傅成励、虹云、陈希主持的《午间半小时》节目的火爆程度不亚于今天“抖音”、微信受歡迎的程度。文艺节目对听众精神世界的影响尤甚，这个时期的小说连播、革命音乐、文学欣赏、外国音乐、广播剧、电影录音剪辑、每周一歌等制作严谨，质量上乘，拥有温馨、雅致、澹定、从容的气质，既有益心志，又鼓舞人心。一批优秀的演播家播过的《高玉宝》《艳阳天》《李自成》《战斗的青春》《林海雪原》《海啸》《红旗谱》《四世同堂》《烈火金刚》《三国演义》《骆驼祥子》《万山红遍》《东方》《蹉跎岁月》《岳飞传》《杨家将》《平凡的世界》《宝葫芦的秘密》《西游记》《刘胡兰》《海岛女民兵》等都是老百姓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作品，对于中国的人文传承和精神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个时期的广播剧也有了较大发展，不断满足了人民群众广泛的文艺性需求，代表性的作品有《阿诗玛》《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求索》《真与假》《晶莹的心》等优秀剧目。电影业兴旺之后，中央电台的《电影录音剪辑》成为当时的十大名牌节目之一，节目播出的数量和质量达到了高峰期，仅1980年就编播了41部电影录音剪辑。

从这些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人民广播话语对于新中国媒介的整体话语精神塑造和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发展而言，产生了重要作用。

80年发展的过程中，人民广播话语经历了从早期的“粗放式覆盖”到改革开放以后“认同式生产”的转型，其民本的价值观念一直得到了良好的传承，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

“人民广播要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的特性，坚持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在当前媒体融合的背景下，人民广播一是要牢牢坚持党性原则，做到爱党、护党、为党，守卫好意识形态主阵地……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职能，加强主流媒体的网络传播能力建设，在重大新闻舆情出现时，要以最直接、最有效的舆论引领方式和其他主流媒体一起进行‘综合发声，并在社交媒体上形成‘刷屏之势，给社会舆论以正向的引导。”

四、结语

80年来，人民广播话语经历过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互联网快速发展四个时期，形成从中央到省、地、县四级办广播的发展格局，在新闻报道、舆论话语引导、文艺创作、体制机制改革、产业经营、技术革新、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形成并深化了对中国特色广播事业发展规律性的认识，人民广播舆论话语的优良传统值得回顾和纪念。在移动传播逐渐成为主体的当下，形成适应智能技术、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话语权竞争态势的人民广播话语模式，“鲜明而集中地代表着中国新闻实践的思维方式、逻辑基础、运作理念和历史传统。”在国际广播领域呈现出独具特色的亮丽景观，成为一种优秀范式，有效参与国际话语传播、贡献中国智慧。

注释

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 页。

②③ 汤涛：《1940：中国希望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理论构建的成熟与抗日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学习时报》，2019年10月25日。

④⑦⑧《延安新华广播发出的第一段广播词，竟是如此振奋人心！》，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300606782_120027093，访问日期：2020年11月1日。

⑤ 王莹：《抗战时期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第93页。

⑥ 甘惜分：《新闻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⑨李欣：《老友记——从东京到延安：难忘中国之声——广播传奇之延安新华广播的日语播音员原清志》，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116270108_394097，访问日期：2020年10月22日。

⑩ 王秋：《声声不息》，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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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辰瑶：《意义的困惑——从典型报道看最近30年新闻理论的艰难探索》，《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9期。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本文编辑：刘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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