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访谈录：摄影家眼中的世界遗产 |
| 范文 | 周 瑾 谭星宇 编者按：世界各地的自然文化遗产因其独特性而各具风情，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亲自一探究竟，大多数人只能透过媒体的介绍去认识和了解世界遗产的历史与文化价值。传播知识，开阔眼界，媒体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形下得以凸显。无论是风景壮丽秀美的自然遗产还是独具人文价值的文化遗产，我们都通过摄影师的辛勤劳动而得以一饱眼福。最近我们分别采访了两位以拍摄世界遗产而著称的摄影家，请他们谈谈他们眼中的世界遗产，对于媒体从业人员来说，或许能够启发我们报道世界遗产的新思路。 刘世昭：为了保护乡野的民俗风情 作为国内署名的风光摄影家、《人民中国》杂志社首席摄影记者，刘世昭数十年来走遍大江南北，用手中的镜头记录下许多令人难忘的美好瞬间。他的很多作品，包括三峡纤夫裸体拉纤的组照，在国内外都曾获得广泛好评。 最近几年刘世昭集中精力拍摄中国的世界遗产，部分作品陆续在《人民中国》杂志上刊载。刘世昭拍摄善于动脑筋，常能在一般人忽视的地方找到拍摄的新角度，令人耳目一新。我们的采访，就从他手中正在进行的工作开始。 记者：您是怎样开始拍摄世界遗产的? 刘世昭：《人民中国》杂志社从2000年开始创办了“巡游世界遗产”这个栏目，隔月一期的介绍中国的世界遗产。这个工作已经持续了四年，我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投入到这个栏目里面去了。我们这个栏目主要是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的遗产，有文化的，有自然的。从读者的反馈情况来看，这个栏目受读者的欢迎程度稳居前三名。 记者：那在拍摄的时候您是抱着怎样的观念去从事创作的呢? 刘世昭：拍摄世界遗产，每个人的视角不同。我不是一个自由摄影师，我拍照必须服从杂志，而且拍片的时间也有限制，不可能无限制的延长。如果要尽量拍好，就要找一个好的角度。比如明清皇陵主要指坐落于湖北钟祥的明显陵、河北遵化的清东陵及易县的清西陵。这里是2000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这些帝王的陵墓各有特色，但如果连续地拍，就很容易在不懂行的人眼中变得枯燥无味。正如长城完全可以写一本书，出一本画册或者用上很多的篇幅做连续报道，像目前这样七八页的文章是远远不足以说明问题的。 在这有限的篇幅里我必须选择最好的来拍。不仅是拍出来，连设计版面出来后，如果我不满意，比如觉得太小了，我就会让设计放大。在去一个地方之前，我会看资料，了解哪些是主要的东西，能够代表景观的，必须要拍的。比如黄山的峰、石、松、云、泉是主要的，那我拍的照片里就要涉及到。故宫是很宏伟的建筑，建筑面积达2万平方米，有近万间屋子，出一本书都未必能面面俱到，所以要取舍，所以我重点拍了三大殿。 被列入世界遗产的古迹涵盖了自然和人文方面的许多内容和知识。我们说明我们的文化，用宣传世界遗产的这样方式，是国外的受众容易接受的。目前中国的世界遗产只有29项，实在与我们的实际情况不相符。毕竟从文化的角度讲，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世界上罕见的5000年不间断的文明史和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自然带和独特的景观区。对于人文地理的宣传，要注意增加知识性和趣味性，相对于电视、电台而言，我们这样的平面媒体要做深度的报道，对大家感兴趣的东西，不要贪多求大，而要从小的方面去映射。 记者：您在拍摄的过程中，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刘世昭：现代社会对古老文明的冲击太大了。早先我在周庄拍片子的时候，那时候交通极其不方便，当时昆山县政府的接待人员到车站接我，然后用车送我去码头，我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船才到周庄。那时水岸四周的桥楼保存非常完好，飞檐朱栏，雕梁画栋，古色古香。今年我再去时，人太多了，原来那种宁静的感觉被打破。我想拍几张好片子，想早点起床，拍拍没人的街道，结果四点钟出门一看，好的观景点都有美院学生在画画。 我拍彝族阿细人的祭火节时，当时表演活动是在村子中央的广场，但是我知道会有一个模仿当年阿细人祖先钻木取火的仪式，是在村子的一棵老树下，于是从中午我就盯着那几个寨子中最有威望的长老和巫师。下午三时左右，是祭“火神”的时辰。我看着那几个人离开了广场，就跟了上去，拍到了整个祭祀的全过程，后来有县里干部让这几位老人到广场上把刚才杀鸡、钻木、取火的过程再表演一遍，被老人拒绝了，说“火神”已经请来了，哪有再请一遍的道理。一个当地电视台的记者提前一个星期就到了村子，结果一直在表演的广场上傻等，把“请火神”这么重要的场面就错过了。当时我拍的照片发表在杂志上，日本专家说，这样的传统节日场面以为只有非洲才有，没想到中国也有。 其实非洲的那些模仿原始人类用树皮、树叶遮体，然后用粗狂地跳动和呐喊来挥洒欲望释放激情的表演已经成为当地旅游的节目，只要你给钱，他天天在那里表演。刚才我说的阿细人取火的场面也可能在当地发展旅游后由一年一次变成天天演出，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节目就没了。从另一种角度看，申请世界遗产，就是为了保护这些扎根在乡野间的民俗风情，发掘我们国家中有那些不差于已经被评上世界遗产的古迹和民俗。 记者：您拍摄了这么多的世界遗产，也曾经参观过国外的世界遗产，您能说说您的感受吗? 刘世昭：我在巴黎的时候，看见巴黎的老街道并不宽阔，甚至可以说有点狭窄，早年形成的城市格局和规模被完好地保存下来了。有这样一个规定：老城区的房子不能超过8层，如果你想盖摩天大楼，可以，到新城区去盖。这样处理，让人不得不佩服法国人的文化保护意识及其功劳。而北京城就不能比了。最近好像要重修永定门，重新盖的永定门，它能跟原来的那个一样吗?不一样。感觉不对了。所以我们必须建立这样一个意识：遗产是不可多得的东西，失去了就不可能再回来的。在瑞士，即使不是世界遗产的那些老房子都改造得非常好，它不是将老房子全部推倒，而是在老房子内部加以改造，使它现代化，附合现代人的生活，但是它的外观、它的形式完全是传统的，一点不变的。 我们国家毕竟是发展中国家，虽然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猛一看，感觉和发达国家的城市没什么区别，那毕竟是少数地区。很多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是有待提高的，所以大家看到的事物不同，比如三峡，游客看见是山清水秀，当地老百姓却觉得是穷山恶水。为什么?那里石头山居多，能够种庄稼的地很少。我在桂林漓江的时候，曾经问当地的政府官员，为什么不把漓江申报世界遗产啊?漓江多美啊，在世界上的名气也不小，经常是某国家的领导人来了中国就提出要游漓江。当地的官员是这样回答我的，世界遗产讲究的是真实性，漓江边上原本有很多与自然风光很和谐的民居，可是有人把它拆了改成瓷砖的。有一所希望小学也建在漓江边上，乘船游漓江，可以看见“希望小学”那四个金字，很显眼。但是建希望小学的地方肯定也是地方财政紧张的地方，这些贫困的地区好不容易有一所学校，你总不能把它拆了吧。 实际上我们已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一个是实际存在的现实世界，另一个则是由媒体等信息构成的世界。现代媒体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真相的窗户。好比我拍的三峡，很多读者都喜欢，那是因为我对三峡纤夫多些敏感，因为我怀着记录、传达真相的目的走访了三峡。传播真相是媒体不可推卸的责任。 记者：您是如何开始拍摄世界遗产的? 周剑生：我决定拍摄世界遗产纯属偶然。1988年，我正在日本留学。一天，在银座的路上匆匆行走，突然看到索尼大楼的墙面上挂着一幅秘鲁的空中城市——马丘比丘的巨型图片。我被那印加帝国遗址的神秘景色所震撼，定住脚久久不能离去。心中有个呼唤：“今生一定要去这个地方”。后来，我知道那是一张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宣传保护世界遗产的广告片。自那时起，我萌生了去拍摄“世界遗产”的想法。这次在苏州大会期间举办的摄影展是我这8年来的一个总结。 记者那您是如何拍摄世界遗产的呢? 周剑生：作为个人自费，要拍摄“世界遗产”这样的大题目，必然要面临两个难题，时间和金钱。在这两方面我并不富有，甚至还远不及他人，应该说是勇气和努力成就了我。在拍摄“世界遗产”的过程中，我总结出一套自己的拍摄方法，每次出行至少要去六、七个国家，这就大大降低了成本。另外是做好案头功课，决不打无准备之仗。在每次临行前，我都尽可能地搜集有关拍摄对象的资料和地图，据此制定拍摄的路线、方法、角度，最后甚至能将地图印在脑子里，一到目的地就按照计划拍摄，速战速决，拍完就走。 省时省钱是一方面，拍摄效果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拍摄原则是宁缺毋滥。世界遗产多是摄影人热衷拍摄的对象，更出现在很多大师级的作品中。我的作品很少与人雷同，这与我的案头工作很有关系。我观摩别人的作品，总是在考虑如何变换角度，尽量避免与前人的重复。 由于资金有限，我经常在拍摄中“土法上马”。比如拍摄埃塞俄比亚的拉利贝拉岩石教堂。教堂建在2600米高的岩石高原上，且入地十几米深，我计划拍摄它的全貌，又不可能用航拍，这时“土法”就有用于。我找来3根竹竿，用布条将其连接在一起，在竹竿顶端绑好摄像机和照相机，雇了几个当地孩子将竹竿撑起，这样做成了一个“单脚架”。就凭着这随风摇曳的“单脚架”，利用摄像机的屏幕取景，用10米长的快门线拍摄，终于拍到了航拍也难达到的效果。 记者：既然这么艰苦，您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您认为拍摄世界遗产的意义在哪里? 周剑生：作为一个海外华人，我认为不仅应向世界介绍中国，更有向中国介绍世界的责任。这些遗产遗迹向人们述说着各自历史的辉煌，展示着人类祖先在创造人类文明上所走过的轨迹。“世界遗产”属于人类共同的财产，它们向人们提示热爱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与理解、尊重他国的文化和历史是不可分割的，教育人们在自己的价值观以外还有其他的价值观，在自己的民族以外还有其他的民族，要他人尊重自己首先应尊重他人，人应该自豪但切莫骄傲。有一次，在马里染上了当地的传染病，我独自躺在小旅馆的床上发高烧。闭着眼，又看到了那徐徐上升环绕在阳光中的烟雾。我想即使自己随那烟雾去了，可我的世界遗产摄影展一定会举办，一定会在中国举办，人们会理解我，我的女儿会以我而自豪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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